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陵
《寺内》是刘以鬯的小说结集，包括有三个中篇和十一个短篇，分成上下两辑。
这种分法似乎不太好，照我看，应该以小说的性质来分：第一类写现代都市的人物和遭遇，像《链》《吵架》《赫尔滋夫妇》《龙须糖与热蔗》《时间》《圣水》《一个月薪水》等，都属于这一类。
第二类是意识流小说，虽然故事的人物和遭遇也发生在现代都市，但并没有过分着重情节，而更多落笔在人物的意念和感觉，可以《第二天的事》和《对倒》为一辑。
第三类是出现在不同空间的人物，在节奏和心境上，与上两类有明显的区别，如《除夕》和《俯视》。
第四类是《寺内》。
第五类是《蟑螂》。
《动乱》一篇比较难分，因为它近于报告文学，勉强可归入第一类。
也许这种分法过于琐碎，可是我总认为：假如能够按性质而不是按体裁来分一下，更可以帮助读者投入阅读的喜悦中，获得更大的满足。
第一类是刘以鬯顺手拈来之作，他长期在报馆工作，自难免有敏锐也极丰富的社会触觉。由这触觉引申，他轻易地便可把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圈画出来。很生动，很流畅，只随意略描几下，已经把好些人物的性格和特点，连同他们的际遇，清清楚楚地展露。
这些人物，包括那对赫尔滋夫妇，卖龙须糖的亚滔和卖热蔗的珠女，赶水翼船的子铭和淑芬，给孩儿喝“圣水”的大姑，在马家干了四十三年也让人辞退的老佣二婆，每一个角色都活灵活现地生活在现实社会的各角落。没有戏剧性，但戏剧性自然在角色自身的行动中开展，单是这一类的小说，只能看出刘以鬯有圆熟的技巧，和随意安排便成佳构的能力，尚未达到杰出的突破。因此，第二类的两篇：《第二天的事》和《对倒》便可标画出刘以鬯和其他普通的小说家，究竟有怎样的不同。
《第二天的事》和《对倒》，都同样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和现代感。同样有错综复杂的现象与幻象的交错，同样有丰富多变的心理与行动的糅合。和前一类比较，有更强的感染力。它不借助人物的特别的表现，而仅是铺排一些关系和线索，便丝丝入扣地引带读者进入他所安置的画面中，跟随那些角色的活动而活动。
《对倒》的出色的地方，是作者对气氛的营造和控制自如。他一层层一块块地构架，表面上互不相涉的关系有如围棋盘上的棋子，分布在各个漠不相关的位置中，但每行一步便紧扣一步，精彩处令人目不暇接。到几条线索给穿引起来时，又慢慢解结，不凭情节的高潮，又导引读者走入另一个空间。这种本领，如非第一等的高手，不敢轻易尝试，自难怪日本人本桥春光在日译本《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一九七五年荣光版）中，将《对倒》和鲁迅的《孔乙己》、师陀的《期待》和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并列。
足以奠定刘以鬯在当代中国第一流小说家地位的，除了《对倒》外，我认为应该是那篇伟大的《除夕》。我说“伟大”，因为它的确有不朽的质素。那是任何艺术家所梦想冀求的表现顶点：深入人性的核层，然后朴素地细腻剖画。《除夕》是以曹雪芹的末日为题材，但一路写来，看不见过多的渲染，而压力是那般沉重，使人不能自已地震撼和激动。他制作了一个普通的冬日场景，然而，沉默地在那场景内活动的，不仅是一个悲剧的影像，而是古往今来所有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所共同追求的，生命的谜奥。它叹息，它沉落，它紧随人的脉搏而跳动，直至终篇，仍然余音袅袅。
比较起来，《寺内》便显得有点刻画过分。《除夕》自然，《寺内》雕琢。《寺内》是以《西厢记》的躯体加上现代的灵魂，如同张天翼也曾以《水浒传》的躯体赋予自己的解释一样，刘以鬯在《寺内》花费太多功夫，反而使《寺内》有很多生硬。这也许是一种考验，演绎古典如掺杂有过多的现代，那很易会变成一种不易接受的混合物。当然，那是特别苛求，因为究竟很少人敢去迎接挑战。刘以鬯的尝试，究竟可以看出他有多方面的触探。
《蟑螂》一篇，是刘以鬯向读者提供他对生命所做的探究。他演述他的生命意念和哲学，他把断了腿的蟑螂的挣扎、梦境、过往祖母悲剧的回溯、周金财的自杀和赌败了女人的死亡，各种生命的微妙组合成一首乐章。……他不去解答问题，他只是从各个个别问题中引入了生命的意义和终极。这种努力，已早早地远超出刘以鬯自谦是“写流行小说的”范畴，而使他拥有真正小说家的荣誉。他不只是会述说故事，还能挥洒自如地善于运用小说的艺术技巧，去传达他的观念。他制造的形象和气氛，他掀动的复杂多变的线索，使他有如文学艺术的魔术师，玩弄一副文字的纸牌，使人叹为观止。
（原载《大拇指》第一二六期，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一日，原题为《刘以鬯的三本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