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之后，我们在星期五晚上回到了迈阿密的家。看着那些在机场行李转盘前气急败坏推来撞去的旅客，我眼中几乎涌出了激动的泪水。有人差点儿拎走丽塔的行李，我走过去抢了回来，那人还冲我哼了一声，这就是我想要的回家的感觉。回家真好。
欢迎仪式还没完。星期一一大早我兴高采烈地来到办公室，这是我假期后第一天上班。
我一下电梯就碰到文斯·增冈。“德克斯特，”他说，我肯定他的语调充满感情，“你带面包圈了没？”这证明的确有人思念我，真让人心里暖和。如果我有心的话，它这会儿一定热乎乎的。
“我不再吃面包圈了，”我告诉他，“我现在只吃法国可颂面包。”
文斯眨眨眼。“怎么了？”他说。
“我是巴黎人。”我用法语说道。
他摇摇头。“哦，你应该带面包圈进来，”他说，“我们今天早上在南海岸查了个非常怪异的案子，那边买不着面包圈。”
“真惨。”我继续用法语说道。
“你今天一天都打算这样了吗？”他说，“今天会是漫长的一天。”
的确，一窝蜂赶来的记者和看热闹的人已经在黄色警戒线后围得水泄不通，让这一天显得更漫长了。出事地点在美国大陆最南端的岸边附近。我挤过众人、走上沙滩时已经热得浑身冒汗。安杰尔·巴蒂斯塔正趴在地上检查什么东西。
“有什么奇怪的吗？”我问道。
他头也没抬，说：“青蛙的乳头。”
“我相信你的鬼扯。不过文斯跟我说尸体有些地方很怪。”
他皱着眉看着什么，然后凑近沙堆。
“你不怕沙螨吗？”我问他。
安杰尔点点头。“他们是在这附近被杀的，”他说，“其中一具尸体在往下滴着某种液体，”他皱皱眉，“不过不是血。”
“我真走运。”
“还有，”他说着，用镊子往塑料袋里放了个东西，“他们被——”他停了下来，不是因为发现了什么，而是仿佛在挑一个不会吓着我的字眼儿。寂静中我听到“德克斯特”牌汽车的黑暗后座上响起翅膀扑打的声音。
“什么？”我忍不住问道。
安杰尔微微摇头。“他们被刻意摆放过了。”说完这句，好像魔法失效一样，他猛地跳起来，把塑料袋封好，仔细地放在一旁，又回来单腿跪下。
要是他只能说出这么点儿，我还不如自己去看看那咝咝声究竟为何而来。于是我走了二十英尺，来到尸体旁。
两具尸体。一男一女，三十多岁，明显不是被劫色，因为两人都苍白、肥胖、多毛。他们被仔细摆放在艳丽的沙滩浴巾上，是那种广受中西部旅游者喜爱的浴巾。女人大腿上随意扣放着一本亮粉色封面的小说，那种密歇根游客休假时乐于随身携带的类似《旅游热季》的小说。这是一对享受沙滩时光的普通夫妻。
让快乐打折的是他们所遭受的事儿。他俩每人头上都蒙着一个半透明的塑料面具，显然是被胶水粘在了脸上。这种面具会让佩戴者保持一种夸张而做作的微笑，而透过面具仍能看见他们的脸。迈阿密——永恒的微笑之都。
除了颇不寻常的笑容外，让我的黑夜行者低笑的另有原因。两具尸体胸骨以下的部位被划开，直到腰线的皮肉都被剥开，露出里面的东西。无须黑夜行者在后座提醒，我就知道这情形有点儿不同寻常。
全部内脏都被清除了，我认为这是个相当漂亮的开头。没有黏糊糊的一大团肠子或亮闪闪的内脏，所有那些可怕的血淋淋腻乎乎的东西都被清空了。女人的身腔被精心打造成了一个热带水果篮，就是那种酒店拿来迎接贵宾的水果篮。我看见里面有杧果、木瓜、橙子、柚子、菠萝，当然了，还有香蕉。肋骨上甚至还绑着一段鲜艳的红丝带。在这堆水果中央插着一瓶廉价香槟。
男人被更加随心所欲地摆布过。在他被掏空的身体中，放的不是耀眼迷人的水果什锦，而是一副超大的太阳镜、一套潜水面具和氧气管、一支防晒霜、一罐驱虫剂和一小盘古巴油酥点心。身体里的另一侧是一大本书，我看不见封面，于是弯腰凑过去，发现是一本南海岸旅游攻略，封面上一条鱼的头从日历后面伸出来，脸上是一个凝固的笑容，像极了男人脸上用胶水粘住的假面上的表情。
我听见身后传来沙沙的脚步声，便转过头来。
“你朋友干的？”我妹妹德博拉边说边走过来，朝尸体点头示意。或许我该说德博拉探长，因为工作规定我要对在警察队伍中被提升当了干部的人表示敬意。我通常都是个有礼貌的人，甚至不介意她尖刻的评价。但看到她手里的东西后，我把责任和义务都抛到了一边。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面包圈，巴伐利亚奶油，我的最爱。她咬了好大一口。这看上去太不公平了。“你说呢，老哥？”她塞了满嘴说道。
“我说你该给我一个面包圈。”我说。
她腾出空儿来朝我露出一个很大的笑容，这也没让我感觉好多少，因为她的牙床上满是面包圈上的巧克力霜。“我给你带了，”她说，“但我饿了，所以把它给吃了。”
能看到她笑是件好事儿，她近几年不常对我笑，因为这和她心目中的警探形象不符。但看着她笑并未激发出我作为兄长的慈爱之情，因为我没吃着面包圈，而我太想吃了。不过我通过研究发现，家庭快乐是仅次于面包圈的好事儿，所以我尽量调动出一个好点儿的表情给她。
“我真为你高兴。”我说。
“你不高兴，瞧你这嘴噘的，”她说，“你怎么看？”她把最后一块巴伐利亚奶油面包圈扔进嘴里，又朝尸体点头示意。
当然，德博拉是世界上唯一有权力借用我对于变态扭曲畜生的独特观察结果的人，因为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也是个变态扭曲的家伙，但我除了能感到黑夜行者的兴趣在慢慢退去之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会让一个脑袋进水的城市罪犯把两具尸体摆成欢迎标语的样子。我久久地聆听，假装在研究尸体，但除了后座上传来一阵儿模糊和不耐烦的清嗓子声，我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可这会儿德博拉需要一个明确的说法。
“这是有预谋的。”我试探地说。
“说得好，”她说，“可这他妈的是什么意思？”
我犹豫了一下，通常，我对不寻常凶杀的独特分析能让我看出是什么动机把尸体弄成那样。但这次我一片茫然。像我这样的真正的专家也是有局限性的，是什么样的变态动机才会让人把一个矮胖妇女变成一个果篮，这真超出了我和我那位内在帮手的理解范围。
德博拉眼巴巴地看着我。我不想跟她乱扯，怕她会当真，然后朝错误的方向使劲儿。另外，就算是出于自恋，我也得给出个认真的意见。
“还不好说。”我说道，“不过……”我停顿一下，我要说出的将是大实话，黑夜行者低低笑了一声，他在怂恿我。
“什么啊？妈的快说。”德博拉说。看着她回归坏脾气本色，这真让人踏实。
“这是一种正常情况下少见的冷酷的控制欲。”我说。
德博拉用鼻子哼了一下。“正常？”她说，“比方说，像你那么正常？”
我惊讶于她话中的个人攻击色彩，但我不跟她计较。“正常情况下做这种事儿的人，”我说，“需要热情，需要有证据表明这件事儿值得干。而不是像这样只是为了好玩儿而去做。”
“这事儿你觉得好玩儿？”她说。
我摇摇头，有点儿烦她故意偏离主题。“我没这么说。杀人的过程本来应该有意思，尸体应该表达出这一点。另外，杀人不是目的，只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你干吗这么看着我？”
“杀人对你来说是这样的吗？”她说。
我发现自己畏缩了一下，这对总是冷嘲热讽的勇猛的德克斯特来说很不正常。德博拉仍然记着我的本相，记得她爸爸给我的训练。我该理解她，对她来说，每天忍耐那些挺辛苦，特别是在工作上，毕竟她的工作就是找出像我这样的人，然后把他送上电椅。
另外，谈论这些对我来说实在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情，即便是对德博拉，就好像让你跟自己的母亲谈论口交。于是我决定稍微回避一下。“我的意思是，”我说，“看上去凶手的目的不是杀人，而是想用两具尸体来做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就像黑夜行者惯常做的那样。“你瞧，德博拉，”我说，“我是说，我们不是在和杀人犯打交道，而是在和一个喜欢摆弄尸体的家伙打交道。他不喜欢活的身体。”
“这有区别吗？”
“有。”
“他还会再杀人吗？”她问。
“看上去肯定会。”
“他可能会再这样干？”
“可能。”我听到一声只有我才能听见的冷笑。
“那还有什么区别？”她说。
“区别在于每次的规律不一样。你没法儿知道他什么时候做，对谁做，或任何其他能让你捕捉他的痕迹。你能做的就是等待和希望自己好运。”
“靠，”她说，“我从来不擅长等待。”
这时，停车的地方传来一阵小小的骚动，一个叫库尔特的胖警探一扭一扭地从沙滩上飞快地向我们跑来。
“摩根。”他说。我和德博拉齐声说：“啊？”
“不是你，”他对我说，“你，黛比。”
德博拉做了个鬼脸，她讨厌人家管她叫黛比。“什么事儿？”她说。
“我们要合作搞这个案子，”他说，“警长说的。”
“我已经开工了，”她说，“用不着帮手。”
“你用得着，”库尔特说着从一大瓶汽水中喝了一口，“还有一具尸体，”他说，喘了口气，“在仙童公园。”
“你运气真好。”我对德博拉说。她瞪着我，我耸耸肩。“现在用不着等待了。”我说。
迈阿密最棒的事情之一，是它的居民可以用推土机轧平一切。我们的圣城早先是个亚热带花园，充满了各种奇花异草、珍禽异兽。经过几年的辛苦作业之后，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死了，它们的灵魂还会在取代了它们昔日家园的公寓群落间徜徉。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新区要以建造前杀死的东西命名。把老鹰杀光了，小区就叫鹰巢公寓。灭绝了美洲豹，小区就叫豹驰别墅。简单又优雅，而且非常好卖。
说这些并不意味着名为“仙童花园”的停车场就是仙童和他们的郁金香曾经被杀害的地方。绝对不是。如果非要牵强附会，不如说它代表着植物的复仇。来“仙童花园”的路上要开车驶过兰花湾和松柏。到达时，迎接你的是一丛丛旁逸斜出的野生树木和兰花，除了被一车一车拉来的游客之外，那里完全没有人的痕迹。世界上还有一两个地方种着真正的棕榈树，这里就是其中一个。它们遮住了背后的霓虹灯，当我远离尘嚣走在林间时，总觉得神清气爽。
但今天早晨我们到那里时，停车场已经人满为患。因为突发要案，公园关闭。本来计划来参观的人都聚集在入口处，希望能被允许入内，了却一桩心事，也许还能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可以让他们一惊一乍地假装受了天大的刺激。兰花和尸骸，该是多么完美的迈阿密之旅啊。
两个鬼头鬼脑的年轻人举着摄像机透过人群在拍摄。其他人都站在那里等着。他们走开的时候喊叫着“公园杀手”等类似喝彩的话，也许是因为他们在停车场占据了好位置不舍得轻易放弃，这里已经满得连独轮车都停不下了。
德博拉是迈阿密本地人，又是迈阿密警察，她把她的福特车开过人群，径直停到公园大门前，并从车里跳了出来。几辆警车已经停在那里，等我从车里出来时她已经跟一个站在那儿的便衣警察说上话了。那人个头不高，肌肉发达，和我有过一面之交。他叫梅尔策。他正向德博拉指点着大门另一边的一条小路，德博拉已撇下他朝他所指的方向走去。
我赶紧跟上。我已经习惯跟在德博拉后面做随从了，她总是喜欢一头扎进犯罪现场。告诉她没必要这么赶好像不大合适，可毕竟受害者又跑不了。但是德博拉还是赶急赶忙，而且她希望我也在那儿，可以告诉她我的想法。所以，在她迷失在丛林中之前，我得紧紧跟上。
当她在一个小岔路上停下脚时，我终于赶上了她。这里叫“雨林”，一把长椅供累了的自然爱好者们歇脚。这对可怜的气喘吁吁的德克斯特来说再好不过了，他跌跌撞撞地跟了德博拉一路，太需要休息一下了。可椅子已经被一个更需要它的人占领了。
他坐在被棕榈树阴影遮蔽的小溪旁，穿着松松的棉短裤，这种稀薄的布料如今也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穿了。他穿着橡胶拖鞋，正好配棉布短裤，身上是一件T恤，上面印着“我和笨蛋在一起”，胸前挂着相机，手里抓着一只花球，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我说他若有所思，其实他那样子有些不寻常：他的头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束艳丽的花朵。而他手中的花球里不是花，而是一堆醒目而隆重的肠子，最上面的几乎可以断定是颗心脏，一大群欣喜若狂的苍蝇正绕着它飞来飞去。
“狗娘养的，”德博拉说，我没法儿置疑她的逻辑，“这狗娘养的。一天仨。”
“我们并不能确定是同一个人干的。”我谨慎地说，她瞪着我。
“你想说有两个这样的浑蛋在同时犯罪？”她问道。
“的确不太可能。”我承认。
“你他妈的说对了，不可能。这下得把马修斯局长和东海岸的所有记者都招来了。”
“像个狂欢派对。”我说。
“我该跟他们怎么说？”
“我们正在跟踪几条线索，不久会获知详情并通告各位。”我说。
德博拉盯着我，脸上是一种气吼吼的表情，她龇着牙，瞪着眼。“不用你教我也会说这些废话，”她说道，“马修斯局长发明出来的台词，连记者都会背了。”
“那你喜欢听什么废话？”我问。
“那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的废话，你个蠢东西。”
我不理会自己妹妹的粗口，又打量一遍我们热爱自然的新朋友。
和上个现场一样烦人的是，我一点儿头绪都没有，黑夜行者除了发出些不连续的兴致盎然的反应，别的什么都没给我。
“这看上去像是，”我犹豫地说，“在做一个表达。”
“表达，”德博拉说，“什么表达？”
“我不知道。”
德博拉瞪了我一会儿，然后摇摇头。“谢谢上帝让你在这儿帮我。”她说。我还没来得及想出一个既能保护自己又能稍稍刺激一下她的说法，法医部的人就赶来了，挤进了我们小小的静谧空间。他们开始拍照、丈量，收集一切可能成为证据的蛛丝马迹。德博拉立刻转身走开，去跟实验室技术员卡米拉·菲格谈话。我则一个人站在那儿细细体味被自己妹妹打败的苦涩。
倘若我能感觉到自责或是其他蹩脚的人类情感的话，我敢肯定，痛苦的感觉很可怕，但幸好我不是那块料，所以除了饿，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回到停车场，和梅尔策警官聊了会儿，然后搭别人的车回到了南海岸现场。我的工具箱还在那儿，我还没来得及收集血液证据。
上午余下的时间，我一直在两个现场间奔忙。只有沙子上几乎干了的少量血迹表明海滩上这两口子是在别处被杀死后弄过来的。我很肯定大家都想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众目睽睽下把肢体摆弄成这样不大可能，所以我没劳神自己把这点发现告诉德博拉。她已经陷入走火入魔的境界，我可不想成为她发泄怒火的靶子。
直到将近一点的时候，我才得空儿喘了口气。安杰尔带我回办公室，路上顺便在第八街停下来吃午餐，我们去的是他最喜欢的闪电餐馆。我点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古巴牛排，外加两杯古巴咖啡配我的果馅儿饼甜点。到办公室时，我才觉得自己恢复过来了，精神大振，走进电梯。
电梯门关上时，我感觉黑夜行者发出一阵不安的躁动，我仔细听着，想弄清楚这是对今早事件还是对刚才牛排上过量洋葱的反应。但除了黑色翅膀紧张的扇动外，什么都没有。不过这种扇动已经在预示事情有些不对头。为什么在电梯里会有这种反应？我不清楚。考虑到最近黑夜行者由于莫洛克的事情刚放过大假，大概还心有余悸，不过这并不是说他已经功力下降。所以，当电梯门打开时我还在苦苦思索这是怎么回事儿。
好像料到我们会出现，多克斯警官站在那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瞪着我们，吓了我一大跳。他从来都没喜欢过我，总莫名其妙地怀疑我是个魔鬼，当然我的确是，他打定主意要证明我是。一个业余外科医生捉住了多克斯，切去了他的双手、双脚和舌头。虽然我历尽艰辛试图救他，而且确实把他身体的绝大部分抢救了回来，但他还是将他被修剪过的新形象归罪于我，所以就更不喜欢我了。
尽管他已经没了舌头，发不出有意义的音节，但他还是说了，我只能忍受着那听起来像是一种新创语言的全由G和N组成的声音。他语气中充满胁迫的意味，让人一边硬着头皮听，一边忍不住想找紧急出口逃生。
他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我干了禽兽不如的事儿，我一边听他愤怒地嘟囔，一边想要是我就这么推开他走掉会怎么样。不过什么都没发生，电梯门自动关上了。但我还是没来得及逃生，多克斯伸出已经变成一只闪闪发光的铁爪子的右手把门挡住了。
“谢谢。”我说，往前试探地迈了一步。但他岿然不动，眼睛眨都不眨一下。除了把他打翻，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绕过去。
多克斯继续用那种厌恶的眼神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他举起手里一个小小的像精装书那么大的银色玩意儿。他翻开来，那估计是一个小型的手提电脑或者掌上电脑一类的东西。他的目光一直没离开我，一边用铁爪子在小电脑上戳着。
“放到我桌上。”小电脑发出不连贯的男声，多克斯咆哮了一下，又戳了两下。“不加奶，加两块糖。”那声音说，多克斯又戳一下。“祝您愉快。”那声音接着说。很悦耳的男低音，听上去是个愉快而矮胖的美国白人，完全配不上眼前这个浑身喷着复仇火焰的机械怪人。
最终，他不得不掉转目光看向手里抓着的电子装置的键盘，在一堆预先录好的句子中搜索，终于按到了正确的键。
“我还在盯着你。”愉快的男低音说，那欢快积极的语调本该让人感到舒服自在，可原始发话人是多克斯，这让效果打了折扣。
“这话可真让人心里踏实，”我说，“你不介意瞧着我出电梯吧？”
有一刹那，他表现得挺介意，他移动铁爪子在键盘上摸索着，然后似乎想起来如果不盯着键盘按键会很不方便，于是低头按了个键，又抬起头看着我，那愉快的声音又响起来：“狗杂种。”听起来像是在说“果冻面包圈”。不过他总算稍微让到一边让我能过去了。
“谢谢。”我说道，因为我有时不够厚道，所以又加了一句，“我会把它放到您桌子上的，不加奶，加两块糖，祝您愉快。”我从他身边走过，朝走廊尽头走去。直到走到我的格子间，我都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盯在我的后背上。
繁忙的一天已经够可怕的了，早上没有吃上面包圈我就很郁闷，后来还被多克斯警官残缺不全的身体和用电脑程序设置出来的效果夸张的声音惊吓，但这些都比不上我回家后看到的情景。
我本来巴望着饭前和科迪与阿斯特在院子里玩一会儿踢罐子，然后来一顿热乎乎香喷喷的丰盛晚餐。可当我把车开进丽塔家——现在是我的家了，虽然我还不太适应——门前的车道，我惊讶地看见两个头发蓬乱的小家伙正在前院里等我，这个时候电视里正在播《海绵宝宝》，我没法儿想象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他们不看电视而在这里等我。我紧张地爬出车向他们走去。
“你们好，公民。”我说。他们看着我，两人都一脸悲哀的表情，一言不发。对于科迪来说这样很正常，但对阿斯特来说，这简直太意外了，因为她继承了她妈妈的循环呼吸法，可以不断地说话而不用停下来换气，她沉默地坐在那儿实在太不同寻常了。我换了语气再试一次。“你们怎么了？”我问他俩。
“大便车。”科迪说。我觉得他好像说的是这几个字，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就转过头看阿斯特，希望她能给我点儿提示。
“妈妈说我们会吃比萨，但你只能吃大便车，我们不想你被气走，所以等着你，想给你报个信。你不会走的，是吧，德克斯特？”
原来科迪说的果然是那几个字，这让我稍微安心了一点儿，尽管那说明我真得弄清楚大便车是什么东西。丽塔真这么说了？是不是我做了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的特别坏的事儿？这可有点儿不公平，如果我干了坏事儿，我会很想记住它并享受它。蜜月刚过去一天，这也太突然了吧？
“据我所知，我哪儿也不去，”我说，“你们肯定妈妈是这么说的？”
他们一起点头。阿斯特说：“嗯。她说你会惊讶的。”
“她说得对。”我说。我真觉得不公平，完全给搞糊涂了。“来吧，”我说，“我们来告诉她我哪儿也不去。”他俩一人拉着我的一只手，我们走进屋里。
屋里充满引人食欲的香味儿，熟悉又陌生，好似你本想去闻玫瑰，却闻到了南瓜馅儿饼。香味儿是从厨房里传来的，于是我率队来到厨房。
“丽塔？”我喊道，回答我的是盘子破损的声音。
“还没好呢，”她喊道，“我想给你个惊喜。”
我们都知道，惊喜通常不是好事儿，生日除外，但有时连这也不好说。不过我还是勇敢地一脚迈进厨房，丽塔正围着围裙在灶前忙碌，一缕金发从她的前额耷拉下来。
“我惹麻烦了？”我问。
“什么？当然没有了。为什么你会——见鬼！”她含住被烫了的手指，然后狂怒地搅拌着盘子里的东西。
“科迪和阿斯特说你要把我赶走。”我说。
丽塔扔下勺子，惊讶地看着我。“赶走？傻瓜，我……为什么我要——”她低头捡起勺子，跳过去在锅边继续搅拌。
“所以你没说大便车？”我说。
“德克斯特，”她说着，声音里透出点儿怒气，“我想给你做一顿特殊的饭，我费老大劲儿怕搞砸了。你能不能待会儿再扯这些？”说完她跳到厨房操作台前，抓了一个量杯，又跳回到灶前。
“你在做什么？”我问。
“你在巴黎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那儿的食物。”她说，边皱着眉头慢慢搅拌量杯里不知名的东西。
“只要是吃的我差不多都喜欢。”我说。
“所以我想给你做顿法国餐，”她说，“法式红酒罐焖鸡。”她用她最好的蹩脚法语念道，听着像“粪便闷罐运输车”，我脑子里有盏小灯泡亮了。
“大粪车？”我说，看着阿斯特。
她点点头。“车。”她说。
“浑蛋！”丽塔又叫起来，这次她又徒劳地想把被烫的胳膊肘塞到嘴里。
“来吧，孩子们，”我用玛丽·坡平斯的愉悦口气说道，“我到外面跟你们解释。”我带他们来到走廊，走出房门来到后院。我们一起坐在台阶上，他们眼巴巴地看着我。
“好了，”我说，“车只是一个误会。”
阿斯特摇摇头。因为她无所不知，误会对她来说是不可能的。“安东尼说过粪便就是西班牙语的，”她确定地说，“而且大家都知道闷罐车是什么。”
“可法式红酒罐焖鸡是法语，”我说，“我跟你们的妈妈在法国学会了这个词儿。”
“是什么呀？”她问。
“是鸡。”我说。
他们互相看看，然后又看着我。奇怪的是，这次是科迪打破了沉默。“我们还能吃比萨吗？”他问。
“我肯定你们能，”我说，“咱们组个队去踢罐子怎么样？”
科迪跟阿斯特耳语几句，阿斯特点点头。“你教我们东西吧，你知道，别的东西。”她说。
她说的“别的东西”当然是指德克斯特训练营教授的黑暗勾当。我最近发现他俩由于生父曾拿家具和随手能拿到的任何东西砸他们，给他们留下了创伤，把他俩变成了“我的孩子”——德克斯特的后代。他们跟我一样总是处于惊吓之中，和天真可爱的现实格格不入，更喜欢沉迷于邪恶得见不得光的乐趣。他们太急于玩儿坏游戏了，唯一安全的办法是让他们走上哈里之路。
不过，今晚还真可以来一堂小小的教育课，对我这样一个恢复正常生活、在正常生活中蹒跚学步的婴儿会有帮助。蜜月生活已经让我变得彬彬有礼，我需要重披我的黑色战袍，磨砺我的森森利齿。那就带上孩子们一道吧。
“好吧，”我说，“去叫些孩子来玩儿踢罐子，我会教你们一些有用的本事。”
“踢罐子的本事？”阿斯特噘着嘴说，“我们不想学。”
“为什么我玩儿踢罐子总能赢？”我问他们。
“你没有。”科迪说。
“有时候我是故意让你们的。”我傲慢地说。
“哈。”科迪说。
“关键是，”我说，“我知道怎么安静地移动。这一点为什么重要？”
“躲开人们的注意。”科迪说。对他来说，一次说这么多字真是不少了。看他日渐走出阴影可真好。
“对，”我说，“踢罐子就是个很好的训练。”
他们互相看看，阿斯特说：“先教我们，我们就去叫大家。”
“好吧。”我说，站起来带他们来到和邻居家院子的交界处。
天还没有黑，但日头已经把影子拉得很长。站在灌木旁边的草荫中，我闭上眼，感觉黑暗后座传来些微骚动，黑色的翅膀轻柔地拂过我，我觉得自己融进了阴影，变成了黑暗的一部分。
“你在干吗？”阿斯特说。
我睁开眼。她和弟弟正盯着我，好像我突然疯了。我很难告诉他们自己正在和黑暗融为一体，但这就是真实情况，我没法儿骗他们。
“首先，”我说道，尽量让自己听上去像那么回事儿，“你们要放松自己，然后感觉自己成为黑夜的一部分。”
“还没到夜里。”阿斯特说。
“那就当自己是黄昏，行不？”我说。她看上去将信将疑，但没再说什么。我继续说下去。“现在，”我说，“你身体里有一种东西，你得把它唤醒，你需要学会听它说话。明白吗？”
“影子家伙。”科迪说，阿斯特点点头。
我看着他俩，心里有种近乎宗教般的震撼。他们知道影子家伙，那是他们给黑夜行者起的名字。他们早就处之泰然地任由它住在自己的身体里，和我一样。他们已经处在和我一样的黑暗世界中。把我们联结起来的这一刻意义重大，我知道这件事儿我做对了，他们真是我的孩子，也是黑夜行者的孩子。我们拥有比血缘还紧密的联系，这真让人为之倾倒。
我不再是孤单一人，我肩负着一个巨大而神圣的责任，就是教育这两个孩子，让他们待在哈里的道路上，成长为他们天生注定成为的样子，但这个过程又必须是安全和有序的。这一刻真甜蜜，我甚至听见了圣乐响起。
这本该成为这混乱而艰难的一天胜利的尾声。真的，假如这邪恶的世界上有正义的话，我们本该在傍晚的余热中嬉笑打闹，乐成一团，共同领略那奇妙的秘密，然后从容享用美味的法国大餐和美国比萨。
“滚过来。”德博拉在电话中说道，她连招呼都没打。
“好的，”我说，“如果我身体的其余部分能留在家里吃饭的话。”
“笑话，”她说，听起来她一点儿都没笑，“我这会儿不想听笑话，因为我正在看又一具那样的尸体。”
我感到来自黑夜行者的一阵好奇的呜呜声，脖子后面的汗毛立了起来。“另一个？”我说，“你是说跟今早三具一样的？”
“完全正确。”她说完，挂了电话。
“嗯嗯，啊啊。”我说着把手机收了起来。
科迪和阿斯特看着我，脸上都是一副失望的表情。“是不是黛比探长？”阿斯特说，“她要你去工作。”
“没错。”我承认。
“妈妈会生气的。”她说。我觉得她可能是对的，我还能听见丽塔在厨房里发出的愤怒的声音，不时夹杂以“浑蛋”在中间。我虽不算是个研究人类期待的专家，但也能肯定，如果我不吃丽塔千辛万苦精心炮制的晚餐，她真的会生气。
“现在我是真坐上车了。”我说。然后我走进屋里，巴望着灵感能赶在丽塔之前击中我。
直到停好车，我都不确定自己来对了地方。这里看上去和犯罪现场很不搭。暮色中没有黄色封锁胶带，没有旋转的警车顶灯，也没有越聚越多的巴望看见什么难忘画面的围观群众。“乔家石头蟹餐馆”永远客满为患，除了七月到十月。餐馆从七月一直关到十月，估计连乔家人也等得不耐烦了。
但今晚的人群有些不寻常，他们来此不是为了大快朵颐石头蟹，而是等着看别的东西，那是乔家人很不愿意出现在自家餐馆菜单上的东西。
我停好车，跟着一群便衣警察朝后院走去，那是今晚的大餐所在地，在紧挨着后门的墙上。还来不及看清究竟，我便听见心里咝咝作响。走近前来，法医部架设的灯光让我确信，眼前的情景将会让我感激地笑出来。
尸体的双脚被塞进一双类似胶皮手套的黑色鞋子里，这种鞋通常只有跳舞的意大利男人才会穿。他还穿着一条做工精良的鲜艳的红色短裤和一件蓝色丝绸衬衫，上面绣着银色棕榈树。衬衫没系扣子，向后拉开，露出男人的胸膛，那里已空空如也，腹腔里所有与生俱来的恶心内脏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冰块、啤酒瓶、从蔬菜店买的基围虾。他的右手抓着一大把大富豪的游戏币，脸上也用胶水粘着一副塑料面具。
文斯·增冈蹲在门旁一侧，正慢慢地扫墙根的尘土。我走到他身边。
“我们今晚运气怎么样？”我问他。
他哼了一下。“要是他们能让我们从那里拿一两罐免费啤酒就好了，它们可都凉透了。”他说。
“你怎么知道？”我问。
他朝尸体努努嘴。“啤酒是新品种，标签会在低温下变蓝。”他说。他用胳膊擦了一下前额。“这儿的温度超过三十二摄氏度，冰镇啤酒喝起来该有多爽。”
“当然，”我说，看着尸体上那双令人难以置信的鞋，“喝完咱们可以去跳舞。”
“嘿，”他说，“你真想去吗？咱们收工就走？”
“算了，”我说，“德博拉呢？”
他朝左边点点头。“在那边，”他说，“正在跟发现尸体的女人谈话。”
我走过去，德博拉正在讯问一个说着西班牙语的妇女，后者吓坏了，正捂着脸边哭边摇头，那动作让我觉得难度很高，好比让你一手摩擦肚皮，一手拍脑袋。但她做得很好，可德博拉好像没被这个技巧展示打动。
“阿拉贝拉，”德博拉说，“阿拉贝拉，你听好了。”阿拉贝拉根本没听，我也不觉得我妹妹那混合了愤怒和权威的语气能打动谁，尤其是对一个看上去好像没绿卡的清扫妹来说。我走过去时德博拉瞪向我，好像把阿拉贝拉吓坏了都赖我，于是我决定帮把手。
帮她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德博拉搞不定，其实她的工作能力一流，毕竟她是天生的警察；也不是因为她了解我、爱我，这念头从来没让我放松过警惕。事实上正好相反。但阿拉贝拉明显吓坏了，没法儿应答讯问。她已经离吓疯不远了。和一个歇斯底里的人谈话与和一个正常人交谈相比，并不需要特别的同情或喜爱，这正适合阴沉忧郁的德克斯特，要的只是技巧、手艺，而不是艺术，一个长期研习和模仿人类行为的专家可以恰到好处地运用。笑得恰当，点头称是，假装在听——我多少年前就会了。
“阿拉贝拉，”我用带着恰当的中美洲口音的柔和声音说道，她果然停止了摇头，“阿拉贝拉，我们得抓住这个魔鬼。”我看看德博拉，继续说道，“这是魔鬼干的，是吧？”她猛地抽动下巴，点头称是。
“请看着我。”我柔和地说，阿拉贝拉终于放下了捂着脸的手。
“啊？”她羞涩地说，我再次为自己说甜言蜜语的本事所打动，这次还是双语的。
“说英语好吗？”我堆上一副大大的假笑说，“我妹妹不会说西班牙语，”我朝德博拉点点头，相信那已经表明德博拉是“我妹妹”，而不是一个“在你被欺凌虐待了这么多年之后将你送回萨尔瓦多的全副武装的美国警察”，这有助于她开口说话，“你能说英语吗？”
“会，嗯，会说一点儿。”她说。
“好，”我说，“告诉我妹妹你看到了什么。”我退后一步，阿拉贝拉赶紧伸出一只手抓住我的胳膊。
“你别走。”她羞涩地说。
“我就在这儿。”我说。她探寻地看看我。我不知道她在探寻什么，但显然她在我脸上找到了她要找的东西并放心了。她松开我的胳膊，两手在胸前交叉，转过来对着德博拉。
我看看德博拉，发现她正难以置信地瞪着我。“老天，”她说，“她信你不信我？”
“她知道我的心是纯正的。”我说。
“纯什么纯，”德博拉边说边摇头，“天哪，要是她知道真相……”
我必须承认我妹妹的辛辣评价不无道理。她只是最近才发现我的本相，她说有点儿不舒服真是太轻描淡写了。不过，这些都是在她爸爸的同意下安排的，圣哈里即便已经死去，他的权威仍然不容德博拉置疑，也不容我置疑。但她的语调对另一个正指望我的人来说太尖锐了，有些伤人。“要是你愿意，”我说，“我可以离开，让你独自处理这件事儿。”
“不！”阿拉贝拉说，又飞快地伸出手抓住我的胳膊。“你答应过会留下来。”她说，声音里几近于谴责和慌张。
我挑起眉毛看着德博拉。
她耸耸肩。“好吧，”她说，“你留下来。”
我拍拍阿拉贝拉的手，把它拿下来。“我就在这儿，”我说道，又带着假笑补充，“我愿意留下来。”这让她安心了，她看着我的眼睛冲我笑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转过去对着德博拉。
“说吧。”德博拉对阿拉贝拉说道。
“我和往常一样准时来的。”她说。
“几点？”德博拉问。
阿拉贝拉耸耸肩。“五点，”她说，“现在一周三次，因为快到七月了，但他们想保持清洁，不准有蟑螂。”她看看我，我点点头。
“你去了后门？”德博拉问。
“Esway，es——”她看看我做个鬼脸，“怎么说？”
“总是。”我翻译道。
阿拉贝拉点点头。“我总是从后门走，”她说，“前边关到十月。”
德博拉晃着头，终于明白了：前门到十月之前一直是锁上的。
“好吧，”她说，“你到这儿以后，来到后门，看到了尸体？”
阿拉贝拉又捂住脸，这次只是一小会儿。她看着我，我点点头，于是她放下双手。“是的。”
“你还看到别的可疑的、不寻常的东西了吗？”德博拉问，阿拉贝拉茫然地看着她，“你看到什么不该在这儿出现的东西了吗？”
“尸体，”阿拉贝拉愤慨地说，指着那边的尸体，“它不该在这儿。”
“你看到别的人了吗？”
阿拉贝拉摇摇头。“没别人，除了我。”
“周围呢？”阿拉贝拉又茫然了，但德博拉指指旁边，“那边？过道？这附近任何人？”阿拉贝拉耸耸肩。“旅客，带着相机。”她皱皱眉，放低声音，秘密地跟我说，“有些是同性恋游客。”她说道，耸耸肩。
我点点头。“同性恋游客。”我对德博拉说。
德博拉瞪着她，然后转向我，好像在吓唬我们，让我们中的一个想出个好问题。但即使是我也没有了灵感，于是我耸耸肩。“我不知道，”我说，“她也许就知道这么多了。”
“问她住哪儿。”德博拉说。阿拉贝拉的脸上掠过一丝惊恐。
“我觉得她不会告诉你的。”我说。
“为什么他妈的不会？”德博拉说。
“她怕你告诉移民局。”我说道。当我用西班牙语提到移民局时，阿拉贝拉几乎跳了起来。
“我知道移民局的西班牙语怎么说，”德博拉飞快地说，“我也住在这儿，明白吗？”
“是啊，”我说，“但你拒绝学西班牙语。”
“让她告诉你。”德博拉说。
我耸耸肩，转向阿拉贝拉。“你家住哪儿？”我说。
“干什么？”她羞涩地问。
“我想请你去跳舞。”我说。
她咯咯笑起来：“我结婚了。”
“求你了，”我说，带着我电力一百瓦的假笑，“我绝不告诉移民局。”阿拉贝拉微笑着凑过来，在我耳边低声说了一个地址。我点点头，那里是中美洲移民聚居的地区，他们中只有少数是合法移民。“谢谢。”我说完正准备走到一边，她抓住我的胳膊。
“你不会告诉移民局？”她说。
“绝不，”我说，“只是为了抓住这个凶手。”
她点点头，似乎明白我要她的地址是为了找到凶手，又朝我害羞地笑笑。“谢谢，”她说，“我相信你。”她对我的信任真的很让人感动，尤其是想到除了朝她假笑了几下以外我什么都没做。这让我不禁想自己是否该换个职业，也许该去卖汽车，或者竞选总统。
“好了，”德博拉说，“她可以回家了。”
我朝阿拉贝拉点点头。“你可以走了。”我说。
“谢谢。”她又说一遍，冲我爽朗地笑着，然后几乎是跑着冲向街道。
“靠，”德博拉说，“我靠我靠我靠。”
我扬起眉毛看着她，她摇摇头，有些泄气的样子，又生气又紧张。“我知道这么想很蠢，”她说，“我真希望她看到了什么。我是说，”她耸耸肩，转过头去，看着过道那边的尸体，“我们找不到同性恋游客，在南海岸找不到。”
“反正他们也不可能看到什么。”我说。
“光天化日之下能没人看见什么？”
“人们只看他们想看见的东西，”我说，“他也许开一辆送货车，那就能让他变成隐形。”
“好吧，靠。”她又说一遍，这会儿批评她词汇贫乏好像不是时候。她又转过来冲着我：“我觉得你不大像是能告诉我些有用的信息。”
“让我拍个照，再容我琢磨琢磨。”我说。
“那就是‘不’，对吗？”
“不是一个正式的‘不’，”我说，“只是个暗示的‘不’。”
德博拉竖起了中指。“暗示这个。”她说着转过身，步履沉重地朝尸体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