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
拜访董桥先生是在他港岛半山的家中，家具、藏书、摆设一切都整整齐齐。用董桥先生自己的话说，因为他有洁癖，家中杂乱就写不了东西。也因此，他无法忍受那些乱七八糟的白话文，他对自己的写作也很严格，词句都要像房间一样规整。董先生说，写作半个世纪，他希望能不断超越自己，写得更好，最重要的是写出跟别人不一样的白话文。这几年董先生的写作很少涉及时事，他解释说，自己对政治上的事情已经很厌烦了，政治上的那些人心态不好，失去了基本的做人分寸，而他不断写老人旧事，就是想告诉读者，以前的老派人是怎么样的，他们对待政治和生活是怎么样的。
您今年七十岁了，现在还经常去报馆上班吗？
董桥：我现在已经是半退休状态，一个星期只去报馆三个下午。香港大学在跟我谈，给我一个小房间去写作、看书。他们图书馆的东西多，我可以去看书，离我现在住的地方也不远。已经给我准备了一个房间，但是在山腰上，我走路腿不行啊！其实我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台子看书、写作，学生可以来看我。这样的安排对我这种老人家也蛮好的。这就是写书的好处，而且老了以后，不管你写得好不好，人家都会尊敬你。说到看书，我现在还是买英文书多，读的也是英文书为主，这是习惯了。中文书，一般我看完就送给朋友了。
您一直写散文，觉得自己现在写东西跟以前变化大吗？
董桥：我觉得变化很大，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现在的我一定比以前写得更好，但我以前写的还有童真，还好一点。反正我一定觉得比以前好，我也在求变。这很难啊！写作是很难的事情。我很自觉地要超越自己，不然你写了要干嘛！我现在一个星期登一篇，有空就写一点。对我来说，写是很快的，但是修改就慢，要慢慢想。现在的人都不太改文章，我们都习惯了要看来看去改。我还不能在电脑上写，只能在电脑上回邮件什么的，写文章还必须用笔。
写了大半个世纪，您会感觉厌烦吗？
董桥：我也会有厌烦的感觉。厌烦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厌烦自己怎么还在写；另一方面是，看到一些中文书，感到很厌烦，厌烦他们怎么还写成那样子？他们怎么那么不珍惜自己的羽毛？有时候也会看到写得很好的，我就会很尊敬，觉得真是不得了。不过要讲具体哪个人，就不太好，要得罪人的。真的，有一些人写得真好。我的朋友白先勇，他早年写了很好的小说，后来就不写了。我觉得他是对的，他是不能超越自己了，因为最好的东西已经写出来了。
我现在每年都会出版几本书，这真糟糕，怎么还在卖文？我已经卖了快五十年了，我二十岁开始卖文章，真是可怕！
年轻时候写，真的是喜欢写。那个时候开始做翻译，也是生活需要，做翻译可以赚钱。
跟我一起出道的写作者，到现在还在写的，真的好像也没有了。不过那个时候我结交的大部分是老一辈文人，跟我同辈的都是编辑，很少坚持一路写下去。有一些人写到一半也不写了，自己觉得写不出名堂。有一些学问非常好，文章也很好，可是他没有那个命，不是走这条路的。都是命，我跟你说。有些人写得比我好一千倍，可是他就很难出名。有些人写得坏也出名，真是命。
什么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成为作家了，一辈子只能靠写文生活了？
董桥：写写写写，写到一天突然自己好像出名了。写到出名了，不想写也不行了。大家都要求你写，你不写可能都不行了。回头再看，怎么突然就成为作家了呢？这个真的很难讲。大概到我四十七八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不能不写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作就是靠不停地写。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不停地写也不过如此，可是到了四十几岁，才发现自己有点名堂了。我也有点奇怪，自己怎么就走了这条路。算命先生曾经对我说，哪一年一定会走上什么路。假如不写文章，我会怎么个活法呢？算命先生说，不会的，你就是靠文笔，已经定了！算命先生还说了，你的声望会高到什么程度等等，大约都说了！这是年轻时候算的命。人就是这么糊里糊涂的把日子过了就算了，但一定要开心。比如说，我相信那个算命先生，说我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会怎么怎么，那我不是整天要等那么一天，那不是很没意思吗！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您这几年的文章越来越受到大陆白话文的影响，文字跟您二十多年前差别挺大的。
董桥：我们讲话、写作的句子以前不是这样的，但现在开始这么说了。这都是要学的。我必须写出我自己满意的，跟别人不同的东西。我喜欢在家里看大陆的电视连续剧。看大陆连续剧，对我们这种不在大陆的人有个好处，就是琢磨他们怎么说话。但我不是说要把大陆连续剧的对白都搬进文章中，有一些字是不能用的，比如“呗”、“啊”、“呀”，要是文章里有太多这种词，文章就掉下去了。除了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没有在中国人社会生活得久一点——香港不算是纯粹的中国人社会，有些乱七八糟了——我也没办法去大陆，所以只能看DVD汲取点营养了！可是，我在写文章的时候，非常自觉地不让自己想中国的东西，而是想西方的东西，想英文的写法，这样我写出来的文章就跟别人不一样了。这是我的窍门，但这也不是翻译。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在感觉上是他们的，中国人念起来又很特别，跟一般人不一样！
所以您的白话文很难归类，既不是翻译体，跟明清白话也不同，跟台湾的“国语”、大陆的普通话也不同。
董桥：对，就是要这样子！我就是要经营这种东西，就是要跟其他人都不一样！每个写作者都要想出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文章跟别人不一样！希望自己探索的文字是好的。比如海明威，一个句子改来改去好辛苦。在我看来，我的老天，英文居然可以写成这样。可是不懂的人以为，他的英文很简单。我看张爱玲的东西，有些文字发亮，有些东西写不好沉下去了。说到底，她不是那么讲究文字的，靠的是天赋！人家整天问我，张爱玲好在哪里，哪本书最好？我认为，张爱玲有一篇文章写得最好，就是《忆胡适之》，收入《张看》。一般人不会在意这篇文章，可是我看了这篇文章有一百遍。
我会非常自觉地探索汉语的写作。有些话，用英文讲很好，但是用中文就不行，不是我要的感觉。现在的作者都不太讲究这些了。有一天我收到一篇文章，署名是我的，但是假冒的。我一眼就看了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不会用“地”这个字！整篇文章很像，但就是用了这个字。另外，这篇文章还用了被动语句，我是不会这样写的。
还有一个窍门，我最近几年发现，文章写完之后，我看看能不能翻译成英文，外国人会觉得好吗？用另外一种语言去表达你要表达的东西，是否合逻辑，是否让别人读了之后有共鸣，如果不行，我就擦掉重写。文字这个东西是相通的，你如果懂那么多语言，你的文字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是很喜欢整齐的人，家里、办公室不整齐就写不了东西。我从小喜欢干净整齐，这是怪癖，不喜欢跟人很亲密的接触。很整齐，也很死板！所以，我写句子也是如此！看句子段落，看着摆得不对，就不舒服。还有，我教你一个窍门，形容词把它放在句子里，先讲那个东西，然后把形容词摆在后面，就好了！比如，“明朝谁谁谁的画”，这个句子不好。你可以改成：这幅画叫什么名字，明朝谁谁谁画的！感觉上句子的流法就不同的。句子很密的话，可以把它拆短拆碎，这是语句的节奏。语言是有音乐感的，因为我是弹钢琴的，我知道这个东西。
胡适的文章，白话文够好了吧，干干净净流水一样，但是就缺了文采，他不太注意调句子。鲁迅懂，鲁迅故意把一些句子调来调去。周作人写的那种半文言半白话，是另外一种意境。我跟他差远了。但他的启发已经没有那么大了，有时候心里会想，我也已经会写这种文章了，我已经学了够久了。
对您有启发的作家还有吗？
董桥：可以启发的作家还是有的，点点滴滴，不是整本书，而是某个篇章，我会记下来。
还有我一辈子记笔记，看见什么书，看到什么人，听到什么话就写下来。这种笔记本好多。我现在正在写一个人，很多年前认识的，笔记上也有关于他的事情，但是我不看笔记了，我开始放开笔记，自己想那个时候我记得他是什么样子的，我记得他讲哪句话，凭我的记忆去写，不抄笔记。写出来的东西，是我笔下的意味，不是笔记本里的意味，可能加了我的幻想和虚构，加了自己的感觉，这样写出的意味是活的，笔记里的意味是死的。我写的是自己的东西，不是那个人！所以，散文是否可以虚构，我想了很久。散文当然可以虚构，因为是经过你的想法写出来的，那些情感肯定不是当时的，所以肯定有虚构。最后，小说可以写成散文，散文也可以写成小说。《橄榄香》就是这么写的，小说人生，人生的小说，这样混杂在一起。有些虚构有些真实，肯定存在着那个人那些事，否则我不会有那种感情和感觉！所以不能说我不写小说，有些散文我就是用小说方法来写的！
您现在不再写时事评论，完全回到了书斋，为什么会这么选择？
董桥：我真的很厌烦了，香港有很多东西我看不惯，心里很不舒服。香港自己把很多好的价值放弃了，一些很珍贵的教养也不要了，整天怕大陆生气，怕北京说他不听话。其实大陆对香港真的很宽容了，什么也不太管你。你自己怕，自己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那你干嘛！我写的话，也不是说怕得罪人，到了我这个年龄，我有我的尊严，我有我的要求，我有我的格局。我去写这些东西，再去写政治，再去评政治，评政坛上那些人和事情，我觉得是在贬低自己的身份。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如果你问我个人：香港是回归之前好还是回归之后好？回归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而是回归之前在政坛上，在权力走廊上的人，他们的心态比现在好！现在政坛上有些人，怎么会这么做人呢？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自己做报纸，天天看这种东西，开这个会那个会，我已经很厌烦了。我应该做的都已经在报纸的新闻版上做了，评论就让他们去写了。
人的价值观，人的教养，我看总是要守住一点东西的，一点原则都没有不太好。这就等于说，硬件很好，软件出问题。有些事情，比如香港政坛上一些人跟商家的来往，占小便宜啊，出去旅行要求商家招待什么的，像我这样受西洋教育的人，看在眼里就非常不舒服。你们需要点分寸好不好？我认为，一些老的价值观，老的教养是很重要的，这些东西不是硬邦邦地去写好还是不好。我要写的是，在我长大的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情，那个时候，是旧派人旧派的事情。那种人和经历，对现在的人应该有所启示，至少让你知道比较旧一点的人是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不都是很有钱，不都是上流社会环境中长大，我们是在一个清白家风的环境中长大。那个时候的人，1950、1960年代，好多大陆文人都来到香港，我遇到很多。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很温婉也很悲痛，那个时候的人和想法，小小的生活细节，都是我很怀念的。我故意写这些东西，故意不断地写，也算作是我的回忆录。断断续续、零零碎碎，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有些人根本就是一两面之缘，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地方值得写。
西方的东西使得我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做人要有分寸。因为西方人跟人交往非常讲究保持适当的距离，人与人之间，人与事情之间，这些东西是我受西方最大的影响。分寸使得人与人、人与事、人跟景物保持很舒服的距离，包括人跟权力之间，在台上的时候，他是他，下了台，他还是他。中国人就不行。这是很难的，这也是西方人很珍贵的传统。
您要是当年不选择写作，可能还会做哪些事情呢？
董桥：如果年轻时候我不写东西，会做什么事情？我想过，也许我会在大酒店里弹钢琴，弹爵士乐或者轻松的音乐，赚这个钱也很舒服。这是一个出路。
现在每年还买那么多古旧珍版书吗？
董桥：现在也很难找到好的英文旧版书了，都要到国外去找。我现在不能随便去国外了，因为长途飞行太累了，所以都是通过写信和E-mail跟英美两地的旧书店联系。他们找到我要的书，就会帮我寄过来。我现在主要找皮装的、装帧漂亮的、可以玩的书。偶然遇到这类好的书，他们就会帮我寄过来。现在一个月能找到一两本合意的古旧书已经很好了，有些真的很贵，但这不在乎，只要自己喜欢！我买了很多很漂亮的《爱丽丝漫游仙境》，以后都留给我孙子。
我所有生活上的东西，都是老派的。我不愿意去ATM机上取钱，我要到银行排队。写信我要去邮局寄信。排队感觉很舒服。全部电脑化，很多人生乐趣就没有了。这种人生是很奢侈的，我就是不节省时间，我有大把时间！
石剑峰 采写
刊于2012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