迪迪坐在椅子上，听到这些话后，如遭重击。虽然这些话花了好一会儿时间才穿越某种说不清的距离。这是有益的一击，就像骨科医生突然出手而让脱臼的肩胛骨复位。起初并不痛。这一击的力量在渐渐扩散，一圈一圈地越来越大。迪迪（现在）觉得恰到好处——没有其他的词可以形容这种感受。恰好就在这里；恰好在他希望的地方，恰好是他希望的样子。几句平静的话语居然有这种效果吗？排除了某种东西，而使他产生了这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有生以来从未有过。仿佛置身于某种黏稠、汹涌而有弹性的液体的中央。置身于中央，却没有四面受压的感觉。反而是一种舒爽之感。一种令人放松的明朗之感。
那一击从他身上掠过，已经到了数光年之外，（现在）开始有了痛感。泪水夺眶而出。他趴在床上，头顶抵着海丝特的左腿，失声痛哭。他无法——也不敢——去抑制自己，一时哭得双肩颤抖。但是海丝特并没有弯下身来拥住他。她没有坐起来，只是伸出一条胳膊，把手掌放在他不住抖动的肩胛骨之间。
迪迪期望着她的抚摸能给他带来安慰，能平息他温暖的悲伤。但是没有。
“告诉我吧，”姑娘说。
“我不能。”但他其实能。话语使温度下降，使他的悲伤冷却下来，并渐渐不再流动。他擦掉眼泪。“我哭是因为很多原因。为你。为我。还为你刚才所说的话。我这种视力让我多么难受，但愿你能明白就好了。看到一切……几乎所有的一切都那么丑陋，简直令人太痛苦了。”
“你是指你自己。”
“也包括我，当然。”接着说了下去。海丝特显然知道这些话对他的影响。她一定希望这样。迪迪的眼泪（现在）干了。枯萎变干的悲伤。
“所以你才说自己犯了罪。”
如果真是这样该多好！迪迪叹了口气。海丝特知道得那么多，却又什么都不知道。
“对不起。我说过我们谈那件事情没什么好处，但现在我却打破了规矩。道尔顿，跟我说点别的吧。告诉我你喜欢谁或者爱谁。”
“我爱过我妻子。起码我这样认为。我想我也爱我弟弟，在一定程度上。但我们不常见面。可能我并不是真的爱他；只是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我想除了你，我并不真的喜欢谁。”
姑娘没有接话。
“真希望现在能拥抱你。”话刚出口，就意识到她此刻近在咫尺，他完全可以如愿；如果他真想的话。但是迪迪想要的并不是单纯的拥抱，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伸出手去。“我想跟你做爱。”
由于两个人并没有接触，迪迪只好抬起头来。发现它又回来了，绝对不是记忆的捉弄：他昨天见过的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孔又回来了。像死去的动物的面孔，或者像某种从来不该让人看到的内脏。微微颤动，不透明，跟他或任何人都不存在交流。处于隔绝状态。迪迪突然觉得极度不安。不得不站起来在房间里走动。他走几步，转过身，又走几步，不时地看一眼海丝特。她微低着头。
迪迪（现在）怀疑自己对这姑娘的感情了。有些眩晕，他想通过踱步来缓解。迪迪惊恐起来。他在陷入一种怎样的情形呢？他对她怀有一种强烈的好感，没错。但也许主要是同情；就像对他曾经带回家来照顾的一只受伤的流浪猫一样。不是爱情。
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才四点半钟。迪迪打破沉默，开始找借口离开。仍然在走来走去，心里十分难受。虽然感觉到自己这么早离去令海丝特非常失望，但要离去的愿望无法抑制。
“别走，道尔顿。离探视结束还早呢。”
但是迪迪不会仅仅因为海丝特希望他留下而留下。为了不至于太狠心，他编了一个谎言。“我五点钟还有个工作会议。你知道，今天找时间来看你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不是他第一次对海丝特撒谎。
当然，海丝特对“谎言家迪迪”并不是太了解。不过也许她知道他在撒谎，但还是决定把谎言当成实话。她会满足他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的要求。尽管不太友好，甚至很生气，她还是同意他离开。
“但是等一下。”当他站在床边跟她吻别的时候，她拉住了他的胳膊。“再占用你一点儿时间。请帮我梳梳头。通常都是我婶婶梳的，可是她拉得很痛。我想让你来梳。”
“我会迟到的。”
“只需要几分钟，求求你了！”
“好吧。”
迪迪既焦虑又心不在焉地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梳子，在海丝特的床沿坐下。他的外套已经穿上并扣好。他右手拿着梳子，向下梳理着姑娘浓密柔顺的金色长发，左手握住头发的上半截，这样，碰到有缠结的头发需要梳顺时，也不至于一下子拉到头皮里的发根。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一点儿都不痛。真好。”
迪迪因为能让海丝特高兴而感到高兴，马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迪迪。他不禁弯下腰去，嗅着海丝特的头发，并用嘴唇摩挲着她的发丝。
“你不想再呆一会儿吗？”海丝特抓住他的双手。
迪迪的恐慌再度袭来。他一贯的恐慌，因为不能理解而产生的恐慌。他的嘴唇干了，头上、颈后、腋下都汗津津的。他放下梳子，虽然头还没有梳完。
“我得走了，”他固执地说，“很抱歉，因为这是你手术的前一天……”
“没关系。别说了。”
迪迪仓皇而逃。
当然，他（现在）无处可去，因为要到九点一刻才去电视台。最佳方案：叫一辆出租车，返回拉什兰酒店。回去之后，争取睡上几个小时。
但是不要。不要这么快就把自己关进另一个人工合成的狭小空间。迪迪想呆在室外昏黄的暮色里。而且想走一走，尽管他很疲劳。沿着普通的街道，大体朝着市中心的方向走去。迪迪很可能会一路走回去，当然也没有必要提前决定。
（现在）驱动着他的是沉重的情感。所以，不断地迈动双腿会对他有所帮助。一走出医院大楼，他的恐慌就被羞愧所取代。迪迪为自己感到羞愧。这是一种沉重的、玻璃水般的情感，有点像水，但是比水更浓，更黏。羞愧像浓痰一样将他淹没。在昏黄的暮色里，满腹紫色的阴沉思绪。迪迪能够支配的只是力量的影子，他借助这些影子向上挣扎，一把一把地往上攀升，想进入一种明朗的亮光。但他毕竟是在努力，颇有大丈夫气概。必要的时候手脚并用。擦破了手掌和膝盖。不肯言败，也不愿承认面前有无法翻越的高墙。
迪迪这是怎么了？你也许会认为他刚才在医院的时候中了圈套，就像星期天下午在黑洞洞的火车包厢里中了——或者他觉得中了——圈套一样。（现在）并没有人把他逼入绝境。一位漂亮的女人向他示爱，在他心中唤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柔情和渴望。这与圈套不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吗？不如说是一种解放。一种幸福。一种奇迹。
迪迪正朝市中心走去。他一边走，套在粗花呢西服和切斯特菲尔德牌大衣里的两条瘦削而神经质的胳膊一边撞击着腰部以下的空气。他为自己逃离这样的福分而懊恼。为让自己的新爱人痛苦而懊恼。通常情况下，迪迪并不是一个犹疑不定的人。跟女人打交道也很少畏畏缩缩。他在海丝特面前表现得那么古怪，那么任性，一定是与其他一些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事情有关。根据一条心理感染的古老规律，如果一个人在某个特别、具体的问题上认识不清或完全糊涂，到头来就会影响他全部的判断力。
像所有的动物一样，迪迪有两只眼睛。让我们假设他的一只眼睛患了病，或者受了伤。它代表尹卡多纳之死及其相关的谜团。另一只眼睛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器官。它代表他与海丝特的交往以及两人不断加深的联系。面临这样的情形，他怎么还会如此愚蠢呢？居然指望那只视力健全的眼睛不会受到那只病眼的传染。人是双目视觉的生物，用两只眼睛来看东西；两只眼睛同时移动，可以产生立体感。但是众所周知，如果一只眼睛严重发炎或重度感染，或者是受到重创，比如仅仅是一只眼睛因为外伤而导致视网膜脱落，那么，另外那只完全健康的眼睛最后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一种交感反应。
正是对于自身受伤部位的交感，才使他看不清与海丝特的关系。如果不小心的话，他就会毁了一切。正如他一直明白的那样，海丝特与尹卡多纳两个人已经无法分离。他们的命运通过他而联系在一起。好眼睛与坏眼睛，美好的景象与反复出现的噩梦。要想正确地看待其一，他就必须彻底地想清楚如何看待两者。
关于那工人之死。迪迪觉得自己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呢？昨天晚上他去拜访了弥拉·尹卡多纳——只是昨天晚上的事吗？仿佛已经过去了很久——从那之后，他感觉轻松了一些。负罪感减轻了。本来就该如此。那些人简直跟动物没有两样。不应该为他们的命运而浪费感情。正是尹卡多纳那种人才使生活变成了噩梦。迪迪不会有负罪感。他不能那样。他的生活中没有负罪感的位置。因为一旦迪迪让负罪感进入家中，不管是从前门还是从后门，那么到头来就算他的房子再大，那不断膨胀、越来越大的怪物也会把他彻底挤出家门。
关于那姑娘。对那位纤弱、不幸的姑娘，他到底是什么感情呢？也许在他存在不足的方面，她却独有长处，但在他自有长处的方面，她肯定也有不足。这样一想，他的感情就清晰多了。他真是愚蠢至极，居然要逃走！迪迪（现在）相信自己真的爱她。而且他迫切希望让海丝特知道他的爱，只要能给她带来快乐。要让她在明天上午被推进手术室之前知道这一点。
“腿酸脚痛的迪迪”心跳比往常更快，这时已接近市中心了。（现在）可以承认他不需要出租车了。他看到一家银行大门上的钟已经指向六点差一刻，便走进一家杂货店，向卖冷饮的店员打听附近是否有邮局。有。六点差五分来到邮局，站在铺着茶色吸水纸的斜面柜台前写电报。
在他的左边，有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妇女也站在柜台前，她的穿着表明她贫穷而不失自尊；她叹了一口气，将一张黄色电报单揉成一团，再拿一张重写起来。也许是为了要钱。也许是告知某位亲戚的死讯。
迪迪的电报必须在一小时之内送达华伦医院。会由谁念给海丝特听呢？但愿内勃恩太太还没有回去。那么，就只有那位把电报带进海丝特病房的可恶的格特鲁德了。不过，就算是那位爱管闲事的蠢婶婶来朗读他的宣言又怎么样？迪迪没有什么需要隐瞒。
他左边的女人还在艰难地写着。由一笔一划组成字词。再由字词组成消息；可能是坏消息，也可能是求助。迪迪上学时书法课成绩一向是“优”，但写电报的速度却几乎跟她一样慢，他用一支磨钝了的圆珠笔——写字的柜台上用细绳拴着两支这样的笔——十分费力地写着，这其中自有原因。迪迪用钝笔头使劲地在纸上写出一笔一划，仿佛觉得海丝特收到的就会是这张纸。他想写成类似于盲文那样，以便海丝特用指尖摸着凹痕自己阅读。当然，他十分清楚情况并非如此。收到的电报是打印的。必须由别人读给盲人听。迪迪之所以写得这么用力，也许是因为他想把这些字刻进自己心里。
“我爱你。明天上午我跟你在一起。道尔顿。”
迪迪没有回拉什兰酒店。出了邮局之后，他继续朝市中心走去。电报发了出去，走起路来也轻松了许多。如果不是肚子饿了，他觉得自己可以永远走下去。他进了一家很小的中国餐馆，点了一碗馄饨汤和一盘烤排骨，但所谓的汤几乎全是水，而排骨则烤得没有肉了。迪迪拨弄了几下这些难以下咽的东西，然后付账离开。仍然饥肠辘辘。最好不要太挑剔。第二站：一家比萨店。他毫无怨言地吃了一块半生不熟的比萨饼，上面的奶酪和番茄酱寡淡无味。接着又吃了第二块，然后是第三块，第四块。
从八点钟开始，他就一直在距离拉什兰酒店约十五个街区的一条灯火通明的街道上闲逛。
迪迪在用眼观看。“科学已经证明，百分之九十的知识都是通过视觉而获得。”那么剩下的百分之十呢？那些不得不依靠这百分之十的人是否认为那百分之九十是一种干扰呢？由于用眼观看而为真正的知识掺进了杂质？
或者说，用眼观看真有必要吗？是否与“眼睛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水”是同样道理？那用来支撑和保护微型器官的黏性媒介，用来漂浮珍贵而复杂的视觉组织的温和海洋，真有必要吗？
迪迪在用眼观看。有这种必要吗？
这是一条灯火通明的街道，坐落着一处杂耍表演场，一家放映色情片的影院，两座游乐场——里面挤满了穿夹克衫的摩托车手和穿超短裙的姑娘——还有许多店铺，销售的商品包括舞会唱片、粪石烟灰缸、过期杂志、小丑道具、黄色书刊等等。
迪迪在用眼观看。
杂耍表演场和胜利电影院的门口都有大幅剧照，迪迪比较着两处剧照上的乳房的大小。然后在一家书店浏览几本过期的《国家地理》和《银幕》杂志，又在另一家书店翻了翻最新的几期《法律周刊》、《航海月刊》和《梯子》。“偷窥者迪迪”。感觉怎么样呢？有趣？厌恶？好奇？三者都有，但都不明显。可迪迪还是尽力感觉着。在一家新奇玩具店看橡胶怪物面具时，感觉多了几分。当时他试着戴上一张软乎乎、凉津津的弗兰肯斯坦怪物面具，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那缝合起来的波利斯·卡洛夫的悲惨的方形面孔。“怪物迪迪”所开的残忍而可悲的玩笑。“好人迪迪”梦见过的情景……用眼看到的一切使他依稀产生了性的冲动。离开玩具店的时候，迪迪在另一面镜子前停下脚步。欣赏着自己去掉了弗兰肯斯坦怪物面具的侧影。接着转过脸来，面对镜子，绷紧二头肌，然后满意地用右手抚摸着左胳膊上隆起的肌肉。
迪迪逛进一座游乐场。（现在）正在游乐场后部花些小钱玩射击游戏。他此前已经称过自己的体重：比标准体重要轻十八磅。还看过机器算命所提供的卡片。“你将踏上一次重要的旅程。”迪迪不禁笑了起来，把白色卡片塞进了钱包。他还测试过自己的握力。“中等偏上”，如果机器值得相信的话。对一个像他这样面无血色——犹如被长期监禁、未见天日的囚犯——而且骨瘦如柴的人来说，已经算是不错了。他还在一台弹球游戏机上玩了六局。在另一台游戏机上，他测试了自己的驾驶技术。“保险公司风险很大”。迪迪（现在）对这支枪身固定的步枪已经能够运用自如，将在靶区探头探脑的最后十只鸭子全部击中，赢得了奖品。“玩具熊猫，打火机，六只一套的酒杯，您要哪一种，先生？”迪迪选择了玩具熊猫，这是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有一英尺高，两只耳朵又大又圆，脖子上系有红缎带；他拿着奖品上了街。钻进出租车，告诉司机电视台的地址。
结果离那儿其实很近，所以迪迪发现自己到得最早。九点差一刻。今天中午出席过公司午宴的10频道制片人接待了他，并问他是愿意在接待室看电视等候，还是去里面看看几个演播室此刻正在干什么。“我进去看看吧，”迪迪说，“这东西该放哪儿？”指的是熊猫。他没有做任何解释。
“放在接待员的桌上吧，”制片人有些犹疑地回答，“行吗？她晚上回家了。”
迪迪心里想，不知道对方是否会问他从哪儿弄来的熊猫，或者为什么带着它。他放下奖品。然后跟着制片人穿过两道旋转门。“安静”。沿着走廊，来到迪迪的导游所说的“我们的一号演播室”。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天花板有两层楼高，各种照明设备纵横交错，在房间的一头，本地社区剧团正在为电视网录制今年春天大获成功的《长日入夜行》，制片人称，该节目将于下月在地方台播放。迪迪透过宽大的窗户往里看去。很难看清演员甚至布景，因为摄影师为了拍特写而将那些黑色的机器不停地推来推去。由于站在玻璃墙的这一边，迪迪所看到的只是一部无声的哑剧。不过，他在百老汇看过这部戏，也看过电影，所以很快就明白演员们现在表演的是哪一段。他不仅记得这一场的大意，还记得一部分台词。这部戏——尤其是这一场——曾经让迪迪深受感动。以剧作家自身为原型的有才华的弟弟终于责备起堕落的哥哥，让他直面自己失败的人生。怀着爱，同情，还有憎恶。不过，比起迪迪兄弟之间的僵局，这几乎不算难事。是迪迪该责怪保罗呢，还是保罗该责怪迪迪？
接着来到我们的二号演播室。一个小得多的房间。“我们正在录制十一点钟新闻的一部分。大部分新闻都是直播，只是有时候要用一些纪录片。他们正在为此计时。”是那同一位播音员吗？
没错。在宽敞的隔音间里，那位表情呆板的播音员正坐在播音台后，他的左边有一幅世界地图，右边是一个屏幕；就在四天前的晚上，迪迪曾经伸长耳朵，极力听清他说的每一个字。那个星期天的晚上，那张面孔在电视机的玻璃屏幕上模糊不清，无数细小的线条构成了它的特征。而迪迪（现在）看到的则是那人的真实面孔，是有血有肉的面孔。虽然中间也隔着玻璃。因为他们之间横着一面长方形的大玻璃墙，迪迪在墙外，播音员在墙内；但是，玻璃本身起码并没有改变那张面孔。
“能听到他在说些什么吗？”迪迪悄声询问身旁的制片人。
当然。制片人按下演播室门边的一个红色按钮。
果然，传来了那个拿腔捏调的不自然的声音。尽管是播音员本身的声音，但在迪迪听来，却与他躺在拉什兰酒店的床上看电视时听到的没有两样。也许不该归咎于走廊的放声效果。别忘了，这是一个原本没有新闻、没有消息却偏要播报新闻的人的声音。他今晚有新闻了吗？还是没有。只是接着谈谈那场不可告人的战争，其中不存在领土变更，每一场胜利的唯一标准就是小骨架的黄种人尸体的数量；在战斗之后，那些尸体要么被凝固汽油弹烧焦，要么被弹片打烂，它们蜷缩或平躺在地。有待清点。播音员报出那些惯常的毫无意义的数字，用无聊的同义反复重复着老一套的自以为是。带着满脸严肃的神情。说出一连串的谎言，但都是冠冕堂皇的可怕谎言。
制片人告辞了，留下迪迪独自站在二号演播室的窗外。迪迪把脸贴在玻璃上，凝神细听。如果有人请迪迪发表演讲的话，他（现在）就可以侃侃而谈。有一肚子的话想一吐为快。可是针对谁呢？令他厌恶的对象太多了，其中包括他自己。“自责的迪迪”。可这个世界上不对劲的不只是他。
播音员已经站起身，正用一根长杆指点着播音台后的地图。
迪迪满腔渴望；而且一时无法抑制。人们该怎样满足对于自我纠正的渴望呢？在播音员发布的谎言和空洞言辞的刺激下，迪迪将再一次尽力投入那纠正自己情绪的无尽使命中去。
接着，播音员针对出现在他左边屏幕上的一张静止的照片在说些什么，照片上有位美国士兵在审讯一个十几岁的敌方俘虏，俘虏跪在地上，被蒙住了双眼。但是迪迪已经没有在听了。
想到自己国家的所作所为，想到它对一个无力自卫的弱小民族正在进行的大张旗鼓、旷日持久的谋杀，而这只是本世纪一系列的历史性暴行、一系列难以想象的罪行中的最近一次，迪迪不禁觉得，自己在过去四天里因为仅仅一个人的死亡而承受的痛苦（现在）看来简直是不足挂齿。作为发生在这个星球、这个年代里的一桩事件，迪迪的行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现实的大环境相比，它会显得无足轻重，远远不够职业水准。而他痛心疾首的忏悔则无异于小题大做，自以为是；充其量也只是文明过头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愚蠢而可爱的弱点。“邪恶的迪迪”必须明白自己的过失微不足道。这样做并不意味着迪迪在为自己失手打死尹卡多纳寻找托词或推卸责任。杀了人就是杀了人，它会成为情感上难以抹去的可恶污点。因为人死了不能复生。
道尔顿·哈伦不再是“好人迪迪”，就算他曾经如此的话。这一点不妨承认。不过，仍然可以想一想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生的那些更加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那些杀人犯从来没有经受良心的任何谴责。他们干吗要良心不安呢？如果杀人是为了自己的祖国，那么，即使你每小时杀死一百个尹卡多纳，人们也会为你欢呼呐喊；不仅砸烂那些有时能够自卫的男人的脑袋，而且掏出女人的内脏，还把孩子扔出窗外。只有极少数杀人者才是例外，他们的内心会产生负罪之感——即使他们的行为得到赞扬，即使因为履行职责而受到祝贺。而其他人，比如迪迪，则没有得到授权，他们远离那个杀人是时下受人尊敬的行当的舞台，不过也得扮演相应的、容易上当受骗的角色。迪迪就是这样。尽管他原本知道不该是这么回事。
为了获得与邻居和睦相处的可疑回报，迪迪吞下了可恶的诱饵。将判定善恶标准的古老谎言当成了自己的真理。
迪迪之所以折磨自己，并非因为一桩导致了他人死亡的暴力之举；如果被警方发现的话，他会被处以死刑，或至少关进监狱。而是因为他没有与一名英雄或职业杀手相关的职位或身份。是因为没有一项事业。是因为缺乏一种神圣化的公共目标。是因为自己仅仅杀了一个人，而不是大肆屠杀。
迪迪透过玻璃，望着那位表情呆板的播音员，庆幸自己又想起了周围的世界。他可以更清醒地看待自己星期天所犯下的罪行。同时也可以更清醒地看待自己良心所受的煎熬，这一点更为重要。
“受过良好教育的迪迪”不是多年前就明白了所有这些道理吗？像他这种一贯性情温和的人奢侈地信奉自我惩戒的道德主义，从中受益的只会是那些强大的、从事民族大屠杀而被视为神圣的人。这会巩固他们的权威。让他们更安全无虞，更不可侵犯。今天，谁也没有权利对这类事情保持天真无知，迪迪为自己的无知而惭愧。在尹卡多纳的问题上，付出的真是无谓的痛苦。在海丝特的问题上，险些葬送了自己的爱情。
门“嘎吱”一声被推开了，进来的人似乎轻手轻脚，但脚步声仍然比较沉重地落在地毯上。休伯特那个身材魁梧的儿子詹姆斯·瓦特金斯走了过来。“你好，哈伦，看来你早到了。”迪迪机械地挪动双腿，从正在大玻璃窗另一边面带微笑、漫不经心地播送种族灭绝消息的播音员那儿转过身来。伸出手去。“你好，瓦特金斯先生。”离开走廊，来到接待室。康明斯基也到了，正舒展身子靠在长沙发上，翻看一本旧的《生活》杂志。“我想其他的人随时都会到的，”瓦特金斯一边说，一边搓着干燥、发红的双手。一种习惯性动作。
迪迪拿出一支烟，坐了下来。“给我也来一支，行吗？”康明斯基说，“我打算戒烟，所以没有再买。”迪迪点点头，将烟盒递过去。“喂，哈伦，你有没有看到我在《美国显微镜协会会刊》上新发表的文章？”迪迪说没有。“哎呀，幸好我想到今晚带了几份复印件过来。”康明斯基左手夹着未点燃的香烟，右手拿着火柴。他把烟塞到嘴里，开始将一只手探进外套里面的口袋。用错了手。难道康明斯基忘了自己是右撇子吗？他显然是右撇子。最后，他不得不将火柴也放到一边，这才从口袋里掏出论文，塞进迪迪手里。“谢谢，”迪迪说。
几分钟后，里格尔和迈克尔森走进门来。（现在）我们已经全部到齐，准备就绪。里格尔和迈克尔森两人情绪很好，迪迪猜测他们是从里格尔家来的；迈克尔森被邀请去里格尔家吃饭，在那儿吃了一顿放有太多调味品的丰盛晚餐，而他自己则是里格尔那位一向缺乏魅力、仍然待字闺中的女儿的开胃菜。进门的时候他们似乎还在谈论艾薇。“喂，亚历克斯，”康明斯基朝迈克尔森喊道，“你有没有看到我在《会刊》夏季号上发表的文章？”迈克尔森摇了摇头。“等一等，我给你带了一份。马上就好。先别走，就放在我口袋里。”
迈克尔森对这份礼物没有丝毫鼓励的表示，只是一屁股坐在长沙发的左边。迪迪（现在）坐在中间，尽力不让康明斯基上下挥动的胳膊肘撞到他的右侧。因为康明斯基不得不又一次暂时放下手里各种有用的东西，这些东西似乎自然而然地又成了障碍。从大厅的饮水机那儿取来的一纸杯水必须稳稳地放在窄小的沙发扶手上；一份《信使公报》放在一边膝头；一支没抽几口的烟插在沙发旁的一个有支架的金属烟灰缸里。康明斯基一只手伸进外套里面，使劲地掏着。几乎就像在笨手笨脚地脱衣服。犹如一个等不及要小便的人却发现自己裤子的前门襟是不熟悉的纽扣，而不是平常的拉链。
迪迪对康明斯基这么笨拙而热情地推销自己感到好笑。天生的收藏家的执着。康明斯基是迪迪最近遇到的又一位收藏家，不过他收藏的不是细小物件或战利品，诸如邮票或贝壳之类。眼前这位只是收藏自己的观点，然后迫不及待地将印有这些观点的印刷品散发出去，哪怕别人毫无兴趣。他提供的不是真品，不是有价值的原件，不像集邮爱好者进行真正的邮票交易。或者贝壳收藏家进行真正的贝壳交易……更像是纪念品。
我们（现在）全都坐下了。在长沙发的对面，一左一右两个角落里各有一张舒适的单人沙发，分别为瓦特金斯和里格尔这两位长者所占据。长沙发上则坐着三位年轻人。迈克尔森接受了论文并装进口袋。康明斯基又在看报纸。迪迪只是身在其中而已。尽力做到身在其中。
稍等片刻之后，《咱们的社区》制片人进了旋转门来到接待室，一条胳膊搭在播音员的肩膀上。“所以，尽量把这一条也加进去，好吗？”
“好的，”播音员说，“一小时后见。”然后推开前门。
“再见，伙计。”播音员关上门走了。制片人转向这五个人。“都到了吗？”脸上堆满了笑容。“太好了！我们去排练室吧，以便马上可以开始……”
“我看不如就在这里开始讨论，”里格尔说，他几乎是一字一顿，好让自己在说话的间隙还抽上几口雪茄。“我们一会儿还有人来。然后我们再进去。”他又吧嗒了几口雪茄，似乎在强调他的座位很舒适，同时表明他的身体不愿意挪动。
迪迪顿时猜出了里格尔的心思。他想好好为难一下制片人，看他如何反应。
制片人会如何反应呢？“当然可以，里格尔先生。”哦，不过如此。制片人输了。里格尔喜欢心血来潮，而且瞧不起那些连起码的反抗都没有就遵从他的人。制片人正好犯了这样的错误。甚至问都不问，他就依着里格尔而改变了计划。里格尔肯定想干一仗。难道他不明白自己已经赢了吗？
但制片人有一位盟友。瓦特金斯不怕争吵，而且喜欢跟里格尔唱对台戏。“得了，霍华德，干吗不告诉我们还有谁要来呢？”瓦特金斯手里握着一支没点燃的烟斗。
里格尔面不改色地转向他。“是一个惊喜。”
迪迪心里想，来的会是谁呢？里格尔没有告诉任何人就给节目增加了一个人吗？难道是他所看重的某位新来的年轻人，公司里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或者只不过是里格尔心爱的女儿艾薇，被四处兜售，永不放弃地期待有朝一日哪位年轻人会发现她独具魅力？
当然，制片人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事情到了哪一步。他仍然很乐观，也可能仅仅是迟钝，一心忙着安排我们的临时工作场地。试图通过这种安排来显示自己的权威。他出去了片刻，回来时带了一把金属折叠椅，把它放在接待室的中间。接着，他骑坐在椅子上，双臂环抱住椅背。
“好了。”他逐个打量着每一张面孔。“我想你们一定都明白，我们希望这档节目的气氛尽量轻松。《咱们的社区》是每月一期的公众事务节目，由市区商人协会出资赞助，目的在于让收看10频道的本地观众更好地了解自由企业制度，了解美国商人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承担的责任。贵公司是本地历史最久、声誉最高的企业之一，上本节目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事实上，我都不明白我们的节目为什么没有早些请到你们。”
迪迪明白。公司管理层一贯认为，向普通民众展开公关对销售根本就毫无益处，这种情形直到不久前才有改观。瓦特金斯和里格尔（现在）同意与《咱们的社区》做一期关于公司的节目，只是进一步表明，在过去的一年里，管理层的平静局面受到了多大的冲击。
“不管怎么说，现在请到你们了，”制片人继续说道，“我们真的很高兴。但我们本周六要做的节目与我们在上一期的‘本月企业’中介绍白宫百货商场的节目不一样。百货商场无人不知。或者人人都自认为知道。而显微镜却是很专业性的东西。我的话没错吧？”
“接着说，”里格尔说。他看了迪迪一眼，迪迪移开了视线。“你的意思是说你对显微镜不大了解吗？”
“嗯，一旦涉及科学，我们这些外行人全都不相上下。里格尔先生，我想要说的是，恐怕我们这不是教育电视。尽管天知道，我倒宁愿是教育电视。”
“听着，哈维，你有什么话就明明白白地直说好吗？”里格尔蹙着眉头说。
哈维是这人的名，还是他的姓呢？迪迪（现在）忘了这位制片人到底是叫哈维还是姓哈维，只见他在金属椅上动了动身体。“其实很简单，没什么可担心的。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的节目是由别人出资赞助的。而你们知道，赞助者希望观众开心。”说到这里，他自己脸上堆起了笑容，似乎在展示他设想中的观众具体开心到什么程度。“人们收看节目时能有所教益也不是坏事。但是，他们在看我们的时候，还应当得到乐趣。”
“我们？”
“嗯，里格尔先生，我显然得把自己包括在内，因为我有幸在节目中担任你们的主持人。说到这里，我正好解释一下我打算怎样做。诸位也就可以明白你们将怎么做。”
“说吧，”瓦特金斯和颜悦色地说。迪迪注意到，老头子只要发现里格尔对什么事情感到恼火，便刻意显出和蔼可亲的样子。
里格尔的确很恼火，这毫无疑问。迪迪心里想，人们生气的理由未免有些古怪吧？这位不知道是姓哈维还是叫哈维的人并没有怎么冒犯里格尔。当然，他是个没有城府的傻瓜。但是，里格尔平常接触的人大多都是这样。为什么唯独跟这一位过不去呢？人与人之间有时会没来由地陡生反感，这是怎么回事？当一个人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存在或者因为人品、气味、长相而不是因为具体做错了什么事情，而在无意中引起别人反感的时候，他是否总能心中有数？如果这个人的直觉正常的话，就应该知道。迪迪的直觉出了问题：当他在铁路上闯进尹卡多纳的工作场所时，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引起了对方的反感。而尹卡多纳的直觉系统可能很正常。他可能知道自己同样引起了迪迪的突然反感。而且正因为知道，才开始用愤怒和敌意来回应——早在迪迪明白自己的感受之前就先发制人。他是怎么知道的？是摸到了？还是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