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日里的发现和在所谓的工作日里生产和发表的成果同样有价值和值得尊重。在无论哪种情况下，发现者将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助手们，如果他们正在加班工作，或者告诉他的家人，如果他们恰好就在身边，要是没有香槟，就用一瓶在冰箱里等待着这一刻的起泡酒来庆祝，他相互祝贺，记录下这项专利细节，而生活，再一次展示了灵感、天才和偶然性，在显现自身时并不选择时间和地点，随后镇定自若地继续向前。也有十分罕见的情况，由于发观者独自居住、没有工作助手，竟至找不到哪怕一个人分享向世界馈赠一缕新的知识之光的快乐。更为奇特，更为凤毛麟角，如果不是独一无二的，乃是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此刻的情形，他不仅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发现了那个是他活的镜像的演员的名字，还得千万小心不能泄露这个秘密。事实上，难以想象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此刻跑过去打电话给他的母亲，或者玛利亚·达·帕斯，或者教数学的同事，因兴奋而颠三倒四地告诉他们，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那家伙名叫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如果在他的一生里，有某个秘密他想严密保守，以至没有人甚至会猜想到它的存在，那么就是它了。出于对其后果的恐惧，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被迫，或许是永远，对其调查的结果三缄其口，无论是如今累积的第一阶段的成果，还是未来将要实现的后续成果。他同样受到约束的是，至少在星期一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知道那个人名叫丹尼尔·桑塔-克拉拉，但是这无异于知道某颗星星名叫毕宿五，除此之外对它一无所知。制片公司今明两天不上班，也无需通过电话联系，最好的情况无非是警卫员接了电话，后者只会说，星期一再打来，今天不上班，我想，对于一家电影公司来说没有星期日和节假日，在上帝赐予这个世界的每一天里他们都在拍摄，尤其是在春天和夏天，以免错失了阳光璀璨的时辰，为了试图延长谈话，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辩解说；这事儿与我无关，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以内，我只是一名保安人员；一位有见识的保安人员应该知道一切；他们并没有付钱让我知道一切；真遗憾；您还有什么事吗，那人将不耐烦地问；至少，请告诉我谁掌管着演员们的个人资料；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我是一名警卫，星期一再打电话来，那人气急败坏地重复道，如果他尚未从嘴里吐出几句被来电者的粗鲁所激励的脏话。坐在电视机前的扶手椅上，被影碟包围着，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对自己承认，没有别的办法，我必须等到星期一才能给制片公司打电话。他一边说，一边感到胃部一阵收紧，仿佛突如其来的恐惧。痉挛很快消失了，但是随之而来的颤栗持续了好几秒钟，仿佛低音提琴的琴弦不安的振动。为了不再沉思对他而言仿佛某种威胁的事物，他自问这个周末的其他时间能做点什么，今天剩下的时间和明天整整一天，如何填满这些空虚的时辰，一种手段是看完那些尚未被观看的电影，但这样做并不会给他提供更多的信息，他将仅仅在别的角色里看到自己的脸，谁知道呢，也许是一位舞蹈教师，也许是一位消防队员，也许是赌台主持人，也许是小偷、建筑师、小学教师、正在找工作的演员，他的脸，他的身体，他的话语，他的姿态，直看到恶心。他可以打电话给玛利亚·达·帕斯，请她过来看他，如果今天不行，就明天，但是这简直就是作茧自缚，一个自重的男人不会请求女人的帮助，即便她并不知道他是在寻求帮助，而在完事之后又将她送走。正在此时，一个跟在其他更幸运的念头后面探过几次脑袋，却始终没有获得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注意的念头，终于突然之间挤到最前排，如果你去查询电话簿，它说，你将知道他住在哪里，无需询问制片公司，甚至，如果你准备好做这件事，你可以去看看他居住的街道，他的家，当然，你需要化妆前往，这是最基本的审慎，不要问我化妆成什么人，这是你的事。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胃部再次痉挛，这个男人拒绝理解情感是富有智慧的，情感关照着我们，明天它们会提醒说，我们对你发出过警告，但是在当下，十有八九已经太晚了。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手捧电话簿，颤抖着寻找字母S，前前后后地翻动册页，就在这里了。有三个人姓桑塔-克拉拉，但是没有一个人名叫丹尼尔。
巨大的失望。一项劳神耗时的寻找不应该就这样结束，那容易得有些荒唐了。事实上，电话簿一直是私家侦探或只掌握着基本线索的街区警察调查的首要工具，一种能将可疑的细菌置入调查者视野的纸质显微镜，但同样确定的是，这种定位身份的方法有其麻烦和缺陷，即那些重名的人、冷漠的答录机、机警的沉默，以及经常的、令人灰心丧气的回答，这位先生已经不住在这里。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第一个，从逻辑上讲，正确的想法是，这位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并不希望他的名字出现在电话簿上。一些有影响力、地位显赫的人物，会采取此种举动，这被叫做保卫他们神圣的隐私权，比如，商人和金融家会这么做，一流的政客、影视界的恒星、行星、卫星和流星们会这么做，天才而好深思的作家们会这么做，足球名将，F1比赛的赛车手们会这么做，来自顶级或中级时尚圈的模特们会这么做，来自低级时尚圈的模特们也会这么做，并且，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擅长多种犯罪技能的罪犯们也偏爱匿名的严谨、慎重和谦虚，这在某种程度上能为他们抵御危险的好奇。在这些情况下，即便他们的壮举让自己变得声名卓著，我们可以肯定绝不可能在电话簿里找到他们的姓名，然而，既然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就我们目前所知，并不是一名罪犯，同样也不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疑惑，一位电影明星，除了和后者属于同行之外，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姓桑塔-克拉拉小组的原因，注定要引起强烈的困惑，而只有沉思才能将我们从这困惑里解救。这正是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彼时在做的事情，彼时我们，正以应受到谴责的轻佻，考察上述人群的社会学类型，这些人在内心深处，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一个特别的、机密的、隐而不宣的电话簿上，另一种登载着现代社会贵族新形式的欧洲王族家族年谱（Almanach de Gotha）。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得出的结论，即便再明显不过，却并不因此便不值得赞赏，因为它显示了最近几天折磨着历史教师的大脑的混乱尚且没有阻碍一场自由而公正的思考。的确，电话簿上没有丹尼尔·桑塔-克拉拉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说，在电话簿上的三个人与电影演员桑塔-克拉拉之间没有一种亲缘关系。极有可能，他们全都来自同一个家庭，甚至，如果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推理，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就住在其中一间房子里，而他使用的电话，注册的依然是，比如说，他去世的祖父的名字。如果，为了展示细小原因和重大后果之间的联系，人们曾经对孩子们讲述，一场战役会因为马失前蹄而落败，那些将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带向上述结论的归纳和演绎的轨迹，在我们看来起码和关于战争的富有教益的故事同样可疑和充满问题，造成那场战争失败的首要原因和罪魁祸首，因众口一词而无可更改，乃是溃败方军队的铁掌匠的失职。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现在该怎么办，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许他满足于用接下来的对情况的研究，制订出间接地接近目标的计划，以逐步解决困难，这个计划万无一失，以最微小的步履前进，并且时刻保持着警惕。瞧瞧他，坐在，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说，开启了他人生新篇章的椅子上，弓着脊背，手肘撑住膝盖，双手托着头，看见他的人想象不到这个头脑里正在进行的艰难的工作，他像一名国际象棋大师一样，考虑各种抉择，沉思各种选项，掂量各种变体，预判各种困境。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仍然一动不动。另外半个小时也将要如此过去，然后我们看见他突然站起身来，走过去坐到书桌前，手里拿着的电话簿翻到暗藏着谜语的那一页。显然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们钦慕他终于将审慎弃之不顾，勇敢地准备迎面直击。他拨通了第一个桑塔-克拉拉的电话，等待着。没有人接电话，也没有电话答录机的声音。他拨通第二个桑塔-克拉拉的电话，听到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哈罗；下午好，女士，抱歉打扰您，我想和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先生讲话，我知道他住在这个地址；您搞错了，这位先生不住在这幢房子里，从来也没有住在这幢房子里；但这姓氏；这姓氏只是个巧合，和其他许多的巧合一样；我猜想您至少是他的亲戚，或者能够帮助我找到他；我甚至都不认识；不认识他；既不认识他，也不认识您；请原谅，我应该自报家门；不用了，我不感兴趣；看起来，我找错了地方；看起来是这样的；非常感谢；没关系；再见，抱歉给您带来了不便；再见。在这段难以解释地紧张的对话之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暂停片刻，以恢复内心的宁静和正常的脉搏，是非常自然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我们已经丧失了那么多，以至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而我们唯一的愿望是尽快地知道这灾难最终的额度，以便，如果可能的话，从此将它抛在脑后。他毫不犹豫地拨通了第三个电话号码，一个男人的声音生硬地问，谁呀。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感到自己被逮了个正着，他随便嘟囔了个什么名字，那声音又问，有什么事吗，语气依然粗暴，但很奇怪的是，声音里毫无敌意，有些人就是这样，听起来像在和所有人生气，可终究，你会发现他们有颗金子般的心。这一次，由于对话十分简短，我们无法确知这个人的心是否由那最高贵的金属做成。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表达了和丹尼尔·桑塔-克拉拉说话的愿望，声音急躁的人回答说，没有任何叫这个名字的人住在这里，谈话看起来无法再继续下去，没有必要再重复姓氏的奇怪巧合，以及能将发问者带向其目的地的可能的亲缘关系，在这样的情形下问题和回答总是相同的，某某人在吗，某某人并不住在这里，但是这一次有意外出现，声带粗糙的男人记起，大约一个星期以前，另一个人曾打电话来问了同样的问题，我猜想应该不是先生您，至少声音听起来不像，我对分辨声音很在行；不，不是我，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说，他突然感到困惑不已，那个人是谁，是男人，还是女人；显然，是个男人。是的，是个男人，他怎么想的呢，无论两个男人的声音差距多么远，一个男人的声音和一个女人的声音之间的差别只能更大，虽然，对话者又补充说，我现在想起来，有一瞬间我似乎觉得他在努力隐藏真实的嗓音。在向男人致以应有的感谢之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放下听筒，眼睛盯着电话簿上那三个名字，如果这样一个人打电话去询问丹尼尔·桑塔-克拉拉，最简单的行为逻辑决定了，正如他自己才刚做的一样，这个人同样拨打过这三个电话号码。显然，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无法知道，那个人在打第一通电话时是否有人回答，而一切都表明。那个曾与他对话的坏脾气女人，那个，除了声音冷冰冰之外，的确很不礼貌的女人，要么忘记了，要么认为没有必要提起有人打过电话这件事，或者，更自然的是，接到那通电话的人并不是她。也许因为我自己独居，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对自己说，所以倾向于想象别人也是这样。关于一个陌生人同样在寻找丹尼尔·桑塔-克拉拉的消息给他带来了最强烈的不安，他的内心涌动着混乱的感觉，仿佛面对一个二级方程式，而他却连一级方程式都忘记了如何解决。也许是某个债权人，他想，这是最有可能的，一个债权人，艺术家和文学家们总是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他一定是在某个赌场欠下了赌债，而现在他们要让他偿还。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从前曾经读到过，赌债是最神圣的一种债务，甚至有人把它们叫做荣誉债务，虽然他不理解为什么它就比别的债务更荣耀，他接受其条例和规则，如同某件与他毫无相干的事，这取决于他们，他想。然而，现在，他更希望这些债务并不那么神圣，是可以被宽恕和遗忘的，这种宽恕和遗忘不光来自我们所想，也可以从《圣经》的篇章中加以确证。为了驱散心头的愁云，他走到厨房去煮了一杯咖啡，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权衡利弊，我还有一个号码没有接通，如果真的接通了，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有人告诉我不认识这个名字和这个人，若是如此，事情便就此结束，要么有人回答我说是的，他住在这里，那么，我要做的便是挂掉电话，目前，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知道他住在哪儿。
带着被刚刚做出的完美无缺的逻辑推理和同样完美无缺的结论所鼓舞起来的精神，他回到了客厅。电话簿依然摊开在书桌上，那三个桑塔-克拉拉没有变换位置。他拨通了第一个电话号码，等待着。他等待着，并且在确信没有人会来接电话之后继续等待着。今天是星期六，他想，也许主人不在家。他挂掉电话，他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没有人能够再指责他性格怯懦或者缺乏果决。他看了一眼手表，正是出门用餐的时间，但是对餐厅桌布的阴森回忆，那些桌布白得像裹尸布，还有餐桌上装着塑料小花的劣质水罐，尤其是，那来自扁鲨的永恒的威胁，让他改变了主意。一个居住着五百万居民的城市，从比例上讲，至少拥有几千家饭馆，而即便排除了，因为某种原因，那些铺张豪奢的场所，也排除了，因为另一种原因，那些不堪忍受之地，依然还剩下足够的选项，比如他今天中午和玛利亚·达·帕斯共进午餐那个迷人的地方，他们只是偶然地发现了它，可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不喜欢被人看见独自用餐，而上一次去的时候却有女士陪伴。因此，他决定不再出门，他将，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随便吃点什么然后早早地入睡。甚至不用铺床，它仍然是他们离开它时的样子，被单卷曲缠绕着，枕头被压得扁扁的，一股冷却了的爱的气味。他想，应该打个电话给玛利亚·达·帕斯，对她说几句甜蜜的话，一个她肯定能在电话那头感觉到的微笑，的确，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多久就要完结，但是却有心照不宣的体贴的义务，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到轻视，因为那将体现严重的麻木不仁，更不用说无法原谅的道德上的粗鄙，如果他表现得好像，在这个家里，这个上午，除了睡觉以外，他们没有，和时常发生的一样，在这张床上做一些愉快、放松和有益的事。生为男人就绝不能成为绅士风度的绊脚石。我们毫不怀疑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会扮演一位绅士，如果，无论乍一看多么奇怪，关于玛利亚·达·帕斯的记忆没有将他带回到最近几天执迷的问题上来，这便是，如何寻找丹尼尔·桑塔-克拉拉。由于打电话的尝试徒劳无功，他唯一能做的便是给制片公司写信，因为他绝对不能冒险亲自前往，那位他向其打听消息的人很可能会问他，近来如何，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先生。借助于乔装打扮，借助于传统的胡子、髭须和假发，不仅极度荒诞，而且十足愚蠢，那会让他觉得自己像是十八世纪情节剧里的蹩脚演员，扮演一位高贵的父亲，或者一个在第四幕出现的无耻之徒，而且，由于总是惧怕生活会将他作为其为之沾沾自喜的恶趣味的猎物，他确信就在他问起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先生的那一刻，伪造的胡子和髭须会掉下来，而那个被询问的人会瞬间爆笑，呼唤他的同事们过来看这场闹剧，非常滑稽，非常滑稽，你们过来瞧瞧，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先生正在打听他自己。因此，信件是达到他密谋的目的的唯一方式，也许也是最安全的方式，但有一个必要条件，即不能署上他的姓名和地址。我们可以证实，他最近一直在反思这些纠缠的策略，反思的方法冗长而混乱，以至很难将这种头脑的劳作确切地称之为思考，它更像一种飘动，一种思维碎片的流浪，这些思维如今才能以足够的相关性调整和组织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今才记下它们的原因。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做出的决定惊人的简单，具有敞亮、透彻的明晰性。但是常识并不同意他的看法，它刚才从内门进来，气恼地问，你的脑袋怎么可能产生这样的主意；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办法，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冷冰冰地答道；也许是唯一的办法，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如果你尊重我的意见，以玛利亚·达·帕斯的名义写信，并且留下她的通信地址，这是件可耻的事；可耻，为什么可耻；如果这还需要解释，那你就更可怜了；她不会介意的；你怎么知道她不会介意呢，既然你尚未对她说起过这件事；我有我的理由；你的那些理由，我亲爱的朋友，简直再熟悉不过了，它们叫做大男子主义的傲慢，诱奸者的虚荣心，征服者的自负；大男子主义，的确，因为我性别如此，但是我从未从镜子辨识出一位诱奸者，而至于女性的征服者，最好别说了，如果我的生活是一部书，那便是这部书里缺乏的章节；多让人吃惊；我不是征服者，而是被征服者；那你如何向她解释你写信去询问一位演员的信息；我不会说我对一位演员的资料感兴趣；那么，你将怎么说；这封信是关于我跟她说过的一项研究的；什么研究；别逼我再说一次；不管它是什么，你真的认为你只要动一下手指，玛利亚·达·帕斯就会跑过来满足你的一切怪癖；我只是请求她帮我一个忙；在你们俩的关系如此危急的时刻，你已经丧失了请求她帮忙的权利；在信笺上署我自己的名字是很不合适的；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有什么后果；那么你为什么不用假名呢；名字可以是假的，但地址必须是真的；我依然觉得，你应该结束这个该死的酷肖者、双生子或者复制人的故事；也许我应该，但却不能够，这件事情本身要比我强大许多；我的印象是，你启动了一台向着你开进的粉碎机，常识劝告说，由于对方没有回答，常识摇着头离开了，为谈话的结果感到忧伤。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拨通了玛利亚·达·帕斯的电话，很有可能接电话的是她的母亲，简短的谈话将是另一场微型的乔装喜剧，怪诞且掺杂着轻盈的伤感，玛利亚·达·帕斯在吗，他会问；是谁找她；一个朋友；您叫什么名字；请告诉她一个朋友找她，她知道我是谁；我的女儿还有别的朋友；我不认为她有那么多朋友；无论是多还是少，她有那么些有名字的朋友；那好吧，请告诉她我是马克西莫。在与玛利亚·达·帕斯交往的六个月中，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并没有经常需要向她家里打电话，更没有怎么遇到母亲来接电话的情况，但是，对话的内容和说话的语气，在母亲方面总是带着怀疑，在他的方面却是难以抑制的不耐烦，也许她这样是因为她对情况知道得没有想要知道的那么多，而他则是确信她居然知道了那么多而感到不快。从前的对话和刚才这个例子并没有太大不同，后者不过是可能发生而终究没有发生之事的一个最剑拔弩张的样本，既然来接电话的正是玛利亚·达·帕斯，然而，所有这些谈话，这一次或者另外一些，毫无例外地，都能在《相互误解的人际关系守则》一书的目录里找到。我正在想，你不会再给我打电话了，玛利亚·达·帕斯说；如你所见，你搞错了，我不是打电话来了吗；你的沉默将意味着，今天对我的意义与对你的不同；不管它意味着什么，都是对我们两人而言的；但是，也许并不以同样的方式，并不为了相同的理由；我们没有手段去测量这些不同，如果它们真的存在的话；你还喜欢我吗；当然，我还喜欢你；你说得并不热情，不过是在重复我说的话；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说出这些话就不像从你口中说出那样动听了；因为，在被重复的同时，它们丧失了首次被言说时那种令人信服的能力；当然，赞美分析者的敏锐和聪明才智；如果你阅读更多的小说，你也能做到；你怎么能期待我开始阅读小说、罗曼司、寓言，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在本职工作，即历史上花的时间尚且不够，这些天我正苦读一本关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重要著作；我注意到了，它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可不是；总的来说，我想你的时间并没有那么紧迫；如果你了解我的生活是怎样的，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如果你让我了解它，我就会了解的；我们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我的学术生活；相对于在空闲时间阅读一本罗曼司，我猜想，你正在努力进行的这项著名的研究才将伤害到你的学术生活，有那么多电影要看呢。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已觉察到谈话偏离了于他有利的方向，他正一步一步地远离他的目的，即以最自然的方式，提起那封信的问题，而现在，已经是这一天里的第二次，仿佛在做一个行为和反应的联动游戏，同一位玛利亚·达·帕斯又刚刚亲手交给他了―次校准话题的机会。但他需要小心谨慎，既然他的舌头拒绝吐出“爱”这个词，不能让她觉得打这通电话完全出于个人利益，让她觉得打来电话终究不是为了对她倾诉感情，或者至少谈谈他们在床上共度的美妙时光。我的确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他用安抚的语调说，但是没有到你想象的程度；如果看到了我看见的一切，没有人会这样说，你头发蓬乱，穿着长袍，趿着拖鞋，没有刮胡子，坐在一堆影碟中间，一点也不像我认识的那个理智的、无比慎重的男人；你能理解，一个人在家里，的确有些随随便便，但是，既然你讲起这件事，我有一个主意，可以有益于并且加快这项工作；我希望你不是企图让我也看你的那些电影，我不应该受这样的惩罚；放心，我残酷的本能还没有到达这个极限，我的想法只是写封信给制片公司，向他们一股脑儿索要些具体的材料，尤其相关于影片的发行网络，演出地址和观影人数的信息，我相信它们会很有用处，能帮助我得出一些结论；我不知道这和你寻求的意识形态符号有什么联系；也许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紧密的联系，但我愿意倾力一试；这取决于你；是的，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什么问题；我不想写这封信；那你干吗不亲自去同他们谈谈，有些事情更适合面对面解决，而且我打赌，一位历史教师对他们出产的影片感兴趣，他们会觉得备受恭维；这正是我不想看到的，将我科学的、学术的资历混淆于一项在我的专业领域范围之外的研究；为什么呢；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也许是出于某种顾虑；那么，我不知道你如何能够解决你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可以由你来写这封信；纯属胡扯，你告诉我我将如何写出这封信，它的内容对我来讲和汉语一样神秘；当我说由你来写这封信时，我的意思实际上是，我将写这封信，但是署下你的名字和你的地址，这样我就可以不受任何鲁莽之害；好吧，我猜只有以这种方式，你的荣誉才不会有危险，你的尊严也不会受到怀疑；你别讽刺我了，我已经告诉过你，这不过是出于某种顾虑；是的、你已经对我说过了；但是你并不相信；我相信，是的，你不用担心；玛利亚·达·帕斯；怎么；你知道我爱你；当你说爱我的时候，我想我是知道的，然后我会问自己这是否是真的；当然是真的；那这通电话是为了你渴望对我说这句话呢，还是为了请求我写这封信；关于信的主意是在谈话里出现的；好吧，但是你别试图说服我，你是在我们谈话的当儿想到它的；的确我曾经模模糊糊地思考过；模模糊糊地；是的，模模糊糊地；马克西莫；你说，我亲爱的；信的事就按你说的做；感谢你同意这件事，事实上我认为这对你来说无关紧要，一件如此简单的小事；生活，亲爱的马克西莫，让我学会了没有什么事是简单的，只是有时候看似简单而已，而且，它愈看似简单，就愈值得我们怀疑；你是一个怀疑论者；就我所知，没有人生来就是怀疑论者；那么，既然你同意了，我将以你的名义写这封信；我想我需要在那上边签名；不必了，我可以伪造一个签名；至少让它看起来和我的签名有那么一点儿相像；我从来不擅于模仿别人的字迹，但我尽力而为；小心，你要提高警惕，当一个人开始欺骗以后，谁也不知道他会到何时为止；欺骗不是一个准确的词，你想说的应该是造假；多谢更正，我亲爱的马克西莫，但我希望找到一个词能够同时表达这两种意思；就我所知，一个联合与包含了欺骗与造假的词并不存在；如果这种行为存在，则相应的词语也应该存在；我们拥有的词语全在字典里；所有的字典加起来也容纳不下我们所需要的术语的半数，我们需要靠这些术语来相互理解；比如说呢；比如说，我不知道哪个词能表达我此刻内心情感的重叠和混乱；关于什么的情感；不是关于什么，而是关于谁；关于我吗；是的，关于你；我希望它不是太坏；这里面五味杂陈，仿佛一个小药店，但是别担心，我没法向你解释，无论我怎么尝试；我们改天再谈这个话题；你是说我们的谈话结束了吗；我没说这样的话，我说的也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抱歉；然而，再想一想，我们也许最好今天到此为止，显然我们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张力，我们说的每一句沾都会擦出火花；我不是有意为之；我也不是；但事情就是这样；是的，就是这样；那么，让我们像两个好孩子那样道别吧，祝福对方晚安和好梦，过几天再会；当你愿意时请给我打电话；我会的，玛利亚·达·帕斯；是的，我在；我喜欢你；你已经对我说过了。
放下听筒以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用手背擦了擦汗湿的额头。他达到了目的，完全有理由感到满意，但那场漫长而艰难的对话一直在她的掌控之下，即便有时候看起来并非如此，这让他受制于一种连续的屈辱，即便无法在两人的话语里得到清楚的证实，这些话语，一个接一个，却在他嘴里留下愈来愈苦涩的味道，这正是人们所描述的失败的滋味。他知道自己胜利了，但也觉察出胜利里有一些幻觉成分，仿佛他的每一步前进不过是敌人战略性后退的机械结果，是刻意安放、用来吸引他的金色桥梁，插着迎风招展的旗帜，小号和鼓声齐鸣，直到某一时刻，他或许会警醒过来，发现自己已无可救药地到陷入重围。为了达到目的，他用诡辩的、精于算计的话语之网将玛利亚·达·帕斯包裹起来，然而，终究，正是那些他用于捆绑她的绳结限制了他自己行动的自由。在交往的六个月里，为了不被束缚得太紧，他一直明智地将玛利亚·达·帕斯阻挡在自己私生活的边缘，而现在，当他决定结束这段关系，对此他只期待一个适合的开口的时机，他却发现自己不仅被迫要请求她的帮助，还要让她成为这些行动的同谋者，关于这些行动，其动机和缘起，以及其最终的目的，她完全一无所知。常识会把他叫做无所顾忌的投机者，但是他将反驳说，这种情况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并没有前车之鉴标示出被社会认可的行为界限，也没有一条法律能够预见到复制人这种骇人听闻的案件，因此，是他，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在每一个场合，不得不发明了那些能够将他带往最终目的的行动，无论它们是否合理，是否出格，这封信只是这些行动之一，并且，为了写这封信，如果需要滥用一位对他说我爱你的女人的信任，那也不算是太严重的错误，另一些人做了更坏事情却从未被人公开指责。
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把一页纸放入打字机，然后停下来思考。这封信得看起来出自一位崇拜者之手，应该热情洋溢，但也不能夸张，既然演员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并非电影明星，能够激发起歇斯底里的热情，首先需要完成索要签名照片的仪式，虽然对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来说，更重要的知道他住在哪里，以及他真实的名字，如果，正如情况所预兆的那样，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只是一个也许和他一样，谁知道呢，叫做特图利亚诺的男人的假名。信件寄送了以后、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或者是制片公司直接披露他所询问的信息，或者答复说无权透露这些个人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信件会转寄到这封信真正的目的地。会是这样吗，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问自己。快速的反思让他意识到后一种假设是最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样做极不专业，更没有考虑到制片公司不可能让演员承担回信和寄送照片的责任和开销。但愿如此，他嗫嚅道，如果那人给玛利亚·达·帕斯亲自回一封信，一切都完了。一时间，他仿佛看见一个星期以来，他无比小心搭建的纸牌城堡被轰然推倒，但是，掌管一切的逻辑和绝处逢生的意识，帮助他一点点地恢复了动摇的精神。撰写信件并不容易，这解释了楼上的邻居为什么听见打字机的敲击声整整响了一个多小时。某一刻电话铃响了，并且持续响了很久，但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没有去接。打电话来的应该是玛利亚·达·帕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