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儿站了足足有几分钟，眼睛时刻不离那座小屋，部分原因是我比较谨慎。我并没有亲眼看到是谁开走了空气推进艇，因此那位大夫先生有可能仍然躲藏在屋里，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几分钟后，看到周围没有任何动静，我便知道我得进屋去瞧一瞧。于是，我避开那只恶鸟栖息的那棵树，兜了一个大圈，慢慢接近小屋。
屋里漆黑一片，却不时有声音传出。正当我站在面对停车场的那扇破烂的纱门前时，我听到里面传出了一种轻微的拍打声，然后便是有节奏的呻吟声，偶尔还夹杂着几声抽泣。如果有人躲在里面，准备偷袭来人，给他致命一击的话，他是不会发出这种响声的。的确，这是被绑后试图挣脱的人发出的响声。难道丹科大夫逃离时忙中出错，没有带走多克斯警官？
我的整个大脑再次充满了令我狂喜不已的诱惑。我的死敌多克斯警官被绑在里面，用彩纸包起来后作为礼物送给了我，而且是在这种完美的环境中。我所需要的各种工具应有尽有，方圆几英里内连个人影都没有。等我完工后，我只需说：“对不起，我赶到那里时迟了一步。瞧瞧该死的丹科大夫对可怜的老警官多克斯都干了些什么。”想到这里，我如痴如醉，这种醉意让我兴奋得晃动了一下身子。这当然只是个一闪而过的念头，我绝对不会干那种事，我会吗？我真的会吗？德克斯特，喂，亲爱的孩子，你为什么直流口水？
当然不会。天哪，我可是南佛罗里达精神沙漠中的一盏道德明灯。大多数时候是的。我拉开纱门，走了进去。
为了谨慎起见，我一进屋就紧贴着墙，伸手去摸电灯开关。我找到开关，啪的一声将它打开。
和丹科大夫的第一个罪恶之窝一样，这里的家具也少得可怜，最醒目的又是屋子中央的一张大桌子。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面镜子，右边的过道没有门，直接通向看起来像厨房的小间，左右有一扇门，但门都关着，大概是卧室或卫生间。我的正对面还有一扇纱门，通向屋外，估计丹科大夫就是从那里逃走的。
桌子的另一头有个东西，浑身罩着一件淡橙色工装服，正发疯似的拍打着。即使隔着一段距离，我还是看出那东西像个人。“在这儿，哦，求你了，帮帮我，帮帮我。”他说。我走过去，在他身旁跪下来。
他的胳膊和大腿当然被塑胶带绑着，而塑胶带是每一个经验丰富、眼光独特的恶魔的首选。我边割断塑胶带边仔细打量他，他的啜泣声充斥着我的耳朵，但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啊，感谢上帝，啊，求求你，啊，快给我松开。兄弟，快点儿，快，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啊，耶稣，你怎么现在才来，上帝啊，谢谢你，我知道你会来的。”他不停地念叨着。他的头被剃得光光的，连眉毛也被剃去了，但他那轮廓分明的下巴以及脸上横七竖八的伤疤绝对不会错。他是凯尔·丘特斯基。
至少是他的大部分。
塑胶带割断后，丘特斯基挣扎着坐了起来，我一眼就看出他失去了左前臂和右小腿，分别是在胳膊肘和膝盖处锯断的。残肢上裹着洁白的纱布，没有一点儿血迹。又是漂亮活儿，只是丘特斯基恐怕不会对丹科大夫如此悉心照料他的胳膊和大腿感激涕零。我也不清楚丘特斯基的脑子里缺了多少东西，不过从他一刻不停地、眼泪汪汪地哀号的情况来看，我相信他目前肯定驾驶不了客机。
“哦。上帝，伙计。”他说，“哦，耶稣。啊，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他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抽泣起来。多亏我最近有了一些这方面的经验，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说：“好了，好了。”这比我当初安慰德博拉时还要别扭，因为他那残缺的左胳膊不停地重重拍打着我，增加了我假装同情的难度。
不过，丘特斯基的这阵哭泣只持续了几分钟，等他终于抬起头、挣扎着坐直身子时，我那件漂亮的夏威夷衬衫已经湿了一大片。他使劲儿吸了一下鼻子，可对我的衬衫而言为时已晚。“德博拉在哪儿？”他问。
“她锁骨断了，”我告诉他，“还躺在医院里。”
“哦，”他又吸了一下鼻子，那湿漉漉的长长的响声似乎引起了他体内某个地方的共鸣，他迅速看了看身后，挣扎着想站起来，“我们最好离开这里，他可能会回来。”
我一直没有去想丹科大夫可能会回来这个问题，但他的话有道理。猎杀者惯用的一个伎俩就是先开溜，兜个圈子后再回来，看看是什么人在嗅闻他的足迹。如果丹科大夫这会儿回来，就会发现两个相当容易对付的目标。“好吧，”我对丘特斯基说，“我先在四周查看一下。”
他伸出一只手，当然是他的右手，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求你了，”他说，“别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马上就回来。”我说，想竭力挣脱，但他的手抓得更紧了。想到他在经受了这一切苦难后力气还这么大，你不得不感到惊讶。
“求你了，”他又说了一遍，“至少把你的枪留给我。”
“我没有枪。”我说。他睁大了眼睛。
“啊，上帝，你究竟在想什么？天哪，我们必须离开这里。”他惊恐万状，那样子像是随时又会哭泣起来。
“好吧，”我说，“我先扶你用一只脚站起来。”我希望他没有听出我话里的小错误。丘特斯基没有作声，只是将胳膊伸给我。我扶着他站了起来，他靠着桌子。“我去别的房间看一眼。”我说。他眼泪汪汪地望着我，眼神中带着乞求，但他没有作声，我迅速在这间小屋里查看起来。
丘特斯基所待的地方是小屋的主屋，里面除了丹科大夫的工具外，什么都没有。他有几件非常漂亮的切割工具，我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仔细考虑了一番后，拿走了其中最漂亮的一把，它那锋利的刀刃足以切割开最结实的肌肉。我还看到了几排药瓶，除了几瓶巴比妥类药物外，其他药瓶上的名字在我眼里非常陌生。我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没有找到被揉成一团、上面写有电话号码的火柴盒，也没有找到干洗店的收条。什么都没有。
厨房简直是第一起案子中厨房的翻版，里面有一个破旧的小冰箱、一个电热锅、一张牌桌，旁边有把折叠椅，仅此而已。灶台上有半盒炸面包圈，一只大蟑螂正在大口啃食。
我回到主屋后看到丘特斯基仍然靠着桌子站在那儿。“快点儿，”他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们走吧。”
“还有一个房间。”我说。我走过去，打开厨房面对的房门。不出我所料，那里面果然是卧室，房间一角有张行军床，床上有一堆衣服，还有一部手机。那衬衫很眼熟，我当然想到了它的主人是谁。我掏出手机，拨通了多克斯警官的号码，那堆衣服上面的手机立刻响了起来。
“好了。”我说。我挂断电话，回去接丘特斯基。
他还待在原地，不过那样子好像他能跑的话早就逃之夭夭了。“快，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点儿。”他说，“耶稣，我简直能感觉到他的呼吸正一口口地喷在我的脖子上。”我扭头看看后门，然后又看看厨房。我回来扶他时，他转过头来，目光落在了墙上挂着的镜子上。
他久久地盯着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然后身子一软，仿佛全身的骨头突然被人抽走了一样。“耶稣啊，”他再次抽泣起来，“哦，耶稣啊。”
“好了，”我说，“我们走吧。”
丘特斯基打了个寒战，摇摇头：“我动不了，只能躺在那儿，听着他对弗兰克动手的整个过程。他好像很开心——‘你猜出来没有？没有？那好，一只胳膊。’然后便是锯子锯东西的响声……”
“丘特斯基。”我说。
“接着，他把我绑在那上面，问我：‘七个字母，你猜是什么词儿？’然后……”
听听别人的技术当然很有意思，可丘特斯基似乎正要失去仅剩的那点儿自制力，我可不愿意再让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弄脏我衬衫的另一边。于是我走过去，抓住他剩下的那只胳膊，对他说：“好了，丘特斯基，我们走吧。”
他望着我，仿佛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睁大了眼睛，转过头去望着那面镜子。“啊，耶稣，”他说，深吸一口气，像听到号角声做出反应一样站了起来，“还不算太糟，我还活着。”
“对，你还活着，”我说，“只要能离开这儿，我们俩都能活着。”
“对。”他说，他果断地将头从镜子那面转回来，用剩下的那只胳膊搂住我的肩膀，“我们走。”
丘特斯基显然没有太多单脚行走的经验，但他呼哧呼哧地费劲儿走着，每跳着走一步身体就重重地靠在我身上。即使少了几个零件，他块头仍然很大，因而对我来说这不是件轻松活儿。快上桥时，他停了下来，望着铁丝网外。“他把我的腿扔到那里，”他说，“喂了鳄鱼，还一定让我看着。他举着我的腿让我看到，然后扔了进去，水面立刻沸腾起来，就像……”我可以听到他的声音里有越来越强烈的歇斯底里的味道，他自己也听到了，于是不再往下说，而是颤抖着深吸一口气，粗声粗气地说：“好了，我们离开这鬼地方。”
我们一路走到了大门口，没有再误入记忆的歧途。丘特斯基靠着一根架设铁丝网的柱子，我则去开门。然后我扶着他上了副驾驶座，我自己坐到方向盘后，发动了汽车。车的大灯打开后，丘特斯基身子往后一仰，靠着椅子后背，闭上了眼睛。“谢谢你，兄弟。”他说，“我欠你一个大人情。谢谢你。”
“别客气。”我说。我掉转车头，向鳄鱼巷驶去。我以为丘特斯基睡着了，但汽车在狭窄的土路上行驶了一半路程，他又和我聊了起来。
“我真高兴你妹妹没有来，”他说，“免得让她看到我这副模样。这简直……听我说，我真的得先振作起来才能……”他突然停了下来，足足有半分钟没有吭声。我们默默地沿着高低不平的土路前进，这种寂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想知道多克斯在哪儿，在干什么。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别人在对他干什么。我还想知道雷克尔在哪儿，还需要多久我才能将他带到别处去，带到某个安静的地方，好让我不受干扰地思考、动手。我还想知道布莱洛克鳄鱼场的租金是多少。
“也许我还是不再打扰她为好。”丘特斯基突然说道，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他还在说德博拉，“瞧我现在这副样子，她肯定不愿意再和我交往。我不需要怜悯。”
“这你尽管放心，”我说，“德博拉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怜悯。”
“你告诉她，就说我很好，回华盛顿了。”他说，“这样或许更好。”
“对你来说可能是更好，”我说，“但她会杀了我。”
“你不明白。”他说。
“不，是你不明白。她让我把你救回去，而且主意已定，我不敢不听她的话，否则我会吃不了兜着走。”
他沉默了片刻，我听到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只是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面对她。”
“那我把你送回鳄鱼场去。”我乐呵呵地说。
他没有再说话，我将车驶进鳄鱼巷，在第一个转弯处倒了车，向着天边露出橘黄色灯光的方向驶去。那里就是迈阿密。
汽车行驶一段时间后，我们终于见到了第一处文明的迹象。过了收费站仅仅几英里，我们就见到了一个住宅区，右边还有一个购物中心。丘特斯基坐直了身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外面的灯光和建筑。“我要用一下电话。”他说。
“你可以用我的手机，只要你替我付漫游费就行了。”我说。
“我要用座机，”他说，“投币公用电话。”
“你没有紧跟时代潮流啊。”我说，“投币公用电话可不大好找，早就没有人用它了。”
“从这个出口出去。”他说。虽说这样做无法让我在历尽千辛万苦后更早地美美睡上一觉，我还是将车驶下了高速公路。往前走了不到一英里，我们就找到了一家小超市，大门旁的墙上还安着一部投币公用电话。我扶着丘特斯基，他用一条腿跳跃着来到电话机旁，靠着旁边的隔音板，拿起了听筒。他瞥了我一眼，说：“你去那边等着。”对于一个没有人搀扶连路都走不了的人而言，这种口吻似乎有点儿专横，但我还是走回到汽车旁，坐在发动机罩上，任由丘特斯基在电话上聊着。
一辆老式别克车吱吱呀呀地停在了我的车旁，一群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衣衫褴褛的男子下了车，向小超市走去。他们目瞪口呆地盯着丘特斯基，不过他们出于礼貌什么也没有说。他们进了超市，玻璃门嗖的一声在他们身后关上，我感到一阵睡意向我袭来。这一天过于漫长，我筋疲力尽，脖子上的肌肉发硬，而我居然什么都没有杀死。我感到非常不对劲儿，想回家上床睡觉。
我在琢磨丹科大夫将多克斯带到哪儿去了。当我想到这位大夫确实已经将多克斯带到了某个地方，而且很快将对他进行永久性的手术时，我意识到这是我很久以来得到的第一个好消息，我感到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我自由了。多克斯去了。一次一小块，他就这样从我的生活中离去，将我彻底从被迫束缚在丽塔家的沙发上这种困境中解放了。我获得了新生。
“嘿，兄弟。”丘特斯基喊道。他那断了一截的左臂朝我挥动了一下，我站起身，向他走去。“好了，”他说，“我们走吧。”
“当然可以，”我说，“去哪儿？”
他望着远处，我可以看到他下巴一侧的肌肉绷紧了。小超市停车场上的安全灯照亮了他身上的工装服，也从他那光秃秃的脑袋上反射出去。剃掉眉毛后，一个人的脸居然会那么不同，这真让人吃惊。他那副模样很怪异，很像那种低成本科幻片中的化装，因此当丘特斯基咬紧牙关凝视着天边时，就算他本应显得坚强果断，他的样子还是像他在等着来自冷血魔王明给他下达令人毛骨悚然的命令。但他只是说：“送我回宾馆，兄弟。我还有工作要做。”
“要不要去医院？”我问，心想他肯定不会砍断一棵紫杉来做拐杖，一路笃笃笃地走回去。但他摇了摇头。
“我没事，”他说，“我会没事的。”
我看着那两块裹着白色纱布的地方，皱起了眉头，那里曾经长着他的胳膊和腿。两处伤口毕竟还没有长好，还需要用纱布包扎起来，丘特斯基至少应该感到自己身体很虚弱。
他低头看了一眼被截肢的地方，在那一刻他的确身子微微一软，人似乎缩小了一点儿。“我会好的，”他说，然后略微挺直了身子，“我们走吧。”他显得既疲倦又伤心，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什么，只好答应了一声：“好吧。”
他扶着我的肩膀，一条腿跳着回到了汽车的副驾驶座旁。就在我扶他坐上去时，老式别克车的那几位乘客拿着啤酒和炸猪皮走了出来。开车的家伙笑着冲我点点头，我也冲他一笑，关上了车门。“鳄鱼。”我说，冲着丘特斯基一点头。
“啊，”他回答道，“难怪。”他上了车，我绕过车身，也上了车。
在回宾馆的路上，丘特斯基一直保持着沉默。可是，汽车刚刚拐弯驶上95号州际公路，他就开始剧烈地颤抖。“啊，妈的，”他说，我扭头看着他，“药效过了。”他的牙齿开始发出嗒嗒嗒的响声，他猛地咬紧牙关。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我可以看到他没有了眉毛的脸上开始出现汗珠。
“你是不是重新考虑让我送你去医院？”我问。
“你有没有什么喝的？”他问。我觉得这话题改变得太突然。
“后座上应该有一瓶水。”我说。
“我要酒，”他说，“伏特加或威士忌。”
“我的车上一般没有这种东西。”我说。
“妈的，”他说，“快送我回宾馆。”
我按他的意思将他送到了宾馆。只有丘特斯基自己知道为什么要住在椰树林区的“叛军”宾馆。这曾是椰树林区第一批豪华的高档宾馆之一，自开张以来入住的都是名模、导演、毒枭以及其他名流。虽然还算不错，但随着曾经弥漫着乡间气息的椰树林区逐渐被豪华大楼所充斥，它的声誉多少有些下降。或许丘特斯基在它一度辉煌的时候住过这里，现在纯粹是出于念旧重新选择这里。可如果一个人小手指上居然戴着戒指，你对他的这种念旧之情不由得会产生深深的怀疑。
我们下了95号州际公路，驶进了迪克西高速公路。我向左拐进联合街，一路开到滨海路。“叛军”宾馆就在前方右手边不远处，我将车停在了宾馆前。“我就在这里下车。”丘特斯基说。
我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不知道是不是那些药破坏了他的脑子：“你不要我扶你进房间？”
“我没事。”他说。这或许是他新的口头禅，可他实在不像是“没事”的样子。看他浑身大汗淋漓的样子，我实在无法想象他怎么上楼回自己的房间。不过我可不是那种在别人不需要帮助的时候硬要逞能的人，于是我说了声“好吧”，然后看着他打开车门下了车。他紧紧抓住车顶，一条腿摇摇晃晃地站了片刻。宾馆的服务员领班终于注意到了他，看到这穿着橙色工装服、脑袋光秃秃的鬼魅，领班皱起了眉头。“嘿，本尼。”丘特斯基喊道，“过来扶我一把，兄弟。”
“是丘特斯基先生？”他有些不敢相信，看到丘特斯基少了胳膊和小腿后，他吃惊得合不拢嘴。“啊，上帝。”他说，拍了三下巴掌，一个服务员立刻跑了出来。
丘特斯基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没事。”他说。
我最后看了丘特斯基一眼，他被领班扶着站在那里，一个服务员从宾馆正门推着一辆轮椅向他们走来。
我驾车沿着主干道向家驶去。想到今晚发生的一切，我简直不敢相信现在还不到午夜十二点。文斯家的派对似乎是几星期前的事，而他这会儿恐怕连水果潘趣酒喷泉盆的电线都还没有拔掉。我今晚先是经受了脱衣舞女的考验，然后是将丘特斯基从鳄鱼场救出来，该好好地睡上一觉了。我承认，我的脑子里现在只有一个念头，躺到我的床上，将毯子拉过来捂住脑袋。
当然，像我这样的坏人别想有片刻安宁。我刚向左拐进道格拉斯街，手机就响了。很少有人给我打电话，尤其是在这么晚的时候。我瞥了一眼手机，是德博拉打来的。
“你好，老妹。”我说。
“你这浑蛋，你说要给我打电话的！”她说。
“好像太晚了点儿。”我说。
“你真以为我他妈的睡得着？”她嚷道，声音大得足以给从我身边经过的那些车里的人带来痛苦，“出什么事了？”
“我把丘特斯基弄回来了，”我说，“可丹科大夫溜走了，还带上了多克斯。”
“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德博拉，他开着一艘空气推进艇，然后——”
“我问的是凯尔，你这白痴。凯尔在哪儿？他没事吧？”
“我把他送到了宾馆。他……差不多算是没事吧。”我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她冲我嚷了起来，我只好将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旁。
“德博拉，他会没事的。他只是……左臂缺了一半，右腿缺了一半，没有了头发。”我说。她沉默了几秒钟。
“给我拿些衣服来。”她终于开口说道。
“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德博拉。我觉得他不想……”
“衣服，德克斯特。现在！”她挂了电话。
正如我所说，坏人别想有安宁。对这种恩将仇报的事我只能重重地叹口气，严格执行。反正我快到家门口了，而且德博拉有衣服在我那儿。我跑进屋，虽然停留了片刻，万分留恋地看了看我的床，我还是替她拿了几件换洗衣服，然后向医院赶去。
我进去的时候，德博拉正坐在病床边，双脚不耐烦地轻轻拍打着地面。她的一只胳膊打着石膏，石膏模下伸出的那只手紧紧抓着病号服捂在胸口，另一只手握着她的枪和警徽，那副模样俨然是灾祸发生后的复仇女神。
“我的上帝，”她说，“你究竟去哪儿了？快帮我把衣服穿上。”她扔掉病号服，站了起来。我将一件翻领T恤衫套在她身上，笨手笨脚地避开她的石膏模。我刚替她把T恤衫穿好，一个身穿护士服的壮实女人就一阵风似的走了进来。“你在干什么？”她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巴哈马口音。
“出院。”德博拉说。
“快上床去，不然我就喊医生了。”护士说。
“你喊吧。”德博拉说，她一只脚跳着，正费劲地把裤子穿上。
“你不能出院，”护士说，“快上床躺下。”
德博拉将警徽举到她面前。“现在是警方紧急行动，”她说，“如果你阻拦我，我有权以妨碍执法的罪名逮捕你。”
护士本来还想说句严厉的话，现在张着嘴，看看警徽，又看看德博拉，然后改变了主意。“我要告诉大夫。”她说。
“随你的便。”德博拉说，“德克斯特，帮我把裤子拉链拉上。”护士反感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转身顺着过道匆匆而去。
“我说，德博拉，妨碍执法？”
“我们走。”她说着大步走出了病房，我顺从地跟在她身后。
在去“叛军”宾馆的路上，德博拉时而神情紧张时而怒气冲冲。她会咬着下唇，然后冲着我大吼，要我开快点儿。快到宾馆时，她终于安静了下来，望着车窗外：“德克斯特，他现在什么样子？糟糕到什么程度？”
“换了个糟糕的发型，所以人显得比较怪异，至于其他方面嘛……他好像正在慢慢适应。他只是不希望你为他感到难过。”她看着我，再次抿着嘴，“他是这么说的，”我说，“他宁愿回华盛顿也不愿意接受你的怜悯。”
“他是不想拖累我，”她说，“我了解他。他是想独自承受。”她重新将目光转向车窗外，“我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场面，像凯尔这样的人孤立无援地躺在那儿……”她慢慢地摇摇头，一滴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
说实在的，我非常清楚那是什么样的场面，因为我自己已经制造过多起那样的场面。我无法理解的是德博拉性格中新近出现的这一面。她在母亲的葬礼上流过泪，在父亲的葬礼上流过泪，但据我所知，打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流过一滴泪。可是现在她的泪水简直要将我的车淹没，原因仅仅是对一个有些低能的家伙的迷恋。更为糟糕的是，这还是一个现在失去了能力的低能儿，任何一个稍有理智的人都会继续自己的生活，重新找一个所有零件完好无损的人。可德博拉明知丘特斯基已经终生残废，却似乎对他更加关心备至。难道这就是爱情？德博拉恋爱了？这似乎不大可能。我知道从理论上说她当然会坠入爱河，可……我是说，她毕竟是我妹妹。
这会儿去琢磨这件事毫无意义。我对爱情一无所知，也永远别想对它有一知半解。这种情感的缺乏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只是让我很难理解流行音乐而已。
由于不便对此发表任何意见，我只好换个话题。“我要不要给马修斯局长打个电话，告诉他多克斯失踪了？”我问。
德博拉用指尖擦去脸上的泪水，摇了摇头：“还是让凯尔决定吧。”
“那当然，可是德博拉，在这种情况下……”
她用拳头使劲儿捶了一下自己的大腿，但这样做不仅毫无意义，还给身体带来了痛感：“他妈的，德克斯特，我不会失去他的！”
我常常觉得自己有时只能听到立体声音乐中的一个声道，现在便是这种时刻。我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坦率地说，我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想什么。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跟我刚才那句话有什么联系？她为什么反应如此强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胖女人认为自己穿露脐装很好看？
我猜疑惑写在了我的脸上，因为德博拉松开拳头，深吸了一口气：“凯尔需要集中精力，需要继续工作。他需要指挥权，不然他就完了。”
“你怎么知道？”
她摇摇头。“他在他那一行中向来出类拔萃，那才是完整的他，才是真正的他。如果他总是想着丹科对他的伤害……”她咬着嘴唇，又一滴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滚落了下来，“德克斯特，必须让他保持原来的样子，不然我会失去他的。”
“好吧。”我说。
“我不能失去他，德克斯特。”她又说了一遍。
“叛军”宾馆值班的门卫换了一个人，不过他似乎认识德博拉，只是点点头，替我们把门打开。我们默默进了电梯，上到十二楼。
我一辈子都住在椰树林区，从报纸上各种各样的报道中得知丘特斯基的房间是按照英国殖民时期的风格装修的。我从来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宾馆方面显然认定英国殖民时期的风格是表现椰树林区格调最理想的方式，只是我知道英国人从来没有在这里建立过殖民地。不管怎么说，整座宾馆完全是按英国殖民时期的风格装修的。不过，无论是内部装修师还是殖民时期的英国人，我很难相信他们想象得出在德博拉领我进去的顶层套间大床上丘特斯基的那副模样。
他的头发当然不会在短短一个小时里长出来，不过他至少已经脱掉了那件橙色工装服，换上了一件白色的毛巾布睡袍。他躺在床中央，没有眉毛，浑身发抖，大汗淋漓，旁边那瓶伏特加已经空了一半。德博拉都没有朝脚下看一眼就扑到了床边，一屁股坐到他身旁，紧紧抓住他剩下的那只手。劫难后的爱情。
“是德博拉吗？”他那苍老的声音在颤抖。
“我在这儿，”她说，“你睡吧。”
“恐怕我没有原来估计的那么棒了。”他说。
“睡觉。”她说，握着他的手，在他身旁躺了下来。
我离开了他们。
我第二天睡了个懒觉。难道这不是我应得的？虽然我十点钟左右才赶到警察局，但还是比文斯、卡米拉和安杰尔早得多，他们显然都打来过电话，声称自己病入膏肓。一小时四十五分钟后，文斯终于进来了，不仅气色不好，而且显得很苍老。“文斯！”我兴高采烈地喊了他一声，他退缩了一下，闭上眼睛靠着墙，“我要感谢你安排了那么盛大的派对。”
“那你悄悄地谢我一声。”他说话的声音很沙哑。
“谢谢你。”我低声说。
“别客气。”他低声说，然后微微摇晃着去了他的小隔间。
这一天过得异常平静，除了没有新的案子外，法医室里安静得像座坟墓。偶尔有一个穿着淡绿色制服的鬼魅身影经过，这身影的主人也在默默地忍受身体上的难受劲儿。幸运的是，这一天几乎没有什么活儿要干。五点钟时，我已经忙完了所有的案头工作，收拾好了所有的铅笔。丽塔午饭时给我打过电话，要我去她家吃晚饭。我估计她是想核实一下我确实没有遭到什么脱衣舞女的绑架，于是我答应下班后就过去。德博拉没有给我打电话，不过我也不需要。我相信她正待在宾馆的顶楼，和丘特斯基在一起。我只是有些担心，因为丹科大夫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们，有可能会回来寻找他没有完成的目标。不过话说回来，他手头还有多克斯警官，这应该会让他忙上几天，高兴几天。
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拨通了德博拉的手机。电话响到第四下时她才接。“什么事？”她问。
“你应该记得，丹科大夫第一次轻而易举地就进去了。”我说。
“上次我不在这里。”她说。听她那副怒气冲冲的口气，我真希望她不会朝某个给客房送餐的服务员开枪。
“好吧，”我说，“不过眼睛睁大点儿。”
“别担心。”她说。我隐约听到丘特斯基嘟囔了句什么，随后德博拉说：“我得走了，过会儿再给你打电话。”她挂了电话。
我驾车向南去丽塔家，正好赶上傍晚时分的车流高峰。一个面红耳赤的家伙开着一辆皮卡车，猛地冲到了我的前面，还用手指朝我做了一个下流的动作，我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开心地哼起了歌。这不仅仅是身处迈阿密这种不要命的交通状况中获得的一种归属感；我感到轻松了许多，一直压在我肩膀上的重负已经化为乌有。我现在去丽塔家，街对面再也不会停着那辆褐紫色的福特金牛。我可以回自己家，完全摆脱了那条如影随形的尾巴。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带上黑夜行者出去兜一圈，就我们俩，一起度过一段盼望已久的质量时间。多克斯警官去了，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而且估计很快还要从他自己的生活中消失。
我沿着南迪克西高速公路行驶，拐弯来到了丽塔家，高兴得有些轻飘飘的。我自由了——而且也摆脱了那些强加给我的义务，因为丘特斯基和德博拉短期内肯定会形影不离地待在一起，一起慢慢地康复。至于丹科大夫，我确实对他很感兴趣，很想见见他，但我可以肯定丘特斯基位于华盛顿的那个神秘机构一定会再派人来对付他，他们自然不希望再看到我时刻不离左右，到处出谋划策。摆脱了这份义务，又摆脱了多克斯，我重新回到了A计划上，可以无忧无虑地协助雷克尔早点儿退休了。
我真是太高兴了，丽塔开门的时候我居然亲吻了她，也不管有没有人注视我们。晚饭后，丽塔忙着洗碗，我又走进后院，与孩子们玩起了踢罐子的游戏，只是这一次因为阿斯特和科迪而多了一层特殊的意义，我们共同保守的小秘密给我们增添了一份感情。看着阿斯特和科迪悄悄跟踪其他孩子，我真是感到高兴，这是我亲自调教的小猎杀者。
不过，跟踪与偷袭的游戏玩了半小时后，我们显然碰到了更诡秘的猎手，而且我们在数量上绝对处于下风——蚊子，几十亿只这种令人厌恶的小吸血鬼，个个饥肠辘辘。结果，科迪、阿斯特和我失血过多，软弱无力，蹒跚着回到了屋里，围坐在餐桌旁，开始玩“绞架”猜字游戏。
“我先出题，”阿斯特说，“反正刚好轮到我。”
“是轮到我。”科迪皱着眉头说。
“嗯，反正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词儿，”她对他说，“五个字母。”
“有字母C。”科迪说。
“没有。先画上脑袋！哈！”她得意地喊叫着，画了一个小小的圆脑袋。
“你应该先问有没有元音字母。”我对科迪说。
“什么？”他低声问。
“A，E，I，O，U，有时候还有Y，”阿斯特告诉他，“大家都知道。”
“里面有字母E吗？”我问她，她的得意劲儿立刻减退了一些。
“有。”阿斯特气鼓鼓地说，然后在中间的空白线上写了个字母E。
“哈。”科迪很得意。
我们玩了近一个小时，然后就到了他们上床睡觉的时间。我这奇妙的一晚就这样早早地结束了，我又一次和丽塔坐到了沙发上，只是这次没有了那双窥视的眼睛。我轻而易举地摆脱了丽塔的纠缠，回家奔向我的小床。我找了个善解人意的借口，说昨晚在文斯家的派对上玩得太累，明天还有一整天的活儿。我就这样离开了丽塔家，独自一人待在黑夜中，只有我的回声、我的身影，还有我自己。离月圆之夜还有两天，我一定要让它彻底补偿我这么久的等待。这个月圆之夜再也不会浪费在美乐淡啤酒上，而要与雷克尔摄影公司共同度过。
当然，我必须先找到证据，而不知怎么的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毕竟有一整天的时间来搜集证据，当黑夜行者与我一起合作时，一切似乎都会得心应手。
我的心中装满了这种黑夜的愉悦之事给我带来的快乐。我驾车回到了我那舒适的小屋，上了床，睡着了。这一觉是天经地义的，睡得很死，而且没有梦来打搅。
这种兴奋过头的情绪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在上班途中停车买炸面包圈时，一时冲动，居然买了整整十二个，其中几个还是裹了巧克力糖霜奶油馅儿的。这一真正奢侈的举动当然没有逃过终于恢复过来的文斯的那双眼睛。“哦，天哪。”他扬起眉头说，“表现真不错，真是了不起的猎手。”
“森林之神向我们露出了笑脸，”我说，“要奶油馅儿的还是树莓果冻的？”
“当然要奶油馅儿的。”他说。
这一天过得很快，只去了一趟凶杀现场。这是一起用园艺工具肢解受害者的平常案子，一点儿专业性都没有。那白痴先是用电动修枝剪，结果给我增加了大量额外的工作，最后他用整枝剪结果了他的妻子。现场一片狼藉，警方在机场抓住了他，真是罪有应得。干得漂亮的肢解活儿首先必须干净利落，地上绝对不应该出现一摊摊的鲜血，墙壁上也不应该出现结成块的人肉。一点儿品位都没有。
现场的活儿忙完后，刚好来得及赶回我在法医实验室的小隔间，将我的记录放在办公桌上。不着急，我可以星期一再将这些打印成文，写出报告。凶手与被害人都跑不了。
于是，我出门走到停车场，上了我的车，随心所欲地巡视我的领地。再也不会有人跟踪我，让我喝啤酒，或者强迫我干我不想干的事。再也不会有人将多余的亮光照进德克斯特的阴影中。我可以重新变成我，变成放荡不羁的德克斯特。这一点比丽塔所有的那些啤酒和同情更令我陶醉。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我向自己保证再也不将这视作理所当然的事。
道格拉斯街和格兰德街相交处有一辆车着了火，一小群异常兴奋的人聚集在那里围观。救援车一辆辆驶来，造成了交通拥堵，我慢慢穿过车流，向家驶去，心情像那些围观者一样好。
回到家后，我要了一份外卖的比萨饼，然后开始仔细研究雷克尔。去哪儿找证据？什么样的证据具有说服力？当然可以从那双红色的牛仔靴着手。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就是那个人。患有恋童癖的杀手总是想方设法将自己的事业与寻欢作乐结合在一起，儿童摄影师便是一个完美的例子。但“几乎可以肯定”并不意味着“完全肯定”。于是，我开始整理自己的思绪，将它变成一个简单划一的文件。整整一个小时，我兴奋地制订着计划，享用着一大块加了鳀鱼的比萨饼。可当那近乎盈圆的月亮透过窗户向我低声嘀咕时，我开始变得焦躁不安。我可以感觉到月光那冰冷的手指抚摩着我，挠着我的脊梁，怂恿我到黑夜中去伸展一下我那沉睡了太久的猎杀者的肌肉。
雷克尔的住处离我家不远，于是我换上最好的深色潜行服出了门，驱车上了主干道，穿过椰树林区后进入了虎尾街，来到了雷克尔那不大的屋子前。雷克尔家与周围邻居家没有区别，都是那种混凝土砖砌小屋，离街道不远不近，刚好让屋前有一条短车道。他的车停在那里，是辆红色小起亚，这顿时让我希望大增。红色，与那双靴子的颜色正好相同，这是他喜欢的颜色，表明我的判断没有错。
我开车从他家旁边经过了两次，第二次经过时看到他车内的顶灯亮着，他上车时我正好瞥见他的脸。那张脸并不引人注目，瘦得几乎没有下巴，长长的刘海和一副大眼镜让人很难看到他的全貌。我无法看到他脚上穿了什么鞋子，但从我对他身体其他部分的判断来看，他很可能穿着牛仔靴，好让自己显得高一点儿。他上车关上了车门，我继续向前开，从他身旁经过后绕着街区又转了回来。
等我重新回来时，他的车已经没有了踪影。我将车停在几个街区外的一条小街上，然后步行回去，一路上慢慢进入到我在黑夜扮演的角色中。有家邻居已经熄灯，我便从院子里穿了过去。雷克尔家后面有个小客房，黑夜行者在我内心的深处低声嘀咕道：“摄影室。”对于一位摄影师来说，这的确是个布置完美的地方，而摄影室也是寻找罪证照片的理想场所。黑夜行者在这些事情上很少出错，于是我撬开门锁，走了进去。
所有窗户都从屋内用木板钉死了，但借着敞开的房门透进来的微弱光线，我可以看到暗室设备的轮廓。黑夜行者没有错。我关上门，啪的一声打开开关，屋里立刻洒满了昏暗的红光，刚好能让我看清。屋里有一个小洗手池，旁边放着暗室里常见的一个个盘子和一瓶瓶化学药水，左边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电脑工作站，上面连着数码设备。远处靠墙放着一个文件柜，上面有四个抽屉，我决定从这里着手。
我在相片和底片中翻了十分钟后没有找到任何罪证，几十张裸体照上的主角都是在一张白色毛皮小地毯上摆出各种姿势的婴儿，就连那些通常认为帕特·罗伯逊过于开放的人都会觉得这些照片“很可爱”。我在文件柜中没有发现暗格，也没有发现任何藏照片的明显的地方。
时间紧迫，我可不能冒险。雷克尔可能只是去商店买一盒牛奶，随时会回来，然后一时心血来潮，想翻一翻自己那些文件，欣赏一下他用胶卷捕捉到的几十个可爱的小淘气。我走到电脑旁。
显示器旁有一个装CD的高架子，我将CD一张张抽出来查看。前面几张都是程序盘，其他CD上则写着“格林菲尔德”或“洛佩斯”的字样，然后……我找到了。
这是一个闪亮的粉红色珠宝盒，盒子正面工工整整地写着“NAMBLA，2004年9月”。
“NAMBLA”有可能是一个不常见的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的名字，但它也是“North American Man/Boy Love Association”的缩写。这个“北美男人/男孩爱情协会”是一个态度暧昧但坚定支持恋童癖的组织，它让有恋童癖的人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完全正常，并以此帮助他们保持一个正面的自我形象。
我拿起这张CD，关了灯，重新溜回到黑暗中。
我回到家后仅仅用了几分钟就发现这张光盘其实是个推销工具，估计是带到某个NAMBLA聚会上，有选择地分发给几个特殊的吃人妖魔。光盘里的照片经过特殊处理，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很像维多利亚时期那些老色鬼常常翻阅的图片卡。每张照片都特意经过模糊处理，让你看不清细节，只能发挥想象力。
啊，有了。其中几张就是我在麦格雷戈的游艇上发现的照片，只是经过了专业裁剪和编辑。于是，虽然我并没有发现那双红色牛仔靴，我已经找到了足够的证据，能够满足哈里的准则。雷克尔已经成了最重要的人。我的心头回荡着歌声，嘴角挂着微笑。我慢慢走到床边，快活地想着我和雷克尔明天晚上要做的一切。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早晨稍微睡了个懒觉，然后在附近跑了一会儿步。我冲了个澡，美美地享用了早餐，然后动身去买一些必需品——一卷新的塑胶带、一把锋利的片鱼刀——都是必不可少的物件。由于黑夜行者伸着懒腰刚刚醒来，我在一家牛排屋前停了车，准备享用已经过了点的午餐。我要了一份一磅重的纽约牛排，当然要的是熟透的，不能有一点儿血丝。吃完饭后，我再次驾车经过雷克尔家，想看看那地方白天是什么光景。雷克尔正在给草坪刈草。我放慢车速，随意看了他一眼。哎呀，他穿了双旧球鞋，没有穿那双红靴子。他光着膀子，除了骨瘦如柴外，还显得皮肤苍白，软弱无力。没关系，我很快就会在他身上添加一点儿色彩。
这一天收获颇丰，令我心满意足，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前的一天。正当我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心旷神怡之时，电话响了。
“下午好。”我冲着电话说道。
“你能来这儿一下吗？”德博拉说，“我们还有一些收尾工作要做。”
“什么样的工作？”
“别犯傻，”她说，“快点儿过来。”然后她就挂了电话。这让我大为恼火。首先，我对什么狗屁扫尾工作一无所知；其次，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居然还是个傻瓜。你说我是恶魔，那没有错，我当然是个恶魔，但总的来说是个非常讨人喜欢、很有教养的恶魔。最为恶劣的是她居然那样挂了电话，居然认定我听到她的命令后一定会浑身发抖，一定会对她唯命是从。瞧她那脸皮厚的！不管她是不是我妹妹，不管她是不是会对我动粗，我从来不会被任何人吓得发抖。
但我还是听从了她的命令。“叛军”宾馆离我家不远，但我在路上比平常多花了点儿时间，因为现在是星期六下午，椰树林区的每条街都人满为患，到处都是漫无目的的行人。我的车在人群中慢慢爬行，我生平第一次恨不得一脚将油门踩到底，冲向这些四处游荡的家伙。德博拉已经彻底破坏了我的好心情。
我的这种心情并没有因为见到她而有所改观。我在“叛军”宾馆顶层敲响房门时，她开了门，脸上一副正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表情，那模样很像一条脾气不好的大鱼。“进来。”她说。
“是，主人。”我说。
丘特斯基坐在沙发上，仍然没有英国殖民者的派头——可能是因为没有了眉毛的缘故，但起码看上去已经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念头。这么看来，德博拉的康复计划进展顺利。他旁边的墙上靠着一根丁字形金属拐杖，而他正慢条斯理地喝着咖啡，旁边的茶几上还摆着一盘丹麦酥皮饼。“嘿，兄弟。”他大声喊道，那只没有了前臂的胳膊挥动了一下，“拿把椅子过来。”
我端过来一把英国殖民时期风格的椅子，坐了下来，顺手往嘴里塞了两块丹麦酥皮饼。丘特斯基看着我，那架势像是不让我吃，可说实在的，吃他们几块酥皮饼算得了什么呢？我毕竟冒着落入鳄鱼口中的危险、在遭到孔雀的攻击后将他救了出来，现在又牺牲了属于自己的星期六来干天知道是什么的可怕的活儿。我当然有权享用酥皮饼。
“好吧，”丘特斯基说，“我们得想一想亨克尔躲在哪里，而且要快。”
“谁？”我问，“你是指丹科大夫？”
“这是他的真名，是的，亨克尔。”他说，“马丁·亨克尔。”
“我们非得找到他吗？”我问。一种不祥之感开始笼罩我的心头。我是说，他们为什么要看着我说“我们”呢？
丘特斯基哼了一声，仿佛他认为我是在说笑话，而他听懂了我的笑话一样。“没错，”他说，“你想他会在什么地方，兄弟？”
“说实在的，我根本没有去想这件事。”我说。
“德克斯特。”德博拉的声音里带了一点儿警告的味道。
丘特斯基皱起了眉头，可没有了眉毛后，那表情非常怪异。“你这话什么意思？”他说。
“我是说，我不明白这件事跟我还有什么关系，不明白为什么我或者我们非要找到他。他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难道他就不会完事后回家去？”
“他是在说笑话吗？”丘特斯基问德博拉。如果他有眉毛的话，一定已经扬了起来。
“他不喜欢多克斯。”德博拉说。
“好吧，可是听着，多克斯是我们这边的。”丘特斯基对我说。
“不是我这边的。”我说。
丘特斯基摇摇头。“好吧，那是你的问题，”他说，“但我们仍然必须找到这家伙。这件事牵涉到的政治因素太多，如果我们不将他绳之以法的话，就会引起轩然大波。”
“好吧，”我说，“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对我来说是个合情合理的问题，可如果你看到他的反应，准会认为我打算去炸一所小学。
“我的上帝啊，”他说，装出一副钦佩不已的样子摇摇头，“你可真是太了不起了，兄弟。”
“德克斯特，”德博拉说，“你看着我们。”我看着他们，看着仍然打着石膏的德博拉，看着缺了一条前臂和一条小腿的丘特斯基。说心里话，他们那样子一点儿都不可怕。“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她说。
“可德博拉，真的……”
“求你了，德克斯特。”
“得了，德博拉。”我说，“你们需要的是一位动作片中的英雄，一位能踹开房门、冲进去用枪一顿猛扫的英雄。我只是法医室一个平庸的怪物。”
她从房间那头走过来，站在我面前，离我只有几英寸远。“我对你知根知底，德克斯特。”她柔声说，“还记得吗？我知道你能行。”她将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话的声音压得更低，几乎像耳语，“凯尔需要这样做，德克斯特。他需要抓住丹科，不然他永远不会再觉得自己像个男人。这对我很重要。求你了，德克斯特。好吗？”
连重型大炮都用上了，你还能怎么着？你只能调动起所有的善意，优雅地举起白旗。
“好吧，德博拉。”我说。
自由竟然如此脆弱，如此稍纵即逝，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