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 小雨
我意想不到，米薇成了市政府接待办的接待员。她找到工作了。
今天下午，我去宁阳饭店看望一位英国人，他是来宁阳投资教育的商人，由我出面会见和宴请。宁阳饭店是宁阳市政府定点接待的饭店，市政府接待办公室也设在这里。
我照例先到接待办打声招呼，问明客人的食宿安排情况。
办公室里只有一个人，在收着传真，虽然背对着我，但她的身材让我心动。多像米薇！我想。
“你好。”我心跳加快地打着招呼。
她回过头，竟然就是米薇！她穿着与接待办接待员别无二致的服装，胸口上还别着有号码的徽章。
我愕在那里，说不出话。从广州回到宁阳二十天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她，而且是不期而遇。
米薇嫣然一笑，“彰副市长，你好！”她鞠着躬说，完全是待人接物的那种礼节。
“对我还用这么客气。”我说。
米薇说：“我正在工作。对每个来人都要笑脸相迎、彬彬有礼，包括你。”
“这么说，你本该对我冷若冰霜的，只是因为正在工作，才不得不强颜作笑。”我说。
“你看我这种人当接待员还合适吗？”她看看我，又上下打量自己。
“合适，”我说，“意想不到的合适。”
“意想不到？”米薇说，“我可是经过严格的考核才进来的，不走任何后门！对，所以你才意想不到！”
“我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金虹姐推荐倒是真的。”
“我就想到是金虹。”我说。
“谁在背后议论我？”金虹的声音从我的身后传来。
我转过身，看见金虹从门口走进，手里玩弄着一把系着绒毛猴的汽车钥匙。
“原来是彰副市长驾到。”金虹说。
“我来看看英国来的客商安排得怎么样。”我说。
“这你要问米薇，”金虹说，“她接待的。”
我看米薇。
米薇说：“你没有问我。”
“英国来的客商安排得怎么样？”我说。
“住六○八，”米薇说，“晚宴安排在餐厅的金龙厢。”
“参加宴会的人都有谁？”我说。
“这你要问我，”金虹说，她勾动着没有钥匙的手指，“你，招商局卢局长、教育局黄副局长，加上英国客人，一共四位。”
“没有了吗？”我说。
金虹摇头，“正式宴席，随同司机和秘书一般是不跟领导陪同客人吃饭的，这你知道。但是如果你……”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打断说，“我的意思是，市领导没有吗？”
金虹诧异地看着我，“你不就是市领导吗？”
我一愣，“哦，一高兴，我就忘了我是谁了。”
金虹看看米薇，再看看我，“你是该高兴。你的学生现在成为了你的下属。”
我说：“那我是不是要感谢你？”
金虹挑拨着钥匙上的绒毛猴，说：“你看着办。”
米薇说：“他才不是为我高兴呢！”
“噢？”金虹看着米薇，“那是为什么？”
“客人来自英国，所以他高兴。”米薇说。
我一怔，听出米薇的言外之音或知道她下一句会说什么。
“为什么客人来自英国，彰副市长高兴？”金虹说。
“因为他妻子在英国。”米薇说。
“是前妻！”我说，瞟了一眼米薇。
“前妻也是妻！”米薇说，她也瞟了我一眼。
“前妻就是前妻，”我说，“前妻就不是妻了。”
“我说是！”米薇说。
我说：“你说是就是？为什么？”
“因为你还爱她！”米薇说，她眼睛一眨，开始发润，像受尽了折磨和委屈。
“爱我就不离婚了，”我说，“有什么夫妻有爱还会离婚呢？你说是不是金虹？”
金虹说：“我不懂这个。”她继续挑拨着手上的绒毛猴。
“你是属猴的居然不懂？”我说。
金虹一愣，“你知道我属猴？”看看手里的绒毛猴，明白什么，点点头，“哦，聪明。”
“你果然聪明。”我说。
“不，我是说你聪明。”
“都聪明。”我说。
“就我笨。”米薇在一旁嘀咕。
“好啦好啦，”金虹轻轻推了推米薇，“现在带彰副市长去会见客人！”
米薇身动脚不动。
“去呀？”金虹又推了推米薇。
米薇脚动了。
我原以为英国人金发碧眼，不想却是个黄种人，准确地说，是个英籍华人，这又是我意想不到的。他是个秃顶，看上去有六十多岁的年纪，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还有一个厚道的中文名字：林爱祖。
我本来是跟他说英语的，说着说着，变成汉语了。
“林先生在英国居住很长时间了吧？”我说。
“二十多年。”林爱祖说，“中国一改革开放，我就出去了。”
“中国现在仍然改革开放，你却回来了。”我说，觉得不妥，“欢迎你回来投资报国。”还是觉得不妥，“住在伦敦？”
“对。”他说。
“在伦敦的华人多吗？”我说。
林爱祖说：“认识一些。”他看着我，“彰副市长去过英国吗？”
我说：“没有。”
林爱祖说：“可是我觉得你的英文说得不错。”
“在中国学的。”我说，“林先生以前来过宁阳吗？”
林爱祖说：“没有。但我知道宁阳是个……让人感动的地方，所以我就来了。”
我看看莫名其妙感动的林爱祖，也有些莫名其妙。
简单的会见之后，我们来到了餐厅的金龙厢。
宴席很隆重，佳肴美酒，目的是想让这名想来投资的英国商人感觉到宁阳市的软硬环境是经商的好地方。
“我们宁阳现在送孩子出国的家庭或父母很多，”教育局黄永元介绍说，他现在是主持全面工作的副局长，“您可以开办一个专门培训出国留学的学校，这样的投资能很快得到收益和回报。”
“不，”林爱祖放下筷子，看着大家，“宁阳市有没有贫困的地方？有没有孩子上不了学的？”
我和陪同的几个局长面面相觑，不明白这个华裔英国人葫芦里装什么药。
“据我所知是有的。”林爱祖又说。
我说：“是的，有，但主要集中在县以下的乡村。”
“好，”林爱祖说，他眼睛放亮，像看到了什么希望，“我找的就是贫困的地方！”
“但是……”
林爱祖打断黄永元的话说：“我投资是不求回报的。”
我们瞳孔都大了。这华裔英国人怎么啦？他不是商人吗？商人不商，那是什么人？要么是慈善家，要么就是骗子，我想。
“很好，”我说，举起酒杯，“林先生，为了你的乐善好施，我敬你！”
明天华裔英国人要去乡村考察，由市教育局的人陪同。我说我开会，不能去。其实我很怕开会，但是我又不喜欢英国——它让我伤心。
11月18日 小雨
李论难得在办公室，今天我终于在办公室逮住了他。他的办公室跟我的办公室规模一致，只是办公桌摆设的方位不一样，他的坐南朝北，而我的则坐东朝西。我说办公桌的方位也有讲究吗？他说那当然，必须讲究。我说坐南朝北是什么意思？
“我日柱天干属水的人，”李论说，“有利的方位是北方，不利西南，利黑色，不利红色、黄色，所以办公桌坐南朝北是对的，还有办公桌我重新把它漆成了黑色，它原来是红黄色。”
我摸了摸李论的办公桌，“确实够黑的。”我说。
“你的办公桌好像不是坐南朝北？”李论说。
我说：“我跟你不一样。”
李论说：“你日柱天干属什么？”
我说：“不知道。”其实我知道。
“我给你算算，”李论坐在大班椅上仰着头，“你一九六四年……几月了？”
我说：“八月。”
“八月几号？”
“二十四。”我说。
“阳历阴历？”
“阳历。”
“阴历呢？”
“七月十六。”
“七月十六，”李论掐起了手指，默念着什么，过了一会，他看看我，“你属木。日柱天干属木的人，有利的方位是东方，也是不利西南，但利绿色，不利白色、黄色，你的方位应该是坐西朝东！”
我说：“我现在是坐东朝西。”
“反了，你赶紧得改过来！”李论说，“还有，办公桌得漆成绿色，你的现在还是红黄色对吧？”
我说：“有办公桌漆成绿色的吗？”
“不漆也得漆！”李论说，“这是你的命，回去先把你的办公桌转过来。”见我没动，“我跟你去！”他站了起来。
我说以后再说。
李论看着我，“找我有什么事？”
我说：“桥。”
李论一瞪眼睛，“什么桥？”
我说：“你别忘了，你承诺当上副市长以后，要找钱给我们村造一座桥。”
“呵，原来是这件事呀，”李论说，“这事不急，过一阵子再说。”
我说：“李论，你承诺过的事情可不许反悔，我跟你说，”我指着那张高大的椅子，“你坐上今天的位子是讲好条件的。”
“我知道我知道，”李论从座位站起来，到我身边，“你阻止米薇控告我，作为交换，我负责找钱为我们村造一座桥，没错吧？这钱我是一定要找的。也要不了多少钱，我们村那条小河，造一座桥，五六十万足够了，小菜一碟。”
“既然是小菜一碟，你还等什么？”我说，“早一天造好桥，乡亲们就早一天结束在两岸爬上爬下坐船过河的日子。”
“文联，我是这么考虑的，”李论说，“我们两个都是从一个村出来的，现在当上副市长，为家乡造福义不容辞。可是，我们刚刚当上副市长，就马上找钱为本村本土造桥，领导、周围干部、组织上会怎么看待我们？说我们偏心，重一点就是以权徇私，知不知道？那么多需要造桥修路的村，你们为什么不帮找钱？”他一副别人的模样指着我，“呵，自己的村三下两下就来钱了，把桥给造了，把路给修了，这是什么意思？原则何在呀？”他巴掌往桌子一拍，“公心何在呀？”
我吓了一跳。
李论变回了自己，摸摸我的肩，“兄弟，我们两个还在试用期，地位还不稳，现在就急着找钱为我们村造桥，对我们是不利的，影响不好。你说是不是？”
我不吭声。
李论说：“这就对了。”他看看表，“哎哟，光顾和你说话，差点误了大事！”他拎起包就往外走。
我大喝一声：“李论！你不怕乡亲撬你的祖坟你可以不找钱造桥！”
李论像突然刹住的车停了下来。他回过身，像蛮横的肇事司机瞪着无辜的受害者一样瞪着我，“谁他妈敢？”
“乡亲们要是不敢，我敢！”我说。
“你怎么啦？”李论说，“我什么地方又得罪你了？”
“你不讲信用，说当上副市长以后就找钱给我们村造桥，现在却找借口推托，你说你还是不是人？”我说。
“我不是人，你是！”李论说，他显然被激怒了，“我现在不找钱，你找呀？你也是副市长，有本事你去找钱给我们村造桥，功德归你！”
“我没有你找钱的本事，但是我也没有你这么无耻！”
“我无耻？我他妈的愿意无耻吗？”李论说。他看见门口有人经过，立刻住嘴，等没有了脚步声，再看着我，“我刚才说什么啦？”
“你说你无耻。”我说。
“我怎么无耻呢？”李论说，“我怎么可能说自己无耻呢？不可能！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你说造桥的钱，你找，还是不找？”
“找怎么啦？不找又怎么啦？”
“找，你家的祖坟还是好好的，”我说，“不找，撬你家祖坟的钢钎我预备着，找钱造桥的本事我没有，但是动你祖宗骨头的胆量我有，也做得出来！”
李论见我认真，有些害怕，口气缓和下来，“桥迟早是要造的，钱是一定要找的，我承诺不变，”他说，“但要等我，等我们转正以后。好不好？”他把垂下的包往腋窝上一夹，“我现在先去搭另一座桥，这座桥非常重要，把这座桥搭好了，我们村的桥也就不成问题了。”
“你搭的什么桥？”我说。
“鹊桥。”李论说。
“鹊桥？”
“对。”
“你给谁搭的鹊桥？”我说。
李论眼睛像老鼠一样小心和警惕，然后去把门关上。他回到我身边，轻声地说：“姜市长。”
我如雷贯耳，震惊地看着李论，“你有没有搞错？姜市长的夫人去世还没满月，你就忙着给他说亲，当媒公，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李论嘿了一声，“我还怕晚了呢。现在想给姜市长说亲做媒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花团锦簇，争先恐后，就看谁走运。”
“我看你未必走运，”我说，“拍马屁也要看时候。姜市长如今悲痛尚在，或者说旧情未了，他是不可能在这种时候另觅新人的。更何况，以姜市长的地位和个人魅力，根本不用别人为他牵线搭桥吧？如果他有心再组家庭的话。”
“这你就不懂了，”李论说，“姜市长有没有心，那是他的事。我有没有心，这是我的事。”
“市长夫人的追悼会你没去，给市长介绍新夫人你倒很积极，你这安的是什么心？”
李论说：“我没去参加追悼会，是因为我在日本考察，回不来，这我跟你说过。正因为我没能去参加追悼会，所以我内疚呀，不安呀，所以我要将功补过！市长夫人的位置现在空着，就看谁把谁补上去。”
“那将要被你补上市长夫人位置的幸福女人是谁呢？”我说。
“事成之后你就知道了。”李论说。他像一个急着开会的人，打开门走了出去，又突然回头，叫我离开的时候记得把门关上。
我在李论的办公室呆呆地站了好久，像一个遭奚落的不速之客。我仿佛独自留在主人的房里，这比吃了闭门羹还难受。我本来是来讨债的，因为李论欠了我的人情，结果我反而成了要饭的——上任前信誓旦旦为我们村找钱造桥的李论，现在耍赖了，而且赖得趾高气扬。他推掉了我贫困的村庄连通金光大道的桥梁，却正在为一座两个人幸福的鹊桥忙得不亦乐乎——当我痛苦不堪地为市长夫人的病症和后事日夜操劳的时候，却已经有一帮人在为新夫人的人选鞍前马后地奔忙了。
已经瞑目的市长夫人，但愿你在天之灵，不要在乎人间发生的一切，因为我以为，天堂也有市长。
11月19日 晴
我收到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称，教育局副局长黄永元的文凭是假的，如果让这样的人当教育局局长，是宁阳教育的耻辱。
这封信像烙铁一样烫我的手。
我给秘书蒙非看了这封信。
蒙非说，匿名信可以不管它。
我说如果信里说的是事实呢？
蒙非说那要看写这封信的人是谁，写这封信的目的。
我看着蒙非，不太明白他的话意。
蒙非说写这封信的人一定是黄永元的对手，或者说自己就是想当局长的人。
我说谁呢？
蒙非笑笑，说还能是谁，唐进呗，至少跟他有关。
我决定到教育局走一走。
教育局像一座冷宫。办公楼的墙壁上仍然张贴着“沉痛悼念杨婉秋局长”、“杨婉秋同志永垂不朽”字样的标语。我看到每一个进出此地的人，都头重脚轻，表情僵硬，这无疑是标语造成的后果。
我对司机韦海说把这些标语给撕了。
副局长唐进平静地接待着我，好像知道我会来。
“黄局长陪外商到县里考察去了，局领导就我一个人在家。”唐进说。
“黄永元还不能叫做黄局长。”我说，“他只是主持全面工作的副局长。”
唐进看着我的眼睛泛着亮光，嘴里却说：“他当局长是迟早的事，叫早比叫晚要好。”
“不会是看谁笑到最后吧？”我说。
唐进的眼球像卡在鸟屁股的蛋，出入两难。“彰副市长有什么指示，请讲。”他说。
我直言不讳，说：“黄永元副局长最后念的大学是什么学校？”
唐进说：“不知道。”
“不知道？”
“现在大学可以走马灯似地读，谁知道呀。”唐进说。
“那你自己呢，读什么大学，总该知道吧？”
唐进一听，把腰杆挺直，“我当然知道了！”他说，“本人正宗的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货真价实的本科文凭！不像有的人，到某某大学去进修一年，回来把文凭复印件往档案里一塞，结业证变成毕业证，专科变本科了。”
“你说的有的人，具体是谁？”
唐进说：“反正不是我。”
“我知道了，”我说，“我可以翻翻你们局的干部档案吗？”
唐进说：“我们局领导的档案都放在组织部。”
“我并没有说要看你们局领导的档案。”我说。
唐进一愣，说：“哦，我听错了，没听清楚。我这就去把干部档案拿过来给你看。”
我摆摆手，说：“是我没说清楚。”
离开教育局，我在车上给组织部副部长韦朝生打电话，问能否把黄永元的档案给我看看。我原以为一个副市长要看一个属于自己分管行业的副处级干部的档案，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殊不知韦朝生在电话里明确回答不能。“彰副市长，按规定只有分管组织部的市委常委才可以随时调阅干部的档案，对不起。”他说。我说好，那你能不能告诉我黄永元是在哪一所大学获得的本科文凭？韦朝生迟疑了几秒钟，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说：“我一个分管科教的副市长，连一个教育局的干部读的什么大学都不能问吗？”
“不是这个意思，老领导。”韦朝生说。
“老领导？”我诧异地说。
韦朝生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你是杨婉秋同志治疗领导小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那你不就是我的老领导了嘛。”
我说：“哦，你还记得。”
“是这样，彰副市长，”韦朝生说，“我这里的档案不方便让你看，但是有一个地方你是可以去看的。”
“什么地方？”
“职称办，”韦朝生说，“那里有每一个技术专业人员申报职称的材料存档，你有权力去调阅。”
我说谢谢。
回到办公室，我让秘书蒙非给职称办打电话，说我要看教育局班子职称申报的材料档案，包括已经去世的杨婉秋局长的档案，我也要看。
半个小时后，我需要的档案摆在了我的案头上。我的办公桌依然固执地坐东朝西，像一艘永不改向的航船，我像是船长。
我把黄永元、唐进、杨婉秋的文凭复印件又各复印了一份，留下来，然后让蒙非把档案退回去。
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在琢磨和研究复印下来的文凭复印件，像一个文物鉴定师，鉴别着文物的真伪。
因为不是原件，我没发现黄永元、唐进、杨婉秋的文凭有任何的破绽。也就是说，他们的文凭是真的，至少看上去是如此。
可是，杨婉秋的文凭怎么可能又是真的呢？她没有在东西大学读研究生的经历，这点我可以肯定，那么她的研究生文凭和学位证书又从何而来？黄永元的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文凭上，学制写的是两年（专升本），他究竟是读一年还是两年？唐进的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文凭，学制写的是四年，但字迹模糊，是原件陈旧还是故意为之？他们三人之中，究竟孰真孰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