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最后， 我要讨论顾颌刚先生的《从（吕氏春秋） 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史学年报》四，页一三——四六）的考据方法。此文的一部分，我在上节已讨论过了。 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他用《吕氏春秋》 引书的“例”来证明吕不韦著书时《老子》还不曾成书。
顾先生此文的主要论证是这样的：
第一，《吕氏春秋》所引的书是不惮举出它的名目的。所以书中引的《诗》和《书》甚多，《易》也有，《孝经》也有，《商箴》《周箴》也有，皆列举其书名。又神农、 黄帝的话， 孔子、墨子的话，……亦皆列举其人名。”这是顾先生说的《吕书》“引书例”。
第二，然而“《吕氏春秋》的作者用了《老子》的文词和大义这等多，简直把五千言的三分之二都吸收进去了，但始终不曾吐出这是取材于《老子》的。”
因此顾先生下了一个假设：“在《吕氏春秋》著作的时代，还没有个本《老子》存在。”
我对于顾先生的这种考据方法，不能不表示很深的怀疑。我现在把我的怀疑写出来供他考虑。
第一，替古人的著作做“凡例”，那是很危险的事业，我想是劳而无功的工作。古人引书，因为没有印本书，没有现代人检查的便利；又因为没有后世学者谨严的训练，错落几个字不算什么大罪过，不举出书名和作者也不算什么大罪过，所以没有什么引书的律例可说。如孟子引孔子的话，其与《论语》可以相对勘的几条之中，有绝对道严不异一字的（如卷三，“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有稍稍不同的（如卷五“大哉尧之为君”一章），有自由更动了的（如卷五“君幕听于家宰” 一章，又卷六‘阳货欲见孔子”一章，又卷十四“孔子在陈”一章），也有明明记忆错误的（如卷三“夫子圣矣乎” 一段，对话的M论语》作公西华，《孟子》作子贡，文字也稍不同。又如卷〔‘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桃剧作孔子告樊迟的话，而《孟子》作曾子说的话人我们若论作孟子引书凡例，将从何处作起？
即以《吕氏春秋》引用《孝经》的两处来看，就有绝对不同的义例：
一、《察微》篇（卷十六）
雅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宁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以孝经储焕章》）
二、《孝行览》（卷十四）
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故其亲不敢慢人。爱散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孝经·天于章》）
前者明举“样经》日”，而后者不明说是引《孝经》，《吕氏春秋》的“引书例”究竟在哪里？
第二，顾先生说《吕氏春秋》“简直把储子》五千言的三分之二都吸收进去了”，这是骇人听闻的控诉！我也曾熟读五千言，但我读《吕氏春秋》时，从不感觉“到处碰见”储子》。所以我们不能不检查顾先生引用的材料是不是真赃实据。
顾先生引了五十三条《吕氏春秋》，其中共分几等：
（甲）他认为与《老子》书“同”的，十五条。
（乙）他认为与《老子》书“义合”的或“意义差同”的，三十五条。
（丙）他认为与《老子》书“甚相似”的，二条。
（丁）他认为与《老子》书“相近”的，一条。
最可怪的是那绝大多数的乙项“义合”三十五条。“义合”只是意义相合，或相近。试举几个例；一艄老》）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四八）
（《吕》）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精谕》）
二、（《老》）不自见故明（二二）。自见者不明。（二四）
（《吕》）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以任数》）
三、（《老》）重为轻根。……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
（二六）
以《吕》）以重使轻，从。以《慎势》）
这种断章取义的办法，在一部一百六十篇的大著作里，挑出这种零碎句子，指出某句与某书“义合”，已经是犯了“有意周内”的毛病了。如第三例，原文为放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灭。以重使轻，从；以轻便重，凶O试读全第（《棋势》篇），乃是说，“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其势不厌尊，其实不厌多。”国愈大，势愈尊，实力愈多，然后成大业愈易。所以胜费小国不如邹鲁，邹各不如宋郑，来郑不如齐楚。“所用弥大，所欲弥易。”此篇的根本观念，和《老子》书中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可说是绝对相反。顾先生岂不能明白此篇的用意？不幸他被成见所蔽，不顾全篇的“义反”，只寻求五个字的“义合”，所以成了“断章取义” 了！ 他若平心细读全篇，就可以知道“以重使轻，从”一句和《老子》的“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一章决无一点“义合”之处了。
其他三十多条‘又合”，绝大多数是这样的断章取义，强力牵合。用这种牵合之法，在那一百六十篇的《吕氏春秋》之内，我们无论要牵合何人何书，都可以寻出五六十条“义合”的句子。因为《吕氏春秋》本是一部集合各派思想的杂家之言。无论是庄子，苟子，墨子，慎到，韩非（是的，甚至于韩非！）都可以在这里面寻求“义合”之句。即如上文所举第一例的两句话，上句“至言去言”何妨说是“义合”于批语》的“予欲无言”一章？下句“至为无为”何妨说是“义合”于优语》的“无为而治”一章？
所以我说，“义合”的三十多条，都不够证明什么，都不够用作证据。至多只可说有几条的单辞只字近于今本《老子》而已。
再看看顾先生所谓“同”或“甚相似”的十几条。这里有三条确可以说是“同” 于《老子》的。这三条是：
四、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吕·乐成》篇）
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四一章）
五、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稻之所伏。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极？（《吕·制乐》篇）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老》五八章）
六、故曰，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确而知天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以吕·君守》篇）
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其索之弥远者其推之弥疏，其求之弥强者失之弥远。（《吕·论人》篇）
不出于户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于已身者平？（《吕·先己》篇）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确，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老》四七章）
除了这三条之外，没有一条可说是“同”于《老子》的了。试再举几条顾先生所谓“同”于《老子》的例子来看看：
七、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吕·大乐》篇）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日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信，故混而为一。其上不敢，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民是为憾恍·，…代老件四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遭，强为之名日大。（《老》二五章）八、天地大矣，生而弟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吕·贵公》篇）全平万物而不宰，泽被天下而莫知其所由始。以吕·审分》篇）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老件二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待，长而不率。（《老》十章）
大道把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代老》三四章）九、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它物平？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吕·贵生》篇）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十三章）（适按，《老子》此章以有身为大患，以无身为无患，与《贵生》篇义正相反。但《吕》书怀侵》篇也曾说：“天下轻于身，而士以身为人。以身为人者如此其重也！”必须有此一转语，《吕》书之意方可明了。）
这几条至多只可以说是每条有几个字眼颇像今本《老子》罢了。此外的十多条，是这样的单辞只字的近似，绝无一条可说是“同”于《老子》，或“甚相似”。如《行论》篇说：
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路之，必高举之。”其此之谓乎？
顾先生说，“这两句诗实在和《老子》三十六章太吻合了。”《老子》三十六章说：
将欲激之， 必固张之。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因兴之。将欲夺（《韩非·喻老》篇作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
两段文字中的动词，没有一个相同的，我们可以说是“吻合”吗？《吕》书明明引“诗曰”，高诱注也只说是“逸诗”，这本不成问题。颌刚说，若认为取自《老子》，那是犯了以后证前的成见。以史学年报》四，页二三）
这是颌刚自己作茧自缚。从高诱以来，本无人‘认为取自《老子y’的。
又如《吕氏春秋·任数》篇引申不害批评韩昭候的话：
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
这是当时论虚君政治的普通主张，教人主不要信任一己的小聪明。此篇的前一篇以君守》）也有同样的语句：
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当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
若以《吕》书引申不害为可信，我们至多可以说：《君守》篇的一段是用《任数》篇申不害的话，而稍稍变动其文字，引伸其意义。然而颌刚说：
这一个腔调与《老子计二章所云“五色令人目育，五音令人耳聋，五昧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C发狂”甚相似。
这几段文字哪有一点相似？难道党老子冲中有了目盲耳聋，别人就不会再说目盲耳聋了吗？说了目盲耳聋，就成了《老子》腔调了吗？
这样看来，额则说的《老子》五千言有三分之二被吸收在《吕氏春秋》里，是不能成立的。依我的检查，《吕氏春秋》的语句只有三条可算是与《老子师相同的（“大器晚成”条，“祸兮福之所倚”条太君守》篇“不出户而知天下”条）；此外那四十多条，至多不过有一两个字眼的相同，都没有用作证据的价值。
第三，我们要问：《吕氏春秋》里有这三条与《老子》很相同的文字，还偶有一些很像套用《老子》字眼的语句，但都没有明说是引用《老子》——从这一点上，我们能得到何种结论吗？
我的答案是：
（一）《吕氏春秋》既没有什么“引书例”，那三条与今本《老子》很相合的文字，又都是有韵之文，又都有排比的节奏，最容易记忆，著书的人随笔引用记忆的句子，不列举出处，这一点本不足引起什么疑问，至少不够引我们到“那时还没有今本《老子》的结论。因为我们必须先证明“那时确没有今本《老子》”，然后可以证明“《吕氏春秋》中的那三段文字确不是引用《老子》”。不然，那就又成了“丐辞”了。
（二）至于那些偶有二句半句或一两个字眼近似《老子》的文字，更不够证明什么了。颌刚自己也曾指出《淮南子》的《原道训》“把《老子》的文辞，成语，和主义融化在作者自己的文章之中，而不一称‘老子曰’。然而他写到后来，吐出一句‘故老胭之言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以史学年报》四，页十六），颌刚何不试想，假使《原道》一篇的前段每用一句《老子》 都得加“老子曰” ，那还成文章吗？我们试举上文所引《吕氏春秋》的第八例来看看：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
假定这种里面真是套了《老子》的‘上而不有，为而不待”，请问：如果此文的作者要想标明来历，他应该如何标明？他有什么法子可以这样标明？颌刚所举的五十条例子， 所谓“同” ，所谓“谈合”，所谓“甚相似”，至多不过是这样把《老科的单辞只字“融化在作者自己的文章之中”，在行文的需要上，决没有逐字逐句标明“老于日”的道理，也决没有逐字逐句标明来历的方法。所以我说，这些例子都不够证明什么。如果他们能证明什么，至多只能够暗示他们会用了《老子》的单辞只字，或套用了《老子》的腔调而已。李俊佳句往往似阴理，他虽不明说阴镇，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证明阴罂生在李白之后。
顾先生此文的后半，泛论战国后期的思想史，他的方法完全是先构成一乍‘时代意识”，然后用这“时代意识”来证明《老子》的晚出。这种方法的危险，我在前面第（三）（四）两节已讨论过了。
八八我已说过，我不反对把《老子》移后，也不反对其他怀疑《老子》之说。但我总觉得这些怀疑的学者都不曾举出充分的证据。我这篇文字只是讨论他们的证据的价值，并且评论他们的方法的危险性。中古基督教会的神学者，每立一论，必须另请一人提出驳论，要使所立之论因反驳而更完备。这个反驳的人就P4做一魔的辩护士” （Advocatusdiahai）。我今天的责任就是要给我所最敬爱的几个学者做一个 “魔的辩护士”。魔高一尺，希望道高一文。我攻击他们的方法，是希望他们的方法更精密；我批评他们的证据，是希望他们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来。
至于我自己对刊老子产代问题的主张，我今天不能细说了。我只能说：我至今还不曾寻得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有必须移到战国或战国后期的充分证据。在寻得这种证据之前，我们只能延长侦查的时期，展缓判决的日子。
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SuspensionOfjudgelnnt）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
一九三三年元旦改稿附录一：与钱穆先生论《老子们题书（胡。）宾四先生：
去年读先生的《向欧父子年谱》，十分佩服。今年在《燕京学报》第七期上读先生的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我觉得远不如《向欲谱》的谨严。其中根本立场甚难成立。我想略贡献一点意见，请先生指教。
此文的根本立场是“思想上的线索”。但思想线索实不易言。希腊思想已发达到很“深远”的境界了，而欧洲中古时代忽然陷入很粗浅的神学，至近千年之久。后世学者岂可据此便说希腊之深远思想不当在中古之前吗？又如佛教之哲学已到很 “深远”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沦为最下流的密宗，此又是最明显之例。试即先生所举各例，略说一二事。如云：
“说卦”“帝出于震”之说，……其思想之规模，条理，及组织，盛大精密，皆则老子》，故谓其书出《老子》后，赖老子》语也。以下推断率仿此。
然先生已明明承认“大宗师”已有道先天地而生的主张了。‘妨此推断”月不可说‘真书出《老子》后，袭《老子》语也”呢？
又如先生说：
以思想发展之进程言，则孔墨当在前，老庄当在后。否则老已先发道为帝先之论，孔墨不应重为天命矢志之说。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依此推断，老庄出世之后，便不应有人重为天命天志之说了吗？难道二千年中之天命天志之说，自董仲舒、班彪以下，都应该排在老庄以前吗？
这样的推断，何异于说“几千年来，人皆说老在庄前，钱穆先生不应说老在庄后，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先生对于古代思想的几个重要观念，不曾弄明白，故此文颇多牵强之论。如天命与天志当分别而论。天志是墨教的信条，故墨家非命；命是自然主义的说法，与尊天明鬼的宗教不能并存。（后世始有“司令’之说，把“命”也做了天鬼可支配的东西。）
当时思想的分野：老子倡出道为天地先之论，建立自然的宇宙观，动摇一切传统的宗教信仰，故当列为左派。孔子是左倾的中派，一面信“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无为的宇宙论，又主‘有疑”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皆是左倾的表示；一面又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则仍是中派。孔孟的“天”与“命”，皆近于自然主义；“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皆近于老庄。此孔孟老庄所同，而尊天事鬼的宗教所不容。墨家起来拥护那已动摇的民间宗教，稍稍加以刷新，输入一点新的意义，以天志为兼爱，明天皇为实有，而对于左派中派所共信的命定论极力攻击。这是极右的一派。
思想的线索必不可离开思想的分野。凡后世的思想线索的交互错综，都由于这左、中、右，三线的互为影响。苟卿号称儒家，而其《无论》乃是最健全的自然主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其《大宗师》一篇已是纯粹宗教家的哀音，已走到极右的路上去了。
《老子》书中论“道”，尚有“各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的话，是其书早出最强有力之证。这明明说他初得着这个伟大的见解，而没有相当的名字，只好勉强叫他做一种历程，——道——或形容地叫做“大”。
这个观念本不易得多数人的了解，故直到战国晚期才成为思想界一部分人的中心见解。但到此时期，——如《庄子》书中，——这种见解已成为一个武断的原则，不是那“强为之名”的假设了。
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请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
匆匆草此，深盼指教。
胡适二十．三．十七
附录二：致冯友兰先生书（胡适）芝生吾兄：
承你寄赠忡国哲学史讲义，多讲多讲。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将来如有所见，当写出奉告，以酬远道寄赠的厚意。
今日仍见一点，不敢不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对的作品，自有见地；然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第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此通则有何根据？当孔子生三岁时，叔孙豹已有三不朽之论，其中“立言”已为三不朽之一了。他并且明说“鲁有先大夫回臧文仲，既没，其言立。”（适按，文件死在文公十年〔六一七〕。叔孙豹说此话在襄公二十四年〔五四九〕。《释文风：今俗本皆作“其言立于世”。检元熙以前本，则无“于世”二字。）难道其时的立言者都是口说传授吗？孔子自己所引，如周任之类，难道都是口说而已？至于邓析之书，虽不是今之传本，岂非私人所作？故我以为这一说殊不足用作根据。
第二，“《老子》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巩说更不能成立。岂一切非问答体之书，皆应在《孟子》之后吗？《孟子》以前的《墨子》等书岂皆是后人假托的？况且“非问答体之书应在问答体之书之后”一个通则又有什么根据？以我所知，则世界文学史上均无此通则。《老子》之书韵语居多，若依韵语出现于散文之前一个世界通则言之，则《老子》正应在《论语》之前。《论语·擅引一类鲁国文学始开纯粹散文的风气， 故可说纯散文起于鲁文学， 可也；说其前不应有《老子》式的过渡文体，则不可也。
第三，“《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条更不可解。什么样子的文字才是简明之“经”体？是不是格言式的文体？孔子自己的话是不是往往如此？翻开《论语》一看，其问答之外，是否章章如此？。“巧言，令色，鲜矣仁”“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行夏之时，乘殷之格，服周之冕”……这是不是“简明之‘经’体户怀疑《老科，我不敢反对；但你所举的三项，无一能使我心服，故不敢不为它一辩。推翻一个学术史上的重要人，似不是小事，不可不提出较有根据的理由。
任公先生所举证据，张始苏兄曾有驳文，今不复能记忆了。今就我自己所能见到之处，略说于此。任公共举六项：
一矛L子十三代孙能同老子的八代孙同时。 此一点任公自己对我说，他梁家便有此事，放他是大房，与最小房的人相差五六辈。我自己也是大房，我们族里的排行是“天德锡份祥，洪恩育善良”十字，我是“洪”字辈，少时常同“天”字辈人同时；今日我的一支已有“善’字辈了，而别的一支还只到“祥”字辈。这是假定《史记》所记世系可信。何况此两个世系都大可疑呢？
二、孔子何以不称道老子？我已指出《论语》“以德报怨”一章是批评老子。此外“无为而治”之说也似是老子的影响。
三／曾子问》记老子的话与《老子》五千言精神相反。这是绝不了解老子的话。老子主张不争，主张柔道，正是拘谨的人。
四、《史记》的神话本可不论，我们本不根据《史记》。
五、老子有许多话太激烈了，不像春秋时人说的。试问邓析是不是春秋时人？做那《伐植朋硕鼠》的诗人又是什么时代人？
六、老子所用‘猴王”“王公”“王侯”“万乘之君”“取天下”等字样，不是春秋时人所有。他不记得《易经》了吗？“蛊”上九有“不事王侯”。“坎’努辞有“王公设险”，“离”象辞有“离三公也”。孔子可以说“千乘之国”，而不许老子说“万乘之君”，岂不奇怪？至于“偏将军”等官名，也不足据。《汉书· 郊把志》不说“社主，故周之右将军’鸠？
以上所说，不过略举一二事，说明我此时还不曾看见有把《老子》挪后的充分理由。
至于你说，道家后起，故能采各家之长。此言甚是。但“道家”乃是秦以后的名词，司马谈所指乃是那集众家之长的道家。老子、庄子的时代并无人称他们为道家。故此言虽是，却不足推翻《老子》之早出。
以上所写，匆匆达意而已，不能详尽，甚望指正。
近日写忡古哲学史》，已有一部分脱稿，拟先付油印，分送朋友指正。写印成时，当寄一份请教。
胡适十九·三·二十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