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菊人
唐德刚先生把他的文章交远流出版，承出版社的游奇惠小姐叫我写序，我答应了。此次出版一共两部，就是《史学与红学》与《书缘与人缘》。犹记得在二十多年前，我曾为唐先生的散文集《五十年代的尘埃》写序，那时我还在《明报月刊》工作，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壮年时期，此后历经《中报》和《中报月刊》，再经《百姓半月刊》，至今退休在温哥华，真是岁月沧桑。如今读唐德刚先生这些文章，感到像是读历史一样，然而又不像是在读历史，却是像观剧一样，慨唐德刚先生写历史犹如重现人物和事件，使读者读来有如亲眼目击。
这是很不容易的，这种成就，来源于唐先生也喜欢文学，并且也曾从事文学创作，像他早期所写的散文，也就是《海外论坛》上的文章，便是他的文学创作，收在《五十年代的尘埃》一书里。现在这本《史学与红学》则是学术著作，谈的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唐先生的文笔有文学笔底，写得灵活，因而让读者不忍停下来，这就是文学笔法的功劳。
在本书里，特别有《文学与口述历史》的文章和《小说和历史》的讲稿，据唐先生的见解，历史和小说是很难分别的，以鲁迅所创造的阿Q为例，社会上本来并无阿Q其人，可是又似乎是实有其人，每个中国人都有阿Q的特性，所以唐先生说：“历史是根据实人实事所写的社会现象，小说则是根据实有的社会现象而创造出的虚人虚事，二者是一个铜元的两面。”
唐先生创作了一部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记述的是他的友人所说的大陆见闻，都是实人实事，只是格于这位友人的要求，不能用真名和实地，从1985年6月1日开始，在纽约《北美日报》连载。这是唐先生所言历史与小说有时候不可分的证明，因为除了人名和地名之外，所说的都是事实，完全符合唐先生所说“小说则是根据实有的社会现象而创造出的虚人虚事”的通则。
《战争与爱情》这部小说，是说中国大陆上的人和事的，充满辛酸与离奇，而本书实质上却不是小说，而是论述，但论述当中却可读性甚高。其中《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1987年在西安“周秦汉唐史学研讨会”宣读之论文》，尽管是在西安，但唐先生仍照直讲话，极为难得。例如说：“‘阶级斗争’，便是中世纪‘上帝’这一绝对真理的延续。概念既然绝对化，只容‘信仰’，不许‘探索’，则科学就变成了神学。”这样大胆地说话，是要有学术求真的勇气的。
唐先生是历史学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市立大学教书，而在哥大之时负责口述历史的工作，曾获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亲自口述其生平，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本书收辑有《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代序》，撰述《李宗仁回忆录》事成及出版的经过。李宗仁能有机会畅谈他的历史故事，成为他晚年最重视并乐于做的事情。如果不是唐德刚先生主其事，李宗仁能够畅所欲言、深自欣慰的机会就没有了。李宗仁与中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唐先生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李宗仁回忆录》是唯一有中文稿的，其他人，包括胡适、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张发奎、蒋廷黻、陈光甫、蒋彝、吴国桢、李汉魂、何廉等人的口述自传，均无中文稿，这是唐德刚先生个人循李宗仁之请，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额外工作”。然而，无论英文稿还是中文稿之出版，都经过相当的周折，作者在文中已经详细地说明了经过，在此就不复述了。
不过，有一点不能不叙述，那就是李宗仁的口述跟胡适的绝不相同。胡适是一位“无征不信”、“九分证据不讲十分话”的大学者、考据家，所以他向唐先生所讲的话，绝大部分是可信的，可以照录的。但李宗仁的口述却不然，他“信口开河，不能入书”，但他有坚强的信心，认为自己所讲的无一不可以写下。这就要唐先生先做说服的工作。唐先生用了极大的耐性，心平气和，转弯抹角，慢慢解释，把与史实不符的地方，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最初因为箍得太多，李宗仁有点怏怏然，但是经过唐先生的耐心解释，他后来也接受了。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定费了唐先生的许多工夫，只有像唐先生这样精通近代史而又有资料可以稽查的人才能胜任，否则，口述历史的人又怎能心服口服呢？
除了对《李宗仁回忆录》的成书过程作了清楚的交代以外，有篇文章也值得一提，这便是《杀一个文明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对汉字拉丁化的意见》一文，这是唐先生的讲演，是由汤晏先生整理的。在这篇讲演中，唐先生是反对汉字拉丁化的，认为“这是大胆假设，但没有小心求证，太夸大了，太渲染了。这种说法，我以前相信，但自从哥伦比亚大学转来纽约市立大学教书后，就不再相信了”。
唐先生举出了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令人钦佩的。其中以羊字为例，英语里羊总称为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中文我们一看词便知词义，但在拼音文字里便各个词不同，令人难以记认。而且主张汉字拉丁化的理由是方块字不能搞计算机，唐先生认为这个理由似是而非。唐先生这篇演讲作于1981年的年末，计算机之汉字化已经实现。唐先生以幽默的口吻说：“如果一定要废汉字，则办法很多，但汉字拉丁化或拼音化方案是最不足取的一种办法，是最坏的一种途径。因为创造一个拼音文字很难，不如来学一种现成的拼音语言来得更方便。”这最后一点意见是主张消灭中文、否弃中文了，当然为唐先生所不取。
本书还有多篇文章未及一一介绍，如论述《红楼梦》的著作，如论读《资治通鉴》，以及论《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及桃园县的“下中农”的生活，等等，都是极可一读的文章。前面说过，唐先生文笔好，极枯燥的题目也写得十分动人，容易阅读，这种优点是极难得的，而每篇每个问题都是为人所关心的，足以为我们解惑，这是唐先生的高明之处。
2003年8月25日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