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君君为唐德刚于1981年在济南山东大学当“交换教授”时美国史班上的学生。其作业为“太平洋海空战”，嗣发展为一长逾三十万言之巨著，畅销大陆与海外，为纪念珍珠港事变五十周年难得之巨构佳作。王君现任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本篇为唐氏于1987年讲学青岛时，王君的访问纪录。
《顾维钧回忆录》一书是中国著名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先生的一部长篇回忆录。这部书在大陆出版已有数年，可是，关于这部回忆录撰写的秘史，却鲜为人知。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唐德刚教授应邀赴青岛讲学访问，我就此问题采访了他。唐教授是参与撰写《顾维钧回忆录》的五位学者中最主要的一位。他谈了撰写这部回忆录的曲折过程，其详情如下。
关于撰写《顾维钧回忆录》的情况，不妨从头说起。
在海外，撰写回忆录一向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丘吉尔、美国的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将军等都有自己的回忆录，美国现代名人几乎人人都写回忆录，如近几年来，《基辛格回忆录》、《尼克松回忆录》等都已先后问世。
但是，撰写回忆录并非易事，个人写起来相当麻烦，须花费很大的气力。鉴于此种情况，历史学家们采用了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口述历史。
这一方法最先是由美国学者列文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搞起来的。那时，录音机刚刚发明，这就为口述历史的进行创造了条件。列文斯的口述历史计划的对象首先是美国要人，同时也包括一些在二次大战中跑到美国去的欧洲知名人士——高级难民。当时，口述历史的工作由哥伦比亚大学出面集资组织，结果搞得非常成功。后来，这一方法也被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采纳了。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国民党中的大批要人纷纷移居美国，其中包括胡适之、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等。于是，哥伦比亚大学便拟就了一个“中国口述历史”的计划，并组建了一个研究室。然而，全室的人员仅仅才两名，一名是我，一名是夏连荫小姐。夏小姐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硕士，她的英文很好，但中文差一些。起初，校方指派她去访问孔祥熙，采访工作结束后，她又去访问陈立夫。而我最初访问的是胡适之博士，工作完毕之后，我又去采访李宗仁先生。
就采访计划的规模而言，哥伦比亚大学当然希望越庞大越好，可是，由于人手太少，我们也不可能把战线拉得太长。在我与李宗仁先生合作搞他的回忆录时，哥大也意欲访问顾维钧先生。
顾维钧先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时间很长，在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他都是一位很有资格的历史见证人。他1912年做袁世凯的秘书时不过二十五岁，二十七岁时任驻美公使。在巴黎和会时，他才三十岁出头。后来，他出任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并曾担任过代理国务总理。国民党政府时期，他又任外交部部长，又做大使，个人收藏的资料相当丰富，这便是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意欲访问他的主要原因，而顾维钧本人也非常愿意加入这一“口述历史”的计划。但当时顾维钧正在海牙国际法庭里做大法官，每年在纽约的家中仅有三个多月的休假时间。于是，哥大就与我们商量，希望我们能抽空在顾维钧回到纽约度假的时候访问他，当顾维钧假满返回海牙之后，采访工作就告暂停。那时，我正忙于访问李宗仁先生，实在挤不出时间，因而最初访问顾维钧的是那位夏连荫小姐。
夏小姐访问顾维钧是从顾的少年时期搞起的，她先后采访了顾维钧的家庭背景、儿童生活、到美国留学的情况、最初的婚姻问题，等等。可是，当她刚刚开了个头，写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她便不想干了，因为夏小姐感到工作量太大、太忙碌。这时，校方就问我能不能接着做下去。其实，那时我比夏小姐更忙，正忙着访问李宗仁先生。但我感到顾维钧的名气很大，这个题目对我很有吸引力，便一口答应下来。经过五个月对顾维钧的初访后，我将稿子整理出来交顾维钧一阅，没想到他竟大为满意。原来，顾维钧从政生涯持续时间很长，特别是早年他在袁世凯手下做事，时间久了，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无法记得一清二楚，而我是学历史的，凡涉及的历史事件，我就想方设法将有关的史料查找出来，加以补充和核对，顾维钧对此非常满意。首次访问之后，顾维钧便又回到海牙任职去了，并从那里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表示仍希望由我来替他写回忆录。从此以后，访问顾维钧的工作就全部由我承担下来了。每当顾维钧回纽约度假一次，我就前往采访他一次，每次采访的时间为三至五个月不等。
我为顾维钧撰写的回忆录，从时间上讲，是从1912年顾维钧任袁世凯的秘书起，那以后不久他又被晋升为外交部参事，1915年出任驻外公使。当时，北京政府考虑到顾维钧年纪太轻，一下子到美国做公使有点过分，遂拟定了一个新方案：将顾维钧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以这个身份赴墨西哥尽快呈递国书，然后改派他赴华盛顿任中国驻美公使。这是北京政府原始的计划，事实上顾氏一到美国，政府的任命便改变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政府又指派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巴黎和会。现在回顾一下，全世界只有两个人同时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会”，一位是南非的一个首脑人物斯考特将军，另一位便是顾维钧。和会之后，顾维钧又参加了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之后，中国方面将山东胶州湾的主权争了回来，顾维钧也因之名声赫赫，那时他三十四岁，年富力强。回国后不久，1922年，顾维钧就当上了外交总长。1926年10月，由于银行界和军界对待内阁的行径使北京政府总理杜锡珪感到愤慨，遂于10月2日辞职。那时，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是内阁里的第一部，国务总理不干了，外交总长便代理国务总理。于是，10月6日，顾维钧即组阁做了代理总理，接管了政府。不久，又正式就任内阁总理一职。北伐之后，顾维钧跑掉了，他到欧洲去旅行，观察世界政治趋势，后又抵达加拿大。不久，他接到张学良的电报，离开加拿大回国到达沈阳，做了张学良的智囊人物。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请求国联出面调解，但国民党政府当时没有合适的外交人选参与这一国际性的外交调解工作，顾维钧遂成了中选角色。于是，这位本是国民党通缉令上的人物，于1931年11月23日摇身一变，竟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代理外交部部长。不久，顾维钧就作为中国代表抵达国际联盟总部当时所在地日内瓦。后来，他又担任驻法公使，不久，中法外交升级，他就成了中国第一任驻法大使，一直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1940年6月，法国被德国占领，成立了维希政府，顾维钧又在维希政府里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国大使，后调任驻英国大使。当时，法西斯德国从空中对英国实施狂轰滥炸，顾大使像其他人一样，也领到了一顶钢盔。顾维钧当年的这顶钢盔，现在还在我家里。它怎么会跑到我这儿来了呢？这是因为顾维钧有数十箱档案材料，我劝他将这批材料捐献给哥伦比亚大学，由哥大加以保存。顾维钧对此是求之不得，因为他的这批资料放在一家商业公司的保管科里，他每月要为此付出七十多美元的保管费。这批档案材料共三十七箱，内容非常丰富，是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我将其安置在哥大的珍贵资料室里，取其名曰“顾维钧室”，由我来负责。我又请了一批研究生将这批资料做了索引。在将资料装车运往哥大时，我那九岁的儿子从资料堆中拣出了这顶钢盔，戴上后蹦蹦跳跳高兴得很，顾维钧在旁一看，便说道：“拿去吧，拿去玩去吧。”这样，我的儿子就把钢盔拿回家去了，一直到现在。
就这样，我所撰写的《顾维钧回忆录》从1912年一直写到顾维钧就任驻英大使。这二十几年实际上是顾维钧一生中最精彩、最重要的时期。撰写这一段时，他口述，我执笔，并查阅了相当多的资料，这三十七大箱的资料都查了，三十七箱之外的资料我也查了不少。
当我整理完顾维钧上述这一段回忆录之后，大约在1962年，我就离开了口述历史室，因我不能老是干此工作，这都是研究生干的项目。那时，我已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教授了，后续的访问工作便由两位博士研究生来接手。所以有人说，《顾维钧回忆录》是由“四个博士”写的。其实只有三位博士，那夏小姐不是博士。而这三位博士中，顾维钧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便是我写的。后面接手的两位博士，一位姓曹，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仅仅写了很短的一部分就被哥大辞掉了；另一位是美国人，叫乔治·西蒙尔，他接着做了剩余的访问工作。后面顾维钧的许多经历，在他个人一生中都不是很重要。回忆录的结尾是到顾先生做完海牙大法官。
我们四人搞的这一大堆材料，后来由一位美国小姐整理，因为这位女孩子不是一位作家，所以她在整理中，把我从前写得很生动、很精彩的一些情节删掉了不少，最后撰写成一万余页，搞成缩微胶片，放在哥伦比亚大学。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外交活动日益增多。大约在1979年前后，一批中国学者访问美国，并曾同中国驻美外交人员一起与顾维钧共进晚餐。席间，顾维钧说他有一本英文稿的回忆录，中国社科院的几位学者就说，能不能拿来让我们回国翻译一下出版呢？顾维钧就这样答应下来了（这件事是顾维钧于事后亲口告诉我的）。随后，九十一岁的顾维钧就将回忆录的稿子交给了中国学者，而哥伦比亚大学还不知此事。当时，撰写《顾维钧回忆录》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史料，不是为了出书，所以，该回忆录是以英文用缩微胶片的形式出的，是专为学者们进行研究用的。再说，他的书部头太大了，谁能出得起呢？据说国内组织了不少人翻译这部书稿，已经出了好几卷，可是关于这部书稿成书的坎坷过程以及我们撰稿者披胆沥血的情形，国内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也都成了“无名英雄”。我自己在这其中的遭遇就如同《李宗仁回忆录》一书最初在国内出版时的情形一样。
原载《青岛研究》西安事变、六一事变五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