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到签证的这一天，没有在北京多待。我像一条虫子蜷在鸟似的飞机飞了回来。我没想到米薇到机场来接我。
我没有托运的行李，因此比大多数旅客先一步出了出口。我看见迎候的人摩肩接踵，却丝毫不在意有接我的人。在这个我让备感孤独的城市，我没有翘首以待的人。
迎候的人群里有不少婀娜多姿的女子，我从她们的穿着和身材看得出来。我之所以不注意她们的脸，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再美也与我无关。任何美人现在我都不放在眼里，因为我怀揣着出国的签证。我就要说“我爱你，中国”了。
我没想到米薇就在这些美人之中，她像一只调皮的小鹿跳到我的面前，说：“先生，要住旅馆么？”
我没有说不，因为我的眼比嘴还尖。我发现对我说话的人是米薇！我又惊又喜，说你怎么会在这？
“我打你手机，手机说你已关机，我断定你一定在飞机上，”米薇说，“所以我就来了。”
“你为什么要来？”我说。
“我为什么不来？”米薇说。
“我没叫任何人来接我。”我说。
“我知道不会有任何人来接你，所以我就来了。”
“你好像知道我给你带好吃的似的，”我说，“先知先觉啊你。”我当场从手提袋里掏出一包果脯，给了米薇。
米薇接过果脯，像得到宝贝似的高兴。“这不叫先知先觉，而是心有灵犀，”她说，“因为你想到了给我买吃的，而且是我最喜欢吃的。”
我们走出候机大厅，像走出教堂似的轻松愉快。我看见民航班车停在机场外，自觉或下意识向它走去。米薇说我们打的走吧。
我停步看了一眼米薇，我眼前的女大学生贵气逼人，像一只天鹅。我说好吧。
坐在开着空调的出租车上，想着有五十公里的目的地，我说你也是坐出租车来接我的么？
米薇嘴里嚼着果脯，“不行么？”她含着果脯说。
我说我没说不行。
“我现在比过去有钱，这你是知道的，”米薇说，“现在放荡的小姐哪个出门还坐公交车？何况我总比她们高档些吧？”
“你胡说什么？不许胡说！”我制止米薇，不让她检讨自己。我怕她往下说更露骨的话，比如说她傍上的大鳄李论，就是我引见的。李论给了她很多钱，让她比所有的大学生都富足优越。她现在身上穿的裙子、乳罩和内裤，没有一样不质地精良、价格昂贵。她使用的香水，来自法国，能让女人闻了嫉妒，男人闻了陶醉或者冲动。她和李论的关系如果是好事的话，那么里面就有我的功劳，反之就是罪恶。我现在认为是罪恶，因为他们的关系已经结束。在一场流产和反流产的斗争或较量中，李论和米薇针锋相对，两人反目成仇。这场较量的结果是李论答应了所有的条件，可最后米薇的怀孕是假的。我虽然不是这起事件的策划者，但却是始作俑者。我有罪。米薇越往下说的话，我感觉罪孽就越深重。
“好，我不胡说。你要我不胡说可以，”米薇说，她话锋一转，像她忽然翻动的眼珠子，“但你得答应我的条件。”
“什么条件？”
“在你出国前这段日子里，把你交给我，由我支配。”
“这怎么可以？”我说，“我还有很多事，况且我不是你的……专车吧？”
“那我霸占你不行呀？”米薇说，“你都要出国了，可我从来就没好好和你在一起过，就要失去你了。”米薇眉头皱了皱，看上去很委屈。
我说好吧，我空余的时间，都给你。
米薇的脸恢复晴朗，对司机说：“师傅，请直接开到夏威夷酒店！”
夏威夷酒店像一座迷宫，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不知道吃喝玩乐睡分别在哪里。但米薇是肯定来过的，她像一名常客般轻车熟路引领我进大堂，坐电梯，走楼道，最后在一间房门前停下。
米薇掏出一张房卡，说：“给。”
我说：“这是什么？”我本意是说这是干什么。
“房卡呀，电子的，你把它往锁孔一插，看见灯变绿，就扭开门把进去。”
“没弄错吧？”我说，“我们不是来吃饭的吗？”
“开饭之前你不得开个房把行李放下呀？”米薇说，她显然在去机场接我之前就把房间开好了，“提着行李去餐厅，像个乡巴佬。”
“可专门开个房间放行李，那也太贵族了。”我说。
“今天你就住在这，不回去了。”米薇说，我想这才是她开房的真实目的。
我说：“这不行吧？不好吧？”
米薇说：“这是四星级的酒店，你居然还说不行不好！要换五星？”
我刚要说我不是这个意思，米薇抢先说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先进去再说，站这里太久可不好，有人监视。我说谁？并环顾左右，不见其他人。米薇笑道看把你吓的。
我开门进了房间，米薇随后把门关上。我看见一张大床，像泰坦尼克号的甲板，这是一艘沉船，我可不能到上面去，我看第一眼就想。我和米薇现在正处在危险的边缘，我们只要上了这条船，准得出事故，不，是发生灾难。我不想这时候出什么事或有什么难，因为我就要出国了，那是我的明天——我费尽艰辛曲折看见的希望不能在明天到来的前夜因为一时冲动而毁于一旦。我必须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不上那条船去。
“傻看什么？”米薇说，“把行李放下呀！”她拿过我手提的行李箱，放到矮柜的上面，见我还站着，又说：“坐呀！”
我坐到沙发上，米薇给我倒了一杯茶。我边喝茶边看着手表。米薇说吃饭还早，你先洗个澡吧。我给你放水。她说着就到卫生间去。
卫生间传出哗啦的水声，像是我老家屋后流进石缸的山涧，那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最不厌其烦的声响，像民间、原始的音乐。我每次劳动或放学回来，听着那潺潺的水声，就忍不住脱掉衣服裤子到屋后去，让冬暖夏凉的山泉冲刷自己。那是没有香皂或任何洗涤剂的冲洗，我每次洗澡前后，总要闻一闻自己的腋窝，对比汗臭的浓度，每一次我都能从明显的反差中感受到水的魅力。
我禁不住站了起来，因为那哗啦的水声吸引或呼唤着我。我解开上衣的扣子，脱掉上衣，全然不觉得米薇的存在。
米薇这时候从卫生间走了出来，我正在拉下裤子的拉链。我一惊，赶紧把拉链拉上，像忠厚的农民见了黄鼠狼把鸡笼关上一样。米薇见了一笑，说水放好了。我光着膀子面对米薇，说对不起。她说干嘛说对不起，洗澡不要脱衣服么？我二话不说，从行李里要了更换的衣服，进了卫生间。
我泡在浴缸里，像鲸鱼在浅水中。我有些气喘，但我认为不是水的温度和蒸汽造成，而是由于我内心的紧张抑或血流的栓塞。我在这里洗澡，而一个陌生的女子就在外面。她应该算是陌生的，因为我们的关系没有亲密到肆无忌惮的程度，尽管她是我的学生。我的学生正在诱惑我，我很清楚，她是暗恋我的众多的学生之一，但她现在走出了暗恋，向我示爱。我能接受她的爱吗？能，我先想，米薇是个开放、随便的女学生，和她上床是可以不用负责任的，我泡的浴缸不是陷阱，这个房间也不是深渊。
我从浴缸跃了起来，扯过浴巾，裹着下身。我想我就这样出去。我正准备出去，但是我看了一眼镜子。我想看一眼自己再出去。镜面上被水雾覆盖着，我看不见自己。我先用手去擦镜子，看见我的两个乳头，像两个红肿的疮。我的手往上擦，看见我的眼睛，像两个枪口。它们突然使我感到恐惧。我索性把浴巾扯开，用它来擦镜子，我想看清我的全部，也许就不恐惧了。
一个赤裸的我出现在镜子里，我确实不恐惧了。但是我看到了我的丑陋和卑鄙，我原形毕露，像剥掉了羊皮的狼。我不能以狼的形象出现，我想。
我穿好衣服，出了卫生间。我看见米薇在削苹果，果盘上已经削好了一只。她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我接过苹果，等她削完另一只后，才吃了起来。
有好一会，我们都在吃苹果，而不说一句话。摘苹果的时候，我想起朝鲜的一部电影，在此刻有了新的含义：苹果熟了，爱情也成熟了，收获的时刻到了。年轻的米薇饱满红润，令人馋涎欲滴。此时不摘，更待何时？
我向米薇走去，米薇在沙发上翘起了脸，闭目以待。
我把未吃完的苹果放在一边，把米薇手上的苹果也拿掉。我捧着米薇的脸，跪了下去。
这是我和妻子分开三年后与异性的第一次接吻、抚摸和拥抱。我像在牢里困了三年终于跑出来的囚徒，像冲开了闸门的水，像饿了一个冬天后看见麋鹿的老虎……
我把米薇摔往床上，自己也上了床。弹性的床忽然发生剧烈的摇晃和振动，像船撞上了冰山。就是这巨大的晃动使我警醒，我感觉到灾难的逼近，像咆哮的飓风和海浪，将我寻欢作乐的欲望驱散。我感到脊背凉飕飕的，像是被饕餮的猛兽舔了。我的情绪急遽跌落，像降旗一样下滑和收缩。
“你怎么啦？”忽遭冷落的米薇问我。
“我……不行，不，不是不行，是……”我吞吞吐吐。
“你怎么不要我呢？”
“我想要，可是……”
米薇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脏？因为我和别的男人上过床。”
“不不，你千万不要这么想，”我说。事实上我有这么想，米薇和留学生曼得拉及我的同乡李论上过床，这我是知道的，因为他们都通过我和她认识。他们分别或先后得到、占有过米薇，曾经得意忘形，但现在是米薇最讨厌或觉得可恶的男人。我也认为他们玷污了米薇，所以她觉得她脏，也以为我觉得她脏。我不觉得她脏，真的，但是我想起曼得拉和李论，一个黑皮肤的男人和一个黑心肠的男人，现在居然要和他们同流合污，我心里有障碍。
“我就是这么想的，”米薇说，“其实在他们之前，你可以要我，我也想把我给你，可你为什么不要我？那时候我还是干净的。”
“不要这样想，”我打断米薇，“你一直是干净的，很纯的。”
“我哪里还纯？”米薇冷笑道，“我和妓女已没什么两样，至多在妓女前面加‘高级’两字而已，因为我有一张大学文凭。哦，我已经拿到毕业证了知道吗？”
我说是吗？好啊！我显得非常喜悦，想调动起她的喜悦。
“刚拿到的，在你去北京签证的这段时候。”
“祝贺你！”我说，我言由衷，因为她能拿到毕业证实属不易。她不是品学兼优的人。在东西大学，没有哪个学生比她更有争议。她放浪的行为和形象令人莫衷一是，并影响到她的学业和学籍。曾经有人提议开除她，具体地说这个人是学工处的副处长彭冰，她拿来一封匿名信和一份整理的材料交给我，因为我是学工处的处长。匿名信举报米薇和黑人留学生曼得拉有染，非法同居，而整理的材料也证明确有其事，因为里面有米薇和曼得拉的供述，两人的供述基本一致。但凭这份材料能不能就把米薇开除，我和彭冰有过一番争论。彭冰认为米薇和留学生发生性关系，并从曼得拉那里得到一颗南非的钻石，是变相的卖淫，理应开除。我说首先校规没有大学生与留学生有性关系就开除这一条，第二曼得拉给米薇的南非钻石是赠品，他们的往来和性关系是情不自禁，不是交易。如果是交易，那么曼得拉就是嫖娼，也要开除。第三我是曼得拉的导师，他嫖娼的话，说明我教导无方，那么我也要请求学校给我处分。彭冰说彰处长，这绝不是针对你，你别误会。我说我不误会，但是我很怕误人子弟。米薇还有一个月就毕业了，曼得拉也要学成回国了，他们的求学之路漫漫而修远兮，我不希望在临近终点的时候前功尽弃，能放一马就放人一马吧。我的口气缓和下来，有商榷和恳求的成分。彭冰的态度有了转变，她说好吧，那就这样。你什么时候去签证出国？我说过几天。她说有把握么？我说有把握。她说祝贺你。我感觉她的祝贺是发自内心，因为我一出国，她就有了当处长的希望和可能。我说你放心，我出国之前，一定向学校力荐你接替我。因为你帮了我一个忙，同意不开除跟我关系密切的两名学生，和我一样成为他们的保护神。
“我拿到毕业证有你一半功劳，谢谢你！”米薇说。她也许知道了我对她的庇护，还可能知道我在批阅她的考卷的时候给了她一个中上的分数，而按我的要求和标准她是得不到这个分数的。我科任的《当代文学》考试出的是论文题，让学生任选一个当代作家进行评论。米薇选了卫慧。她在论文里对卫慧和她的《上海宝贝》大加褒赏，这是有悖我的观点的，并且字数只有一千字，没达到我1500～2000字的要求。但是我对这篇至多只能及格的论文给了良，因为她的作者是米薇，是一个帮助过我的人，还是喜欢我而我也喜欢她的人。
“但是我躺在你的身边不是想报答你，”米薇又说，“而是我想要你，因为我爱你。我早就爱上你了。可是你不要我，因为你不爱我。”
“米薇，我……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我知道你爱你的妻子，”米薇说，她看着天花板，“你是为了她才要出国的。你怕你再不出去你妻子就要变心，因为你爱她。我见过你的妻子，那是我大一的时候。她也是那一年出国的吧？她很漂亮，和我一样漂亮，但是气质比我优秀。那时候我就想能征服并且娶这样优秀女人的男人一定才华横溢、潇洒倜傥。然后我就打听，知道是你。于是我就选修了你的课，认识了你，还……爱上了你。但是你没有爱上我。你不仅不爱我，还把我介绍给其他男人。我不喜欢你给引见的男人，真的，但是我居然还跟他们上床。我之所以跟他们上床，是因为……”
“你别说了好不好？”我打断米薇的话，因为她发言就像控诉，就像揭露或撕破我的嘴脸。为了学校的一个项目，为了项目落实后学校送我出国，我把我喜爱的一名学生当钱一样送给了掌控项目重权的人。这个人是省计委项目计划处处长李论，他是我的同乡、中小学同学，学校因为我和他这层关系把任务交给了我，并许诺事情办成后送我出国。我为此找了李论，把漂亮的米薇当诱饵和见面礼。李论笑纳了，因为他像喜欢金钱一样喜欢美女，尤其是高学历的美女。他要玩上档次的女人。他确实玩上了米薇，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给了米薇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他把东西大学申报的项目报告给审批下来了，在没有收受一分钱贿赂的情况下。这里面有米薇的功劳，当然也有我的功劳，因为那是一个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项目，学校领导是这么说的。
“好我不说了，”米薇说，她坐了起来，离开床，打理了一下衣裙和头发，“我们吃饭去吧。”
我们来到餐厅。这是夏威夷酒店的楼顶，是个旋宫。我开始没有意识到是个旋宫。米薇点菜的时候，我往外看着眼底下的城市，具体地说望着横跨南江的大桥，像凝视一只巨大的手臂凝视着它。但渐渐地，大桥不见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座和夏威夷酒店平起平坐的高楼，我才知道我处在旋宫之中。
米薇点的酒菜不多，但都是极品，档次不亚于我以学校公款宴请李论的酒席，但这次是私人掏钱。
“我们先说好，我请客。”我说。
“为什么是你请客？”米薇说。
“因为我是老师。”
“我也不是学生了，因为我已拿到了毕业证，”米薇说，“也就是说我是个社会人了。”
“可是你还没有工作。”
“工作？”米薇笑，“有钱就行了。”
“什么钱不钱的，说好了呵？我请。”我说。
米薇说：“谁带的钱多谁请。”
我盯着酒菜，说：“这桌要多少钱吧？”
米薇说：“你看清楚了，光这个燕窝要两千，还有这瓶酒，是XO，少说也要三千。你身上还剩有这么多钱吗？”
我想都没想，摇摇头。
“但是我有，我有七八千现钱，”米薇说，她打开坤包，露出一沓现金给我看，“不够我还有卡。”
“你这是要干什么嘛？”
“没什么，点少了就怕你付钱。就怕你请得起，所以我就点贵的。”米薇说。
“把酒退掉吧，”我说，“我们不喝洋酒，喝国酒，就是五粮液都行。”
“笑话，”米薇说，“我米薇才不做回头的事，做什么从不反悔。再说你就要出国了，喝洋酒对你有好处，和你的身份与未来生活相称。”
我还想说些什么，而米薇固执地把酒的瓶盖打开了。服务生接着过来斟酒，红红的液体涓涓流进杯子里，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液体，像血一样。这似乎也是米薇的血！我想。
米薇举起酒杯，邀我干杯。
我抿了一口，把杯子放下。
“你不喝，我喝！”米薇将酒一饮而尽。
接下来米薇就像发狂似的一杯连着一杯地喝，不听我的劝说，她把酒瓶护在近身，以防我夺去。我知道再劝说也没用，任由她喝。我突然希望她喝醉，因为她喝醉了，或许就解脱了。
她果然醉得如痴如幻。
我掏出身上全部的钱，又从米薇的包里拿了几千，结了账。
我像挟持人质一样，又拖又抱着米薇，回了房间。我把她放在床上，给她脱了鞋和袜，盖上毛巾被。她昏睡着，比吃了安眠药还沉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我就走了。
我回了大学。
我进住所头一件事是给妻子打电话。我必须告诉她我拿到出国的签证了。我拨通了她住所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我这才想起现在是英国的白天。白天我的妻子通常是不在住所的，像我一样，要很晚才回来，只不过她在图书馆、监房、当事人家里、法庭，而我则在教室、办公室、酒楼。她学的是法律，为外国律师当助手挣钱，而我是又当副教授又当处长，哪里用得上我哪里有我。
东西大学文件
东人事（2003）第104号
关于彰文联等同志的任免决定
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
一、免去彰文联同志学生工作处处长职务；
二、任命彭冰同志为学生工作处处长。
中共东西大学党委组织部（公章）
2003年6月20日
抄送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印发各部、处、院系，共220份。
彭冰拿着组织部的文件闷闷不乐，好像被免职的人是她不是我一样，或者说好像升官的人不是她一样。她踱来踱去，手里的文件像小白旗似的举也不是，不举也不是。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她，说：“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不满意的？你应该高兴才对。”
彭冰说：“我这是为你感到不平，文件怎么能这样写呢？”
我说：“不这样写怎样写？”
彭冰说：“应该写明你不再当处长是因为你要出国，可什么原因都不说，好像你犯错误似的。”
我说：“我确实犯了错误。我最大的错误是当了学工处的处长，现在我处长不当了，说明是改正错误，不是犯错误。”
“那你的意思我接替你当这个处长，是在犯错误？”彭冰说，“我本来是同情你的，想不到该被同情的人是我。”
我的后背像突然被人推了一下，离开靠背挺直，说：“你千万别误会，我是针对我自己，不是说你。我和你不一样，真的。”
“有什么不一样？”
“你先坐下来，好吗？然后我跟你说。”
彭冰坐在沙发上，眼睛看着我，等我说话。
“我不是搞行政的料，”我说，“我本来是个教书的，而且教得好好的，没想到要当官，不，是没想到从政，搞行政，处长其实也不算什么官是吧？”
“是吧。”彭冰说。
“那算是吧，”我说，“可我之所以当上处长纯属是赶鸭子上架，明确说吧，是因为一个项目的需要，就是我们学校要建科技园的项目，这个项目学校需要我跑腿，但是我跑腿没有个相应的行政职务不行，不好工作。所以学校就给了我个处长当当。可能是其它处没有位置安排不下了吧，就把我安排到学工处来。学工处处长本来应该是你当的，但为了照顾我而让你受委屈了。好在我只当了三个月，项目落实了，我也要出国了，该是你的最终还是你的。我很为你高兴，真的。”
“那我呢？”彭冰说，“我和你有什么不一样，你并没有说。”
“你廉洁、勤政，”我说，“你坚持原则，忠于职守，思想进步，工作认真，作风正派，而这些品质，我没有，你有。”
“还有吗？”
“还有，”我说，我笑了笑，“就是你是女的，我是男的。”
彭冰忍不住笑了，笑得很舒心、甜蜜，这真是难得一见的笑容，在我不当处长以后。她的脸洋溢着舒服和满足，像一个不容易有高潮的女人获得了高潮。
“好了，”我说，“我现在正式把工作和位子移交给你。”我说着站了起来，离开办公桌。
“彰处长，”彭冰说，“不急，等你出国后，我再搬过来。”
“我已经不是处长了，”我说，我走到她面前，她站了起来。我把学校配给处长的手机给她，像一个退役的军官交出武器一样。她接过手机，也接过我的手，握住。
“我已经把处长递给你了，你也接了。我不管了。再见。”我说。
“再见，”彭冰说。她慢慢收手，像手里真有宝贵东西似的小心慎重。她的眼睛露出性情的光，像从雪域高原产生的火花，小巧而圣洁。这是一个洁身自好的女人，我想，严谨得像一个蛋，分明得也像一个蛋，黄是黄，白是白。在鱼龙混杂或卵石无间的高校，她能始终保持一份清醒，不被打破，很不容易。她和所有从政的人一样，都想升官，但她升官的目的是想证明自己的上进，是想更大限度地奉献自己，她就是这么纯粹，真的。她1977年毕业留校，是本校自己培养的干部，就像近亲生育的婴儿。她曾经出类拔萃，受母校的器重。1979年自卫反击战，她组织十名女大学生亲赴前线，慰问将士。她们站在硝烟未散的阵地上，为将士唱歌、朗诵，生动的身影和声音，像女神一样，让舍生忘死的指战员们情绪亢奋、顶礼膜拜。她们的举动得到全国媒体的称赞，被誉为“拥军十姐妹”。她们的名誉为东西大学添了光彩，一度成为学校引以为豪的“教学成果”，那时候还没有“品牌”这个词。那十姐妹中后来有六个人嫁给了军人，彭冰是其中之一。但是后来有五个人离了婚，彭冰是惟一没有离婚的一个。她的丈夫当时是个连长，据说身上有十处伤口和两枚奖章。她是在他养伤的时候嫁给他的。她的丈夫养好伤后回到部队，依然是连级干部。他之所以没有提拔是因为当时部队提干已强调知识化，像地方一样。她的丈夫没有文凭，而她的学历也只是大专，还是工农兵学员。于是这名母校自己培养的干部，就像畸形儿一样被冷落和歧视。她40岁才当上副处长，一当就是八年，现在总算把“副”字去掉了。如果我不出国，她这个处长不知要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当上。她应该算是幸运的，因为她丈夫比她还惨，十年前转业到学校的食堂，现在连科长都不是。
“再见，彭大姐。”我亲切地对这个比我大十岁的女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