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伙计，”吉姆说，“我想我真的陷在这儿了，你知道，被称为什么优秀员工。等到我为公司服务三十周年的时候，里格尔会送我一块手表，而做手表用的金子此时此刻正在玻利维亚的丘陵里由哪个可怜的笨蛋开采着呢。哦，我才不会为了那玩意儿而死熬下去。生命太短暂了。这话我只跟你说，可别传出去：如果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形势还没有好转，没有根本好转的话，我就要跳槽了。我有硕士学位，应该不会太难。最好不是太难！我还有老婆和三个孩子呢。”
“你真幸运，”迪迪说，“但愿我也有老婆和三个孩子。”
“没错，我是很幸运。这个我知道。但是有时候，我还但愿不是这样！真的！看看你的情况吧，道尔顿。假如公司不彻底倒闭的话，你可能会挺过裁员关。也许我夸大其辞了，也许还不到那一步。但如果他们要我们勒紧裤带，你也不至于太窘迫。如果事情仅限于不马上提拔你，你也等得起。除非你得到机会另谋高就。”
迪迪耸了耸肩。
“再说了，”吉姆咧嘴一笑，“也可能到头来你会娶里格尔的女儿或他们家族别的哪个娘们儿。到时候你就苦尽甘来，用不着流臭汗了。”
“我倒是希望再婚，”迪迪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艾薇·里格尔不是我心目中的类型。”
“你有意中人了？”
“也许吧。”
“不想谈论她，对吧？那好，我也就不打探了。”
迪迪（现在）的确觉得幸运。就连吉姆善意的无聊话也没有像以往那样令他反感。
“不管怎么说，道尔顿，你知道，我之所以发牢骚，不是因为公司待我刻薄。看到公司的经营状况，我恨不得要发疯。”
“哦，他们其实一直都是垄断。而现在将不得不放弃了。”
吉姆没有接话。
“我们来教他们怎么竞争吧，吉姆，”迪迪说着，笑了起来。“来自曼哈顿的年轻的商业天才身穿乙烯基宇航服，打入死气沉沉的北部城市，揪着那些老顽固的鼻子让他们退位，再坐上他们的摇椅。在接管自己选中的困难重重的老牌企业后，他们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顿，提出一套新的——”
“你是在拿我开心吧，头儿？”吉姆好脾气地说。
“是呀，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也在拿我自己开心。”
“快看！”吉姆一边挥手，一边喊了起来：“在这边，伙计们！”凯茨和那位不知道叫什么的同事——也就是来自纽约办事处的另外两位代表——刚刚走进酒店的餐厅。他们来到迪迪和吉姆的餐桌，一道喝起了咖啡。迪迪说要告辞片刻。匆匆上楼拿起公文包。十点差一刻时，四个人一同来到酒店门前，有辆黑色豪华轿车正在这里等着我们，开车的是一位中年人模样的东方人，穿着一套深蓝色制服。司机座一侧的前门上有个小小的穹顶形标志，上面是天蓝和金黄两色；除此之外，车身全是黑色。像是灵车，迪迪心里想着。不过他并不介意。
“该怎么称呼你，小伙子？”吉姆问，同时将一只手搭在司机的肩膀上。
“老张，”那人回答。吉姆朝其他人眨了眨眼睛，然后在座位上坐好。
迪迪坐的是折叠式座位。不是很舒服。由于脊骨发痛，他花了好一会儿才找到合适的坐姿。侧着身子，面朝轿车的后门。他的两条长腿弯不过来。但是因为这个座位不一样，几乎像是后来加装的，迪迪觉得自己得到了某种特许。另外三个人并排坐在他的左边，正说着一大堆毫无意义的废话，而他不需要用更多的废话来应答；他的话肯定会像黏乎乎的太妃糖一样令人难受，或者像咀嚼过头的泡泡糖一样寡然无味。艾伦、凯茨和那位不知叫什么的同事并肩坐在柔软的灰色皮座椅上。三人之中，吉姆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也不比其他两人更有同情心；迪迪不喜欢另外两个人，也不喜欢吉姆。此前的好感都消失了。坐在折叠椅上的道尔顿·哈伦先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人际关系的严格标准，虽然生活不曾给他任何承诺。他知道，一对三的闲聊不可能完全是关于生意、文件和会议方面的话题，那个话题固然乏味，至少有其必要性或者合理性。但对方人数太多，已经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谈话。一对三的交谈不会于任何人有益。这种谈话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启发，只有一对一才存在着可能，在可能的情况下。只有一对一才行。
很准时。我们从西北方向驶离市区。几分钟之后，汽车就穿过了乱糟糟的闹市区——街上到处都是电车轨道，车辆拥堵不堪；不谐调的房屋和穿插其中的建筑工地构成一幅杂乱无章的景象。
这是十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一的上午，风和日丽。我们（现在）正沿着耗资不菲的平坦柏油路在宁静的住宅区行驶；放眼望去，既没有不规则的建筑，也没有不合理的空地。街道两旁是宽阔的坡状草坪，一幢幢房屋彼此间隔较远，它们已经有六十到八十年的历史，全都得到精心的维护，风格也大体相同，看上去赏心悦目，但最初的对称性遭到了破坏，因为每一幢房屋都加盖了一间可以停放两部车的车库。
“这就是本地四百首富的城堡了，”凯茨挖苦道。
“不知道这儿的中国城在哪里，”吉姆像在舞台上耳语般地说。
迪迪因为心情矛盾而几乎无精打采，所以没有介意吉姆令人不快的无礼之语。而且发现自己（现在）也可以容忍凯茨了，此前他还决定回纽约办事处后尽量少跟他来往。凯茨的挖苦暴露了他的性格，让人对他了解了几分。既然坐在舒适的第三个座位上，凯茨为什么还要不安地动来动去？是因为看到这些平常的小康住宅才坐立不安吗？凯茨可能是在布朗克斯贫民区的公寓楼里长大，除了围着高高的防风墙并标有“XX号”的水泥场地之外，没有地方可以玩耍。也可能是在又脏又乱的街区的人行道上玩耍，得时刻担心球会砸破别人的窗户，招来主妇们——也包括他自己的母亲——的破口大骂。对嫉妒者不要苛求。庆幸你自己拥有——或曾经拥有——值得别人羡慕的东西。迪迪会很大度。他小时候很幸运，什么都不愁。有足够的空间——绿色的空间——可以玩耍。因为迪迪是在爬满常青藤的大宅里长大，就像他们（现在）路过的房屋一样，而且老家的街道也是这样的林荫路，城市也是这样不大不小。那都是战前的事了。后来，那些生活优裕的老街坊虽然看上去志得意满，却难掩他们忐忑不安的神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老家终将躲不开被夷为平地的命运。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公寓楼、经济住房和供人们打发生命的简易房。
不过眼前的这些房屋也许不会被推倒。在今天的迪迪看来，这些小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堡垒几乎坚不可摧。汽车从宽阔的、人车稀少的柏油路上驶过，马路两边就是那些房屋。它们（现在）很宁静，挣钱的父亲和上学的孩子都不在家中。只有身为母亲和妻子的主妇及其佣人在操持家务。已经十点差五分了。再过两个小时，孩子们就会放学回家，他们或者一路奔跑，或者大步流星，或者缓缓而行。会有像玛丽一样的什么人做好午饭，摆好餐具。有些做父亲的也可能会赶回家中。
“不介意我打开窗户吧？”迪迪问。天气不错，很暖和。迪迪渐渐觉得坐车走上这一趟也不错，可以透过车窗，看看那些自视清高的房屋和秋天里深红或黄褐色的树叶。
他不排斥那些房屋。怎么能排斥呢？那不等于排斥他自己吗？迪迪也不觉得住在里面的人有什么可笑。商人与商人的妻子。律师与律师的妻子。牧师与牧师的妻子。像他父亲一样的医生与像他母亲一样的医生的妻子。像约翰叔叔一样的当地中学校长与像艾丽丝婶婶一样的中学校长的妻子。即使在想象中，他也没有瞧不起他们那些娇生惯养、衣食无忧的孩子：骑着车轮又窄又坚实的闪光发亮的英国自行车，在唠唠叨叨忠心耿耿的爱尔兰保姆的照看下，去上每周一次的钢琴课。迪迪总不会瞧不起他自己吧？
我们在一个铁道口停了片刻，然后，随着一阵猛烈的颠簸，我们穿过铁路，驶入一片不太繁华的街区。映入眼帘的都是两三层楼的木屋，门前只有一个小院；还有些小杂货店和二手车停车场，以及位于城市周边的仓库。街面变得坑洼不平，路边能停车的地方都被占满了。迪迪瞥见一个天蓝和金黄两色的东西，但一转眼就消失了。这里的视野不开阔。除了小汽车之外，街上到处都是慢腾腾的大卡车；有的卡车为了卸货而与路边的车辆并排停靠，几乎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黑色豪华轿车（现在）开慢了，但迪迪可看的东西也更少了。前方就是狭长而低矮的厂房。吉姆鼻子一哼。“我们到了！不管你是否做好了准备。”汽车进了大门，无须——反正也没有——停车等门卫放行；门卫一动不动地站在小岗亭里，就像假人一样。我们一溜烟地进去了，迪迪没来得及看清他的面孔。不过还是注意到，他身上的制服与我们司机穿的不一样。皱巴巴的，不怎么精神。迪迪上次来的时候，开车到拉什兰酒店接他的公司司机穿的不是和门卫一样的棕色制服吗？而今天的司机却穿着海军蓝制服。关于这一点，迪迪可以说也许是自己记错了。但是，他很肯定上次那位司机不是东方人。
我们驶上景色优美的长长的车道。在工厂的正门前停了下来。无法再往里开了。“谢谢你，老张，”吉姆说，仍然像先前那样想拿那人的名字开玩笑，不过也可能只是在套近乎。迪迪没有开玩笑。开灵车的东方人并不多，对吧？而这人开灵车的话肯定也会很不错。是一位谨慎而机灵的司机。无法想象他会撞上什么人；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故，就算完全是别人的责任也不会。
下了车。眼前是一幢三十年来一直都不谐调的楼房。
曾经是一座砖混建筑，刺眼的深红色。共有四层楼，窗户又高又窄，深嵌在厚实的木窗框里。青灰色的坡状屋顶。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又加盖了两座长形的厢房或附楼，在它们的基本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之上，刷了一层薄薄的灰泥；在灰泥上面，又刻了一些难看的月牙形图案。灰泥原本是白色，（现在）变成了脏乎乎的黄白色，犹如被泥浆和小便弄脏的香草冰淇淋的颜色。附楼共有三层，每层都有一串低矮的玻璃窗。上面是平顶。
迪迪蹙了蹙眉。最早的主楼加上了两个难看的大括号。把大楼给毁了。但也许并没有全毁。取决于你怎么去看了。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认真细致地观察才能发掘美。难道不总是这样吗？缩小观察范围，只看局部。更容易辨别美与丑、生与死。
迪迪可以缩小自己的观察范围，只看大楼的中部。中部是非常典型而漂亮的维多利亚式工厂风格，公司的所有办公室、实验室和展示室（现在）都在这里。车间已经转移到了附楼。而最难看的建筑则是一栋自五十年代以来就被用作仓库和货运部的楼房，它位于工厂的后部，谢天谢地，此刻不在迪迪的视野之内。
有辆轿车在我们后面停了下来，吉姆正在跟从那儿下来的几个人打招呼。迪迪站在一旁。一边等着吉姆，一边抬头看去。不只是看万里无云的蓝天。
在老砖楼之上，有个天蓝和金黄两色的穹顶，那是工厂创始人引以自豪的创意。当年从波士顿请来的建筑师画好图纸之后，艾莫斯·瓦特金斯（1834—1909）却坚持要他重来，以便加进一座小教堂。每天中午和下午晚些时候，工厂的全体人员，从职位最低的门卫到公司的所有负责人，都要集中起来开祷告会。
到本世纪之初，他的儿子休伯特（死于1931年）拆除了教堂。将长凳和祭坛清除一空，但留下了绘有工业革命胜利故事的彩色玻璃窗，然后，艾莫斯的儿子让人添置了办公桌和文件柜，将公司不断扩大的财会部门的人员（多为女职员）安置在这里。1928年，有人告诉休伯特，那巨大的拱形空间可以得到更巧妙的利用。于是财务部迁出，公司的研究与技术开发部的主要实验室迁入。而穹顶还在，永远暗示着一个恰巧缺少了的十字架。立于那座（现在）已不复存在的小教堂之上。
现任的瓦特金斯掌门人是休伯特的儿子（1914—），他只知道实验室。他祖父的教堂是老辈稀奇古怪的荒唐之举。根本就不是真的。在方形大机器和技术员的长形工作台之间的狭小过道里，还能看出原先的地面，已经磨得很光滑了；固定长凳用的螺钉所留下的坑洞早已填平。彩色玻璃窗从里面拴住了，然后挂上一道厚重的茶色窗帘，以便使用那可靠的、始终如一的人造光源。
迪迪与三位来自纽约的同事一道，从老楼铺有地毯的大厅走过。时而跟自己认识的洛杉矶办事处的几位同行挥挥手，时而朝楼里的员工点点头。四人向接待员报了到，受到对方的笑脸相迎，然后朝电梯走去。电梯左侧有两扇宽大的木门，当年全体员工就是从那里进入过去的教堂。（现在）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进入。也就是“研发部”。迪迪会像往常一样找个时间进去看看。
我们站在电梯门口，在迪迪看来，这部电梯犹如从大楼中央垂直穿过的钻孔。一个也许可以直达穹顶的钻孔。（现在）能上那儿去吗？这些年来，迪迪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现在是时候了。他有了一个小小的主意，一个借口。工厂每周三的十一点接受公众的参观，迪迪准备建议增加参观穹顶这一项。完全合情合理。因为穹顶已经成为一种公共关系资产。瓦特金斯的第三代掌门人早就注意到，穹顶（现在）只是一颗失去了身躯的脑袋，一种立于繁忙而世俗的大楼之上的毫无用处、装模作样的宗教饰物，他不愿听之任之。脑袋与身体很不相称。休伯特的儿子本想为大楼斩首，后来又决定缓期执行。让无用的穹顶发挥新的作用，一种绝对世俗的作用。穹顶四十年来第一次重新镀金，被确定为公司的象征。从那以后，瓦特金斯公司生产的所有显微镜上，公司所有的办公用品和业务报表上，公司所有车辆的车身上，零售品的包装盒以及运往经销商的装有仪器的集装箱上，全都印有一个彩色的穹顶图案，而在广告中则尤为突出。瞧！开电梯的女值班员的衬衣口袋上就绣着穹顶的图案。那位东方司机的制服上呢？迪迪没有注意。
电梯门关了。缓缓上行。会议室在三楼。
不过，赋予穹顶这种用途，也许是一种不敬呢？让死者安息，让被取代的东西安息吧。把穹顶改为公司的标志是四十年代中期的事情，当时的战时政府合同给公司带来了三倍的利润。在确定标志不久，公司才从大幅度增长的利润中拨出一部分用于修建（现在）位于老楼两翼的大型附楼。附楼很大，很难看，相形之下，穹顶似乎比过去小了许多，而且气势大减。（现在）成了一座微型穹顶，成了昔日荣光的小型遗迹。成了一种小摆设。
尽管因为不断粉刷而总是金碧辉煌。很远都能看见。
不过在迪迪看来，印在信笺抬头、显微镜以及整版广告上的小图案是一回事，而这个具有奇特历史的大型实物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迪迪一直信奉精神独立，虽然这种信仰也有摇摆的时候；在效力于公司的十年里，他对穹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艾莫斯·瓦特金斯给建筑师最初的图纸所添加的创意表达了一种奇思妙想，迪迪所欣赏的就是这一点。就像当年，正是某种奇思妙想才有了独具创意的草图，才有了显微记录仪的诞生。
居然会想到将两种截然不同的装置同时融于一件小巧、高性能、易操作的工具之中。那是1900年前后，艾莫斯的这个主意真是大胆的构想。当时的照相机又大又笨，还是一种相对较新的装置：让人提心吊胆地置于高高的三角架上。而十六世纪晚期就已存在的显微镜则是——而且始终都是——小巧精致：稳稳地安装在马蹄形底座上，放在任何桌子甚至窗台上都可使用。瓦特金斯坚持认为，把这老贵族与暴发户联合起来有其可行性。一大一小。于是策划了一场古怪的联姻。
那光彩夺目的、有趣的穹顶很不和谐地矗立于朴素的砖混建筑之上，它是老艾莫斯的精神的体现。不是典型的老式新教徒那种不由自主的信仰。在迪迪的想象中，瓦特金斯是一位真正的虔信者。他的虔诚并不在于他一直是教会的中坚，从不拖欠宗教什一税，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慷慨捐赠，要求他的所有雇员既工作也祷告。甚至不是那种毫不费力的空洞虔诚：让贪婪的人相信致富是一项义务，会令神愉悦；为此必须向上帝感恩，就在他们劳作的场所感恩。而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虔诚。老艾莫斯一定是对自己也很虔诚，一定感到自己很幸运，有福气。这才是穹顶所表达的含义。生产有用的机器，牟取大量的利润，并固执地、光明正大地以此为乐。以身为自己而快乐：不仅是一位精明的美国商人、狂热的卫理公会教徒和共和党人，还是个功成名就的怪人。一个我行我素的人。
正是坚实的穹顶所纪念的那种自我欣赏的精神，才一直让迪迪感到着迷。在迪迪看来，爱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对那些能爱自己的人，那些能肯定自己生命的人，他总是羡慕不已。迪迪对自己并不虔诚，但他敬仰单纯的幸福所留下的遗迹和线索。敬仰一个不是栖身于生命之中而恰恰是生命本身的人的远见。“虔诚的艾莫斯·瓦特金斯”有了自己的追随者。在这种经过调和的意义上，迪迪也成了“虔诚的迪迪”。
电梯里挤着六个人，（现在）正经过二楼。因为芝加哥办事处有个人与哈伦、艾伦、凯茨以及那位不知姓什么的同伴一起上了电梯。我们在大声聊天，但迪迪一言不发。困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让迪迪心中感到既踏实，又有些麻木。别无选择。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保持身体的笔直，不要碰到别人，也不要让别人碰到自己。
迪迪但愿电梯能一直上升，直达穹顶。并停在那里。他可以最先出去，然后粗暴地把其他人关在里面。如果不那么粗暴的话，他也可以让电梯不等自己就直接下到三楼。还有一种可能：电梯也许会卡在楼层之间。灯光熄灭了，原因不明。同行者中肯定会有人惊恐万状，但迪迪会保持镇静。他会主动要求去找人帮忙，于是让吉姆把他托起来，奋力推开电梯顶上的天窗。双手抓住缆绳往上爬是一件脏活；因为电梯的吊缆上满是厚厚的油污。但是，只要有必要，“爱干净的迪迪”就会在所不惜。直到他爬上穹顶。把电梯里那黑暗的方形小空间留在竖井的下方，电梯无法动弹，里面挤满紧张的乘客……不管哪一种情况都行，只要他能独自去穹顶。
一旦可以独自探索穹顶，谁知道迪迪会发现什么呢？一个由厚实的木板所遮蔽的宽敞凉爽的地方？或者它外面的一层薄板已经被阳光晒透，从而使里面密不透风，又闷又热？
也许迪迪会发现他并非独自一人。也许会碰到一位工人在维修穹顶内部；换掉破损和朽烂的木板，钉上新的支柱。也许迪迪起初并没有看到那位工人。所以会以为整个穹顶都属于自己。直到他注意到一个很小的出口，个子大的人可能很难钻过去；他朝穹顶外面望去，看到那工人十分危险地站在一个晃晃悠悠的脚手架上，脚边放着桶和刷子，他正在给穹顶外部重新刷上必要的天蓝和金黄两色。迪迪只想去看他干活，看他怎么干。不会打扰他或问他问题，也不会有突然的动作，以免吓着那工人，使他一失足摔下去。那可摔得不轻，相当于从六楼一直摔到地上。必死无疑。工人的尸体趴在下面的草地上。软绵绵的，血肉模糊。
迪迪知道自己是中了什么邪。知道工作时间不应该这样胡思乱想。因为他正与另外四位与会代表共同置身于这个小空间里，置身于（现在）正停在三楼的电梯里。迪迪已经向自己保证，不再想那位铁路工人满身血污的情景。在这儿不要想。
该出电梯了。“我们到了。”
但是，如果迪迪无法牢牢管住自己的思绪怎么办？虽然已经发誓不让尹卡多纳在自己的脑海中复活，但如果他不由自主怎么办？迪迪知道一种补救方法。可以去想别的事情，准确地说是别的人。当那个幽灵出现在迪迪的回想中时，她会走上前来抚摸他的面颊，亲吻他的眼睛。赶走那个工人，治好迪迪的心病。
她每次都会来。但总是晚了一步。工人先到。迪迪被纠缠着，挣扎着。
在三楼走出电梯，与其他人见面寒暄。心里想着什么能治好心病。谁能治好心病。但迪迪此前就已经想过她了。
与同事们刚刚钻进黑色轿车的时候，迪迪就马上想到，在去工厂的途中，我们可能得路过华伦医院。
迪迪急不可耐。他往车窗外望去；坚持要把车窗摇下来。很想开口问一问。不过，等那位老张驾车离开拉什兰酒店几分钟之后，迪迪就明白不会有这种可能了。迪迪从小就有极强的方向感。夏天到俄亥俄州的爱德华·道尔顿爷爷家的农场小住时，他和弟弟只要是夜间在树林里行走，保罗就总是会迷路，而迪迪的方位感总是能把他们安全带回家。爸爸也承认迪迪这方面的天赋。早在上小学之前，有时爸爸下午到病人家出诊也让他一起去。爸爸发动别克汽车，一边在车道上倒车，一边说出病人的地址，然后让孩子给他指路。迪迪对各种地方都记得很准，即使是只去过一次。这种天赋使“领航员迪迪”很快意识到，工厂与医院大致在同一方向。但是要去工厂，我们就得从市中心走一条稍稍不同的路线。
渐渐耐下心来。就算黑色轿车载着我们从那儿经过，迪迪也可以放弃原本会朝医院大楼投去的飞快一瞥。可以放弃能短暂地看上一眼、让目光落在墙上的满足感；那飞快而不由自主的一瞥，无异于一位在心爱的姑娘家那没有灯光的房屋前徘徊了几个小时的腼腆的追求者的凝望。
没关系。迪迪打算今天给海丝特打电话，告诉她，他将在晚上的探视时间去看她。
在工厂开会的第一天。
很准时。我们坐在一间天花板很高、镶有木装饰板的宽敞会议室里。高高的窗户上挂着栗色窗帘。墙上有公司历任总裁的画像。十九个人围坐在一张椭圆形的长桌旁；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只烟灰缸、一摞文件和两支削好的铅笔。有位速记员坐在远处的墙边做会议记录。
迪迪定下心来，很想证明自己在生命的表层能应付自如，而不会滑进黑洞。里格尔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欢迎辞。接着是瓦特金斯的长篇讲话，赞扬公司的民主决策体制，还不太含蓄地向与会者提及管理层的所有人员都很满意的分红方案。用过了咖啡和三明治；大家开始工作。备忘录和图表在长桌上传来传去，黑板上写满了数字。有人在窃窃私语，有人在交换笔记。然后分成小组，划定战线。我们都很开心。但是有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开始争论的信号。不满的情绪从口里发泄出来，像腻乎乎的冷咖啡。
只要不存在风险，迪迪也愿意争论。会议室这么干净，空间布局这么宽敞，一切都这么井然有序，会有什么风险呢？
比如想想看，如果会议代表只分成两方，对我们大家来说一定会容易得多。只分成两方。
一方坚持认为只要采取以下措施，就能在新的竞争中取胜：一、进一步加强广告宣传；二、彻底改进市场布局和销售程序。效率低的人员必须清除出去；经销商必须更加努力才能继续得到授权；针对人口的流动和购买力的变化，为销售人员重新划定区域，比如说，加利福尼亚的销售人员就应该翻一番。迪迪觉得这是高层所支持的路线。
另一方是年轻一派的管理人员，他们采纳了部分科研人员的意见而指出，面对南斯拉夫——也许还有日本——以更低的价格所提供的同类产品，要想在竞争中居于优势，就必须对21号显微仪的基本设计进行全面的改革。
日本人果真推出了能与本公司的仪器相抗衡的产品吗？迪迪只有亲眼看到才会完全相信。但是等一等，就在那儿。日本人的产品。摆在椭圆形桌子的中央。负责此事的是一位开始秃顶的年轻科研人员，他解释说，我们所看到的也许只是他们的显微照相设备的暂定样品。这种仪器尚在试验阶段，还没有正式出厂，即使在日本也没有上市。但它已经很领先了。过不了多久，一定会进入美国市场。
迪迪有些纳闷，如果公司官员都像吉姆所说的那么平庸无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到了这台仪器。也许是通过正常的渠道。也许不是。也许是从长崎的工厂里偷出来的，经由某位变节的员工或心怀不满的中层管理人员。就像吉姆，只不过是黄皮肤，斜眼睛，以及黑色的直发。也许那人就是“老张”，当时得到的报酬就是美国国籍、漂亮的制服和一份闲职，只要求他偶尔为公司充当一下司机，他的真名可能是山本什么的。
与迪迪隔着三个座位的代表开口道，我们可别欺骗自己，以为日本的新产品一定比我们的强。
这可不是头儿们想听的话。“戈尔伯格，把窗帘拉上好吗？光线太刺眼了，”里格尔烦躁地说。（现在）里格尔发言了。他说这个问题能够而且也应该由华盛顿来解决。政府不是有义务利用关税来保护国内的企业吗？我们在价格上怎么可能争得过外国的生产商呢？他们有用不完的廉价劳动力。尤其是那些南斯拉夫人和日本人！至于改进产品，诸位都知道，我们在这方面从来都是不惜代价。本公司有八十年的开拓性研究的历史。正是不遗余力的研究工作，才使得我们的显微记录仪在今天的世界同类产品中居于领先地位。
迪迪听腻了吹牛与谎言。受够了对自己信心的考验。如果里格尔把公司地位所面临的现实挑战转变成员工的信心危机，那可就太蠢了。谁也不愿相信无法置信的事情。尽管谁都希望相信点儿什么。
里格尔可能根本就不想召开这次会议。他的想法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生意一向都很顺利。谁能想象事情会跟今天不一样呢？
可时代在变化。老先生话音刚落，年轻一派的人马上就开始反驳。
谁是对的呢？每个人都对。迪迪觉得双方的观点都有道理。那么，到底该采纳哪一方的策略呢？两者都采纳。但没有这种可能，对吧？绝对不可能在为期仅仅一周的会议之后，公司就开始实施两套重大而彼此对立的发展计划。我们将只能选择其一。迪迪会怎么选择呢？他自己的建议是开展新的广告战，他将在下午宣读自己的设想，这是他前两周几乎每天晚上熬夜才完成的。这是明智之举。迪迪只谈自己负责的工作。但愿别人也能这样。他也知道，在大型的辩论中，他该站在里格尔和保守派一方。他们很容易形成多数——尽管瓦特金斯一直坐在椭圆形桌子的顶端吧嗒吧嗒地抽着烟斗，还没有开口发话。迪迪估计，其他的十八个人中，有五位会支持研发部的康明斯基和戈尔伯格。这样，如果算上迪迪自己的话，支持里格尔的就还有十个人。
但暂时还不该把自己算进去。今天他很想制造一点意外。少数派带来了用墨水精心绘制的各种图表，以及比经过改进的显微记录仪大一倍的模型，他们口里不断地冒出一些长长的、晦涩的词语，这让他刮目相看。还没有决定该支持哪一方。但（现在）觉得会是科研人员这一方。让里格尔大发雷霆好了。我懒得再讨好他。
到休会吃午饭的时候，已经是一点半了。今天我们在这里吃饭；身穿制服的女服务生已经把餐车推了进来。迪迪出了会议室，来到大厅的电话亭旁，给华伦医院打电话。得知海丝特的房间里还没有电话，便给负责该楼层的护士留了个口信。
回到会议室时，桌上开会用的东西都已经被收走，上面铺了一张巨大的白色塑料桌布，摆好了十九份午餐。迪迪现在才发现屋子里满是烟味。找到长杆，将一扇高大的窗户的上半截拉了下来，然后才坐下来吃饭。让他郁闷的也许不仅仅是烟味，还因为会议的拖拖拉拉。早上无所顾忌地饱餐一顿之后，不相信自己还能吃得进东西。更不用说那烤得很老的牛排和一大团玉米煮青豆了。不过迪迪还是吃了。吃得比自己预想的要多。
下午剩余的时间过得很慢，一分一秒都很难捱。迪迪站起来陈述了自己关于新的广告战的设想，但最后却表示了怀疑，认为这种战略在竞争中不一定能为公司扭转局面。到底是拨出资金加强广告宣传，还是增加投入进行科研开发，如果一定要选择的话——“如果那样的话，我建议将所有的经费都投入到研发之中。”迪迪坐下时，吉姆隔着桌子朝他半开玩笑地敬了个礼。
这番言论很可能让双方都不满意。但此时此刻，迪迪根本就不在乎。迪迪对自己满意吗？这才更重要。他一贯把工作当作镇静剂，这种镇静剂现在还能让他消除痛苦，忘却自我吗？还能把他仅仅变成因情势而产生的工具吗？也许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不可能再像自己希望的那样高深莫测。再也不可能了。迪迪变透明了，就像浸透了油的纸张一样。
随后的讨论迪迪都没怎么细听。话语又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听上去有一种奇怪的嗡嗡声，有点像是回音，这使得它们几乎成了某种物质，而其意义则容易被忽略。迪迪想忽略所有能够忽略的东西。到四点钟的时候，没有察觉到自己由于伏案太久，背部已经开始酸痛。身体坐在一把主要是木头的大椅子上，只有坐的位置有一层象征性的皮革。不管是好是坏，迪迪今天下午的观察力不很敏锐。迪迪进入了自我之中。对迪迪而言，这并不是说他在自己的身体之内。那么，是在他的思想里面吗？
忽略那无用的话语，忽略它们的高度物质化。迪迪所了解的理解这个世界的其他方式也在失效。感觉力本身在丧失。
除了能注意到天花板很高的房间里的温度和烟雾污染度的变化之外。
除了对坐在左边的公司财务部长安培戈特总是坐立不安、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感到心烦之外。
除了看到瓦特金斯的侄子、出口部经理皮特·拉·赛勒避开众人的视线在巧妙地打盹之外。
除了稍稍有些恶心地注意到坐在右边的生产部的布坎南在一个劲地啃着手指尖的硬皮之外。
除了注意到透过会议室高大的窗户照进来的下午的阳光在一点一点地变暗之外。
一堆乱糟糟的令人不快的印象。除此之外，迪迪几乎不在这里。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想象晚上的情景。“浪漫的迪迪”再三提醒自己，要理性地看待海丝特。如今跟某个姑娘做一次爱往往说明不了什么，对你对她都一样。就算两人当时的幽会的确是很大胆、很刺激，也不要指望那种特别的感觉在今晚的见面中重现。换了一个房间，换了一个鬼地方。什么都不要指望。昨天是独特的一天。迪迪沉浸在迷惑、愧疚、恐惧和对于那能帮他治疗心病的抚摸的渴望之中。海丝特处于自己无尽的黑暗中，因为火车不明原因地停在隧道里而惊惶不安。他们在火车上的幽会过于紧张，过于迫切。如果是在平常的环境下，那种急切之感一定会被稀松平常的氛围所冲淡。
幸亏他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因为这次探视既寓意丰富，又空虚无聊，让他不堪其累。一开局就很糟糕。海丝特感谢迪迪送来的花，她的语气干巴巴的，犹如例行公事。他们又一次共处于一个封闭的空间。（现在）是在华伦医院主楼七楼的一个中型病房里。作为一间单人病房，已经够宽敞了。而且可以看到门罗公园的美景。迪迪真希望她能看得见窗外。他对盲姑娘极度的自我封闭感到一筹莫展。昨天他可不是这样。但是在这个房间里，海丝特似乎变小了，不那么确定了，而不像在火车包厢或走廊或洗手间或出租车里的时候那样。甚至不像昨天晚上迪迪辗转反侧时偶尔出现在他脑海中的样子。
等一等。也许并非海丝特本人有了什么变化。不是她的错，也不是他的错。是她婶婶的错吗？因为并非只有海丝特和迪迪两个人。迪迪进来的时候，内勃恩太太也在病房里；而且她就呆在这里，一直都呆在这里。从一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全然无视她侄女的存在。那女人对他大加奉承，始终自以为是地喋喋不休，而海丝特则越来越深地陷入一种木然、被动的状态，就像昨天火车刚开动不久迪迪就注意到并为之感到沮丧的状态。
想想他们三个人唯一的另外一次共处于同一空间里的情景：昨天晚上他们坐出租车来到医院。当时也像（现在）这样难受吗？迪迪努力回想着。一片空白，起码关于这一点是一片空白。他能记得的就是在候诊室的时候，他想离开她们一会儿。去买一份报纸。说不准由于印刷术的某种奇迹，下午晚些时候发生的一起暴死事件能够迅速地被处理成文字，然后排版，于是晚报上出现了报道。接着他意识到这很荒唐……除了偶尔仍然希望自己在上出租车之前，在继续体会那忍受了几个小时的难以消除的焦虑和麻木感之前，就去买了报纸之外，关于坐出租车时的情形他什么也想不起来。
在病房里。婶婶正对迪迪问个没完，问他的家庭背景，上的什么大学，干什么工作等等。还有他住在哪里，公寓有多大。“哦，真是太好了！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如今在纽约一定要特别谨慎，要住到一个好街区。白人现在好像在哪儿都不安全……”由于迪迪的公寓并不在一个“好街区”，他无法断定内勃恩太太除了不由自主的心地丑陋之外，对纽约到底是不了解才信口开河，还是完全有口无心。接着是更多的问题。当迪迪说她可能听说过他弟弟，他是位钢琴家时，她的声音顿时高了八度，尖叫起来：“天哪！别跟我说你弟弟就是保罗·哈伦吧？真的吗？太令人激动了！”她不只是听说过保罗，还保存有他演奏的柴可夫斯基钢琴协奏曲的唱片呢。她会要求迪迪帮她索要签名吗？迪迪这不是第一次后悔向新朋友或刚结识的人提起他弟弟。保罗的名字不是轻飘飘地从迪迪的嘴里平飞出来，而是“砰”的一声坠落在地。一提到弟弟就会让他的话显得有分量，有炫耀之嫌。迪迪担心那姑娘可能就是这么认为；她的沉默使他感到不安。但是他清楚，她婶婶不会也认为他是在炫耀。内勃恩太太的词汇中没有谦虚和缄默这两个词。对付这种女人，唯一的含蓄方式就是：干脆免开尊口。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让她感到高兴。
完全在意料之中的高潮到了，她有些扭捏地开口询问迪迪是否已经结婚。迪迪心里很生气，但尽量用平常的口气说出了“离婚”二字。这该死的八卦婆！她肯定是从今天早上那一大把名贵的鲜花送到海丝特病房的那一刻起，就把他确定为她残疾侄女的未来丈夫了。也许她对即将实施的手术没有什么信心。内勃恩太太对迪迪的过分关注和热情表明，海丝特没有其他的追求者；至少没有她婶婶所赞成——或所知道——的追求者。
对于不太努力就得到自己想要或可能想要的东西，由别人拱手相送的东西，迪迪还不习惯。虽然能讨女人们的喜欢，但迪迪从来不会完全相信她们的赞许。他对自己的男性魅力不太自信。自从保罗在精力和成就上赶上他，然后又超越他的时候起，自卑感便开始影响他的意志。对于尹卡多纳那类人的盲目而粗野的精力，他怀有一种羞于启齿的羡慕；虽然迪迪向来反感和讨厌那类人，而且为那类人所讨厌，他也害怕那类人。因此，迪迪如果想要海丝特，就必须克服各种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而她婶婶似乎表明，这种正常的事态（现在）并不存在；仿佛海丝特有待她的全权处理。内勃恩太太在无声地向他许诺，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那姑娘。
没有竞争吗？尽管这姑娘美丽动人？
飘逸的金色长发，被遮挡起来的眼睛，小巧的弯钩鼻子，宽宽的嘴巴，纤细的脖子，圆润的肩膀，丰满的胸脯，微胖而柔软的腰身……海丝特很美，对吧？迪迪想尽量公正，想看到这姑娘（现在）的不同寻常、引人注目之处，就像他昨天所看到的一样。但她婶婶一直东扯西拉地滔滔不绝，而他又不得不机械地给予回答，这破坏了他的感觉力，压制了他的感情，凝固了主导他身体的神经。“麻木的迪迪”。打算站起来，向她们两人道晚安。就在这时，内勃恩太太也许意识到，自己呆在这里并不能对她所以为的侄女的利益有所促进，于是先站起身。“亲爱的，我刚刚想起来得去买点儿东西。”接着又对他说：“你在这里陪海丝特一会儿，好吗……道尔顿？我可以叫你道尔顿吗？”
“当然，”道尔顿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