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不进行核实，一个人自己提供的行踪记录也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有许多人即使没参与绑架或谋杀，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从星期天晚上八点到星期二上午八点，这段时间他们在哪？都干了些什么？沃尔夫深知编造不在犯罪现场的谎言是极为容易的。他也几乎从不揭穿这些谎言。我与他共事多年，我们只核实过四五次口供。有时他让索尔·潘佐、弗莱德·多尔金或者奥里·卡塞尔去核实，但这样的事并不经常发生。记下尼尔·特德的口供，我知道我们不会就此去进行调查，除非案情发展到与他有关系了。此外，无论对于尼尔还是其他人来说，只有一个地点和时间是重要的。并不一定非得由他自己星期天晚上去绑架吉米·怀尔，或伙同他人将吉米囚在某处，或星期二晚上将字条放进电话簿或去铁矿路。而那个重要的时间和地点就是星期三晚上、哈罗德·特德的书房，而我们知道他就在那儿，当时他们都在那里。假设尼尔星期天早上和六位议员乘坐热气球上了天，那他只能在星期三中午返回地面。那就别指望他知道钱在哪里，那可以理解。只是我不愿浪费我的纸笔和你们的时间来交待他这60小时的踪迹。
更有趣的是他对玛葛特要来见沃尔夫一事的反应极不自然。他咬牙切齿地说他母亲决不会那样对她说的。很明显他对她有某种强烈的感情，但这绝不是手足之情。沃尔夫试图询问他有关蒂娜·尤特丽以及普塞尔，弗罗斯特和玛葛特的情况，但回答极不理想。尼尔想方设法要沃尔夫别让玛葛特把这事揽过去。他还提出当晚把拉夫领到这儿来；早上领安德烈·弗罗斯特来。当弗里兹叫开饭时，他跟着沃尔夫来到餐厅前，我只好拉住他的手臂将他领到前门。
来到餐厅，我看见沃尔夫已将他的椅子拉出来，但并未坐下。“荒唐的冒险，”他咕哝着，“该死的，那女人会准时吗？”
“可能不会，”说话间我将椅子拉了出来，“她不属于守时的那种人。”
“不，也许她是的。你得一边喝咖啡一边打个电话找到索尔、弗莱德和奥里，叫他们明早八时到我屋里来；九点与你一起到办公室去。”弗里兹也在，他嘴里塞满蛤肉。沃尔夫坐下来拿起汤匙和叉子。他应该在对我发完命令后才坐下，否则就意味着吃饭也在谈公事。条例总归是条例。我毫不客气地吃着蛤肉，同时不停地喘气。你要是也嗅到混有青葱、细香葱、细叶芹、香菇、面包，雪利酒、无果味白啤酒的香味，你也会把肚子装得满满的，以至于再也吃不下沃尔夫和弗里兹发明的西班牙夹酱烤小鸭。吃饭时我想着我们能找到那笔钱的零头也就不错了，因为还得除掉支出，以及给索尔、弗莱德和奥里每小时25块钱的报酬。
我不知道沃尔夫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当我仔细注视着一个妇女并倾听她的谈话，特别是这位妇女又不满30岁，我就能够回答他想询问的一切有关她的情况。玛葛特果然如我所说的没能守时，她迟到了25分钟。
我说过她总是把下巴抬得高高的，以致能够看见她的鼻孔。她正是用这种姿势走进老石头房的。进门时，她以为我是管家向我点了点头。我将她领进办公室。她站在一块大地毯上仔细观看了一阵，问沃尔夫道：“这是哈萨克地毯吗？”
“不，是土耳其地毯。”
“你大概不会欣赏它。是你的吗？”
“很难说。1932年在开罗，一个我曾经帮助过的人送给我的。我怀疑他是从坎大哈偷来的。如果这地毯不是他的，那现在也就不是我的。但所有权的不合法性是有限的。如果我对地毯的所有权，受到曾拥有它的坎大哈王子的妻子及情妇或者他后代的起诉，我就会变成被告。那将是桩纠缠不清的案子。有效期一过，合法所有权便会无可争议的。你祖父是个土匪，他的某些抢劫案是可诉的。如果受害人的后代要求索回你现在穿的这件皮衣，她会受到别人的嘲笑。我很高兴，你能认出地毯的质量，尽管只有无知的人才会把它当作一块哈萨克地毯。哈萨克的地毯毛很长。你是玛葛特·特德吧！我是内洛·沃尔夫，”他指着红皮椅说：“请坐。告诉我你需要什么。”
她已有好几次想打断他，但沃尔夫的大嗓门是不易打断的，特别是他盯住你的时候。“我在电话里已经告诉过你了。”她说。
“请坐，特德小姐，我不喜欢仰着头看人。”
她瞥了我一眼。这可怜的姑娘给愣在那儿了。她不愿坐下，因为是他要她坐下的。但站着又太傻了。最后她妥协了：走到我桌边坐到一把黄椅子里。我说过，她走路时会让人感到她的臀部打上了石膏，但她坐下后，这种感觉也就消失了。
“我不是来听一个侦探讲解合法所有权的。你知道我到这儿来的目的。我母亲付给了你六万美元，可你什么也没做，不过只是在报上登登启事什么的。正因为这样，你当然应该帮助我找到我母亲已付给绑架者的这笔钱，你拿到了这笔钱的百分之十还多的委托费。”
沃尔夫嘟哝着：“是百分之十二，你可能认为这笔钱足够开销了，那我该怎么办理这事呢？你有什么建议吗？”
“没有，你可以象别的侦探那样去干，那是你的事。”
“能与你合作吗？”
她不满地看着他，仰起她的下巴，“怎么合作？”
他并没有针锋相对。在给了她一个下马威以后，他并不在乎她是不是按兵不动。“那得看情况发展而定，”他说，“举一个假设为例，你知道什么是假设吗？”
“你离题了。”
“我的假设便是：如果我接手你提出请求的这事，工作得从我对你提的几个问题开始。比如说，你和蒂娜·尤特丽的关系。”
她睁大眼睛说：“这与那笔钱有什么联系？”
他点点头说：“我认为有。你现在有一个误解，指望让我的理性和古德温先生的全副精力去同那些正在对每块石头进行调查的官方人员相抗衡，那可是太天真了。我会区别对待此事的。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是从蒂娜·尤特丽入手。你知道，我和古德温先生曾怀疑她参与了那桩绑架案，星期三下午你听见你母亲和古德温先生谈起过此事。眼下我们仍认为那事极有可能，因为我们很了解这事，所以——。”
“你们怎么会了解的？是因为她当时在场并被杀害的吗？”
“那仅仅是部分原因。星期二下午她在现场，因此至少绑架者中有一人曾与她接触过。我希望尽全力去了解她。你对她有多深的了解？”
“那还用问。她是我母亲的秘书，住在我家，但她从不把自己看成是佣人。我想我母亲给了她太多的自由。”
“什么样的自由？”
“各种各样的。譬如，她和我们一块进餐；如果家里举行鸡尾酒会，她有兴趣也来参加。如果我让她做什么事，她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你可以认为我们是平等的，而我认为这只是出于明智。或许你很聪明，认为我应该对蒂娜有所了解，但我对她的了解极其肤浅。她在这里待了七年，我想她会有自己那个阶层的朋友，但我从未看见过。”
“你哥哥比你更了解她吗？”
她点点头说：“也许，我想是这样的。他常和她一起干些事来气我——比如和她一块打牌什么的。你或许会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也许他们也的确如此。有一次他还领她去看职业拳击赛。”
“这些都很有用，我想和他谈。我不想让你吃惊，特德小姐，但我必须提个问题：可以认为这桩绑架事件是他们二人干的或者你哥哥与此有牵连吗？”
“上帝啊，”她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当然可以这样认为。这件事我早该想到了。”
“你不能太着急。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大脑，我们会——。”
“但假如他——我是说尼尔——他知道钱在哪里，他已经找到那笔钱了吗？”
“特德小姐，不会这样快的。这仅仅是个推测。我们还得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其中包括那些经常有机会与尤特丽小姐见面的人。我了解到你舅舅拉夫·普塞尔也住在你家，他们关系好吗？”
她并没有全神贯注地听着，对沃尔夫关于尼尔的看法她也持冷漠态度。要是她这会儿跳起来去找她哥哥论理的话，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因为她属于那样一个阶层，而且又有一个有弹性的臀部。沃尔夫知道他必须重复他的问题了，于是他又说了一遍。
“噢，”她说，“他和谁的关系都好。或者是他尽量与别人搞好关系的。他常替蒂娜跑腿，当然是自愿的，他也常为我跑腿。他为人好，我喜欢他，真的。但他是，噢，他不是那种人，他绝不会参与任何绑架事件，他没有那种胆量。”
“但他与蒂娜的密切关系，足以使他有可能知道她那些不和你们同一阶层的朋友们的名字了，或许他已见过他们中的某个人。”
“对，肯定是这样的。你不必与我哥哥谈话了。让我来和他谈。”
“好，这就是当我问我们能否合作时产生的念头。我想我已提及了所有这些人——不，还有一种可能性。我从报纸上得知了你母亲的律师的名字——是叫弗罗斯特吧？”
“对，安德烈·弗罗斯特。”
“有这样一种可能，一个律师同他委托人的秘书有过多的接触，尤其是这个律师同时又是事务顾问时，弗罗斯特先生常与尤特丽小姐见面吗？”
“我想是这样的，但我不了解自她替我母亲工作以后是不是这样。当然啦，她还是他的秘书时，他们经常见面。她曾经是他的秘书，是他将她转让给我母亲的。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恩惠。但这是为我父亲做的，那以后不久我父亲就死了。我父亲是个真正的绅士，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告诉你。如果你能保证不传出去，你保证吗？”
“好的。”她将眼睛转向我，“你呢？”
“当然。”她又转过去对沃尔夫说，“我父亲曾告诉过我他的父亲曾是个土匪。”
你们瞧瞧，她是一个多么有良知人。
沃尔夫点着头说：“我只不过证实了这一点。我很感激，特德小姐。很明显，我接受了你的请求。我准备和普塞尔及弗罗斯特见见面，我也希望了解有关星期三晚上在你家聚会的情况。比如说我知道那天备有酒，谁斟的酒？”
她又不高兴了：“为什么？为什么你想了解这些呢？”
“你承认我是聪敏的，那么普塞尔先生、弗罗斯特和你哥哥的任何讨论都会是极有价值的。你说普塞尔先生有助人为乐的习惯，那么是他负责斟酒的吗？”
“不，酒柜就在那儿，我们是自己给自己斟酒的。或者有的人——你知道是这么回事，我想——是的，拉夫舅舅把白兰地递给了弗罗斯特。我母亲喜欢在饭后喝一杯香槟冷饮。她是自己调拌的，她给我也倒了些，但我只喝了一点点。”
“你哥哥喝的什么呢？”
“香槟，他是一口把它喝完的。”
“怀尔先生喝的是什么？”
“我没注意，但可能是掺有水的烈性威士忌。不管你怎样聪明，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你想强迫我，”她看看手表说：“你想先见我舅舅吗？如果我告诉他的话，今晚他就能来。”
“不是今晚，”沃尔夫抬起头说：“我没有强迫你，但我已经让你上了圈套，我只得拒绝你的要求了，特德小姐——我不应该称此为提供情况，因为你什么情况也没提供，你哥哥已经提供了，今天下午他在这儿，我已答应和他一起寻找那笔钱，我的分成是五分之一。”
她惊呆了，当然这与她的身份不相称，但却无可指责。象我们这个阶层的人只应该指责他才是。“你撒谎，”她说：“你想让我说你也可以同我分成，五分之一，简直太荒唐了，你从我母亲那儿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但我认为，如果你——好吧，如果找到那笔钱，我给你一万美元，如果你找到的是全部。当然，这下你就会全力去办我说的事了吧。”
沃尔夫慢慢地来回摇着头：“奇怪，”他说，“你多大了？”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我告诉你，我不是孩子！我二十一岁。”
“一个极迟钝的人能生活这么长而没遭受任何磨难真是太奇怪了。我竭尽全力说明我们的讨论只是一种推测。你心中却根本没有受骗的感觉。我不懂一个从不动脑子的人该是怎样生活。逼迫你哥哥服从你的意愿是无用的。我会敦促他遵守我们的协定的。我说他抢在你前头是真的，你打电话来时，他正在这儿。”
我想她父亲哈罗德·特德应对她的处事态度负责任。一个真正的绅士自然会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要与下属争吵。因为她不能支使沃尔夫离开他的办公室和他的家，唯一的办法只好是她离开了。她傲慢地站起来，做得恰到好处。我替她打开大厅门。她从我身边经过时对我说了声谢谢，随即飘然离去。这是她的教养让她这样做的。因天色已晚，我随手拴上了门。回到办公室，我对沃尔夫说：“与孩子抢糖吃多残忍。”
他嘀咕着把他的椅子往后推了一下。
“今天真使人头痛。我休息去了。”他站起身来。
“索尔，弗里德和奥里，他们——？”
“明天再说。”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