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上午，我仍然没有联系上德博拉。我不断给她打电话，虽然我对她的彩铃已经熟悉到了能够一起跟着哼唱的地步，德博拉那头却仍然没有反应。这让我越来越气恼。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办法，可以摆脱多克斯套在我身上的枷锁，可除了打电话外，我仍然无计可施。
不过，我有的是毅力和耐心。我给她留了十多条短信，每一条都充满了快乐，充满了智慧，我终于接到了她的回电。
我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刚刚写完一份两人遇害的凶杀案报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件凶器，可能是大砍刀，片刻疯狂的放纵。两位受害者最初都是在床上受到了袭击，显然是被逮个正着。男的举起一只胳膊，但迟了一步，没有能保住自己的脖子。女的一直跑到门口才被砍倒，从她上脊柱喷出的鲜血溅到了门框旁的墙壁上。例行公事，每天上班大多干的都是这种活儿，令人非常不快。两个人身上居然会有那么多血，如果有人决定让这么多血同时全部流出来，那实在是太可怕、太恶心的一幕，令我作呕。对这些鲜血进行归类和分析后，我的心情好了许多。我的工作有时能给我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可这起凶杀案的现场一片狼藉。我在吊扇上都发现了血迹，很可能是在凶手不断挥舞砍刀的过程中从刀刃上飞溅出去的。由于当时电扇开着，它又将更多的血滴甩到了屋子的各个角落。
对于德克斯特来说，这一天很忙。我正在琢磨如何措辞，在报告中写明这属于我们所称的“情杀”时，我的电话突然响了。
“你好，德克斯特。”对方说，声音很轻松，甚至带着一些倦意，我起初都没有意识到那是德博拉。
“哦，”我说，“看样子关于你已经谢世的谣言是夸大其词啦。”
她放声大笑，而且笑声非常圆润，远不像她平常那种清脆的咯咯的笑声。“是啊，”她说，“我还活着，不过凯尔一直没让我闲着。”
“别忘了告诉他还有劳动法，老妹。警官也需要休息。”
“这我倒是不知道，”她说，“没有劳动法也不错啊。”她又笑了一声，声音低沉洪亮，听上去一点儿也不像德博拉。
“听上去根本不像是你，德博拉。”我说，“你究竟是怎么啦？”
这次她的笑声更长，但同样无比幸福。“和平常一样。”她说，然后又放声笑了起来，“好了，出什么事了？”
“哦，没出什么事，”我说，竭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唯一的妹妹招呼都没有打一声就连着几天几夜不见踪影，现在突然露面后又像是刚从《复制警官》杀青归来。我自然想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仅此而已。”
“哦，”她说，“真让我感动，像是我终于有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哥哥一样。”
“希望不仅仅是像。”
“一起吃午饭怎么样？”
“我早就饿坏了，”我说，“闪电餐馆吗？”
“不，”她说，“阿祖尔饭店怎么样？”
我觉得她所选的饭店和她今天早晨的表现一样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根本解释不通。德博拉在吃饭方面属于蓝领阶层，而阿祖尔属于那种沙特王室来迈阿密时用餐的地方。她显然已经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当然可以，阿祖尔饭店。我先把车卖了付账，然后在那里见你。”
“一点钟，”她说，“别担心钱的事，凯尔会埋单的。”
凯尔埋单，是吗？而且是在阿祖尔饭店。
如果说南海滩那些灯红酒绿的廉价场所是迈阿密为那些梦想成为名流的人设计的地方，那么阿祖尔则属于那些觉得灯红酒绿庸俗的人。云集在南海滩上的那些小咖啡馆靠华丽俗气的装潢相互竞争，招徕顾客。相比之下，阿祖尔却非常低调，不由得让你怀疑这里的人是否看过一集《迈阿密风云》。
饭店大门前有条铺着鹅卵石的环形小车道，停车场的服务生不容分说硬让我把车交给他去泊车，我只好照办。尽管我很喜欢自己的车，但我不得不承认，与那里排成一行的法拉利和劳斯莱斯相比，我的车相形见绌。
饭店本身光线较暗，很凉爽，安静得出奇，就连一张美国运通信用卡掉在地上的声音都会听得清清楚楚。远处的墙壁上镶着彩色玻璃，上面还有一扇门，通向外面的露台。我看到了德博拉，坐在外面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远眺着大海。她的对面坐着凯尔·丘特斯基，正好背对着饭店大门。他戴着一副价格不菲的墨镜，看样子真的是想埋单。我刚走到桌旁，一位服务员突然出现，替我拉出了椅子。
“你好，兄弟。”我刚坐下，凯尔就向我打起了招呼。他从桌子对面向我伸过手来。我探过身，与他握了握手。“血迹分析这一行怎么样？”
“总有干不完的活儿，”我说，“从华盛顿来的神秘客人情况怎么样？”
“妙不可言。”他说。他仍然握着我的手不放，我低头看去，他的指关节很发达，仿佛长时间对着混凝土墙练习过拳击。他将左手搁在桌上，我看到了他小手指上戴着的戒指，女性味十足，很像订婚戒指。他终于松开我的手，微笑着将头转向德博拉。
德博拉冲我一笑：“德克斯特在为我担心。”
“咳，”丘特斯基说，“不然要哥哥弟弟干什么？”
她瞟了我一眼，说：“我有时候也想知道呢。”
“我说德博拉，你知道我只看到你的背影。”
凯尔笑了。“说得好，正面留给我看了。”他说。他们俩一起放声大笑。她伸手握住了他的手。
“世上所有荷尔蒙和幸福的事都让我感到肉麻。”我说，“告诉我，有没有人真的想抓住那个没有人性的东西，还是我们就这样闲坐着斗嘴皮子？”
凯尔转过头来看着我，扬起了眉毛：“你怎么对这件事感兴趣，兄弟？”
“德克斯特对没有人性的恶魔情有独钟，”德博拉说，“就像是他的业余爱好一样。”
“业余爱好？”凯尔说，那副墨镜一直正对着我。
“他可以算半个犯罪推理专家。”德博拉说。
凯尔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我开始怀疑墨镜后的他是否闭上眼睛睡着了。“嗬，”他终于开口说道，身子往椅子背上一靠，“那么德克斯特，你怎么看这家伙？”
“目前只有一些基本情况，”我说，“这个人受过大量医学训练，也受过秘密活动训练，现在变成一个疯子回来了，需要发表个声明，而且与中美洲有关。他很可能还会下手，而且会选择时机达到最大效果，不仅仅是因为他觉得必须这样做。所以说，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连环——连环什么呢？”凯尔脸上那悠闲的笑容已经荡然无存，他双手握拳，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
“你是什么意思，中美洲？”
我确信我们俩都知道我说中美洲时指的是什么，但我仍然觉得说出萨尔瓦多可能太过头了。我可不能失去我那随意的、“只是业余爱好”的幌子。“哦，”我说，“难道我说错了？”这么多年模仿人类表情的刻苦训练终于在这里有了成效，我换上了最天真、最好奇的表情。
凯尔显然无法确定我说的是对还是错。他咽了几下口水，松开了紧握的拳头。
“我应该警告你，”德博拉说，“他在这方面很有天赋。”
丘特斯基长舒一口气，摇摇头。“是啊，”他努力克制着自己，重新靠在椅背上，脸上又浮现出了笑容，“很好，兄弟。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不知道，”我谦虚地说，“这是明摆着的事。难就难在要猜出多克斯警官在其中牵涉得有多深。”
“我的上帝啊。”他说，重新握紧了拳头。德博拉看着我放声大笑。“我说过他很棒。”她说。
“我的上帝啊。”凯尔又说了一遍。他下意识地弯曲了一下食指尖，仿佛在扣动一个无形的扳机，然后将墨镜转向德博拉的方向。“你真没有说错。”他说着重新将目光转回来望着我。他死死地盯着我看了片刻，大概想看看我是否会夺门而逃或者开始说阿拉伯语。然后，他点点头：“多克斯警官怎么啦？”
“你不会把多克斯牵涉到这个案子中来吧？”德博拉问我。
我说：“在马修斯局长的会议室里，当凯尔第一次见到多克斯时，我觉得他们俩认出了对方。”
“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德博拉皱起了眉头。
“你当时忙着脸上泛红晕。”我说，她的脸又红了，我觉得这次的脸红有些多余，“而且，当时在案发现场只有多克斯一个人知道该向谁汇报。”
“多克斯的确知道一些情况，”丘特斯基承认，“那还是他以前当兵时的经历。”
“什么样的情况？”我问。丘特斯基久久地看着我，至少他的墨镜在看着我。他用戴在小指上的那枚愚蠢的戒指轻轻敲着桌子，阳光正从戒指中央那颗大钻石上反射开来。当他终于开口时，那感觉就像我们桌子周围的温度下降了十度。
“兄弟，”他说，“我不想给你带来麻烦，不过你得放弃这种爱好，别再管了。另外找个业余爱好吧，不然你会麻烦缠身，会被清除掉的。”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出什么妙语来回答他，服务员就突然出现在了凯尔的身旁。丘特斯基那副墨镜久久地对着我，然后他将菜单递给服务员，说：“这地方的法式杂鱼汤很不错。”
在这个星期接下来的几天里，德博拉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对我的自尊多少是个打击，因为无论我多么不愿意承认，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我想不出任何别的办法来摆脱掉多克斯。
我可以感觉到黑夜行者在翻滚、在哭诉、在挣扎着要爬出来掌握方向盘，可多克斯的身影就在风挡玻璃外，迫使我强行克制自己，只能伸手再取一罐啤酒。我和黑夜行者可以再等一等。哈里教会了我克制，而克制一定能帮我渡过难关，直到更美好的时刻到来。
“要耐心，”哈里说，他停下来，用面巾纸捂着嘴咳了一下，“德克斯特，耐心比聪明更重要。你已经很聪明了。”
“谢谢。”我说。其实我这样说是出于礼貌，因为坐在哈里的病房里我感到一点儿也不舒服。药味、消毒水味和尿臊味混杂在一起，再加上空气中弥漫着竭力忍着的疼痛和死亡的气氛，我真希望自己身处别的地方。当然，作为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恶魔，我从来没有想过哈里是否深有同感。
“你得更加耐心，否则你会觉得自己非常聪明，觉得你干的一切会神不知鬼不觉。”他说，“可你并没有聪明到那个分儿上，谁也不会。”他停下来，又咳了起来，这次咳嗽的时间更长，而且似乎更严重。看到哈里——曾经坚不可摧的超级警察、我的养父变成这样，全身颤抖，满脸通红，眼角流出了泪水，我实在受不了。我将目光转向了别处。等我重新转回来时，哈里正望着我。
“我了解你，德克斯特，比你自己更了解你。”我当然相信这句话，可他的下一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你本质上是个好人。”
“不，我不是。”我说，心中想着还有那么多奇妙的事他一直不许我干，就连想干那些事的念头都会将我彻底从好人的行列里清除出去。
“是啊，你是个好人，”他说，“你得相信自己是个好人。你的心没有变坏，德克斯特。”说完他倒在病床上，猛烈地咳嗽起来。他这次咳了好几分钟，然后无力地靠在枕头上，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不过，当他重新睁开眼睛时，那依然是哈里坚定的蓝眼睛，在临终前苍白脸色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明亮。“耐心。”他说，尽管他一定疼痛难忍，而且异常虚弱，他说出“耐心”两个字时仍然语气坚定，“你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而我的时间不多了，德克斯特。”
“我知道。”我说。他闭上了眼睛。
“我就是这意思，”他说，“你得学会说不，学会耐心，你有的是时间。”
“可是你的时间不多了。”我说，不能肯定他想说什么。
“是的，我的时间不多了，”他说，“可是大家还在哄我，让我感觉好一点儿。”
“你会吗？”
“不会，”他说着再次睁开眼睛，“但你不能用逻辑去分析人的行为。你要耐心，要睁开眼睛看着，要向别人学习，不然你会把事情弄糟，被逮个正着，然后我留下的一半遗产……”他又闭上了眼睛，我可以听出他说话的声音里透着疲惫，“你妹妹会成为一个好警察，而你，”他的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一种忧伤的笑容，“你会截然不同，会代表真正的正义，只要你耐心。如果没有机会，德克斯特，你就得等待机会出现。”
对于一个尚在学徒阶段的十八岁的恶魔而言，这一切是那么难以理解。我一心想干那件事，非常简单，在月光下带着明晃晃的刀刃自由地舞蹈——撇开一切废话，直接切中要害。可是我不能。哈里把事情弄复杂了。
“我不知道你死了之后我该怎么办。”我说。
“你会干得很好的。”他说。
“要记住的东西太多。”
哈里伸出一只手，按了挂在床边的一根电线上的按钮。“你会记住的。”他说。他松开电线，电线垂落到床边，仿佛带走了他最后一点儿力气。“你会记住的。”他闭上眼睛，在那一刻病房里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护士拿着注射器匆匆走了进来，哈里睁开了一只眼睛。“并非想做的事就一定能做成，所以当你无从下手时，你就得等待。”他说，伸出胳膊让护士给他打针，“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压力。”
我默默地看着他，他躺在那里，打针的时候没有丝毫退缩。他知道这药物带来的缓解只是暂时的，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一切都已回天乏术。他还知道自己并不害怕，知道自己会坦然面对，就如同他正确地对待人生中的其他一切一样。我也知道一点：哈里理解我。除了他，谁也没有理解过我，将来也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只有哈里。
如果说我想成为一个人的话，那就是变得更像他。
我早晚会找到办法让多克斯认输。
我等待着。
终于，几天后，一个星期六上午，我的电话响了。
“他妈的。”德博拉居然没有任何开场白，而听到她重新变成我所熟悉的那个脾气暴躁的德博拉，我几乎如释重负。
“谢谢，你呢？”我说。
“凯尔快把我逼疯了，”她说，“他说我们现在只能等待，却又不告诉我等待什么。他会突然失踪十到十二个小时，还不告诉我他去了哪里。然后我们只是继续等待。我他妈的真是等得不耐烦了。”
“耐心是一种美德。”我说。
“我已经厌倦了这些美德。”她说，“每次当我问如何能找到这家伙时，他总是挂着一副居高临下的笑容，我快烦透了。”
“我说，德博拉，除了向你表达同情外，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说，“我很抱歉。”
“你能做的远不只虚情假意地表达一下同情，老哥。”
我重重地叹了口气，主要是为了她。叹惜声在电话里传达得非常好。“德博拉，这就是享有神枪手名声所带来的麻烦，”我说，“大家都认为我每次都能在三十步开外一枪射中野兔的眼睛。”
“我仍然相信。”她说。
“你的信心让我备受感动，可我对目前这个案子真的毫无头绪，我没有任何感觉。”
“德克斯特，我必须找到这家伙，而且我要给凯尔一点儿颜色看看。”
“我还以为你喜欢他呢。”
她轻蔑地哼了一声：“上帝啊，德克斯特，你真是不懂女人的心思，是吗？我当然喜欢他，所以我才要给他点儿颜色看看。”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我说。
她停了一下，然后随口说道：“凯尔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是关于多克斯的。”
我感到体内那长着獠牙的朋友稍稍伸了个懒腰，发出了满意的呼呼声：“德博拉，你突然变得喜欢拐弯抹角了。你只需问我一声就行了。”
“我刚才问了你，你却给我那通帮不了忙之类的废话。”她说，“怎么样？你掌握了什么情况？”
“目前还没有。”我说。
“妈的。”德博拉说。
“不过我可能会有一点儿收获。”
“要多久？”
我承认，凯尔对我的态度让我耿耿于怀。他当时怎么说的？我会“麻烦缠身，会被清除掉”？说正经的，这句台词是谁写的？还有，德博拉居然突然借用我的看家本领，对我说话拐弯抹角起来，这更是无法让我平静下来。我真不应该说出来，但话已经脱口而出：“午饭时怎么样？一点钟前我一定会想出个办法来。就在鲸须饭店吧，反正凯尔会埋单的。”
“那得到时候再看，”她说，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关于多克斯的情况？很不错。”她挂了电话。
好了，好了，我安慰着自己。我突然不再介意星期六加点儿班。毕竟唯一的选择是去丽塔家，看着多克斯警官身上长出青苔。可如果我为德博拉发现一点儿线索，我或许能找到梦寐以求的那个缺口。
可是从哪儿着手呢？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下手，因为凯尔在我们刚开始寻找指纹的时候就将我们全部赶出了犯罪现场。我以前曾经多次帮助我的同事们查找出那些只知道杀人的变态恶魔，还得到过他们的几句称赞。可那是因为我了解那些恶魔，因为我自己就是个变态的恶魔。我这一次根本无法得到黑夜行者的任何暗示，他已经被哄着翻来覆去地睡着了，可怜的家伙。我得实打实地依靠我与生俱来的智慧，然而这智慧此刻正变得异常安静。
也许给大脑加点儿油，它会运转得快一点儿。我走进厨房，找到一根香蕉。味道不错，但不知是什么原因，香蕉并没能将我的脑力火箭发射成功。
我将香蕉皮扔进垃圾桶，看了一眼钟。亲爱的，已经过去了五分钟。太棒了。你终于明白什么也想不出来了。真是太棒了，德克斯特。
确实无从入手。事实上，我手头掌握的情况只有那个受害者和那座房子。既然我可以肯定即使将舌头重新安在那个受害者的嘴里，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么唯一剩下的就是那座房子了。当然，那座房子有可能属于受害者，可里面的家具摆设给人一种临时住处的感觉，所以我认定那座房子不是受害者的。
就这样丢下一个完整的家一走了之，真是奇怪。可他确实这样做了，而且并没有人监视他，迫使他仓促逃离——这表明他这样做是故意的，而且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他另外还有地方可去，而且估计还在迈阿密附近，因为凯尔被派到这里来查找他。
你再怎么竭力掩饰，还是会在房地产交易中留下一个个大脚印。我坐到电脑前不到一刻钟就有了发现——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的脚印，但也足以勾勒出几只脚趾的形状。
西北四大街上那座房子登记的房主是拉蒙·庞蒂亚。这座房子已经付了款，短期内不用交税，对于一个像我们这位新朋友这样极其看重隐私的人而言，这种安排堪称完美。房子是用从危地马拉电汇来的一笔现金购买的。这似乎有点儿古怪。我们的线索从萨尔瓦多开始，穿过华盛顿某个神秘政府机构这摊浑水，现在为什么要向左拐进危地马拉？不过，上网稍微一查，我就发现危地马拉已经成了洗钱的天堂。显然瑞士和开曼群岛已经过时，如果有人想在讲西班牙语的世界里洗钱，危地马拉是最流行的地方。
这带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这位喜欢肢解的大夫究竟有多少钱？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但这个问题眼下没有任何答案。我只能猜测，舍弃掉第一座房子后，他应该还有钱再买一座房子，价格相仿。
那么好吧。我重新回到戴德县房地产数据库中，查找最近以相同方式购买的其他房产，而且资金来自同一家银行。总共有七笔，其中四笔的金额均超过了一百万美元，对于随时想舍弃的房产来说，我觉得这个价位高了一点儿。买这些房子的人十有八九是在逃的毒枭和“财富500强”的首席执行官。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三处房产了。其中一处位于迈阿密城里的黑人自由城，但我进一步搜索后发现那其实是一栋公寓楼。
在最后剩下的两处房产中，一处位于霍姆斯特德，随时可以看见被当地人称作“垃圾山”的巨大的垃圾堆。另一处也位于迈阿密最南端，就在鹌鹑窝路旁。
两栋房子。我敢打赌，有个陌生人刚刚搬进其中一栋，正干着会让那些热情欢迎新邻居的女士惊恐的事。
鲸须饭店属于那种非常高档昂贵的地方，凭自己这点儿微薄的工资，我对它自然只能望而却步。它的橡木护墙透着高雅，让你感到必须西装革履穿戴好后才能进来。它也有着全迈阿密欣赏比斯坎海湾美景的最佳角度，如果你运气好，有几张桌子能让你充分体会到这一点。
要么是凯尔运气特别好，要么是他对领班施了魔咒，总之他此刻正和德博拉坐在外面一张这样的餐桌旁，慢慢地喝着一瓶矿泉水，享用着一盘看起来像蟹肉饼的点心。我坐到凯尔对面的椅子上，赶紧抓起一块咬了一口。
“嗯，”我说，“我终于知道那些优质螃蟹归天后都去哪儿了。”
“黛比说你有一些线索。”凯尔说。我看着我妹妹，大家一直叫她德博拉，从来没有人叫过她黛比。但是她没有作声，似乎很愿意对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大胆行径视而不见，于是我只好将注意力转回到凯尔身上。他又戴上了那副名师设计的墨镜，当他不经意地用手将头发从额头上捋到脑后时，小指上那枚滑稽可笑的戒指闪闪发亮。
“希望有用，”我说，“但我还是得谨慎行事，免得被清除了。”
凯尔久久地凝视着我，然后摇摇头，脸上极不情愿地露出了一丝笑容，扯着嘴角微微向上翘了四分之一英寸。“好吧，”他说，“是被开除。但这条行规常常行之有效，会让你感到惊讶的。”
“我相信我准会目瞪口呆。”我说着将打印出来的那张纸递给他，“趁我现在还有一口气，你或许想看看这个。”
凯尔皱起眉头，打开了那张纸：“这是什么？”
德博拉探过身去，像一只急不可待的警犬。“你有收获了！我早就知道你会的。”她说。
“只是两个地址。”凯尔说。
“其中一个很可能就是某位有着中美洲背景、不按规矩行医的家伙藏身的地方。”我说，然后将我查找到这两个地址的经过告诉了他。说句公道话，尽管他戴着墨镜，他的眼睛里还是流露出了钦佩的神情。
“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他说，“太好了。”他点点头，一根手指轻轻弹了弹那张纸，“跟踪钱的来源，每次都能有收获。”
“当然，我无法肯定。”我说。
“我敢打赌，”他说，“你已经找到了丹科大夫。”
我看了德博拉一眼，她摇摇头，于是我只好将目光重新转回到凯尔的墨镜上：“这名字真有意思，是波兰人的名字吗？”
丘特斯基清了一下嗓子，望着远处的海湾。“我估计你那时还没有来到世上。当时有一个广告，丹科是一种自动蔬菜切碎机，可以将蔬菜切成片、切成丁——”他转过头来看着我，“我们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丹科大夫。他制作切碎的植物人。如果你远离故乡，目睹非常可怕的事，自然会喜欢这种玩笑。”
“可这一切现在就出现在家门口，”我说，“他怎么会在这儿？”
“说来话长。”凯尔说。
“这表示他不想告诉你。”德博拉说。
“既然是这样，我就再来一块蟹肉饼。”我说。我探身拿起盘子里的最后一块蟹肉饼，味道真不错。
“好了，丘特斯基，”德博拉说，“我们很可能知道这家伙藏在哪里。现在该怎么办？”
他用一只手按住她的手，笑了。“我要享用午餐。”他说，然后用另一只手拿起了菜单。
德博拉望着他的侧影，将手抽了回来：“浑蛋。”
这里的菜肴确实很可口，丘特斯基竭力表现得友好热情，仿佛他已经认定既然无法说出真相，不妨对人笑脸相迎。坦白地说，我很能理解他的做法，因为这也是我惯用的伎俩，德博拉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她板着脸，拨弄着盘子里的菜。凯尔不停地说着笑话，问我觉得海豚队今年夺得冠军的概率有多大。虽然海豚队就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也不在乎，但作为老谋深算的伪装大师，我自然对这话题有几个精心准备过、听起来有几分道理的评价，而丘特斯基似乎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他喋喋不休地说着，竭力表现得开朗友好。
我们甚至还要了甜点，让我觉得“用美食使他们分心”的把戏玩得有点儿过头，尤其是在我和德博拉压根儿没有分散注意力的情况下。不过美食毕竟是美食，如果我开口抱怨，肯定会显得不够厚道。
当然，德博拉可是辛苦了一辈子才养成待人不厚道的习惯。服务员将一盘小山般的巧克力糊摆在丘特斯基面前，丘特斯基拿起两把叉子转向德博拉，她抓住这个机会，将手中的匙子猛地扔到桌子中央。
“不，”她对他说，“我不想再喝一杯他妈的咖啡，也不想再吃这该死的巧克力糊。我要你他妈的回答我。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去抓那个家伙？”
他看着她，感到稍稍有些意外，甚至还有一点儿疼爱，仿佛他这一行的人觉得扔匙子的女人很有能力、非常迷人一样，但他认为她选择的时机稍微有些不对。“我能先吃完甜点吗？”他说。
我们站在饭店外，等待着服务员将德博拉的车开过来。这时，丘特斯基低声嘀咕了一句：“这他妈的……”然后顺着车道走了过去。我看着他走到大门口，对着随意停在一棵棕榈树旁的褐紫色福特金牛做了个手势。德博拉怒视着我，仿佛全是我的错。我们看到丘特斯基冲着车窗挥了一下手，窗户玻璃摇了下来，里面当然坐着时刻保持警惕的多克斯警官。丘特斯基靠着大门，对多克斯说了句什么，多克斯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将车窗玻璃重新摇上，然后开车走了。
丘特斯基回来后什么也没有说，但他看我的眼神有了点儿变化，然后他坐到了副驾驶座上。
向南行驶二十分钟，我们就来到了东西走向的鹌鹑窝路与迪克西高速公路的交会处，旁边正好有一个购物中心。再往前行驶两个街区，一连串小街便将我们带进了一个由蓝领工人组成的恬静小区，这里大多数的房子小而整洁，不长的车道上通常停着两辆车，院子里的草坪上零零星星地放着几辆自行车。
其中一条街道左拐后通向了一条死胡同，我们在这条街的尽头看到了那座房子。外面粉刷着淡黄色的灰泥，院子里草木茂盛。车道上停着一辆破旧的灰色面包车，上面写着几个深红色的字——HERMANOS CRUZ LIMPIADORES（克鲁兹兄弟清洁公司）。
德博拉绕着这条死胡同转了个圈，然后沿着小街将车向前开了大约半个街区。这里有座房子，门前和草坪上停着六七辆车，屋里传出了喧闹的说唱音乐。德博拉将车掉了个头，正对着我们的目标，然后将车停在了一棵树下。“你们觉得怎么样？”她问。
丘特斯基耸了耸肩。“有可能吧，”他说，“我们还是先观察一下。”这是我们半个多小时以来第一次打破沉默。我怎么也无法让大脑平静下来，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飞到了我住处的一个小架子上，那上面有一个红木小盒，里面装着许多载玻片。每一片上都有一滴血。四十扇小窗户，透过它们可以窥视我阴暗的一面。里面有多年前的那位护士长，借口减轻病人的痛苦，小心地注射过量药物，害死病人；木盒里紧挨着的那滴血来自那位杀死了几位护士的中学工艺课老师。真是奇妙的对比，而我喜欢的也正是这种嘲讽。
我轻轻梳理着这一件件往事，更加渴望立刻着手第四十一个对象，尽管第四十个对象麦格雷戈的那滴血还没有干透。可由于这和我的下一个行动密切相关，因而我总有一种半途而废的感觉。我急于尽快将它完成。
只要我确定雷克尔参与其中，然后想出一个法子——
我坐直了身子。或许是那腻人的甜点阻塞了我的颅动脉，我一时忘记了德博拉的新男友。“德博拉。”我说。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由于精神高度集中，微微皱着眉头：“什么事？”
“该告诉我了。”我说。
“别胡说。”
“什么胡不胡说的，根本就没有胡说，而且这一切全都归功于我超强的脑力劳动。你不是说过要告诉我一些事吗？”
她瞥了丘特斯基一眼。他仍然戴着墨镜，死死地盯着前方，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否眨眼。“对了，”她说，“好吧，多克斯当兵时是在特种部队。”
“这我知道，他的个人档案里有记录。”
“兄弟，有一点你不知道，”凯尔说，仍然一动不动地盯着前方，“特种部队有黑暗的一面，而多克斯恰好属于黑暗那一面。”他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快得我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一旦加入黑暗那一面，你就永远别想回头。”
我看着丘特斯基，他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我又看着德博拉，她耸了耸肩。“多克斯是个射手，”她说，“军方将他借用给了萨尔瓦多那些人，他便替那些家伙杀人。”
“有枪就能走天下。”丘特斯基说。
“这倒是很能说明他的个性。”我说。随即想到这也能说明很多其他的事，比如每当黑夜行者大声呼喊时，我都可以听到从多克斯的方向传来的回声。
“你得理解当时的情况。”丘特斯基说，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脸上也毫无表情，因而他的声音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仿佛那声音来自什么人装在他体内的一台录音机，“我们当时相信自己是在拯救世界。为美好的事业献身，也献出我们的希望，结果我们只是在出卖自己的灵魂。我、多克斯……”
“还有丹科大夫。”我说。
“还有丹科大夫。”丘特斯基叹息一声，终于动了一下，转过头来看了德博拉一眼，然后转回头去盯着前方。他摇摇头，由于他刚才一直静止不动，所以这小小的动作反而显得非常夸张且富有戏剧性，我差一点儿鼓起掌来。“丹科大夫最初也和我们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在医学院读书时发现自己身上缺了个零件，可以在人身上随心所欲地干任何事而不会感到内疚。没有任何感觉。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种事多么罕见。”
“我相信一定是的。”我说，德博拉瞪了我一眼。
“丹科很爱国，”丘特斯基继续说道，“所以他也转向了黑暗面。结果，他的才华在萨尔瓦多得到了充分展示。他会接过我们带给他的人，然后——”他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再慢慢呼出来，“妈的，你看到他的杰作了。”
“非常独特，”我说，“很有创意。”
丘特斯基轻轻笑了一声，但笑声中没有任何幽默。“很有创意，是啊，你可以这么说。”丘特斯基缓缓摇了摇头，脑袋慢慢地先转向左边，再转向右边，最后再转向左边，“我说过，他干那种事没有任何愧疚，他在萨尔瓦多爱上了这一行。他会坐在审讯室里，问对方一些个人问题，然后当他开始动手时，他会像牙医那样称呼对方的名字，然后说‘我们来试试第五套’，或者第七套，好像他有不同套路一样。”
“什么样的套路？”我问。这问题问得似乎很自然，既表明我对这话题感兴趣，又能让这场对话继续下去。但丘特斯基突然转过头来看着我，那眼神仿佛我是什么脏东西，需要一大瓶地板清洁剂清洗一下。
“你觉得这很好玩。”他说。
“没有。”我说。
他盯着我看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摇摇头，重新转过头去看着前方。“兄弟，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套路，从来没有问过。抱歉。可能跟他先切除哪个部分有关，从中取乐而已。他会和他们说话，叫他们的名字，让他们亲眼看着他在干什么。”丘特斯基打了个寒战，“也不知怎么的，他的做法使局势变得更加糟糕。你应该想到这一切给对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你产生的影响呢？”德博拉责问道。
他低下头，下巴垂到了胸前，然后抬起头来。“也一样。”他说，“总之，国内终于发生了变化，当然是政治形势，而且是五角大楼。新一届政府不想与我们在那里的所作所为有任何关系，结果我们暗中得到了承诺，只要我们将丹科大夫交给对方，就可以用他来换取对方的政治和解。”
“你们让自己人去送死？”我问。这似乎很不公平，我是说，虽然我可能不必为任何道德感而烦恼，但我至少按规则游戏。
凯尔久久没有说话。“兄弟，我说过我们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他最后说道，脸上又露出了笑容，这次笑的时间长了一些，“是啊，我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他们抓住了他。”
“可他并没有死。”德博拉说，非常实际。
“我们被骗了，”丘特斯基说，“他落到了古巴人手里。”
“古巴人？”德博拉问，“你不是说你们在萨尔瓦多吗？”
“在当时的美洲，哪里只要出现问题，哪里肯定就有古巴人。他们会支持一方，就像我们支持另一方一样。他们需要我们这位大夫。我说过，他很特别。于是他们抓住了他，想利用他，让他住进了派恩斯岛。”
“是度假胜地吗？”我问。
丘特斯基冷笑一声。“可能是最让人想不到的度假胜地。派恩斯岛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监狱之一。丹科大夫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时光。他们告诉他，是自己人出卖了他，他最后终于幡然醒悟。几年后，我们的一个人落到了他们手中，被发现时变成了那副样子，没有胳膊，没有腿。丹科在为他们效力。而现在——”他耸了耸肩，“要么他们放了他，要么他自己逃了出来。他知道是哪些人给他设下了圈套，于是他列出了一个名单。”
“上面有你吗？”德博拉问。
“也许有。”丘特斯基说。
“有多克斯吗？”我问，我也会变得很实际。
“或许吧。”他说，但对我没有多大帮助。丹科大夫的这一切当然非常有意思，但我来这里是有原因的。“总之，”丘特斯基说，“这就是我们的对手。”
对此，我们三个人都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将刚才听到的这番话思考了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帮助我摆脱多克斯带来的烦恼。我得承认，眼下什么也没有发现，真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不过我对这位丹科大夫倒是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么说他也没心没肺，也是条披着羊皮的猛龙，也找到了一个办法来施展他的才华，就像亲爱的德克斯特。可是他现在神经出了点儿问题，开始变得更像另一个猎杀者，不管他那技术带他走向哪个令人不安的方向。
说来也怪，一想到这里，另一个念头悄然回到了德克斯特那不断翻腾的黑暗大脑中。为什么不找到这位丹科大夫，与他来一段黑暗之舞呢？他是一个变了味的猎杀者，跟我名单上其他的人一样。对于他的下场谁也不会反对，就连多克斯也不会。如果说我在这之前只是随便瞎想，那么找到这位大夫现在已经成了头等大事，将我在雷克尔事件上遇到的挫折感一扫而光。
我听到远处传来了隆隆的雷声，午后的暴风雨就要开始了。“妈的，”丘特斯基说，“会下雨吗？”
“每天这个时候都会下雨。”我说。
“这不好，”他说，“我们必须赶在下雨前有所行动。你去吧，德克斯特。”
“我？”我说，从对那种标新立异的行医手法的思索中猛地惊醒过来。
“你去，”丘特斯基说，“我迟一步行动，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是他，我比你更容易对付他，而德博拉——”他冲她一笑，尽管她似乎要对他大发脾气，“德博拉警察气十足，走路像警察，看人的眼神像警察，甚至可能会给他开罚单。他隔着老远就能嗅出她来。所以你去，德克斯特。”
“我去干什么？”我问。
“从那屋子旁边走过去，绕过那个死胡同，然后回来。擦亮眼睛，竖起耳朵，但不要太引人注目。”
“我不知道如何引人注目。”我说。
“太好了，那这对你来说是小菜一碟。”
我顺着人行道慢慢向那座屋子走去。脚下有落叶，还有两个被踩扁的果汁盒，大概是从某个孩子的午餐盒里掉出来的。我从那里经过时，一只猫跑到草坪上，突然坐下来舔爪子，并且隔着安全的距离盯着我。
门前停着很多汽车的那一家，里面已经换了一种音乐，有人在大喊：“喔！”在我一步步走向致命危险的同时，有人仍然在尽情享受生活。一想到这儿，我还是感到很高兴。
我向左拐，走上了通向死胡同的弯道。我看了一眼门前停着面包车的屋子，为自己丝毫没有引起怀疑就完成了这一使命而感到骄傲。院子里杂草丛生，车道上有几张被水浸湿的报纸。似乎看不到一堆堆被扔掉的胳膊或大腿，也没有人冲出来要杀我。不过，我从那里经过时，可以听到里面的电视正用西班牙语播送一场球赛，声音大得吓人。解说员的声音近乎歇斯底里，可一个男人的声音比电视上的解说声还要大。一阵风刮来，夹杂着豆大的雨滴，也带来了屋里传出的氨水味。
我继续向前走，经过了那座房子，回到了车旁。又有几滴雨水落了下来，隆隆的雷声也近在咫尺，但暴雨仍然没有落下来。我上了车，报告说：“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草坪需要修剪，屋子里还有股氨水味。屋里有说话的声音，要么是他在自言自语，要么是屋里不只他一个人。”
“氨水？”凯尔说。
“我想是的，”我说，“可能是清洁剂什么的。”
凯尔摇摇头：“清洁服务不会用氨水，那玩意儿气味太重，但我知道谁需要用氨水。”
“谁？”德博拉问。
他冲她一笑：“我马上就回来。”话音刚落，他就下了车。
“凯尔！”德博拉喊道。但他只是挥了挥手，直接向那座房子的大门走去。“妈的！”德博拉骂了一声。
凯尔敲了敲门，然后站在门口，抬头看了一眼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
大门开了一条缝，一个矮小壮实的男子探头向外张望，只见他皮肤黝黑，乌黑的头发耷拉在额头上。丘特斯基对他说了句什么，两个人起初都没有挪窝。矮个子男人朝街道两头看了看，然后望着凯尔。凯尔慢慢将一只手从口袋里掏了出来，给对方看了什么东西——是钱？那男子看了看他手中的东西，又看了看他，然后打开了门。丘特斯基进去后，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妈的。”德博拉又骂了一声。她使劲儿咬着指甲，这是她少年时期的习惯，长大后再也没有过。指甲的味道显然不错，因为一根手指上的指甲咬完后，她开始咬第二根手指。当她开始咬第三根手指时，小屋的门开了，丘特斯基走了出来，微笑着向我们挥手。门关上了，天终于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水像一堵水墙一样遮住了他的身影。他啪啪啪地跑到汽车前，坐到了副驾驶座上，浑身直往下滴水。
“该死的！”他说，“我浑身湿透了！”
“这他妈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德博拉问。
丘特斯基朝我一扬眉，将额头上的乱发捋到脑后：“她有说话斯文的时候吗？”
“凯尔，真该死。”她说。
“氨水的气味，”他说，“外科手术用不上氨水，清洁工也不需要它。”
“我们已经有过一次经历了。”德博拉打断了他。
他笑了：“可是制造脱氧麻黄碱需要氨水，而这些家伙干的正是这一行。”
“你刚刚走进了一个毒品加工厂？”德博拉说，“你究竟在里面干了什么？”
他笑着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小塑料袋：“买了一盎司麻黄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