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海丝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犹犹豫豫地继续回答前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向你描述我的生活呢？大家都伺候我，他们不得不这样。另外，我经常思考，也听音乐。我喜欢花儿，还——”

“你有时会哭吗？”

“你前面这么问过了。”

“我知道。可是你并没有回答我，记得吗？……请告诉我吧。也许我之所以想知道，是因为我自己经常哭，我觉得这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我的回答是，没错，我经常哭。”

“为什么？”

“也许跟你哭的原因不一样。”

“你怎么知道？说到底，有多少种原因呢？”

“嗯，我想不是因为不开心。如果你心里想的是这个的话。也许我的哭是因为无聊。”

“我敢肯定绝对不是这样，”迪迪说，“你干吗要这样说呢？是因为真相太私秘吗？我是在打探你的隐私吗？”

“不，我倒是很愿意告诉你。可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我之所以哭，是因为有眼泪。”

迪迪不喜欢这种回答。他希望她是不开心，就像他一样。“你很孤独吗？”

“也说不上。但是我可以抚摸的东西不多。”

“东西？你指的是人吧？”

“对，也包括人。”

“你爱什么人吗？”“占有欲强的迪迪”问道。

“我想没有。至少没有你所指的那种情况。一旦你是个盲人，周围的人就在不断地变化。一个人决不会保持不变。他每次说话、走动或抚摸我的时候，都会不一样。”

“你爱你婶婶吗？”

“哦，不。不是爱。可我喜欢她做的事情。她总是喋喋不休，让人受不了，但是我喜欢她抚摸我。还给我读书。她是公共图书馆儿童部的管理员。”

迪迪如释重负，鼓起勇气问出他真正想问的问题。“你爱我吗？我是说现在。”惯于一厢情愿的迪迪。

“刚才是的。在那边的时候。”海丝特顿了顿。“至于现在我也说不清。对我来说，你现在不像刚才那么真实。”

迪迪有些恼怒。不过，他又指望什么呢？“起码你很坦诚。”

“尽量吧。难道你不是吗？”

“不，我也是！但是这无关紧要，对吧？在那边的时候，我告诉过你发生在隧道里的事情。我说的都是实话。可是你并不相信。”

“我怎么能相信呢？我得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没有听见你说要出去，也没有听见你离开包厢。”

这姑娘真是顽固不化。迪迪不想争吵。他想跟她融为一体，想跟她一样思路清晰。还想跟她一样双目失明。不过，他还需要说话；他觉得就算不能让她相信，也能得到她的同情。她肯定是被他所吸引，对他怀有同情，否则就不会跟他做爱，不会同意（现在）跟他在一起。

“我还是想把事情原原本本地给你讲一遍，”他说，“就算你认为我是在胡编乱造。”

“我并没有这么说。你讲吧。”她进一步握紧了他的手。“你真是太瘦了。你不爱吃东西吗？”

她诚挚的同情让迪迪几乎眼眶湿润，但他竭力控制着自己。想想那个工人吧！他开始从头道来。在隧道里穿行，奇怪的障碍物和那唯一的工人，身材出奇的高大，言行粗暴，犹如被武装的天使。接着，是不该发生的可怕的战斗，软绵绵的尸体倒在铁轨上。把尸体靠在火车前……

“你是在做白日梦，”姑娘肯定地说，“所以那个人才会显得那么高大。”

“在隧道里做白日梦？”

“为什么不可能呢？”

“可我知道事情发生了！我当时在场。”

“那就问问别人好了。”

“我不想问，”迪迪说，“你才是我的证人。”

姑娘默然。迪迪很想一把扯下她的眼镜，扇她几个耳光。仿佛这样就能让她重见光明。

“你总是叹气，”姑娘说，“你自己知道吗？”

“当然。这是因为我很生气。可又不知道怎么发泄。”

“跟我生气吗？”姑娘问。

“是的，非常生气。”

“为什么？”

“因为你太固执，”迪迪说。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看不见。”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迪迪坐在这里，半垂着眼皮，不敢正视那姑娘。觉得跟她一起被困住了。那激情一刻已经过去。时间过得很慢。也许这趟旅行会没有止境，火车将在无尽的暮色中永远奔驰下去。火车获得了人体的生理和道德力量；它在审判迪迪。从姑娘这里不会得到赦免。任它去好了。

无奈之下，只能返回包厢，去凝望窗外寓意深远的大自然。从那景色的最深处，通过透视的行为本身，为所发生之事的深邃含义寻求一种参照。

回到了包厢。海丝特的婶婶完全醒了。发现侄女在行程中经常跟对面那位英俊青年在一起，她显然大感兴趣。

相互介绍了一番。内勃恩太太。我的侄女，海丝特·内勃恩小姐。不过话说回来，到了现在，你们两位年轻人早就不用介绍了。

迪迪忘了海丝特至此仍不知道他姓什名谁，只是对她婶婶自我介绍道：“道尔顿·哈伦。”

“哦，真是太好了……哈伦先生，你是干什么的？但愿我这么问不是太冒昧。”

迪迪无助地望了海丝特一眼，她正靠在自己的座位上。“我为一家生产显微镜的公司工作。”

“是大公司吗？”婶婶问。

“太有意思了，”牧师从祈祷书上抬起头来说，“能够那么细致地观察大自然的奥妙，真是一种享受。”

“哦，”迪迪连忙说道，“我所从事的不是看显微镜之类的事情。”牧师无异于说他是靠眼睛谋生，他不大自在地想在姑娘面前撇清这层意思。“它们是在州北的厂里生产，然后再运往各地。我在纽约办事处上班。负责设计用于邮购的小册子，以及刊登在科技和贸易杂志上的广告。”

显微镜部件名称及使用方法指南：

将显微镜面朝窗户置于稳固的台面上。

眼睛所接触的透镜称为目镜；另一端的透镜称为物镜。

放置载玻片的部分称为载物台。

载物台下面是光圈，可以控制反光镜通过载物台中心的圆孔所射入的光量。

反光镜用于聚光，以照亮载物台上的透明物体。

观察固体对象如苍蝇头部时，光源必须来自上方和载物台前方，因为来自反光镜的光线不能穿透固体。

“你干这份工作很久了吗？”婶婶问。

“是的，”迪迪回答。

婶婶不再说话，也许是一时想不起其他的问题。迪迪探究地望着姑娘。光学显微镜是一种古老而高贵的工具，多少个世纪以来，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如果没有眼睛这种高贵得多、无疑也古老得多的工具，显微镜也就毫无用处。姑娘是先天失明吗？她婶婶没有主动提供这一根本信息。此前他问过海丝特她是否一直都是这样，她当时也没有回答。迪迪很想知道。不过（现在）几乎不可能再问了。

角膜不透明通常是从一出生就存在。但是也不完全如此。海丝特也可能是童年时失明的；比如得了严重的结膜炎而使眼睛重度受损。也许她一度能像常人那样看得见一切：肉体，鲜花，以及天空。甚至在八年级的科学课上还看过显微镜。

“什么样的显微镜？”邮票贩子问。他也感兴趣了吗？

迪迪的公司生产好几种标准型号的显微镜。另外还有一些不太常见的类型。

工具显微镜。

冶金显微镜。

比较显微镜。

投影显微镜。

眼底镜。

视网膜镜。

耳镜。

最后三种是为眼科和耳科专家所使用的医疗器械。

婶婶顿时来了精神。“也许华伦医院用的就是你们公司的显微镜。你们公司的产品也许正好符合医生们的需要，而这正好能帮上我的海丝特。”

“我希望如此，”迪迪口里说着，心里却对这种无所顾忌的谈话感到愈发不自在。因为眼睛看不见，姑娘便成了一样东西；成了任人谈论的对象，仿佛她根本就不在我们的包厢里。

“如果我能用仪器看东西的话，”姑娘突然开口道，“我会选择望远镜。我想看星星。特别是看死亡的星星所发出的光。那颗星星在一百万年前就已经死去，但是还在继续发光，好像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一样。”

“亲爱的，你的病态劲儿又来了！”婶婶靠在海丝特的肩膀上，海丝特没有反应。“我希望我的小宝贝一直都很勇敢。”

“对大东西而不是小东西更感兴趣，这可不是病态，”姑娘没好气地说。

迪迪再一次感受到两人之间的心有灵犀，以及思想上的神奇默契，不禁想道：由此看来，对死去的东西而不是活着的东西更感兴趣，也许同样不是病态。

至少他已经别无选择。那位工人就像海丝特渴望看到的一颗死亡的星星。虽然生命已经终止，却仍然越过遥远的距离投来一道光芒，犹如发自最活跃、最年轻的星星，看上去生气盎然，不容置疑。迪迪不得不提醒自己，那工人只存在于过去。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不管那工人向迪迪的脑海投来多么强烈的光芒，他其实已经死去。迪迪杀死了一颗黑色的太阳，那太阳现在正在他的脑海中燃烧。很显然，这姑娘能看见那黑色的太阳，只要她稍作努力。即使她双目失明。也许正是因为她双目失明。她是在考验他吗？不管他的感官所呈现的证据如何使他迷惑，对于死去的星星与活着的星星之间的差异，他一定得坚决区分。

还得区分大与小、远与近的差异。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火车载着他渐行渐远。而且夜幕正在降临，所有的光亮都变得虚假。是人力所为：是为抵御黑暗的恐惧而制造的勇敢谎言；是一种骗术。与所有能看见的人一样，迪迪需要具备辨别的能力。而那姑娘被迫长期生活在黑暗之中，因而不必承担区分差异的危险任务。不过，也许她跟大多数人不一样。非常不一样，以至于就算她没有失明或者视力（现在）得到恢复，她也不会混淆不清。所有的光亮，所有她能看到的东西，都会是真实的。迪迪不再生气。她所告诉他的是她所了解的真相。而且尽管海丝特在有些方面出了错，尽管她可能永远也不会相信自己出了错，她却明白一个巨大的真相。而“不完美的迪迪”希望懂得那个真相；希望拥有那个真相，让它与他自己的真相共存。谁也不应该冒险独自走进黑暗。

到达共同的目的地之后，热情满怀的迪迪拎着自己轻便的行李箱以及海丝特和她婶婶的行李箱和包裹下了火车。有几位旅客正在等候行李员来搬行李，迪迪挤到他们之前，半是客气半是强迫地让行李员先搬自己一行的行李。然后陪同两位女士穿过这座老式的火车站。候车大厅的天花板很高，非常气派。墙面是大理石。新罗马式圆柱。有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雕像：一位虚弱的伤员踉跄着，眼看就要倒下时，被“共和国”——一位神情严峻的高大妇女——搂进自己坚强的臂膀里，妇女坚毅的目光越过奄奄一息的年轻人的头顶，凝望着远方。火车站是公共场所，向所有的人开放。虽然迪迪此刻可能讨厌在形形色色的旅客中穿行，但是，他却非常喜欢那高高的天花板；空间越大越好。不过，正如近年来每次北上去工厂时一样，迪迪总是不由自主地发现，车站的设施和外貌在每况愈下。每次来的时候，地板、墙壁、圆柱、铜像、问讯处、挂钟、售票窗口、卖报亭、木椅等上面都比上一次多了些永久的污垢，显得更脏更乱。很显然，这不仅仅是疏忽所致。而是政策或原则的问题。过不了多久，车站就会被拆除，以便在原址上竖起一座小型建筑。不过，就算难逃此劫，也完全有理由对它妥善维护，让它干干净净吧？比如说，为了体面起见。特别是破坏之神的预期拜访已经表明会有所推迟。

行李员用小车推着他们的行李，领先他们约二十英尺，而迪迪和婶婶则走在海丝特的两边，带着她穿过人群。大门口有两根新罗马式圆柱，再往前就到了人行道。迪迪给行李员付了小费，然后站到人行道上，心里暗想，如果就这样呆着不动，不知道他们能否在几分钟之内叫到两辆出租车。不过，仅仅帮到这一步好像还不够，而且他也害怕让姑娘从他的生活中消失。姑娘站在人行道上，离路边隔着一段距离，耐着性子——至少迪迪这样认为——让她婶婶保护性地、虽然大可不必却很坚定地搂着她的一只胳膊。迪迪打量着姑娘，看她有什么反应，但一无所获。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反应。

另外，城里令人抑郁的景象也让他大为惊讶。阴沉沉、灰蒙蒙、乱糟糟的。而且特别吵闹。震耳欲聋的噪音，一概无从分辨。完全不同于火车那不变、响亮、威严的声音。姑娘介意那些她并不明白的噪音吗？

等了好一会儿。有辆出租车开了过来，迪迪与两位女士一起上了车，准备送她们去华伦医院——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做。“可这样你就绕道了，哈伦先生。我们不想给你添任何麻烦。”没关系，没关系。所有的街灯都亮了起来，但是一栋栋楼房看上去犹如平面图画。医院也不例外。“先别计价，司机，我马上就回来。好了，内勃恩太太，海丝特，请告诉我……”确信姑娘的房间已经安排就绪，而婶婶则在相隔三个街区的寄宿公寓预订了房间，迪迪才把她们的行李一直送到医院里的接待处。不大自在地彼此道了晚安。然后回到市中心的拉什兰酒店，外地的行政和营销人员来总公司时总是住在这里，费用由公司支付。好在他登记的时候，没有在酒店大堂里碰到从纽约来开会的其他人。

迪迪被带进自己的房间时，已经差不多十点半了。打开行李，冲了个澡，然后给前台打电话，询问地方晨报最早一期的情况。凌晨两点左右出来。他让服务员到时候给他打电话。（现在）是十一点：迪迪打开电视，找到自己想看的节目。一位表情淡漠的秃顶男人坐在播音台后，正在播报来自前线的公告——敌军损失惨重，具体数据已经统计，我军有少量伤亡——然后是几位政客的套话；接下来是某某人枪杀了自己的岳母，监狱暴动，一对好莱坞明星夫妇即将离婚；关于重量级冠军怎样在墨西哥城不出两个回合就把年轻的挑战者击倒在地的自命不凡的报道；天气情况：晴朗，较冷，有东北风。但没有提及当天下午铁路上有死亡事故。也许死这样一个人并不重要，或者算不上非常事件，因而不能进入《新闻》之列。迪迪关掉电视，打算尽量让自己睡一觉。虽然时间还早，但由于心神不宁，他不愿走向城市空旷的街道，那里可能有种种危险，或发生他无法左右的怪事。不过在这个房间里，在它清一色的表面和刻意中性化的气息里，似乎隐隐存在着同样的威胁。他将不得不进一步缩进自己的内心世界，逃离所有彼此关联的理性空间。也许他能睡着。屋里有两张单人床，迪迪选择了靠窗的那张床。但是他没有开窗，也没有打开空调。

可是他无法入睡；眼睛想多闭一会儿都很难。在他的眼皮之内，凸现出一张工人横在铁轨上的广角照片，尽管它（现在）是一幅静止的画面，其中不断地穿插进一组快速闪过的图像，这些图像是用便携式相机颤颤悠悠地拍摄的，正是迪迪刚才在《新闻》中所见：死去的士兵，魁梧的身体躺在担架上，一张粗劣的毯子或油布从头盖到脚，正被抬进等在一旁的直升机里；直升机降落在外国的一片稻田里，螺旋桨在旋转，发动机在轰鸣，机身在震动。死亡很可怕，一个人还不想死去却被剥夺了生命很可怕。而迪迪对别人的所为正是如此。惶恐之下，他扮演了可怕的房东的角色，租期还没有到就取消了别人的生命赎回权。他一遍遍地回想着与那位工人的冲突，只是现在没有了画面。当然，也许可以说迪迪的所作所为情有可原，甚至很合理，那家伙无缘无故地对他寻衅。带有莫名的威胁；还持有武器。尽管这样，迪迪还是无法相信自己的行为纯粹是出于自卫。如果是一场真正的审判，而迪迪自己是法官的话，他绝对不会接受这种辩解。那家伙很粗野，很无礼。没错。但是不能把无礼当成一种先兆，认为接着将不仅仅是进一步的无礼。再说，那家伙不是耸耸肩膀让步了吗？而且似乎想证明自己无意伤人，还转过身去背对着迪迪？当然，随后也有些可疑的动作。但他也许只是准备把斧头扔进那堆工具里，然后收拾起东西离开呢。去哪儿?上火车吗？有可能，除非他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喜欢独往独来，不守组织纪律，所以不可能成为火车上的工作人员。果真如此的话，他要去的就可能是独自当班的工人所呆的任何地方，就像随时要应对紧急情况或故障的信号工一样——也许是隧道旁的某个岗哨……此时此刻，迪迪倾向于姑且相信是这样。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好人迪迪”将永远无法满足自己的愿望，弄清那家伙当时的真正意图了。在隧道里的时候他也无从知道。迪迪要么是机警地观察到对方将实施突袭，要么是主观地这么猜想，于是先下手为强。他的对手可能是个放松了警惕的凶残的坏蛋，也可能是个毫无防备的普通人。但无论如何，这都胜之不武，因为那工人尽管凶巴巴的，却根本没有机会出手。

迪迪一直让床头柜上的小灯亮着。他不想要黑暗。今天在黑暗中呆得太久，够他用一辈子了。不要黑暗！他必须保持警惕和敏感，好击退那些血淋淋的鬼魂，赶走那些随着光明的消失而大肆出现的生物。哪怕这意味着要赶走所有的生物。哪怕这意味着他将孤身一人。迪迪是孤身一人。这几乎不难忍受。在过去的三年里，自从琼离去之后，他多是孤身一人。但“孤身一人”似乎有失尊严，令人同情，显得脆弱。于是，他又像以往能自由选择时那样，尽力把孤寂转换成某种崇高的东西：孤独。“孤独”意味着坚强。但是，在漫无边际的空间里的孤独与在狭小空间里的孤独毕竟有天壤之别。迪迪被困住了。关在一个消过毒的小房间里，周围是色彩柔和的墙壁和枫木家具；墙上有一幅装裱精美的字：“啊，美丽之乡，啊，迷人之乡。”孤独，无法向世人言说。他在小床上翻来覆去，不停地出汗，随着赤条条的身体每一次漫无目的的翻动，床单越来越乱，越来越皱。想给他弟弟打电话。可保罗正在巡回演出，而迪迪把保罗那封谈到音乐会时间安排的信留在了家里。他可以通过保罗在纽约的经纪人查到音乐大师今晚正在何处，可能这会儿还没有回到住处。再说，只要是在美丽迷人之乡演出，不管保罗身在何处，都会有崇拜者、音乐迷和追星族挤在后台，期待着可能得到的宠幸或职业上的快乐，以及参加音乐会后的聚会。恐怕要到午夜过后很久才能返回酒店。话说回来，就算联系上了保罗，他又能说什么呢？打这种电话是逃避男子汉的责任，是孩子般地乞求同情，向一个从来没有真正同情自己或与自己亲近的亲人乞求同情。迪迪想，如果真要打电话的话，他是不是该干脆把一切都说出来？迪迪考虑着是否向警方自首。

不过，别着急。哪怕迪迪只是有一点怀疑，认为杀害铁路工人之事可能只是一场噩梦，或者如海丝特·内勃恩所言是一场白日梦，那么，他也该弄个清楚。起码可以等到看过报纸再说。犯傻显然于事无补。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里，他已经犯过多次傻了。如果这么晚了给警察打电话，他们一定会马上开着警车过来逮捕他，把他在阴冷的囚室里一直关到天亮，那儿可比这里还要小。如果到了早上，事实证明迪迪所自首的谋杀案原来是子虚乌有，要想走出牢房可就难了。警方一定会要求迪迪接受精神病检查。他会被带出牢房，送往当地的贝尔福精神病院，就会错过明天上午十点钟的会议开幕式，还可能错过明天一天的会议。大家会谈论他的缺席，会互相打听，而一旦公司发现他因何种原因被关在何种地方，他就会被解雇。很显然，瓦特金斯公司的人都还不知道迪迪上个月请假一周的理由。他对杜瓦说是病毒感染的老毛病又犯了，需要住院治疗。

迪迪决定再也不要慌张。他决定不给警察打电话，而是耐下心来，等待报纸的裁决。他还是无法入睡。不过（现在）也不指望睡着了。

两点钟时，电话响了。电话铃声猛烈刺激着他的神经。“到了吗？对！非常感谢。”迪迪让他们把报纸立即送上来。他连忙起床，穿好裤子，打开门，探头朝走廊看去。一位穿着红色制服的年轻人从铺着地毯的走廊上慢吞吞地过来了，手里正拿着那份珍贵的文件。

“这里！这里！”迪迪声音沙哑地喊道。他给了那孩子二十五美分小费，然后一把接过报纸，返身回屋，并随手锁上房门。这一沓即将决定他命运的报纸散发着潮湿的墨香，他该坐在什么地方看呢？

他盘腿坐在门边那张铺着缀有绒球的白床罩的床上，拿定主意开始看报。头版上什么也没有。第二版也是。第三版还是一样。尽管心急如焚，他却不允许自己把看过的令人失望的报纸随手乱扔；每一页仔仔细细地看完之后，都整齐地与前面的报纸放在一起。

国际灾难！

百货商店广告！

全国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