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的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
纽约华美协进社已退休的社长、前辈老朋友孟治先生是位美国名人。《全美名人录》里面为他所列举的多条光荣履历之一便是“曾在中国五四运动中被捕坐牢”，胡适之先生所反对的便是这个“孟治坐牢”的五四运动。
胡适为什么反对五四运动呢？他说因为这个“运动”是对他和一批朋友们——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所正在进行中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干扰”！据他说，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不幸的是，罗家伦把宣言一贴，傅斯年大旗一摇，孟治坐起牢来，“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在胡适之先生看来，这个真能为中华民族“再造文明”、但是却被迫半途而废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便是他在纽约当学生时代所策动的“新文学运动”的扩大和延伸。而新文学运动又是他那《文学改良刍议》一篇文章“刍”出来的，因而中国近数十年来深入群众的各项激进文化和政治运动，归根结底都与他这篇文章有关。这些运动对国家、民族、人类是祸是福，这篇文章也是个总根，他老胡适都负有责任的。
不管胡先生这一逻辑能不能为历史学家和大众所接受，读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人，大概没有什么人能否定他这篇文章对近代中国文化运动的重大影响。
1956年6月2日，也就是《刍议》开始起草的四十周年，纽约市中国知识分子所组织的“白马文艺社”在胡氏当年写这篇文章的公寓九条街之外开讨论会之时，胡氏又把四十年前的故事详细地叙述了一遍。白马社其后也曾对中国现代文学里“传统与创造”这一问题，由鹿桥主讲，作过很长的讨论。笔者那时也是参加讨论者之一，会后也曾在自己的日记上写上了些节要和私评。
最近因为要翻译胡先生的英语口述自传中有关文学改良这一章，所以我把二十多年前的旧日记也拿出来翻翻以作参考。读了旧时的日记，我才觉得自己没有长进，二十多年前的意见和我现在的意见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收到汪荣祖教授的来信，他在主编一本有关纪念“五四”六十周年的书，要我写一篇关于“胡适与‘五四’”的纪念文章。笔者糊口异邦，实在没空，然汪公盛意坚约，他又是适之先生和在下的小老乡，后来居上，盛情难却，因而把旧日记上我们讨论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的节略抄一段下来，略加修改补充，滥竽充数，以就正于高明。拙文虽与“五四”无直接关系，但也算是一点点有关“五四”背景的讨论吧。
下面一段便是笔者当年在鹿桥、艾山两兄有关“传统与创造”的长篇讲演之后，艾山且点名说我“唱梅派”（梅光迪派）的时候，我自己的发言，和其后一些零星私评的节要和增补：
我认为古往今来，任何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和理论的价值，我们都应该把它们三七开或二八开，甚或一九开。他们的理论至多只有三分有永恒或较长时期的价值，其余的则只有些临时性的价值；时代一过，剩下的七分、八分，乃至九分都会变成糟粕，没有价值了。我们对任何至圣大贤的看法，我认为都应该如此。例如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程朱陆王、休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康梁、杜威、胡适、鹿桥、艾山——尤其是艾山（全场大笑），都应该三七开。我们祖国这些年来把文化思想弄僵了的缘故，就是把一些权威大师们“全开”了的结果……
我们对胡适之先生的看法，也应该如此。胡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在1917年确是应该“全开”的，因为它具备七分的时代价值和三分的永恒价值。但是如今事隔整整四十年了，那三分“永恒价值”虽然还可继续存在，它那七分的“时代价值”就七、六、五、四、三地随时代的延长而递减了。它将来是否会递减到零，那只有等到四十年后再看了……
以上是我发言的要点。在大家讨论之后，我后来在日记里也把我自己的一些零星的意见总结了一下，写了个大纲。我认为胡先生在《文学改良刍议》那篇文章里所列举的“八条”项目，在清末民初，真可谓“切中时弊”。因为我国有清三百年里的“官样文章”，都被我们安徽的老乡垄断了。说我们好的简直把敝老乡捧成“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说我们坏话的，则把咱老乡骂成“桐城谬种”，说他们根本不会写文章，涂鸦满纸，只是一套“桐城壳子”。
说良心话，那一套恭维话，实在是腐儒之见；骂“桐城谬种”是重了一点，“壳子”倒是真的。写起“桐城壳子”来，也真是“八弊皆全”：其一，言之无物；二、专仿古人；三、不讲求清晰的文法，却偏要吹“文成法立”；四、无病呻吟；五、专用滥调套语；六、有话不直说，遇事转弯抹角，用他个“典故”；七、有时还要耍花枪、做对句；八、绝不用大家都懂的俗字俗语。
青年胡适针对时弊，造他桐城老乡一个反，从徽州府炮轰安庆府，打他个安徽内战，把安庆府桐城县内的大小方刘姚都打得落荒而走。胡适之在这场“文改”里所策动的“八反运动”和后来在“土改”时期所搞的“三反”“五反”，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是四十年过去了，徽州胡传的儿子，把桐城方东美的祖宗，早已打得灰溜溜见不得人。但是胡博士从此以后就能取方刘姚而代之，来他个“天下文章其在绩溪乎”了吗？四十年河东转河西，这个文艺界“徽州帮”“黑线专政”也该到了被造反的时候了吧！
第一，做文章一定要“言之有物”吗？屈原的《九歌》，就没有哪一“歌”里面是有物的，你能说屈原的文章不好？屈原是中国文学作家中第一个出个人文集的呢！——三千年来第一人！
写文章不应“模仿古人”吗？近四十年来，我的同学之中就不知出了多少小鲁迅、小胡适、小巴金。不模仿鲁迅、胡适，白话文就作不好。鲁迅早已做了“古人”，胡适那时虽然还未“作古”，但也已“生前原作古人看”了。不模仿古人还行？
写诗文“要讲求文法”？闻一多大师生前所最赏识的那种“看不懂、念不出”的艾山体新诗，就一点文法也没有，它硬是顶呱呱的好诗。今天时代已快进入80年代了，白话诗愈写愈好，也是我有见必读的“现代派”诸大诗翁的“新诗”也就愈不讲求文法了，还不是一样直承胡适之第三、四代衣钵的好诗！
“无病呻吟”不应该吗？萧伯纳说，情书就是美丽的谎言，情书写得愈好，谎也扯得愈大。写情书时，足下如有病，千万不可呻吟！无病，则务必大哼特哼！否则感动不了她，她就说你不是“情感中人”，和你绝交，那你就真要自杀了。我的朋友何灵琰的干爹的名著《爱眉小札》，就是惹得千万痴男情女着意模仿的最好的一本“无病呻吟”的“谎言书”。鲁迅那本读来不像“说谎”的《两地书》，也是一本最高明的无病呻吟的“谎言书”，比徐志摩的“谎”说得高明万倍。总之，如果只是有病才许呻吟的话，则李义山的千把来首诗都要真的被吴稚晖甩到茅坑里去了。
写文章用“滥调套语”也是个少不得的坏事（necessary evil），因为语言文字是个活东西，它也有生老病死，永远生存在新陈代谢之中。三十年代的“左联”，苍天！真是满口新名词，现在再说起来，则无一不是滥调套语。胡适之二十几岁所说的话，句句都新鲜，六十一岁在台大礼堂所说的，有哪一句不是滥调套语！红卫兵小将造反之初，也是句句新腔，三个月后，则没有一句不是霉烘烘的。当今在中国文学批评上作为胡适接棒人的夏志清教授告诉我，他只希望他的书“流传五十年”，第五十一年之后，如果不出个“冬志清”，则中国文学批评里的巨著，所剩的也只是些滥调套语了。
对对对子，也不是天大的坏事。事实上笔者本人就深受其惠，夏志清教授最近谬奖拙作，就是说我会写“三字经”、对对子。
本来嘛，中国的方块字就是与蟹行文不同。我们的文章在方格子里写出来，整整齐齐，就像国庆阅兵的仪仗队，不像番语写出来那样头齐脚不齐的。我们的声调，平平仄仄，读起来也可摇头摆尾，铿锵有致。番文番语怎能同我们比？可是这个秘密自周文王到魏武帝，都未被人发现，直到江东二陆以后，才被一些江南才子找到了。且看他们搞的什么“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你胡适之能说这不是好文章？老实说，我们在海外待久了，同洋人吵架也不算稀奇，抱两本洋书也吓唬不了老几，我就觉得西洋文学里突出的“纯文学”（belles-letters）就不一定比我们的“暮春三月”更美。我们能念得头动尾巴摇，他们能不能？只是我们六朝金粉里的兔子姑娘，在那些花花公子的俱乐部里捞久了，纵是野花也不香了。纽约的“无线电城”内那些“拉克”（rockettes）女郎还不是一样，那一百多条修长的大腿，踢起来多美！可是她们踢了四十年——从重孙女踢到曾祖母，就再没有人要看了，只好破产关门。
我们专门讲求对仗的“六朝文”还不是和这“拉克”差不多，不是她不美，只是“踢”腻了罢了，最后“踢”出个“诽韩案”的主角，要关她们的门。事实上韩退之的“文学改良刍议”里，也有其“七不主义”：不许脚高于顶，不许三点泳装，不许……只有胡适之的“不避俗字俗语”那一“不”，退老未想到而已。
胡适之先生要人家作文“不用典”，更办不到。因为他教人不用典的那篇《逼上梁山》的大文，文题本身就是大典故！正因为他用典，他那篇文章才有劲。不信？且看我把它换成个不用典的题目：“我本不要做呀，他们硬逼着我做啊！”写了这样一个题目不用典的文章，那胡适还能成其为胡适吗？
记得抗战胜利之后，在野党的领袖们想入阁做官，但面子上又不大好意思，弄得扭扭捏捏的。那时那个俏皮的《文汇报》就替他们做了篇社论，叫《袭人出嫁》。读者不用读内容，一看题目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读文学史的人，如不以报废文，那笔者就主张打它个一百分，理由就是它用典用得好。“袭人出嫁”不是个典故？后来笔者在海外教书，教了些台大、政大毕业的高材生，我就一反我自己的老师对我“不用典”的教导，劝我的学生作文要用典——用像“袭人出嫁”那样的“典”。不用典的文章怎能（让我用句“滥调套语”）掷地有声？
俗字俗语，胡适之先生一直要我们“不避”。可是他老人家说话作文却避之唯恐不及。笔者在美国做学生工时，学了许多“四字真言”（four-letter words）。土包子当初不懂，去查《韦氏大辞典》也查不着，最后还是请教了一些同工同酬的活字典，才得其真义。这可算是真正的俗语俗字了，但是这些字我就未听见胡老师用过一个。笔者做了教书匠以后，在书桌抽屉内也贴了一张违反师训的座右铭：“教书时千万不可用俗语俗字。慎之！慎之！”自制“语录”以为警惕，否则便有被大学解聘的危险。
对胡老师“不避俗字俗语”这一教导，最忠实执行的，据我所知，只有胡公在北大的及门弟子——老友艾山诗人一人。且看艾山的《山居小草》这首诗里“植树”的那一节：
归一呐，一句话：
“妈的苗×，
老子的事，用着你管？
多嘴，给你吃卫生丸！”（《暗草集》，页19）
在原文里，艾山没有避“×”这个“俗字”，那是我抄诗时把它“避”掉了的。那时我就和艾山抬杠，我劝他不要让胡老师“牵着鼻子走”，俗字俗语还是避一避的好。
总之，话说回头，任何至圣大贤、哲学家、思想家，他们自己的时代一旦过去了，我们学习他们的“遗教”，就只能三七开，因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时过境迁，一切口号、教条、真理……往往也就意义全非，我们只顾盲目地跟着他们跑就不对了。问良心，这句话也是我老师胡适先生生前告诉我的，这也该是纪念“五四”六十周年，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应该有的警惕吧。
1979年1月23日于北美洲
原载《联合报》，1979年4月25日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 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模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绝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模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模仿唐宋，亦不必模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
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
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
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模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唯作我自己的诗，则绝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模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模仿之作也），而唯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求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唯恐其速去，花发又唯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唯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翱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翱，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吾友胡先骕先生一词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绝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滥调套语者，别无他法，唯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功夫。其用滥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唯此一条最受朋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曰：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饾饤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唯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义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聩”、“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抉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蓰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甚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聩”，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弩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 成语者，合字成词，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非此“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 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 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 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唯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
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
（子）用典之工者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1.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鸩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鉏麑，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有“虎狼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书，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唯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懒惰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唯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富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杞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则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言“阳关三叠”、“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莼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莼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莼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下下功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
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骈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道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吾唯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20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结论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唯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19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