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的展览在教堂礼堂如期举行。珍妮特告诉我因为这次展览带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所以遭到了广泛的反对。我不知道这种反对是出于社会因素还是宗教因素，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教堂街上的这些人心里打的是什么算盘。
主教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才决定举办这次展览的。北边的袖廊屋顶上长满了蛀虫，圣母堂的窗户玻璃已经残缺不全了，教堂西侧的尖塔随时可能落在主教街上。教会的那一点点收入仅能维持教堂的正常运转，用礼堂办展览仅仅是建立永久博物馆的第一步，真正的问题是旅游者肯不肯花钱来观看这样的展览。
“展览能够成功的话，也许我们真能像主教所说的那样在教堂里开间咖啡馆呢。”一天晚上大卫对我们说，“这无论从哪个方面都能说得通。为什么要让城里的咖啡馆在教堂参观者身上赚钱呢？”
“他们准备把咖啡馆放在哪儿？”珍妮特问。
“如果关掉图书馆，教堂里就有足够的地方了。”
“图书馆可是在教堂的正殿里面啊。”
“他们可以把展览移到现在的图书馆，把礼堂和沿街的几间屋子改建成咖啡馆。”
展览包括了许多中世纪的石制品——石柱断片、雕像、墓碑石，一些华丽的法衣和彩色玻璃碎片，其中自然也包括大卫在图书馆壁橱里发现的木制塔楼模型。哈德森教士让我稍微留意一下大教堂图书馆里保存的外形可爱以及内页有插画的图书，如果其中有和罗星墩有关的内容就再好不过了。我建议展出我找到的那本《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试图让大卫发笑，他却一本正经地板着脸，说最好别开这样的玩笑。
展览一切从俭。除非真能赚钱，主教大人不想把钱花费在新的展示柜和增加过多的展览品上。他们还决定不雇用临时工，街上的女士们被一个个拉来帮忙。据说六月份会举办一个盛大的开幕式，《罗星墩观察家报》会派个摄影师报道开幕式的盛况。
“抱歉把你也卷进来了，”我被加入轮值名单的那天晚上珍妮特对我说，“我原以为大卫不会把你排进去的呢。”
“没关系。再说这种事也干不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久以后我就不待在这儿了。我不可能永远干这个。”
珍妮特认真地看着我，目光中包含着一丝忧虑。“我不希望你走，至少现在别走。”
“我才不会马上就走呢。”我知道只要珍妮特开口，我就永远无法拒绝她的求助，“图书的编目工作比我料想得要长，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能在书架上找到些什么东西。”
你也永远不会知道在图书馆里会遇见些什么人。第二天下午我从图书馆出来的时候，发现奥巴斯顿教士正在回廊间闲荡。
“我的老天！”他说，“阿普尔亚德夫人，我差点儿忘了会在这儿遇见你呢。我刚去礼堂看了这次的展品。”
他喘着气打开了通向教堂街的大门。
“你准备回达克旅店吗？”
“是的。”
他走到我身旁。“我们也许可以一起走，我正准备去高地街买些烟叶回来呢。”
我们沉默着走了一会儿。
他突然间对我说：“阿普尔亚德夫人，尤尔格雷夫真是个疯狂的家伙，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你觉得现在是不是有点过于暖和了呢？”
“这天气很不错，不是吗？”我问。
“希望阳光能持续一阵子。星期六我们会举办一场南美洲传教士的义卖会。”
我们在暴晒的教堂街上走一阵歇一阵，行进的速度很慢。奥巴斯顿教士不时停下脚步，用手绢擦拭着油腻的脸庞。尽管天气炎热，但他还是穿着宽大的亚麻外套，头上那顶破了边缘的帽子也久久不肯脱下。
“刚才你为什么会说尤尔格雷夫这人很疯狂？”我不解地问。
“尤尔格雷夫刚来罗星墩的时候，大家就认为这个人很诡异。”奥巴斯顿教士把头凑近我，“来了以后，他的情况越变越糟，没人能劝说他接受适当的治疗。一九三三年我来罗星墩的时候，不少认识他的人还经常提到他的事。”
“他都干了些什么呢？”
“我必须得说，他的精神非常不稳定。”奥巴斯顿教士像打量着春宫画似的不怀好意地看着我，“他的个人生活几乎是无可指责的，最后却出了那次布道的事。那件事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报纸上甚至还登了相关的报道。最后大主教对这件事做出了定夺，我想他也许还咨询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意见吧。幸好他的家人都非常支持他，没人想闹出丑闻。”他点了点微小的头颅，“阿普尔亚德夫人，感谢多方面的援助，我们才不至于对他做出过重的处罚。我想他在儿童时代大概就有这方面的征兆了。”
这时我们正站在达克旅店花园的门外。
“奥巴斯顿先生，我必须和你说再见了。”
他像周六晚上正准备喝下勃艮第葡萄酒时那样润了润嘴唇。“我想去克罗斯基饭店喝杯茶，你介意和我一起去吗？”
“谢谢你，不过我必须得走了。珍妮特还在家等我呢。”
他举起草帽。“那就下次再说吧。很高兴又见到你。”说着他便悄然离开了。
珍妮特正跪在门边的花床上处理杂草。“你在高兴个什么劲儿啊？”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