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三千年思想史的整体来看，近百年来影响我们全民族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最深最远的两位思想家，当然就是孙文和胡适了。
这两位先哲的影响所笼罩的社会幅度和渗透民心的深度，以及传播其影响的方式和方法，虽大有不同，有时且相互抵触，但是他二人之“道”，却可一以贯之——那就是他二人的基本原则皆是“截西补中”的。
本来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中西各自不同，而他二人的精力所贯注的，则是采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可是在这中西各有短长的“实在”（reality）情况之下，西洋人的经济现代化，和随经济变化一时俱来的文化现代化与生活方式现代化，皆比我们早了两百多年，因此，在我们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匆忙地跟进的过程中，我们向他们学习的程度和需要，便远超过他们向我们学习的程度与需要了。换言之就是，我们需要派遣大批子弟出国留学，他们却没有大批来华留学的必要。
孙、胡两先生早期思想的出发点便十分接近。他二人都是最早出国的留学生。他们深知西方之长，也深知我们自己之短。所以他二人毕生的事业，便是择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了。但是“补中国之短”，并不一定要“舍中国之长”。问题是：什么是“长”？什么是“短”？在这“长短”的衡量与取舍之间，又怎样去“截长”？怎样去“补短”？近百年来，他二人便是领导我们作这项选择的最伟大的两位导师了。
当然，近百年来在思想上指导我们采西补中的大师，正不知几十百人，又何止他二位呢？数数看：自林则徐、魏源而下，到容闳、张之洞，到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于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陶行知……甚至艾思奇等，都是各是其所是、他封或自封的现代“思想家”。但是这些学者或政客，他们多半对所谓“西学”，可说都是外行，拾人牙慧，搞的也多半是些皮相之论——不像孙、胡二公，是自有其融会贯通的真知灼见。
在近代中国，老实说，对现代西方思想，没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则休想“搞通”中国固有思想。因为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社会、经济各方面思想，以及由这些思想所引起的“西方生活方式”（the Western way of life）——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modern life）；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这一“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和由这一生活方式所孕育出来的“现代西方思想”——对我们原是一面镜子。我们要涂脂、抹粉、穿衣、打扮、刮胡子、剪鼻毛，等等，都得照照镜子，然后才知道自己是肮脏还是干净、是丑还是美。
镜子！镜子！你实在是我们现代生活中不可一日或缺的日用必需品！
你能说，我们不照照“西洋思想”、“近代西方生活方式”这面“镜子”，我们就能知道我们的文武周公孔子、裹小脚梳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丑是美？
但是我们芸芸众生——甚至包括许多“大师”辈人物——有几个真正注意照照这面镜子、了解这面镜子、懂得如何运用这面镜子？
专搞皮相之论的政客们，有的也确曾面对“镜子”照了又照。不幸他们所照的往往不是穿衣大镜，而是当年上海“大世界”里的“哈哈镜”。一照之下，自己面目全非。他本是三尺侏儒，可是在哈哈镜内却照出昂藏七尺的穆铁柱来。如此一来，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则民无噍类矣！
当然，把“长人”（孔子的诨名）照成三尺侏儒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留学生群中便随处可见。
公平地说来，近百年把这面镜子照得比较正确的先哲，还只有上述二人！
孙中山先生在运用这面镜子之后，便搞出他自己一套伟大的理论来。
中山先生的一般信徒们只知道孙公所推动是“三民主义”。其实他老人家所搞的，实在是一套“四民主义”，只是其中另一“民”——“民族工业”——他始终认为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而没有列入他的“主义”罢了。
中山认为解决这个“第四民”的问题很简单——振兴民族工业之道，便是引进西洋先进的科技，以独立自主原则，要“列强联合投资，开发中国”。这是他七十年前的老话。他把“镜子”看得很准。
七十年绕了一大圈！夫复何言？
孙中山实在是“圣之时者也”。他搞“民族主义”，也是在理论上不断进化，而有其鲜明的阶段性的。辛亥革命之前，他搞的是加富尔、俾斯麦一流“驱除鞑虏”的狭义民族主义。革命一旦成功，他反对“五族共和”，立刻便搞出另一套美国式“大熔炉”（melting pot）的“中华民族”主义来。
这些都是他“照镜子”照出来的“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这方面，搞“夷夏之辨”的文、武、周公、孔、孟……到黄宗羲、顾炎武，都未能举出实例，把问题搞清楚！
他“照镜子”照出来的“民生主义”，也自成一套。在近代西方，“分配”问题是跟着“生产发展”而来的。中山则主张寓分配于生产，但是，他从未否定“生产”是永远走在“分配”之前的天下公式。
中山最伟大的，也是他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还是他“照镜子”照出来的“民权主义”。我们中国人，搞了几千年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君父主义”；而中山则是搞“无君”思想、甘为“半个禽兽”的第一个“现代中国人”！
“君”是我们中国传统思想、传统制度上最大的混蛋。我们政治上的官僚主义、特权阶级、一党专政、吹牛拍马、送红包、走后门、有权便有一切……一切一切，都是从这条总根里滋生出来的。
这条“总根”，在中世纪农业社会里，虽亦有其优劣互见的“两面性”，我们不可一竿打翻一条船；但是在“现代社会”里，这个“君”——不管是名正言顺的，还是改头换面的——都是绝对的毒瘤，必须彻底割除。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便是在近代中国他是第一个主张并实行割除这个民族毒瘤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政治家。
中山先生不但反对“君主专政”，他在“镜子”里也发现，一个“机关专政”——如“总经理”（president）专政、“议会专政”、“司法专政”，都是不能容忍的。他不但要“三分其权”，还要“五分其权”呢！
我中华民族里，爱国、爱族而有远见的人士——尤其是“镜不离面”的海外华侨，目睹今世我亿万同胞的苦难、祖国糟乱的情况，和政客们的愚昧、自私和颟顸的程度，面对中山遗像，能不太息、流涕？
以上是孙文的思想和事迹。
胡适则又是另外一套了。
适之先生基本上是个学者和思想家，他前半生的贡献，可说是纯学术性的，那时他也偶尔清谈政治，但是那只是他的业余工作，谈起来多半迂阔而不合时宜，影响亦有限。
可是胡氏的后半生和他的前半生却正好相反，在后半生里，搞学问——如考校《水经注》——反而变成他的遣兴的工作，其影响亦微不足道，但是谈起政治来，他倒变成擎天一柱，所谈也切中时弊，而有极深极远的影响！
这个前半生学术、后半生政治的胡适，他和孙中山先生所发生的不同影响，恰好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互为表里，两相吻合。
在民国初年的那个“启蒙时代”里，搞白话文——注意：中山那时是不赞成以白话代文言的——新文学、新哲学、新的治学观点等等，都是解放思想、从而使思想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而思想现代化则是推动社会改革的原动力。在这方面，胡适前半生的贡献恰恰是补中山后半生之不足。
而在中山逝世之后，“民权主义”微言绝、大义乖的时候，胡适却一马当先，“为往圣继绝学”，扛起民主大旗，在政治上越俎代庖起来，成为中山民权理论的接班人，蔚为亚东独一无二的、民主自由的偶像。没有胡适，则中山的民主火炬就要熄灭！微适之，则中国早无自由种子矣！
中山地下有知，能不欣慰？！
有一次，一位在史学界极有造诣的朋友和我聊天。他认为胡适在学术上已无足轻重，倒是他在政治上的影响方兴未艾，于今为烈。
他是肯定胡适后半生的影响了。其实胡适前半生在学术上的影响现在已经结束了吗？前半生的影响反不如后半生吗？盱衡当世，鄙意不以为然也。
胡适说他治学四十年，“都是围绕着‘方法’二字在打转”。所以从他最早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他最后尚未完成的《水经注》一类的“手稿”，读者如真的去吹毛求疵一番，则没有哪一本可以说是白璧无瑕——有的甚至可以说有点粗制滥造（如《白话文学史》）。
但是吾人如从“方法”入手去评量各书，则胡适遗著便没有一本不是“方法示范书”——相应各类书籍所采用同类方法的第一部书；而这一“方法”，则一直流传到现在并没有多大改变，甚至还有明显的退步。
举个例子来说吧。胡适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把经、子合一的人，这方法到今天还不是个样板？他也是第一个以传统考据方法治俗文学的人，当今的红学家、小说史家们，哪一个曾经跳出胡适“方法”的窠臼？
搞禅宗史的人，现在都把《景德传灯录》一类的伪作给推翻了，但是大家翻来翻去，还不是传胡适的衣钵？
坦诚地说来，适之先生一辈子“治学”就始终没有冲出“尝试文学”和“整理国故”两大框框。至于“实验主义”，他在前半生“介绍”则有之，言“治”则尚不足也，“跟进”就更谈不到了。
不过，试问今日海峡两岸和重洋内外，学术界名流如云，其中又有多少人真能冲出这两大框框呢？冲不出去，则大家所搞的方法，还不是胡适之原先的加减乘除那一套？胡适的“方法”，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被另外一套“新方法”所代替啊！
笔者身居纽约，对近年来的学术界过往客商，也可算是阅人多矣。老实说，看那些还能守住胡适而躐等争先的，有时就难免是高低级的“野狐禅”了。
搞西式汉学，我们如只凭空树立一个西式“标杆”（yardstick），然后把原本不甚了了的土货一件件送到杆畔去比较测量，然后据此以定土货价值之高下——这种以西洋“心态”来整理华人“国故”的办法，新鲜则有之，完美就谈不到了。向西洋人介绍汉学，亦功莫大焉，然客观事实，则又是另一套了。
所以在海内外搞汉学，则“胡适时代”并未过去，他的影响还是存在的，而且还应该继续坚持！
不过，如上述树立西式标杆，做“超胡适”运动的，在台、港、新、马和欧美，都还有其两面性。这一现象继续在大陆流行，则危害就大了。
大陆上自“文革”以后，“胡适的幽灵”——这是胡氏生前最欢喜自我引用的口头禅——又开始出现了。谓余不信，读者试翻大陆上今日出版的各种学术著作，凡属可圈可点者，则无一而非出自“胡学”的传人。
适之！适之！你在大陆受辱蒙羞三十余年，在政治上现在虽未“平反”，在学术界也已足够“昭雪”了。
至于大陆上原有的西杆东量的办法，在三四十年代虽也曾年轻貌美、惑众于一时，可惜时至今日视茫茫而发苍苍，不靠政权、“官轿”，就举步维艰了。
须知胡适前半生的工作，便是替我们的学术思想从卖身投靠的“官轿学术”中解放出来，是一种文化上的“劈锁开枷”，只是自我解放，不是像孙行者要去大闹天宫，与任何神仙佛祖为敌。试看，我们那位“离了洪洞县”的苏三小姐，含冤受苦多年，后来终于在“八府巡按”的大堂上“劈锁开枷”了，劈锁开枷之后，她并无心向什么冤家仇人来雪耻报仇，劈锁开枷者，还我苏三自由之身罢了。
读历史的人，公平地说来，近七十年来唯一手挥大斧、要为我们劈锁开枷之人——不是康、梁，更不是章太炎、黄季刚，当然更不是什么“三圣七贤”、“七君子”、“五烈士”——那只有一个人，一个有其学、有其力、有其势的人，这一个人就是胡适之。
胡适前半生“劈”的是学术思想，后半生“劈”的是集权政治。
搞政治的人——尤其是反对胡适的“毒素思想”的人，都认为胡适是为“异端铺路”。这项罪名对胡适是绝不冤枉的，理由很简单：旧枷不去，何能再顶新枷呢？
不过“枷”总是“枷”，“劈”还是要“劈”，适之又何尝有厚于“新枷”呢？！这面“新枷”，我们一顶数十年，现在也已到了锁锈枷松的地步了。
从各方面来看——如出版品的雨后春笋，各著名大学内师生的心态，社会上读者的兴趣与吸收率，与夫千百大陆旅美留学生的言行——我们都深深体会到，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运动正在祖国大陆如春风野草，随处滋生。
奇怪的是，这一新兴的、潜在的、慢慢滋长的学术运动——在某些方面，便很有点像30年代的重演——其指导思想，已经不是马、列、杜（威）、罗（素），或周令飞的爷爷（鲁迅）了。
今日大陆上——可能台湾也是如此吧——学术界的指导思想，还是那力主“无征不信”、“九分证据不能讲十分话”、“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胡适的道路！
这几条标语，都是胡适之先生在七十年前所讲的“老话”。但是它们却被主张“为谁服务”、“以论带史”、“七真三假”等等的新人物嗤之以鼻，嗤了六十多年，现在老天有眼，又回到老路上来了！
七十年又绕了一大圈！夫复何言？
所以我的一些搞思想史的朋友认为，胡适的学术影响已经结了账，只是他的政治影响却方兴未艾，于今为烈。这是见其一而未见其二了。
其实没有“学术影响”，哪来“政治影响”？朋友们是低估了我们的胡老师了！
至于胡适的政治影响，笔者在拙作里便一再提过，胡适之先生不能搞政治，谈起政治来也十分迂阔（naive）而不识时务——不像孙中山先生所搞的是合乎逻辑的一整套！
胡适与中山不同。在政治上，胡适搞了一辈子，只搞个“一民主义”——民主政治，如此而已。胡适之这个迂阔的大学究，在那“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时代，他要搞“民治、民有、民享”。在那一百人中有八十五个不识字的社会里，他要去搞全民投票；在那强邻压境、国运危如累卵之时，他还是反对“走捷径”；在那饿殍载道、白骨如山的饥荒年代，他要去喊“议会政治”。
历史学家们如回头清算清算胡适的“政治主张”，真如重读一部《孟子》。我们想想孟轲那老儿，奔走了一生，开口闭口“唯有仁义而已矣”那股迂劲，真是百分之百的胡适那老儿的写照！
但是谁又想到，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有其鲜明的“阶段性”的呢？中山的三个“主义”，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是他老人家享有专利的“发明”。
中山的特点是在其主义的“应用”（application）之上。他老人家爱国心切，他要一手回天，缩短历史，把三个不同的“主义”，来“毕其功于一役”。
但是这位哲人又何尝想到，他的一个“主义”，乃至于某一“主义”中的某一阶段，往往也要二三十年，甚或一个政党、一个革命家一辈子的时间，才能通过呢！不过“不怕慢，只怕站”！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不“站”着不动，它自然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移动的。
谁又料到，胡适当年的迂阔之言，居然逐渐地变成中国政治史上“现阶段”的主题呢？
历史经验（尤其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凡一项政治主张，甚或一句政治口号，在某一“阶段”变成该“阶段”的“主题”之时，它是压不下去的；硬压，就要发生原子爆炸。
所以从历史上看，那富有强烈“阶段性”的中国近代史，确已进入“民主宪政”这一“阶段”；而胡适的那个无枪杆、无伪装、无副作用的“一民主义”，正是“现阶段”的主题。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从今日中国文化思想整个趋势来看，一个包括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两方面的新的“胡适时代”正迫人而来。可是在这方面立志“一个倒下去，一个站起来”的青年一代，可能连胡适之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而他们自己却和他们在大学、中学里的开明的老师们一样，正在接传胡适的衣钵，而却不知老师是谁！
胡适的著作在大陆成为禁书，青年人无法接触，当然是主要原因；还有一层，便是当代青年“去古已远”。胡适的书，对今日占全中国二分之一人口的青年来说，已经成为“古书”了。胡适书上所说的故事，在笔者这一辈青年时期读来，何等新鲜！但是那些故事，对当代青年来说，都已变成“《圣经》上的故事”了。拙著《胡适的自传》（亦即台湾出版的《胡适口述自传》在大陆的翻版）去岁在上海出版时，青年读者固不乏其人，但是当我和我的青年读者谈到本书内容之时，我的感觉便是“他们在读古书”了。
历史就是这样地无情！怎能怪后辈青年呢？
总之，当胡适之先生在历史的公路上愈退愈远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宗师型”的先哲了。他的影响已深入中国思想的核心，是我们民族心态的一部分。他的著作也将和《朱子语录》、王阳明《传习录》一样，一个接着一个，不停地传下去。阳明而后，说不定我们的藏晖先生也还有几百年好过呢！
胡适的思想毕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正宗，那些形形色色的“野狐禅”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
老实说，大陆上在“实践求真理”、“另搞一套”的大前提之下，胡老师的吉光片羽也被另眼相看了。笔者母省的安徽大学校长孙陶林先生便曾当面告诉我，他有意成立“胡适研究所”。
当拙著《胡适的自传》在华东师大杀青时，这部《胡适书信选》也出版了，学界有人并送了我两部。但此书在大陆是列为“内部发行”书，不能携往海外，我既身为“交换教授”，未便破例来搞文化走私。虽然我也知道，我如携出，将会惹起海外出版界“抢印”的，但其时我也预料到，不久我也会买到海外版，所以我就忍痛转赠朋友了。
胡适遗书，我相信大陆上仍有成筐成篓的，将来仍会继续出现。不过胡适的思想仍会有其爆炸性的影响，大陆学界不急于一下放出来，也可说是由于胆大心细考虑的结果吧。
重复说一句，“胡适学”现在已是我们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上的重要的一章。他自己也是朱熹、王阳明而后的第一号“接班人”。有关他的一鳞半爪、任何资料，都是我们的民族公产，任何人不得据为己有。只要出版者、编选者能慎重其事，不加糟蹋，我想适之先生如泉下有知，一定也会主张他所有的著作版权公开、欢迎翻印的。
前周接到对适之先生最崇敬的远景出版社来信，并数度打越洋电话，谆谆相嘱，要我为这部书信集写篇前言。我还是不揣冒昧，大胆执笔杂乱地写了这一长序，我相信在台湾负责编印的朋友们一定会慎重其事，我愿为他们喝彩、打气和祝福！
原载《联合报》，1981年12月17～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