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记者们像闻到了血腥味似的齐聚在达克旅店周围。其中两个记者试图在我回达克旅店的路上对我进行采访。打开花园门时，摄影记者举起了相机。在我和亨利做晚饭的短短一段时间内，守在后门的记者就按了七次门铃。在我放下厨房窗帘之前，他们一直蹲伏在高地街的人行道上窥探着房子里的动静。
我们在楼上客厅就着托盘吃了晚饭，大伙儿都没说什么话，珍妮特更是一句话也没说。她脸色苍白，神态安详。大卫和亨利一度想聊些板球的话题，我真想把他们狠揍一顿。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电话响了。亨利匆忙到书房里去接电话。接起来的时候，大卫咒骂着这一定是某位记者打来的。珍妮特不让我们用电话，因为拜菲尔德太太和罗茜很有可能打过来。
打电话来的是主教大人，而不是大卫料想的记者。大卫去书房接电话，回来时看上去比先前更生气了。
“他建议我们问问警察能否出去避避风头，他觉得这样我们能快活些。别人的过分关心对教堂街的气氛影响很不好。”
“这个主意也许并不坏。”我把视线从珍妮特移到大卫身上，“这一两天你们无法得到片刻的安宁，何不开车出去避一避。”
“这会用掉很多钱吗？”珍妮特含混不清地说，好像心里思考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一样。
“别多想钱的事。”亨利说。
大卫把托盘放在毯子上，拿起香烟。“我们也许应该离开这里，现在就像生活在金鱼缸里似的。”
“如果有我能帮得上的忙的话，一定要让我知道。”亨利用希望对人伸出援助之手时的笨拙语调对大卫说。
“谢谢你，我们自己能对付。”
珍妮特突然站起来，把一个空杯子给撞翻了。“你们似乎都已经打定了主意，我最好想想该把哪些东西收拾好带走。”
她随手关上门，我们聆听着她踏步下楼的声音。
大卫清了清嗓子。“没错，现在时机正好。”
他和亨利继续聊着板球的事。发生事情的时候，男人总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我在罗茜的房间找到了珍妮特，她把双手握在一起扣在膝盖上，两眼看着窗外。我在她身旁坐下来，床板咯吱作响。我用手臂搂住她，感觉她像蜡像一样冰冷僵硬。
“听着，”我说，“你应该知道，现在是黎明之前最黑暗的那段时间，坚持就是胜利。”
“我想我最好看看有没有能给罗茜送去的东西。”
“我原本以为你会给自己和大卫打包呢。”
“罗茜比我们更重要。”
“我想她会没事的。”说着我碰了碰珍妮特的手臂，“拜菲尔德太太十有八九会和她很合得来。”
“你对我太好了。你总是对我这么好，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
“别傻了。”
楼下的门关了，我听见两个男人穿过走廊的脚步声，他们在讨论西印度群岛进行的最后一场测试赛。
“没必要过分担心吗？”珍妮特问，“担心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介意我帮你打包吗？”
“我甚至不知道我们会去哪儿。”
“我相信你会知道的。”
她转过头，对我笑了笑。“你是对的，没必要继续待在这儿。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我可以明天开始打包。我真的感觉相当累。”
我这才想起珍妮特还在经受着流产之痛。我劝她洗个澡早点上床，然后下楼让两个男人帮点忙。半小时之后我给珍妮特送了杯可可茶，她还在睡觉。冲动之下我弯下腰吻了吻她的头，她的头发不像以前那么柔软，看来得好好洗洗了。
这天我上床比平时要早。花很长时间洗了个澡以后，我爬上床开始读书。我翻动着《天使之声》的书页，觉得这些诗简直太矫揉造作了。诗句里不仅包含着施虐的倾向，而且没必要地弄得晦涩难懂。除了这些特质以外，诗的内容还非常惨淡。随着逐行内容的深入，诗中的悲惨意境变得越发明显起来。
我听见靠我这边的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有人从一楼走上了二楼。我听见有人敲了敲门，我说：“快进来吧！”
亨利站在门口不确信地对我笑了笑，胳膊下面夹了瓶白兰地，手里拿着一对酒杯。
“大卫已经上床了，我看见你这边的灯还亮着，不知道睡前你想不想喝一杯。”
我点点头，把屁股往边上挪了挪，让他坐在床的另一头。他满上酒，递给我一只酒杯。
“干杯。”我说，“没什么可庆祝的。”说着便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大卫的情况很糟。”
“是吗？我还以为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板球上了呢。”
亨利耸了耸肩。“这要看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建议他们去伦敦住上一段时间，这样就能见罗茜了。”
“那要看汉弗里斯警长同不同意。”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抿了口酒。“我不知道他会怎么看这件事。如果汉弗里斯警长的判断没错的话，珍妮特的父亲应该不是自杀的。”
“不必为这事劳神。”
“你知道吗，特雷佛先生死之前认为他也许是弗朗西斯·尤尔格雷夫本人。”
“温迪，你不知道他越来越疯了吗？”
我看了看亨利。“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对不起，我为所有事感到抱歉。”
他拍了拍我裹在床单里的腿，我们像十几岁的孩子那样在床沿儿上坐了会儿。想到自己竟对大卫怀有一股少女情怀，我不禁摇了摇头，觉得我们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可以引以为豪的本钱。接着我想到了拜菲尔德母子、特雷佛先生和弗朗西斯·尤尔格雷夫，世界上的苦难已经够多了。我情不自禁地向亨利伸出手。
亨利捧起我的手吻了吻。然后我们开始接吻，手里的白兰地都不自觉地打翻了。
“哟，”亨利看到酒瓶滚下床，掉在地毯上，丝毫没破，他说，“幸好我没忘盖上瓶塞。”
第二天早晨，我们仍然赤条条地挤在狭窄的小床上，白兰地酒瓶还在昨晚掉落的地方。房间里的氛围和那天早晨珍妮特进我的房间告知特雷佛先生的死讯时完全相同，灯光也和那时一样暗淡无力。
但这次站在门口的是大卫，而不是珍妮特。他穿着睡衣，没有刮胡子，头发乱成一团。
亨利咕哝一声，转身走向墙边。我看了看大卫，他也同样看了看我。
“是珍妮特，”他说，“这次轮到珍妮特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