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曾看过一部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至今尚能记得其中一些精彩的情节。我之所以斗胆给这篇短文也取这个名字，是我用过的一间办公室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真可谓晴天霹雳惊天动地，扭转了中国当年的去向，远非苏联那位女部长的办公室里的故事所可量比。这就是“西安事变”故事的发生地之一。
1995年初夏，西安阴雨连绵。我早晨上班走到那间顶多10平方米的平房前，围着几个后勤办公室的干部，说我的这幢房子下沉了。我顺着他手指的墙壁一看，砖墙齐斩斩断裂开一道口子，可以塞进指头。他们告诉我决不能再住了，却没有别的房子调换，让我等待，说是前院一间房子正在翻修，需得十天左右弄好。我便趁此无处立足之际，住进医院，去做医生早就催着要割除的一个粉瘤。待我康复回归，后勤办的干部领我走到前院一座独楼前，指着东边的耳房，说这就是我的新办公室，我一时竟有点犹疑不定，还有点怯。这是任谁都知道关押过蒋介石的屋子，给我做办公室，心里难免不忐忑，尽管我向来不在意风水吉凶，仍然有说不清的某种心理障碍。
我所从业的作家协会这个院子，建于1933年，是陕北籍的国民党八十四军军长高桂滋的公馆，和张学良将军的公馆是两隔壁，中间夹着一道称作金家巷的丁字小巷。高桂滋将军后来叛蒋起义，解放后把这院颇为阔绰的公馆交公人民政府，省政府把成立不久的陕西作家协会安排于此。这个院子当年曾经是别具一格的个性化建筑，进大门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喷泉，养着金鱼；左首是一幢中西合璧以西为主的两层小楼，下边一层为半地下建筑，据说是隐藏警卫兵力的用途，上边一层中间三间是镶着花纹瓷砖的议事大厅，东西两边是颇为宽绰的附属耳房，当是办公室或主任或秘书的用房。后院是连续三进四合院，有高氏一家的生活用房，也免不了办公和警卫兵力的用房。通前到后栽植着玉兰、紫薇、石榴、月季、玫瑰等名贵花木，且不赘述。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驻扎西安的东北军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联手发动的“西安事变”获得成功，在西安东北约50华里的骊山抓捕了蒋介石。蒋氏闻变只身跳后窗逃出，摸黑在骊山荆棘中爬行了不短一段山路，隐身藏匿在悬空的一道石缝里，还是被士兵搜捕揪出来押回西安，住在现在陕西省政府大院内一座30年代的旧建筑名曰黄楼的楼房内，12月14日转移到高桂滋公馆这幢二层议事厅的东耳房里，即后勤干部给我安排的这个办公室。
我粗略查证了一下，蒋氏在省政府那座小黄楼只住了一天半和不足一夜半，因为12日凌晨跳窗逃跑到被起事的士兵从石缝中拖出，再下山，再送到50多里外的西安，那时候没有正经公路车速缓慢，到得小黄楼离天明也不远了。14日转移到高氏议事厅的东耳房，隔着金家巷的那边是张学良公馆，见面、说话、议事包括送饭都方便多了，也更安全。在我现在要做办公室的这个东耳房里，蒋氏介石被软禁达十天十夜，曾经发生过许多历史性的情节和细节——
蒋介石刚被转移到这个东耳房，张学良便从他的公馆赶过来看望，一副毕恭毕敬的军人礼仪。张学良连叫几声“委员长”，蒋介石不仅不搭话茬儿，裹着被子蒙着脑袋连脸也不露给他看。此前，送过来的饭食也不进口，一副绝食的抗议。我似乎看到过有文字说老蒋给张学良使性子，还有难听点的说成耍无赖，也有做心理分析的文字说蒋氏怕处死他……我想也许都是，是否还应有一种气死气活的懊恼？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来到这个高氏议事厅的东耳房，向蒋介石汇报了南京政府自“西安事变”以来的复杂情况，也透露了他们兄妹二人到西安后与张、杨会谈的意见，这是至关重要一步。
隔过一天到12月24日晚上，早几天从陕北下来到西安参与调解此事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宋氏兄妹一起走进了蒋委员长下榻的东耳房，举行正式会晤，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我无可选择地搬进东耳房这间办公室。好在这是一个南北隔开的套间，我在北边隔间办公，蒋公被软禁过十个日日夜夜的南边隔间，现在布置成一个小型会议室，中间有一道小门相通。我在北边隔间接待各路来客，包括热心读者，得空写点短文章，倒也罢了。偶尔得着一个人闲静，尤其是晚上独饮两杯的时候，往往会想到套间那边曾经住过的蒋委员长，张学良和杨虎城走进过这东耳房的套间，宋子文和蒋夫人宋美龄从南京飞过来走进这套间房。周恩来叶剑英也成竹在胸地来过了。70年前的这个东耳房套间，无疑是决定中国何去何从的生死命运的一个焦结点，决定中国命运的各方势力的最敏感的神经，都纠结在这东耳房的南套房里。至今想象当年那种外表热闹内里紧绷的气氛，我都有点透不过气的感觉，甚至不敢相信那样重大到决定中国命运的事件，真的就发生在这间房子里。我有时抬脚三五步走过套间小门，看着东窗下曾经给蒋介石支床铺的那块地方，仍然是恍若幻境信不下曾经发生过的事。记不清是哪一天或哪一晚，我突然意识到，十三年后蒋介石落荒而逃到台湾，其实就是在高桂滋公馆议事厅东耳房南隔间住着的时候注定了的结局。
事实摆得很明显，道理也就很简单。蒋介石在江西五次围剿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红军，十几二十万红军被迫长征历经一年到达陕北时，主力一方面军仅剩下7000多人，到“西安事变”发生时，各路红军会聚到陕北也不足两万人。蒋介石已经几次亲临西安，继续布置剿灭红军的军事行动。然而，蒋介石意料不及的事发生了，自己反倒被软禁在这东耳房的南隔间里，签署了不得再剿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协议。我在几十年后瞅着蒋介石下榻的东窗下那块地方，无法猜想他当年怎样度过了那十个日日夜夜，在“六项协议”签字的那一刻，是否意识到十三年后落荒而逃的结局？东耳房发生这样重大的历史一幕时，我尚未来到这世界，现在看得再简单不过，这儿发生的历史一幕的核心，一是共同抗击日本侵略，一是不许剿灭红军。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获得了在中国合法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也就注定了蒋氏十三年后的结局。这是无须赘论的常识。
1998年春夏之交，我随作家代表团去了台湾，最后一站走到台湾最南头的海滩上，看到一尊蒋介石的雕塑，面朝大陆，微倾向前，脸上是少见的一副复杂的表情，与我所见过的他的塑像和照片都不一样。我在那一刻想到我还在用着的办公室，原高桂滋公馆议事厅小楼的东耳房，即他曾经被迫住过十个日夜的房子，便断定他后来乃至终生都不会了结在这里发生的懊恼性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