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逝世时，我在纽约未能作比较郑重的悼念表示，只是：一、写封长信给胡夫人；二、作纽约追悼会上四个发言人中的最后一位（据说“中央社”在用英文拍回的电报上，因不知我的中文名字，就把我的发言删掉了）。今天来作“二十五周年祭”，也可稍补我心中的缺憾。胡夫子道之不行，赍恨以终，死不瞑目。我们今天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希望能搞出个“胡适的复活节”来，所以我用了“卷土重来”这个成语做讲题。胡氏其人虽死，其说长新，又将光照天下。我是为着这一点，特地自纽约飞来参加的。
首先要说明我以什么身份、什么资格来讲这个题目：
第一个条件，我是胡适的学生。胡氏是教育家，授徒半世纪，桃李满天下，生徒数万人——良莠不齐，“拥”、“反”、“左”、“右”、“独”（独立思考）各派，皆人山人海，门生遍天下——我也是个门生和小门生之一，千万人中之一而已。今天只是学生谈老师的“一‘生’之言”，请众“生”指教，此其一。
但是，在这个有人数上万的学生大队里，如果说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等北大学生是胡老师的开山门生，什么俞平伯、千家驹、吴健雄、苏梅算是第二代学生……等而下之，则有四五代乃至六七代之多了。我不能不承认我也是胡适之的学生。胡老师生前一直是这样替我介绍，我也从未否认过。做胡老师的学生，不是什么名誉学位，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光荣，但也算不了什么缺陷或负担。但是我这个学生，除追随他去听他讲演之外，我没有正式拿他的学分，但是我却单独上过“胡适学”大课在一千小时上下，这是胡适所有的学生之中，前所未有的事。我不是去替胡先生提皮包、延宾客，我是真正地在上课——这一点我得感到师恩独厚！——做了胡老师收山的小门生，此其二。
我是胡氏最失意时期、最孤独时代的学生——胡氏自幼“暴得大名”，一生荣华富贵，平时得意非凡、意气风发，但他一生却有个最低潮，那就是50年代初、中期。老实说，那时他老人家很惨，大陆上正在批胡适。那时与现在不同，那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正诚心诚意地洗心革面，来接受一套新东西来救国，胡适那套太腐朽，要丢到茅坑去——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诚实的看法。那时台湾亦无力扭转这局面。海外的老胡适在海内亦不太受欢迎，任他去“自生自灭”。我那时和我老师比，觉得在海外我绝对可以“自生”，我可以打工、开出租车、洗盘碗；而可怜的胡老师，那时贫病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十分可怜，又受洋人忌妒，他再无法“自生”，却在等着“自灭”，情况是十分凄凉的。他虽然有点儿养老金，但那养老金抵不了一场大病。社会是冷酷的。一个学生带一个西瓜、半只板鸭去看一个贫病交迫的老师和师母，和一个鞠躬如也、通过三重秘书去看一位特任大官、太学祭酒的老师，感觉是不一样的呢！换言之，我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胡先生那时很需要我们，我对他老人家，读得太多（家庭也有点儿关系），礼敬甚重，交情是自然发生的，不是哪个机关、哪个政党派我去的。后来我和胡氏合组个计划，我变成哥大的研究员，那时哥大财多势大，把我胡、唐二人合作的小研究计划吃掉了，胡先生被吃得老大不痛快，痛心地说我们在讨饭吃。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关系。这两个老幼乞丐的关系，不是马融绛帐或程门立雪的关系。在那种关系之下，老师高坐讲台之上，小学生只有站着的份儿、叩头的份儿，偶尔老师赐座，也只坐半个屁股，另半个屁股还要悬空，才能表示敬意。这和老幼乞丐一同箕坐草窝内的情况就大有不同了，传道的语调、内容也就大有不同了。我讲的和胡先生其他的学生所讲的如果略有不同的话，那也由闻道的方式不同所致，此其三。
我看到胡老师生活和学问的另一半——众人皆知胡老师是终身讴歌美国的。但是美国所谓“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在三十年前，不用说大陆视如蛇蝎，台湾也不会接受——胡适在为程天放所写的《论美国》作序时，就把“这年头”慨乎言之。但是胡适之会全盘接受美国式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何也？就因他在美国住得太久，知道美国最深，只有他才配说什么接受不接受。胡适在美国住了多久呢？我曾改李白诗，作了一首有关胡氏的打油诗，念出来大家听听就知道了：
人生七十不稀，胡生七二何奇？
前二十年还小，后十年未老。
成熟时期共有五十二年，有二十七年在美国过了！
所以胡老师的成熟期，有一半以上在美国过了。一个研究胡适的人，要不和胡老师一样在美国长住过，便很难掌握胡适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的心态。在美国住久了，有一种半中不西的特殊心态——这一心态平时不易看出，只有观察今日大陆留美学生现状，才能略有启发——从一个古老文化，接触另一个新兴文明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震撼是可怕的。这种震撼，新留学生最明显，老留学生四十年来亦余震未已。胡适的震撼显然比任何留学生都强大，所以他回国以后才搞起新文化运动来。因此，我这个在美国住了四十年的老留学生，对一位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的老师的研究，或可弥补国内学者在某些方面的空白。国内研胡书籍，详中略西，略得可怕，反之亦然。当然，海外学人更得向国内同文学习，以弥补其另一方面的空白，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得出比较客观而接近事实的结论。这也是我斗胆前来班门弄斧的原因之一，向国内同文乞教，此其四。
至于我这个学生对老师的学问的学习保持个什么态度呢？我认为“老师”一词的意义，并不代表真理的终点，但是老师毕竟是老师，所以对老师的全盘否定，甚至把老师的祖坟也给挖掉，那就太混账了；相反，对老师的全盘肯定，也是病态，胡先生一辈子都叫我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记得胡适生前对我们教诲，常常引用一些和尚的语录，以加重对我们的教诲——胡是禅宗史大师——他经常引用“洞山和尚”的故事。洞山和尚是云崖和尚的及门高足。于是有人问洞山和尚说：“你肯先师也无？”意思是说，你赞成你老师云崖和尚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其人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洞山和尚这句话，也是胡适治学精神的精髓所在。今日的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他的治学方法与胡适学派本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他在替胡颂平先生所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所写的长序，也征引了这一段胡适之的口头“禅”。足见对“先师”学术思想持“半肯半不肯”的批判态度，是任何严肃学派里的“学生”所应该共同遵守的态度，不是某一个“学生”对他的“老师”的不敬或心存离经叛道、哗众取宠。记得元曲里有个白话曲牌叫《一半儿》——有一曲子，描写一位男士跪在地下向一位女友求爱的故事。那女的所唱的便是这“一半儿”的牌子。她唱道：“碧纱窗外悄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一声可憎回转身，不是奴心狠，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这位女士为什么“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呢？因为她如“全肯”，那就不但辜负了爱情，也辜负了文化。洞山和尚、胡适之博士和胡博士之下的一批学生，对他们的老师不愿“全肯”，不是不敬爱其老师，正是由于“不辜负先师”，才不愿“全肯”。“全肯”则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则文化便停摆了。做个胡老师的真正的学生，就要遵从师训，不能“全肯”，“全肯”便是辜负文化了。
我今天为什么未触及正题，却首先说了这么一大段态度与方法呢？这也是于师训有据的。胡先生说他一生治学，都是围绕着“方法”二字打转的。方法和态度不弄清楚，谈胡适是不能开口的。现在再谈谈什么是“胡适”，什么是“胡适时代”，这“时代”何以离去，又何以“卷土重来”。
“胡适”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已不是个单纯的人名，它代表一个“文化整体”（cultural entity）。因为胡老师已不只是某一行的老师，他简直是众多重要文化行道中的共同宗师，例如文学（包括新文学、白话文、新诗、新旧文学的比较与批判等）、史学（包括对旧考证学的再肯定和对新史学方法的介绍）、哲学（包括对先秦诸子、宋明理学的再估价；对欧美传来的实用主义的介绍和对辩证玄学的批判）、宗教（包括对佛教禅宗的研究与批判；对耶教的立场与看法）、政治学（尤其是对民主、自由等形式和西欧北美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的介绍）等。在上述各项中，无一项他不是个开山老祖或总司令。近七十年来的中国思想家——不管他是反胡的、拥胡的，还是“左”、“中”、“右”、“独”（独立思考）各派——都是围绕着胡适在打转，不提胡适，话便无从讲起了。
所以“胡适”这个题目太大了。他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中的一座大山，从外面看胡适，亦如从外面看一座大山。古人看庐山，说它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两面不一样。看南岳衡山，也有人说“帆随湘转，望衡九面”，也是九面不同。我个人前不久去了泰山，从泰安宾馆仰视南天门十八盘，才了解到什么叫作“泰山仰止”。苏东坡写他看庐山的经验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看中国任何名山都是如此，只要身入此山中，便必然地不见此山真面目。
胡适便是这样的一座大山。一个学者，误入“胡山”，搞了一辈子，结果还是不见“胡山”真面目。如果来他个老办法，从山外看山，来个“帆随湘转，望衡九面”，而每位学者各有其行道、各有其主观，他也只能否定或肯定“胡山”的九面之一而已。因此今天我所想讲的，也只是个胡适的笨学生讲他老师的九面之一而已。通盘检讨，则小子何敢，尚乞听众专家见谅。
在此我想附带插一句话。我每次飞过东京，总喜欢看富士山。有时飞机绕富士山达二十分钟之久，我始终就看不出两样的富士山来，真是太单调了。将山比山，将思想家比思想家，日本人比我们还差一大段，可能也是地理环境使然——日本没有像我们胡适那样的多彩多姿的大山。所以我们的政治家、思想家，要想在历史上搞得多彩多姿，也应该冲出一个小岛的自然环境，然后才能心胸开朗！
以上说的是什么是“胡适”，但是什么又是“胡适时代”呢？
要了解胡适时代，我们得把整个近代中国这个时代分析一下。我们是今日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受外界文化影响最少的古老民族，在文化上自给自足（self-sufficient），无求于人，亦无害于人。在人类文明史上，实在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现代的革命家、历史学家、评论家，往往把我们的老祖宗骂得一文不值。我们的老祖宗可能真的一文不值，但是研究文化学不能孤立地看某一文明之优劣，要比较着看，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将货比货，我们老祖宗的那一套，包括帝王专政的政治制度，可能还是“近代以前期”（the pre-modern era）中最好的一家。这自给自足、十分自满自足的一家，向不怀疑自己有什么不好。只是近百余年来，尤其鸦片战争之后，在西力东渐的压力之下，才发生变化，丧失了自信和自满。因此，我们搞历史的人可以大胆地说：近代中国是什么样的时代呢？近代中国是一个“挑战与反应的时代”（Ageof Challenge and Response）。西方文明向我们挑战，我们不得已而应战。我们战得很艰苦，而这一应战也是层次分明的——吃一堑，长一智。
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我们应战的方法侧重科技性，也就是坚船利炮政策。这一时代的发言人魏源（1794～1857）把这一发展概念化一下，叫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套注重科技反应的政策，一直延续到甲午战争（1894～1895），大家才觉悟：中国问题不在科技落后，而是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政治问题不解决，科技也搞不上去，即使搞上去也无用。因此，大家才又集中于政治改革，缓进派乃有康、梁维新的“戊戌变法”（1898）；激进的政治改革乃有孙中山先生的排满革命运动。康、梁的缓进派是失败了，中山的激进派是成功了，终于建立了民国（1912）。但是民国成立之后，袁氏窃国，军阀横行，事实上却弄得“民国不如大清”。经过超过半世纪的改革而国运仍然如此，症结何在呢？仁人志士在绞尽脑汁之后，发现科技落后、政治失常都不是民族病症的根源所在——我们民族的绝症是我们不健康的文化、百病丛生的文化，非把这落伍的、野蛮的、吃人的旧文化彻底改造不可，否则，其他一切的革命、改良，都是治标之策。因而在1917年以改良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再造文明、全盘西化终，这个所谓“新文化运动”，出了个大英雄，这个英雄就是胡适之，这个新文化勃起的时代，也就是“胡适时代”。
“胡适时代”的内涵是改造旧文化，再建新文明。再建新文明的办法是尼采的名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而估定一切价值标准的标准，便是“科学”和“民主”。凡固有道德、传统制度之不科学、非民主者，则一概锄而去之，要锄得彻底，除恶不尽则新善不立。但是胡适是反对革命的，他不主张大刀阔斧、流血革命，他是“实验主义”的信徒，主张一点一滴的改革，改革的最后目标是“全盘西化”——后来他嫌此语有语病，乃改为“充分西化”。可是不论“全盘西化”也好，“充分西化”也好，中国政治社会的最后的形态便是“美国模式”。换言之，胡适锋头最健、最能颠倒众生的“胡适时代”之内涵，有四大要项，那就是“科学”、“民主”、“实验主义”和“美国模式”。根据胡适的解释：“科学”是一种方法，合乎逻辑，合乎法理，用这种方法，可以在实验中求出真理来，换言之，也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是像宗教或玄学之中可作虚无缥缈之谈；“民主”则是一种人类生而平等、与生俱来的不可分割的天赋人权的个体或团体的生活方式；“实验主义”则是一种由哲学向科学过渡期的哲学，它没有终极真理，只有有实用价值的观念才是真理，真理可以随时制造、随时扬弃，不是一成不变的；至于“美国模式”，则是在科学、民主、实验主义交互为用的配合之下所产生的一种“较好的政府”、“比较合理的社会”。所谓“全盘西化”者，就应以美国模式为鹄的。
胡适之说，大体上自他1917年返国便风靡一时，为青年学生所崇拜。这一崇拜热潮，在1919年五四运动盖达于巅峰，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始渐次减退，到30年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渐向“左转”（此是世界潮流，和1929～1936年美国经济大不景气使然），胡适思想才如他“左”派学生千家驹所说——“臭名昭彰”矣。
至于30年代中，胡适个人思想虽无变动，然已陷入低潮，影响力甚微了。而他自己却矢志不懈，坚持到底。
胡适的思想在30年代已急速退潮，至40年代，除为少数所谓“民主人士”利用为借口而兴风作浪之外，胡适思想对青年、对政治、对社会，甚至对学术的影响，可说微乎其微；连自称“民主人士”之人，也只搞他们自己的“民主”，而反对胡适的“民主”。这是什么道理呢？说起来也很简单。胡适是服膺实用主义之人，而实用主义最基本一条原理便是：凡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观念都不是真理，真理是有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的；没有实用价值的真理，不论如何动听，只是一些伟大的空话。“科学”、“民主”、“一点一滴的改革”，在那个军阀横行、强寇压境、饥荒遍野、饿殍载道、官吏贪赃枉法、洋奴大班与富商地主骄奢淫逸的不平社会之下，“科学”、“民主”值几个钱一斤？“一点一滴的改革”从何改革起？我国古人讥笑宋明理学家，说他们“置天下饥馑于不顾，而空谈明心见性”。胡适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他置天下饥馑于不顾，而空谈“科学”、“民主”、“一点一滴的改革”，这在当时看来，是一场完全没有实用价值的“伟大的空话”。
胡适的“伟大的空话”解决不了问题，代之而起的，则是自命为特效药的“法西斯主义”了。纵是“法西斯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也抵挡不了。胡适最好的朋友、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名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廷黻先生那时就主张，中国应有个个人独裁效率卓著的中央政府。这办法就是德、意两国能于短短数年之中崛起、成为世界强权的实用价值的证明。胡适和蒋氏笔战一通，并不能扭转当时青年对领袖效忠、抗日救国的强烈信心。胡适思想终于受到左右两翼的包抄，而一时灰暗无光，形成最大的低潮期，这一低潮期一直延续到50年代，海峡两岸，一个尊而不亲，一个彻底批判、消灭，老胡适只好躲在美国当难民了。
但是，一个对真理有彻底认识和信仰的人，如孙中山、如胡适之，他们和我们之别，便是我们普通人容易泄气，而他们则不顾一切困难而坚持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胡适对他的“科学”、“民主”、“实验主义”、“美国模式”的四大信仰，一生也未动摇过。
适之先生的一生成就，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而以他四十八岁（1938年）出任驻美大使为分水岭。在此之前，胡适是位启蒙大师、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四十八岁以后，他则逐渐走向“民主大师”、“圣人偶像”，而终成为一座“自由神像”。虽然这神像手中的火炬需要别人来点燃，但没有神像高举的手臂，这火炬也只是一点海上渔火而已。
由于胡适的倡导、胡适的坚持、胡适的执拗，终于我们东方也有了一座自由神像，在神像上点火的代有其人，而让人顶礼膜拜的却永远是这座神像。这神像高举火炬提出四大号召：一、言必有据的“科学”方法；二、以“人权”、以“健康的个人主义”和多党的议会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三、反对流血革命，安心于一点一滴改革实践求真理的“实验主义”；四、以富强康乐的“美国模式”为今后改革的目标。
上述胡适时代的四大内容，终胡适一生都是空想。所谓“科学”，只限于少数象牙之塔以内的知识分子，塔外军、政、商、学，用上科学的就太少了。
至于“实验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哲学，那就更无论矣。“美国模式”不用谈了，就是对美国的所谓“海外关系”亦足以杀身！
适之先生生前，常喜欢当笑话说，大陆上在“追赶胡适的幽灵，怕胡适僵尸复活”。我曾为他这句话，作了一首十四行诗。
如今“胡适的幽灵”果然复活了。胡适的时代，真的卷土重来了，我们可以拭目而待之。
胡适的时代何以会卷土重来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便是，胡适所搞的那一套，是西方文明的正统。正如佛教十大宗，禅宗便是个正宗，秘宗便是个邪门；秘宗中之黑派，更是个邪门之邪门，专搞画符念咒、打神驱鬼、呼风唤雨、看命论相，等等。然长期竞争，邪终不敌正。
再者，我们要接受西方正统文明，以增强和改造我们的正统文明，也有其接受的条件，条件不足，则为邪门开路。条件多端，最要者为经济和教育基础，还要加上个安定的社会。
试看以下的经济条件：美国平均国民所得15000美元，台湾4550美元，大陆仅300美元；美国的清寒线为12000美元，大陆所谓的“万元户”3000美元。美国和台湾的中产阶级的力量，大陆尚未形成。经济、教育不进步，则影响社会安定。社会不安定，就不能有效地进行“一点一滴的改革”。
胡适时代卷土重来，则中华民族兼中西之长，在超西方时代（PostWestern Age）走向康庄大道，向西方作文化反挑战（counterchallenge），为时当不在远。在这方面，历史责任重大，应好自为之。
诸位，让我们一齐鼓掌，欢迎胡适时代卷土重来！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