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见过珍妮特那样的家庭。也许布拉德福德无法孕育特雷佛这样的家庭。
很长一段时间我和珍妮特的友情只局限在学校里。我们的家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为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而感到羞愧。在我的想象中，珍妮特必定出生于一个高贵文雅的家庭。听说珍妮特的父母和她一样聪颖能干。她爸爸在部队里服役，但在战前他经常参加文学方面的演讲会，还为报纸写过文章。珍妮特的母亲在政府部门里身居高位。我从来不知道珍妮特妈妈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不过我想那一定与翻译有关——她的法语、德语、俄语都很流利，还能熟练地运用其他好几种语言。
一九四四年夏天，特雷佛家在斯特拉特福德借了幢小别墅，要在那儿度两周假。珍妮特问我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去。妈妈得知以后非常兴奋，因为这样我就能和“上等人”混在一起了。
我的心里直打鼓。事实上，我根本用不着担心。特雷佛先生和特雷佛太太整天待在一间他们称为“书房”的卧室里工作，时不时出门见见朋友。约翰·特雷佛是个长着大鼻子、前额凸出的精瘦男人。当时我认为凸出的部分一定盛满了多出的脑细胞。特雷佛先生偶尔会拍拍珍妮特的头，有次他甚至问我待在那里开不开心，但没等我回答他就走开了。
我对特雷佛夫人的记忆比较清楚，因为她向我们解释了生命的真谛。我和珍妮特目睹了隔壁农场四只小猫出生的过程，珍妮特问她妈妈人会不会一次生四胎，这引来了她妈妈有关性和怀孕生子的讲演。特雷佛夫人像数学课上向学生教学似的给我们讲了一大通道理。她说话的时候我根本不敢看她的脸，我感觉自己的脸唰地一下红了。
在我们共享的卧室里，珍妮特说：“你能想象他们是怎样……”
“不，我想象不出来。”
“想想都觉得可怕。”
“他们会开着灯干那事吗？”
“他们总要看看自己干得好不好，你说对不对？”
“是啊！但只要想想他们的样子我就受不了。”
片刻之后，特雷佛夫人用力敲了敲隔断，我们才不至于笑得那么大声。
那年圣诞节过后，珍妮特来我们在海伍德路的大房子里住了整整一周。珍妮特和我妈妈一见如故，她觉得我爸爸非常善良，身上还带着丝悲剧气质。她甚至还很喜欢我那两个死去的哥哥。她轮流看着霍华德和彼得的照片，目光长时间流连在穿着制服、英武帅气的他们身上。
“他们都很英俊，”她说，“也都很漂亮。”
“可他们都死了。”我向她指出。
那时候每个人的心头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在学校，不断有女生接到父亲和兄弟的死亡报告。死者的姐妹和女儿会被送到舍监那里，得到几杯可可和吐司炒鸡蛋作为安慰。虽然在进入希尔加德学院以前彼得和霍华德就已经死了，但学院方面还是授予我一枚纪念章。因为彼得和霍华德是双胞胎，而且他们的死相隔不到一个星期。
说实话，我很嫉妒珍妮特对我死去的那两个哥哥的崇敬之情，对她和妈妈之间的友情却一点都不妒忌。虽然她们的友谊完全把我抛在一旁，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珍妮特和妈妈之间的友情帮我脱离了苦海。珍妮特和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我不再觉得对不住妈妈了。
珍妮特第一次来的时候，妈妈用从战前一九三九年开始收集的布料给她做了套裙子。我记得我们三个当时待在一楼狭小的缝纫室里。我坐在地上看着书。每隔一小会儿，我会抬头看上她们两眼。妈妈嘴里咬着缝衣针，珍妮特跪在她身旁。珍妮特时而像芭蕾舞演员一样把手臂高举过头，慢慢地打着转。她们的表情专注而严肃，好像身处教堂一般。
我和珍妮特经常把梦里的内容讲给对方听。冬天我们会抱在一起睡觉，希望能保持住仅有的零星热量。我们会聊起月经或男性生殖器等道听途说的内容。我们会练习着谈谈恋爱，两人轮流充当热恋中的男人。我们哼着《蓝色多瑙河》的曲调，迈着华尔兹的舞步在图书室里游走。我们会学着电影里的样子，闭紧双唇把嘴紧紧贴在一起。我们还会彼此诉说浪漫的心曲。
“有人告诉过你，你的眼睛有多漂亮吗？”
“你真是太好了——不过你真不应该这样说。”
“我在其他人身上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我也是。你说今天晚上的月亮漂亮吗？”
“再漂亮也没你漂亮。”
这样的对话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今天人们会说我们的关系中夹杂有同性恋的成分，但我们确实不是同性恋。我们只是在分享成长中的快乐而已。
与此同时，战争持续了几年以后，最后终于告一段落。我没有产生过恐惧的感觉，只是被旷日持久的战争弄得很烦。我想战争的结束使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希尔加德学院战后与战前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烦闷的局面一如以往，食物还是和战前一样实行配给制。比战前更糟的地方也比比皆是。有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学校里一连停了好几天电。
最后一个学期结束于一九四八年的夏天。我和珍妮特互换了礼物——我把在妈妈衣橱上脏盒子里发现的戒指送给珍妮特，珍妮特把受洗时奶奶给她的胸针转送给我。我和珍妮特发誓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几天以后，学期结束了，一切都和以往有了明显的不同。
珍妮特去了伦敦的一个补习学校，因为特雷佛夫妇终于意识到希尔加德学院不足以让珍妮特升入理想的大学。我回到海伍德路上的家中，帮妈妈在家里干些杂活，一周在爸爸的店里上几小时班。生活中难过和恐惧的时光比比皆是，但那时无疑是我生命中最黯淡无光的一段日子。
店里的工作稍微能让我感觉快活些。至少我能在店里做些有用的事，还能认识一些人。有时我会和顾客打打交道，但大多数时间爸爸都会把我赶到后房清算账目、整理库房。我还在店铺后面的院子里学会了抽烟。
我第一次醉酒是在网球俱乐部的舞会上。那天晚上，有个叫安古斯的男孩试图在园丁的工具棚里诱奸我。他的行为几乎等同于强奸，我重重地打了他的脸，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他把放在后裤袋里的酒瓶掉在地上，我正是为了这瓶酒才和他一起走进工具棚的。之后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进舞场。过了一会儿，我又看见了他。他的嘴唇全肿了，衬衫的前襟上还粘着血。
“天色太黑，”我听见他对俱乐部秘书说，“在厕所里绊了一跤。”
俱乐部秘书笑了笑，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介意。我不知道如果这都是事先计划好的话，秘书是不是早就知情了。
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珍妮特定期给我写信，我们每年会见上一两面。但我们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她进了大学，有了其他朋友和其他方面的兴趣爱好。
“你为什么不进大学读书呢？”去牛津大学作客时，有次我们俩在高地街的咖啡馆里喝茶，她对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耸了耸肩，点起根香烟来。“我不想进大学念书。再者说，我爸爸也不让我念。他觉得女生接受高等教育是不合适的。”
“他让你干什么？”
“你指什么？”
“我们换个说法好了，你想做些什么？”
我从珍妮特头顶的镜子里看见自己的鼻孔里喷出一道烟，希望在珍妮特眼里自己能显得老成一些。“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这正是我的困扰所在。平淡无奇的生活磨灭了我的梦想，让人觉得不再有选择的权力了。我只知道这样的日子还将无休止地延续下去。
但仅仅两个月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爸爸死了。在爸爸死后三周的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九日，我遇见了亨利·阿普尔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