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保留很多的照片。我讨厌怀旧。人会被回忆淹没的。
丢弃的照片中包括亨利在海滩趴在老寡妇身上的那一张。我马上就意识到这张照片会很有价值，意味着我能轻而易举地与亨利离婚。在当时那个年代，以最小的代价结束婚姻是不可多得的。当我从照相机里把胶卷拿出来的时候，我起了这样一个念头，也许这根本不是什么婚姻，也许这只是一段各取所需的情缘而已，如今这段情缘终于走到了结束的那一刻。
我仍然保留了一张我和亨利在德班某位朋友家后花园池塘边拍下的快照。亨利收紧了肚子，我则尽可能多地展示出自己紧实的肌肉来。照片里只有我们两个，但从照片里的肢体语言很容易看出我们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来说的那种夫妇。不管怎么说，任何有眼力的人都看得出这一点。
除了在亨利的事上有所隐瞒以外，我在写给珍妮特的信上几乎无所不谈。我没有隐瞒有时入不敷出的事实，甚至把酗酒的事都告诉了她。但只要一提到亨利，我的笔触之间就会充满夫妻间的浓情蜜意。“我得结束这封信了，亨利回来了，他想喝茶，他也向你向好。”
这完全是自尊心在作祟。珍妮特嫁给了完美先生，我也不能比她差，哪怕是在想象中臆造出这样一个完美先生来也不错。不过我想早在他和老寡妇的那档子事以前，我就知道我们的婚姻已经陷入了危机，海滩上的所见所闻只是验证了这一切而已。
“我想和你离婚。”当亨利回到旅店的房间时我对他说。他刚在楼下的酒吧里喝了一杯，满身的酒味使我更坚定了离婚的念头。
“温迪——求你了。我们难道不能继续走下去——”
“是的，我们走不下去了。”
“亲爱的。听我说。我只是——”
“我是认真的。”
“好吧。”他没怎么表示反对，这让我感到有些羞辱，“什么时候都行。”
我特别清醒，只是稍稍感觉有些头疼。和往常一样，我在他的手提箱口袋里找到了一瓶黑色的染发剂。不过瓶子快要空了，我把染发剂倒在了他的外套和衬衫上。
“别耿耿于怀了，”我对他说，“我会给你些钱的。”
他隔着房间看着我，脸上露出伤感的笑容。“什么钱？”
“你知道吗？”我发怒了，“当我看见你趴在那头老母牛的身上时，我发现你的屁股上全是褶子，皮肤像是需要熨一下了。别忘了，你已经是个老头了。”
亨利在老母牛身上做活塞运动后的四个月间，我不像以往那样经常给珍妮特写信了。我寄给她许多张明信片。我和亨利在各地游走，不过并没有和他同行。这四个月里，我在自己和所有人面前假装我们的婚姻还和以往一样稳定。即便亨利不和我在一起，我也希望像以往那样继续活下去。
最后我的钱终于快要用完了，我打定主意做些事情来弥补。我回到伦敦。这时的伦敦阴冷而潮湿，我在电话本上找到个律师。他的名字叫菲尔德，现在我只记得他所戴的假发的颜色和他本身的头发颜色不怎么相配。他的律师事务所在帕雷德路一家五金行的楼上，紧邻帕雷德路和埃奇韦尔路的交叉口。
我去菲尔德的办公室找他，向他解释了目前的形势，并把亨利律师的地址给了他。我把照片的事告诉他，但是并没把照片拿给他看，另外我还告诉他妈妈遗留了一笔钱给我。他说他会看看有什么可以做的，并约定下个星期再见我一面。
时间慢慢地流逝着。我想得很多，却什么都没法干。约定的那天，我匆匆赶到了菲尔德的办公室。
“阿普尔亚德夫人，我查到了一些情况。”他从桌子上朝我推过来一个信封，“既然走到了这一步，你不妨重新开始，你说是吗？”
我打开信封，里面放着张账单。
“阿普尔亚德夫人，这仅仅是中间费用。没必要让这个数字再涨上去了。”
“我丈夫的律师怎么说？”
“恐怕他那里有些麻烦。”菲尔德先生用肮脏的手帕擦了擦脸，他身上的淡黄色双排扣条纹套装像盔甲一样紧紧包裹着他，好像这里的冬天比北极还冷似的。他的前额上挂着几滴液体，脖子从坚硬肿胀的领口上鼓了出来。“有些小小的问题。”
“是不是我丈夫那里没钱了？”
“我从阿普尔亚德先生的律师那里得到了比较明确的回复，”菲尔德在桌子上的文件堆里翻找了一阵子，最后终于放弃了搜索，“概括起来他是想对你说，阿普尔亚德先生告诉他，你们的共同财产已经荡然无存了。”
“但我先生一定还留下了什么东西。不能把他带上法庭吗？”
“没问题，阿普尔亚德夫人，完全没问题。不过我们必须先找到他。不幸的是阿普尔亚德先生似乎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私下里我可以告诉你，他甚至连他的律师费都没付。”说着他感伤地摇了摇头，“这种案子我可不想经手，一点都不想经手。你能不能尽快把……”
“别担心。”我打开手提包，把账单放了进去。
“那就好办了。我们可以在阿普尔亚德先生缺席的情况下审理这桩离婚案。案子会审判得非常顺利。”他看了看表，“顺便提一下，你丈夫在律师那儿留了封信给你，他的律师把那封信转给了我。”
“我才不想看他的信呢。”
“那你准备让我怎么处理这封信呢？”
“随你吧。你可以把它扔进废纸篓。”我的声音有点刺耳，似乎又成了布拉德福德的那个乡下姑娘，“菲尔德先生，我不想在你面前表现得过分粗鲁，只是我认为他不会在信里写什么我想听的事。”
在人群熙攘的人行道上走回家的时候，我一直在心里暗骂着菲尔德。他一点没有效率，一定被人买通了，但在责骂的同时，我也知道这些诅咒是不恰当的。我只是想谴责那些把我的生活搞乱的人。亨利是扰乱我的生活的罪魁祸首，可他现在却不在我的眼前。所以我只能把自己的一腔怒火发泄在可怜的菲尔德先生身上。到家之前，我想到了至少三种了结此事的办法。我甚至想象着自己作为主要证人出庭，看着他在刑事法庭上受审的情形。在想象中我们突然变成了两个不懂事的婴儿，婴儿之所以危险是因为通用的社会准则一般不能适用在他们身上。
我回到家时房东海森夫人打开门缝瞟了我一眼，不过什么都没说。为了省钱，我在房间里以干面包和陈奶酪匆匆将就了一顿午餐。为了不花燃气费，进入房间我也没有脱下外套。离开亨利以后，我一直在靠银行和邮局账户上的存款过日子，这些钱总计约有二百多镑。另外我还卖了毛皮外套和一两件珠宝。
我甚至无法确定能否付得起和亨利离婚的费用。首先我必须找份工作，但我没有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我已经二十六岁了，却从来没有工作过。我在利兹还有几个亲戚——两个很久没见的姑姑和几个从来没见过面的表兄妹。即便找到他们，他们也没有丝毫理由对我伸出援手。我只好打开文具盒，开始给珍妮特写信。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写那封信时我一定快崩溃了。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但我仍然记得当时心中积聚的恐惧。我不再感到高枕无忧，过去我总是知道下一步该怎样做。我不是个事先会筹划好一切的人，但这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的一切早已规划好了。我把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食物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到头来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无所有的窘境。
珍妮特死后，我在她的遗物中找过那封信，但很高兴我并没有找到。我希望她已经毁了那封信。我不记得在信中写了些什么，除了对她的嫉妒以外，其余的事情我都和盘托出。我只记得写这封信时我在帕丁顿阴冷的小房间里，心情郁闷得像是在黑暗的海水中游泳一样。波涛汹涌，浸满了海水的衣服把我直往下拽，没多久我便被海水淹没了。
傍晚时我出门去寄信，回来的时候走过一个酒吧。过了酒吧没多远，我停下脚步，转过身走进酒吧。酒吧的房顶很高，四面墙上都装了镜子，椅子上粉红色的椅垫都褪色了。除了两个老妇人在喝波尔图红葡萄酒以外，酒吧里没有别人，这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勇气。我走近柜台，要了杯琴酒和一杯柠檬水，丝毫没考虑别人会怎样看我。
“来这儿等人吗？”女招待问我。
“我不是来等人的。”琴酒慢慢倒入酒杯，然后润湿了我的嘴唇，“今天晚上你似乎不太忙。”
我怀疑这个地方大概从没忙碌过。酒吧里弥漫着一股失败的气息，这正适合我。我坐在酒吧的角落里喝下一杯琴酒，然后又喝了第二杯和第三杯。有个男人试图把我带走，只是为了刺激，我差点儿就跟他走了。
这条街上有许多靠男人过活的女人。她们流连在车站和街角，蜷缩在沿街的住家门口，或是弯下腰来和车里的男人们说着什么。我可以干这种活吗？我会介意他们将爪子放在我身上吗？我会开多少价呢？年纪大了以后，当那些男人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我又该怎么办呢？
为了躲避这些尚不能回答的问题，我喝了一杯又一杯，最后我也弄不清自己喝了多少杯酒了。我知道自己把明天的午饭和晚饭钱都花完了，最后把后天的饭钱也花了，这反而给我带来了一种绝望的快感。当我花光了身上的钱，开始失声痛哭时，女招待和她妈妈把我劝出了酒吧。
我拖着步子向家走去，进屋的时候遇见了海森夫人。她对我所做的一切了如指掌，我可以从她的脸色看出这一点。她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浑身酒气，竟然还安安稳稳地走上了楼梯，这真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我费尽力气总算把衣服脱了下来。房间在我眼前摇得厉害，我干脆一骨碌躺在了鸭绒被上。房间的四面墙围绕着床一直在慢慢地转动着，整个世界仿佛在我眼前游离起来。入睡以前我的最后一个念头是第二天房东海森夫人可能会找个理由把我扫地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