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好把这些话也告诉刑警，望月君刚才指出相原君将信放入右侧后口袋很奇怪，我认为这有充分的传达价值。”
被羽岛一说望月谦逊地说道：
“警察很快也会发现的吧。或许只是由于他们没有亲眼看到相原君的右肩有多痛，所以才无法立刻领会的。”
“可是，既然已经发现这一点了，真想趁势一气找出真正的凶手呢！”织田遗憾地说道。
趁此机会，大家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谈，以放松自己的大脑。羽岛开始施展自己能说会道的才能。
“与孩子打交道，我经常思考的问题便是，不能小看他们啊！我们应该认为，他们对于大人们的言行所倾注的视线，与大人们之间互相倾注的视线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我们如果轻视他们——”
他正在高兴地讲述自己幼稚拙劣的谎言被儿童看穿而反省的亲身经历。已听够别人说话的我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
“……也有与其相反的。对孩子估计过高也是不对的。孩童时期可看到的东西一经成年便看不到了。虽也有如此感伤的说法，我却不能苟同。孩子做的梦净是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他们没有做梦的力量。可以沉浸在深沉的梦之中的是大人。而且，大人一生也无法忘记自己在孩童时期所做的朦胧的梦。所谓的梦大概是……”
他如此说话的声音渐行渐远。我独自沉浸在重新探究相原被杀一案真相的思考中。
刚才设立了“没有七点的不在场证明又有九点的不在场证明的人就是凶手”这一假设。然而，这一推理是否果真中的？即使是凶手将信硬塞入了尸体口袋，将“7”改写为“9”这一节也依旧稍显勉强。若密会时间为九点，则相原君的行动中就会出现两个半小时之久的空白期，这不合情理，这一论据似乎很有道理，却总让人觉得缺乏决定性依据。在此两个半小时之内，他或许只是在寻找拍摄对象而四处游荡。最好不要拘泥于七点或九点的不在场证明。我微微听到了羽岛的声音，宛如在耳朵深处低声耳语一般。
“我曾听西井先生讲过的那个叫‘巴诺拉马岛’的梦也是如此吧。这就是大人的梦啊。这就是大人的心难耐孤独与寂寞而为其吸引、不得不做的梦。而且……”
七点的不在场证明与九点的不在场证明都无所谓。如此一来，就不得不将一切归零重新开始吗？——不。
从方才开始我就一直在介怀什么。我感觉不知何人所说的某句话——虽然看起来很不可靠——轻轻拂过了我们正在寻求的答案。我想不起那到底是什么，只是感到一种重大提示掠过鼻尖的感觉，宛如素未谋面之物的残像般。到底是谁说的什么话呢？是望月吗？羽岛吗？
“——也就是说，如果在做梦的力量之上又加之技术，便可成为艺术了吧？”
“是的，就是那样的。与其做个能言善辩的愚人，不如做个拙嘴笨舌的贤者。如此一来，可以说所谓艺术家只是雄辩家罢了。”
织田正与羽岛争论。
“艺术与说话应该不是等价的……”
“那当然了。我不是也那样说的吗？可是无论哪一种都是‘表达’，这是同样的。例如，如果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无法用自己能力表达出的深奥的梦，那么这个梦就是毫无意义的吗？就劣于毕加索的定期作品了吗？”
“我感觉好像变成艺术这一词汇的意义争论了。”
“对我而言，梦与美是同义的。”
“所谓美——”
木更村中也在如此互相争论吗？这已经无所谓了。——我想起来了。是织田的话。
望月最初说是凶手将信放入了相原口袋中时，织田叫停说了如此一句话。“或许不是这样的。也有相原一直携带在身的可能不是吗？或许是他写了信后却与对方意外相遇，便要亲手交给对方，于是便将信放入口袋中带来。”是这句话。——之后，望月用“右肩受伤的相原不可能将信放入右侧的后口袋中”而驳倒了他，我为其话所吸引，而我却想用另外一种说法反驳他。
“请等一下，信长学长，你说相原君与自己要寄信的人偶然相遇，那他们是在何时何地遇见的呢？那封信写于我涂鸦之后，所以大约是下午四点。你说自那之后，相原君在何处与何人见面了呢？”
我想如此反问他。相原在四点以后，一直在宿处自己的房间中。截止到与我们一同外出的六点之前，他没有拜访过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前来拜访他。因此，也就是说“相原不可能与自己要寄信的人偶然相遇”。
什么啊，想起来才发现仅此而已吗！我不禁开始苦笑，但仍然有事情让我耿耿于怀。
“等一下——”
我用任何人都无法听到的声音喃喃自语说。
我忽略了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问题。那封信是相原写给X的。那么相原是如何将这封信送给X的呢？相原在写完信之后不是未与宿处外部的任何人见面吗？
我已听不到任何人及任何东西发出的声音了。
我终于真切地感觉到自己逼近真相了。
“请听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