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
置身于2011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我照例淹没在新书的海洋里。逛了一大圈，发现已经在此地弥漫了几年的萧瑟气象有增无减（越来越多参展的出版商在向e时代投降，积极做好全面转轨的准备），倒是中心空地上新造的白色“飞碟”人流密集，远远地就看见外墙上挂着奥迪标志。感叹商业侵略之余，还是不免走进去看个究竟。原来前些年的古旧书展位被整锅端到了这里，而且凭着奥迪的赞助，规模扩大数倍，气宇也跟着轩昂起来。也许是因为那些搁在书桌上的对开本沉重得让小偷无从下手，所以根本没人看护，摊在那里任你翻阅，任你把那些又黄又脆的纸翻弄出刺啦刺啦的声音。这仪式化的阅读搅乱了周围的时空，透出某种古怪的、让你不由拿腔作调的凝重。守摊的大多衣着讲究而低调，神态矜持，间或抬起眼皮来，目光总能铆住那些他们不应该错过的人——但凡有经验的藏书家、古书贩，识别同道中人的眼力似乎不比他们的版本鉴别能力更低。我扫了几个摊位，就看到有人（看面相和打扮似乎来自中东）从包里掏出一叠五百欧元的票子，一张张泰然自若地数给卖主。这一幕实在叫人无法挪开视线，要知道，若是怀揣面额如此之大的纸币跑进欧洲的小店，十有八九是会因为店主惧怕假钞而遭到拒收的。
其实，上述景象和人物即便往回穿越一两百年，比方说，回到1883年的伦敦新牛津街（“那里曾是藏书者和爱书人的麦加！”——类似的抒情性描述常常被人引用），也不会有太强烈的突兀感。彼时在新牛津街27号开古旧书店的沃尔特·T. 斯宾塞（Walter T. Spencer）大约会对撞进门来的同行报以同样淡定而犀利的职业化目光，揣摩对方的身份、意向，估算他们在业内浸淫了多少时日，考虑要不要递上他那份厚厚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互联网上仍然能搜到的“在售书籍目录”……在商界，书商自古以来都是既天真又复杂的品种（负面的极端例子，是塞缪尔·约翰逊曾经当街打倒一位势利的书商，而拿破仑干脆枪杀过一位），而那些长期从事珍本书买卖的人就更是书商中的智商党——斯宾塞即为其中翘楚。在他的全盛时期，下面这样的独幕剧不时在店内上演。
1901年春——在回忆录中，斯宾塞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周日的上午——他那座四层楼的书店迎来一位美国客人。尽管当年的世界经济态势使得大西洋对岸成了斯宾塞最主要的客户来源，但他还是没想到来客目标明确，直奔狄更斯手稿而来。《炉边蟋蟀》，狄翁写在半个世纪前的圣诞故事之一，八年前斯宾塞与狄更斯的小姨子乔治亚娜·霍加斯套过多日近乎之后才用一千英镑换来的宝贝——它被束之高阁的时间已经长得差点让他忘记了来龙去脉。
但他没忘记价钱。“八年前我就定好了一口价，两千镑。”将客人领上楼以后，斯宾塞平静地说。对方的节奏也是不疾不徐，先还到一千五，再加码二百五。虚与委蛇间，店员通报楼下又有一位匿名绅士急欲候见，自称是斯宾塞的故人。
果然是故人——明尼阿波利斯的知名书商布鲁克斯。同样是有备而来，同样是劈头便问《炉边蟋蟀》的下落，但与楼上那位不同的是，布鲁克斯不容斯宾塞片刻犹豫，便迅速摊开底牌：标价不是问题，但这笔买卖他志在必得，若有闪失，则其他几笔生意一律中止。
后面的事情就不难预料了。楼上楼下短兵相接，勇者取胜；屋里屋外讨价还价，智者得利。布鲁克斯先生如愿以偿，输家则以“合理”价格收入狄更斯签赠托马斯·卡莱尔的《游美札记》（这是在收藏界最讨巧的所谓“关联书”），至于斯宾塞先生，他一边强调自己上楼的时候还在“发抖”，一边努力掩饰着下完一盘好棋的快感：“在之后的生意往来中，我向他（指输家）做过几次让步，我们成了好朋友。不过，我知道，那两位书商后来再度狭路相逢时翻出了老账，场面有那么一点激烈。”
狄更斯手迹
“有那么一点激烈”，拿这话来概括斯宾塞毕生混迹的事业，也算恰如其分。斯宾塞的书店更像是一个隐藏在仓库里的沙龙，虽然总有体形臃肿的顾客抱怨拥挤逼仄的店堂里找不到一把合适的椅子、一格体面的楼梯，但他们下一次经过新牛津街时还是会忍不住进来转转，因为在这里，交易的客体一半是书籍一半是传奇（狄更斯的头发，史蒂文森的头发，甚至，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头发），晤谈的对象一半是富豪一半是作家（包括他们的亲朋好友），而老板的个人魅力一半在精明的算计，一半在扎实的学养。自从靠《董贝父子》的杂志连载版本攒到第一桶金（尽管售价只有四十五先令）以后，斯宾塞先生就知道自己离不开这一行了，他打算永远在新牛津街上“安营扎寨，风雨不改”（Pitch an unmoved tent）。
珍本书商的生命线是人脉网，斯宾塞就是那种不怕头绪繁多，生来懂得左右逢源的人。对下游，他善于揣度客户的潜在需求，结交并培养那些看起来与文化圈关系不大的读者——其中既有印刷机发明家，也有泡菜企业老板（据说他买回去的几百本古旧书，大部分都搁在厂房里给女工在午饭时间陶冶情操）、澳大利亚牧羊场主和美国蔬果零售商，后者据称是斯宾塞毕生所见的最狂热的“狄粉”之一，为了用私房钱买几帧《匹克威克外传》的插图铅版，不知在老婆眼皮底下演过多少出暗度陈仓的轻喜剧。对于上游，那些曾经活着或者将要死去的作者及家属，斯宾塞则经年累月地与之通信、为之服务（他们中的很多人本身也是藏书家），从而取得对方的长期信任。比方说，斯宾塞曾收购到一捆旧书，上面写着萨克雷之女里奇夫人的名字，于是斯宾塞一方面到处放消息，声称他据此猜测萨克雷家曾遭窃，另一方面却并不急着将这些旧书出手。果然，里奇夫人闻讯即来信质询，斯宾塞回复说很乐意原物奉还、分文不赚，只收取购进时的低价。此举厚道公平、不卑不亢，果然赢得里奇夫人好感，将斯宾塞引见给以前出版萨克雷作品的出版商，一系列新合作就此展开。
斯宾塞上过几次罗伯特·白朗宁的门，送几本贵重得不敢差别人跑腿的书，他对白朗宁的一脸憔悴印象深刻，并且顺理成章地将之归结为痛失爱妻的后遗症；为了筹备慈善活动的拍品，斯宾塞也曾寄初版书给哈代索要签名，哈代的回信很认真，慨然应允的同时也希望“此事不要形成惯例”，因为“头几版往往未经我及时校订，难免错讹更多”。对于某个古书版本、某件作家遗物在数十年中的上涨幅度，斯宾塞向来习以为常、如数家珍，然而，当他偶然买下济慈的授权书时，还是握着这张薄薄的羊皮纸微微颤抖：当年书商估计济慈远赴意大利之后未必能活着回来，便游说他在出发前将自己几乎所有的作品版权倾囊售出，打包价不过区区一百英镑，而不到百年之后，单单这张羊皮纸本身就卖出了二百二十五英镑。在斯宾塞看来，这白纸黑字上的世态炎凉要比很多阐述经济与文化、商品与作品之间的荒诞关系的长篇大论，更有说服力。
也许，对于向来内敛的斯宾塞而言，“微微颤抖”已经是其文艺情结爆发的最高形式。类似的情形还出现过一次：大英博物馆印刷品保管员、许多当代作家的密友西德尼·考尔文（Sidney Colvin）在退休前烧掉了几百封作家来信，因为他认为其中涉及太多不宜被公众阅读的隐私。可想而知，在那段时间经常造访考尔文宅邸的斯宾塞需要经受多大的精神折磨，他必须眼睁睁地看着主人身边堆满作者手迹——它们正在或即将被主人喂进炉膛，火苗悠然吞咽着作者的记忆、读者的好奇，以及那些可以被斯宾塞当场换算出的英镑。考尔文一边烧，一边聊，间或喝一口苏打水，湿润被烟火熏干的嘴唇和喉咙，斯宾塞则只能“微微颤抖”着伺机进言，打捞起其中的幸存者——据说梅瑞迪斯和白朗宁的一部分信件，就是他救下来的。
与考尔文关系最铁的作家是史蒂文森，而后者本人也是斯宾塞店里的常客。1885年，史蒂文森从爱丁堡前往伯恩茅斯，顺道在伦敦逗留。“那天很潮湿，他无聊地坐在我店里的椅子上……刚才他看到我书架上堆满了他的《新天方夜谭》初版，六十多本，全都是我在图书馆清库存时用一先令一本的价钱收购的。看起来这幅景象让他很沮丧。”斯宾塞在回忆录中的描写很符合人们对这位喜欢四处冶游的梦想家的印象。梦想家梦游般地说自己的鞋子漏了，斯宾塞镇定地指出他应该脱掉鞋子晾干，同时给他弄来一点可以御寒的东西：白兰地加水，以及一本在售书目录。
史蒂文森在书目上找到了《新天方夜谭》，标价八先令，脸上的表情略微松弛了一些。“不过，斯宾塞先生，”他随即又锁起眉头，“不会有人来问价的吧，是吗？”九年以后，这一幕回忆在斯宾塞眼前愈见清晰，也让他一时不知该怎样面对这批书的单价已经飙升到一百多镑的事实。飙升的原因通常很残忍，这一次是因为史蒂文森刚刚病逝于太平洋南部的西萨摩亚，葬在当地一座能俯瞰太平洋的高山上，时年四十四岁。又过了很多年，斯宾塞购进了一本纪念册，编写者是那些陪伴史蒂文森临终的朋友，他们见证了梦想家在那段病入膏肓的日子里仍然每天上午都在写作，见证了他在近乎谵妄的状态下焕发的最后的诗意。
斯宾塞与王尔德的有限交集，完全拜王尔德之母所赐，后者常常向斯宾塞订购旧书，并请他上门送货收钱。王尔德太太从不讨价还价，“年老色衰却富有同情心”，可是王尔德少爷截然不同。斯宾塞几次撞见他从门外进来，“纽扣上别着一朵向日葵，颈上飞舞着一条炫目的五彩领带”。苍白、松垮、阴柔之类的词儿一股脑儿从斯宾塞笔下涌出来，他显然对这位红透英伦的当代唐璜不以为然。王尔德也不见得喜欢他，因为他总是跟母亲闲聊了好一会以后才跟斯宾塞搭一两句——即便如此，“他似乎仍然觉得说话是桩莫大的麻烦事，而且不光是说话，就连呼吸，连活着本身都很多余！”
有了这样的邂逅，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谈论王尔德落难之后的遭际时，斯宾塞的态度显得颇为冷漠，甚至不乏揶揄。作为经手转卖过大量王尔德狱中信件的书商，斯宾塞当然对他当时混乱潦倒的状态颇有感性认识。那些信时而流露出改过自新的念头，时而又任由情绪一落千丈。尤其是王尔德写给自己的出版商莱昂纳多·史密泽斯（Leonard Smithers）的信，就更是将绝望、嘲讽和苦涩释放得淋漓尽致。那段时间史密泽斯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被迫卖一点东西给斯宾塞，这其中就包括王尔德的信——也就是说，骄傲的王尔德，不得不间接依靠出售自己的书信来养活自己。斯宾塞在这些信上看到了直接的、没有一丁点王尔德式装饰音的哀告，看到了一个彻底失控的诗人。“看在上帝的分上，至少给我送五英镑来，”其中一封呐喊道，“我直面着饥饿和死亡。”发出这封信之后不久，王尔德就去世了。
一百多年之后，王尔德当然还彪炳史册，但斯宾塞其人生平已越来越模糊，我只能在网上查到他的生卒年约为1860—1952年—也就是说，在他的回忆录《四十年贩书偶记》（Forty Years in My Bookshop）出版之后（1923），他的书店应该还开了好长一段时间。据说，如今的新牛津街27号早已人去楼空，原址开着一家退伍军人职业介绍所。以如今的眼光看，这本回忆录树立了旧书业黄金时代的标杆，却基本上绕开它常常遭人诟病的阴影：赝品。只在该书临近尾声时，斯宾塞才小心翼翼地提到了一则小故事：
有人上门，送来一本威廉·霍恩《每日之书》的“原稿”，空白处写满查尔斯·兰姆的眉批，要斯宾塞估个价。
“呃，考虑到兰姆1834年就去世了，而这本书直到1839年才出版，敢问您怎么给个合理的解释？”
“哦，我不知道呢，”对方还是那么理直气壮，“没准儿那是另一个兰姆。”
《四十年贩书偶记》，〔英〕沃尔特·T.斯宾塞著，Houghton Mifflin 1923年第1版
刊于2012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