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的死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那场致命的大病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是他一生中做的第一件也是最后一件自私的事。他病了一年半，病情逐步恶化，有时候一连几个星期他的病情每况愈下，但经过与病魔的激烈搏斗，又慢慢恢复过来。我们大伙儿都玩儿命地猜测他病情的好坏，脑子都猜晕了。这次他要走了吗，要不他会恢复过来？谁也说不准，但哈里毕竟是哈里，如果我们完全放弃，就是不明智的。不管事情多么艰难，哈里总是做得准确无误，可是在死亡面前，那种本事又管什么用？死亡是注定要来临的，那么他跟病魔进行顽强的搏斗而病情又经久不愈，让我们大家跟着他一起永无止境地受罪，这样做对吗？话说回来，如果他不声不响地离开人世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当时十九岁的我自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过在死亡这个问题上，我比迈阿密大学二年级那些满脸青春痘、呆头呆脑的同学知道的要多得多。
一个秋天的下午，上完化学课后，我信步朝学生会那边走去，德博拉凑到我的身边。“德博拉，”我喊她，我记得自己当时非常学生气，“走，喝杯可乐去。”哈里曾经教导我要经常到学生会那边去溜达溜达，喝杯可乐。他说这样我就像个正常人了，可以学一学那些正常人的举止。
十七岁的德博拉太古板了，她听后摇了摇头。“我想去看看老爸。”她说。不一会儿我们俩驱车穿过市中心，来到临终关怀医院，哈里被送到这里来了。进了临终关怀医院可不是什么好消息。那就是说，医生认为哈里必死无疑了。
我们到了那里，看到哈里的脸色很不好。他脸色发青，身体贴在床单上不能动弹。我想我们来得太晚了。在与病魔进行的长期搏斗中，哈里已经瘦骨嶙峋，面容憔悴，一会儿要见这个，一会儿要见那个，仿佛他体内有一种东西一边噬咬着他的肌肉，一边往外爬。他身旁的呼吸器发出咝咝的声响，那是死神从活人墓里发出的声音。严格地说，哈里还活着。“爸，”德博拉说着，握住他的手，“我把德克斯特带来了。”
哈里睁开眼睛，脑袋扭过来面对着我们俩，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他从枕头那边推了过来。哈里的眼睛完全变了样，整个儿就是两个阴暗的蓝色深坑，呆滞、空洞、无神。哈里的身体还活着，但精神已经离他而去了。
“不是很好，”护士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正想办法让他感到舒服一点儿。”她毛手毛脚地从托盘里拿起一支大号的注射器，吸进药水，针头向上，挤出里面的气泡。
“等等……”声音十分微弱，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呼吸器发出的响声。我环顾房间的四周，目光最后落在奄奄一息的哈里身上。他那双呆滞、空洞的眼睛后面闪烁着一朵小小的火花。“等等……”他又说了一遍，朝护士点了点头。
护士要么是没听见，要么是故意不理睬他，走到他的身边，轻轻地抓起他瘦削的手臂，拿着一个棉球擦拭起来。
“不……”哈里轻轻地喘息着，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我看着德博拉。她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完全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架势。我又看了哈里一眼。他与我四目相对。
“不……”他说着，此时他眼里流露出来的神色很像是恐惧，“打针……”
我朝前跨上一步，不等护士把针扎进哈里的静脉就紧紧地攥住了她的手。“等等。”我说。她抬起头来看我，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她眼里闪烁着一种异样的光芒。我惊讶地后退了一步。那是一股冷酷的怒火，是一种毫无人性、只有蜥蜴才会有的表情，那神态好像整个世界都是她的禁猎区。虽然我只看到护士稍纵即逝的一个眼神，但我明白了其中的全部意思。她想把针头扎进我的眼珠子里，想把针刺进我的胸膛，然后不停地搅和，直到我的肋骨一根根断裂，心脏跳到她的手心里，然后她使劲儿地揉搓，把我的小命给了结了。她整个儿就是一头野兽，一个猎人，一个杀手，一个没有灵魂的恶魔。
就像我一样。
不过，她的脸上很快又挂上了那种格兰诺拉麦片一样虚假的微笑。“亲爱的，这是怎么啦？”她说，声音十分甜美，完全是一个护理临终病人的模范护士。
我的舌头大得连嘴巴也容不下，似乎过了好几分钟我才能回答她这个问题。不过，我最后还是说了声：“他不想打针。”
护士又笑了，她脸上的笑容非常美丽，就像一个智慧无边的天神赐福给众生。“你老爸的病很重，”她说，“他很痛苦。”护士举起注射器，一束光从窗口射进来，照在注射器上，针头闪闪发光，注射器就像是她的圣杯。“他需要打一针。”护士说。
“他不想打针。”我说。
“他很痛苦。”护士说。
哈里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见。这时我的眼睛正盯着护士的眼睛，她也盯着我。我们俩活像两头猛兽虎视眈眈地看着一块肥肉。我在哈里的床边坐了下来，但眼睛仍然盯着护士。
“我……想要……痛……”哈里说。
这下子我的眼睛猛地转过来俯视着哈里。只见他那副越来越瘦的身子骨躺在床上，脑袋四周剪得很短的头发突然变大了，大得与脑袋失去了比例。他又回光返照，从云里雾里一路杀了回来。他朝我点点头，伸出手来攥住我的手，使劲儿捏着。
我回头看着那位临终关怀护士。“他宁愿忍受痛苦。”我告诉她，只见她眉头微微一皱，恼怒地摇了摇头。我仿佛听到一头凶猛的野兽在疯狂地嚎叫，因为它的猎物呼地一下子钻进了洞里。
“我得告诉大夫。”她说。
“好吧，”我告诉她，“我们就在这儿等着。”
我看着护士迈着优美的步伐出了门，就像一只吃人的猛兽。我感到手上有一股压力。哈里看见了我注视护士时的那副模样。
“你……可以看出……”哈里说。
“那个护士吗？”我问他。他闭着眼睛，微微地点了点头，就点了那么一下。“是的，”我说，“我能看出。”
“像……你……”哈里说。
“什么？”德博拉问道，“你们俩在说什么呀？爸爸，你没事吧？‘像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喜欢我，”我说，“爸爸是说护士很可能看上我了，德博拉。”我告诉她，然后转身面对着哈里。
“哦，对了。”德博拉咕哝着，但我一门心思都在想着哈里。
“护士做了些什么？”我问他。
他用力摇着手，但只能微微地晃动。他的身体抽搐着。我明白他的痛苦又回来了，而他早就预料到了。“太多了，”他说，“她……给得太多……”这会儿他喘着粗气，闭上了眼睛。
那一天我很傻，没有立刻明白他的意思。“太多的什么？”我问。
哈里睁开一只模糊而混浊的眼睛。“吗啡。”他低声说。
我觉得一束强光照在身上。“药物过量，”我说，“她使用过量的药物杀人。在这种地方，这么做几乎算得上是她的职业，谁也不会说三道四。怎么啦？那是——”
哈里又捏了一把我的手，于是我停止了唠叨。“别让她这样，”他沙哑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令人惊讶的刚毅，“别让她……再给我打麻醉药了。”
“告诉我，”德博拉声音沙哑地说，“你们爷儿俩到底在说什么？”我看着哈里，这时一阵剧痛朝他袭来，他闭上了眼睛。
“他在想，这个……”说到这里我一惊，声音由大变小，直到完全消失。德博拉完全不知道我的底细，哈里跟我说过，要我别让她知道。所以如果我把这事告诉她，就要露馅儿了。“他认为护士给他注射的吗啡太多了，”我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是有意的。”
“简直是神经病，”德博拉说，“可她是护士呀。”
哈里看了她一眼，但一言不发。说真格的，德博拉天真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该怎么办？”我问哈里。
哈里长时间地端详着我。刚开始我还以为他的思绪随着疼痛游走了，但是当我再次注视他时，才发现他还是那样全神贯注。只见他的下颌拼命往下拉，我真担心骨头会把他那苍白的薄皮肤顶破。他的眼神清澈而敏锐，就像当年他第一次决定让我为今后的人生做好准备一样。“阻止她。”他过了很久才说。
一股强大的激情传遍我的全身。阻止她？这可能吗？阻止她的意思是——在这之前，哈里一直帮我控制住我体内的那位黑夜行者，用迷路的宠物来喂养他，带他去捕猎野鹿。有一次，一只野生的猴子在南迈阿密一带骚扰居民，我和黑夜行者一道大出风头，逮住了那只野猴。猴子跟人十分接近，几乎算得上是人了，但这种说法当然不对。我们俩一道从理论上进行了策划，如何追踪，如何销毁证据，等等。哈里知道这种事总有一天会发生，但他希望我做好准备，选择正确的对象。阻止她？难道他是那个意思？
“我去跟大夫谈谈，”德博拉说，“请大夫调整你的药量。”
我张开嘴巴想说话，但是哈里捏了一把我的手，痛苦地点了点头：“去吧。”于是德博拉转身去找大夫了。她一走，屋子里便充满了一种奇怪的寂静。我只是一个劲儿地想着哈里的那句“阻止她”。我久久地站在那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窗外的花园，盯着花园里喷泉四周的那一簇红花。时间在流逝。我只觉得嘴巴很干。“德克斯特——”过了好大一会儿，哈里说。
我没有回答。我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回答他。“是这么回事……”哈里带着痛苦的神情慢吞吞地说，我猛地转过头来俯视着他。看到我的注意力转回到他身上，哈里勉强朝我露出半个笑脸。“我很快就要走了，”哈里说，“我无法改变你的……为人。”
“我什么样的为人哪，爸？”我说。
他那绵软无力的手一挥。“迟早……你总是……要……对人下手的，”他说。我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为这个主意欢呼，“那些死有余辜……的人……”
“就像这个护士。”我含糊地说。
“是呀。”他说，长时间地紧闭着眼睛。等他再次开口说话时，声音因为痛苦而变得模糊不清。“她应该得到这样的下场，德克斯特……”他呼出一口粗气，我能听见他舌头嗒嗒作响的声音，好像嘴里很干似的，“她故意……给病人使用过量的药物……有目的地……置人于死地……她是个杀手……”
我清了清嗓子，觉得脑子很笨拙，神志不清，毕竟这是一个年轻人一生中的转折点。“你是想让——”我说，声音忽然哽住了，“爸，如果我……阻止她，那成吗？”
“成，”哈里说，“阻止她。”
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应该把哈里的意思弄个一清二楚：“您是说，干我过去经常干的那种事？就像对付那只猴子那样？”
哈里闭上眼睛，显然一阵痛苦的狂潮又涌了上来，而他正在随波逐流。他轻轻地、没有节奏地呼吸着。“阻止……那个护士，”他说，“就像……那只猴子……”他的脑袋微微往后一仰，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不住地喘着粗气。
嗯。
就这样了。
“阻止……那个护士，就像……那只猴子……”这句话里洋溢着一股粗野的格调。但是在我嗡嗡作响的大脑里，每一个字都像音乐一样悦耳。哈里对我松了手，我得到了他的允许。以前我们爷儿俩一起谈论过将来某一天去干那种事，可他总是拦着我。一直到现在。
“我们俩谈过……这事，”哈里说着，仍旧闭着眼睛，“你知道是去干什么……”
“我跟大夫谈过了，”德博拉说着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他待会儿下来，把处方单上的药量调整一下。”
“好的。”我说，只觉得体内有个东西升腾而上，从脊梁骨的底部一直蹿到脑门儿上，一股电流汹涌地震动着我的全身，像一顶黑云罩在我的头顶。
“我去跟护士说说。”
德博拉露出惊慌的神色，大概是因为我说话的语调很奇怪。“德克斯特——”她说。
我停下脚步，极力抑制住内心那股狂野的、汹涌澎湃的喜悦之情。“我不想发生误会。”我说。这句话的声调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怪异。我一把推开德博拉，从她身边走了过去。我不想让她注意到我的表情。
走廊上放着一堆堆干净整洁的白色亚麻布。我左一拐右一弯地穿过去，只觉得黑夜行者第一次在驱使着我。那种事我迟早是要做的，因为我生来就是做那种事的人。
于是我终于把那件事做了。
我把那件事办成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那件事的记忆至今仍在我的体内搏动着。当然，那第一滴干涸的血滴至今仍保存在我的载玻片上。那是我的第一次行动，任何时候拿出那一块小小的载玻片，看一看上面的血迹，我都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而我经常回忆那件事。对德克斯特来说，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临终关怀护士成了我的第一个游戏伙伴。她为我开启了许多奇妙的大门。我学到了那么多东西，发现了那么多新鲜的事物。
想起血迹载玻片，我还没有把贾沃斯基的血迹弄到手呢。往往是这种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细节使一些行动上的强者烦躁不安、神经过敏。我需要一块盛着贾沃斯基血迹的载玻片。没有这个，贾沃斯基的死就白搭了。现在看来那是一个愚不可及的小插曲，完全是一个白痴心血来潮的时候才会干的蠢事，是一件没有完成的工作。因为我没有搞到载玻片。
我神经质地摇晃着脑袋，极力想把脑细胞摇回脑子里。我想驾着船在凌晨时分出去兜风，也许咸涩的海风能够清除脑子里的愚蠢。要不，我可以朝南直奔土耳其海角，这样阳光的辐射也许能够把我变成一个理智的动物。然而我还是待在家里，煮起了咖啡。是呀，没有载玻片，这次行动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我的思绪又回到那一幕：凉爽的微风吹拂着那个在地上蠕动着的小人，他喜欢伤害孩子。那几乎算得上是一个开心的时刻。当然，十年后这件事的记忆就会消退，而没有载玻片，我就无法再回忆起这件事来。我很需要这样一件纪念品。嗯，咱们还是走着瞧吧。
咖啡煮开了，我翻起报纸来，与其说脑子里有什么具体的希望，还不如说是泛泛的期盼。一般来说六点半之前送报的来不了，而星期天则要到八点以后才能来。这是社会解体的又一个明显的例证，哈里当年对社会解体这个问题忧心忡忡。此刻如果你不及时把报纸给我送来，怎么能指望我不去杀人呢？
没有报纸，没关系。哈里曾经警告我，绝对不要做剪贴报纸之类的蠢事。而媒体如何评论我的冒险行动，我是不屑一顾的。但是这一次情况有点儿不同，因为我太冒失了，没有彻底销毁留下的痕迹，因此我颇有一些顾虑。我只是有点儿好奇，想看看他们怎样评价那位跟我不期而遇的老兄。于是我喝着咖啡，坐了三十五分钟，这时忽然听到报纸被扔到门上时发出的啪的一声。我把报纸拾起来，迅速地开始浏览。
那些新闻记者是从来不为往事烦恼的。那份曾经吹嘘过“警察围捕杀手”的报纸现在却大声叫喊“卖冰人的故事融化了”！这一篇报道很长，文笔也很优美，情节很富有戏剧性。作者详细地描述了一具伤痕累累的尸体是如何在老刀匠路附近的建筑工地上被人发现的。“迈阿密警察当局的一位发言人”——我可以肯定那是指拉戈塔——说，现在对这起事件做出定论还为时过早，但是这很可能是一起模仿性质的杀人案。报纸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然后大声地质问：那位在押的著名人物达里尔·厄尔·麦克黑尔是不是真正的杀手？要不，最近这次对公共道德的践踏是不是可以证明真正的杀手仍然逍遥法外？报纸谨慎地指出，我们怎么能相信两个这样的杀手同时逍遥法外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推理，而在我看来，如果警方把足够的精力和智力用在追寻凶手上面，整个案子到现在就应该结束了。
不过阅读这样的东西是很有意思的，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的猜测。我的天，这头发疯的野兽现在仍然逍遥法外，这有可能吗？那谁还有安全感呢？
电话铃响了。我瞥了一眼墙上的钟，已经六点四十五分了。一定是德博拉打来的。
“我正在读这条新闻。”我对着电话说。
“你说过，会更大，”德博拉告诉我说，“更轰动。”
“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很天真地问。
“可受害者连妓女都不是，”她说，“是庞斯初级中学一个看门的临时工，在老刀匠路那边被人宰了。这是个什么鬼案子呀，德克斯特？”
“德博拉，你也知道我并不是无所不知呀，对不对？”
“也不符合前几个案子的模式，你说过凶手会采用冷藏的方法，现在冷藏在哪里？还有，你说作案的地点是一个十分狭小的空间，可这个案子你又怎么解释？”
“德博拉，这是迈阿密，什么东西都有人偷。”
“也不是模仿作案，”她说，“跟别的案子风马牛不相及。连拉戈塔都说对了。她的话都上了报。让你那一套理论见鬼去吧，德克斯特。我马上就要成为大伙儿的笑柄了，这只不过是一起偶然的杀人案，要不就跟吸毒有关。”
“你把这一切都推到我的头上也不公平啊。”
“真他妈的见鬼，德克斯特。”她说着把电话挂了。
早上的电视新闻花了整整九十秒钟报道这个惊人的发现，描述那具伤痕累累的尸体。第七频道的报道绘声绘色。但是叙述得最详细的还是报纸。报纸对这起暴行的描述，字里行间有一种灾难临头的阴森之感，这种感觉甚至延续到了天气预报里，但是我敢肯定，这种感觉主要是缺少照片造成的。
迈阿密又迎来了美丽的一天，既有被肢解的尸体，也有下午会下阵雨的可能性。我穿好衣服去上班。
我之所以这么早就去上班，是因为我有一个小小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再说了，我在路上还要停下来吃早点呢。我买了两个油煎饼、一个苹果馅儿面包圈和一个肉桂卷儿，这个肉桂卷儿跟我的汽车备用轮胎一楼大。我一边开着车喜气洋洋地穿行在危险的车流中间，一边吃下了那个油炸面包圈和一个油煎饼。在基因遗传过程中，我继承了上一代人的许多优点：良好的新陈代谢、高大的身材、强健的体魄。这一切都有助于我的业余爱好。另外还有人说我的长相也不赖，这大概是对我的恭维。
而且我也不需要太多的睡眠，这一点今天早上对我特别有利。我希望抢在文斯·增冈之前到达办公室，现在看来这已经不成问题了。我手里拎着白色的纸袋作为掩护走了进去，看见他的办公室里黑乎乎的。我迅速地扫视他的工作间，看哪个物证盒上贴着有贾沃斯基的名字和昨天的日期的标签。
找到这个物证盒后，我飞快地拉出几缕肌肉组织的抽样。里头还多着呢。我戴上乳胶手套，飞快地把抽样在我那块干净的载玻片上挤压。我也知道又一次铤而走险是多么愚蠢，但是又不得不把载玻片弄到手。
我刚把载玻片塞进密封的塑料袋里，就听到背后文斯进来的声音。我迅速地把东西收拾好，转过身来面对着门。这时文斯走了进来，看见了我。
“我的天哪，”我说，“你不声不响的，一定是受过日本武士的训练。”
“我有两个哥哥，”文斯说，“对付他们跟接受那种训练差不多。”
我举起白色的纸袋，朝他一鞠躬：“师父，我给您带来的礼物。”
他好奇地瞅着纸袋：“阿弥陀佛，徒弟，这是什么呀？”
我把袋子抛给他，袋子砸在他的胸口上，然后掉在地上。
“你那日本武士的本事也不过如此嘛。”我说。
“我这高度协调的身体需要咖啡才能运作，”文斯告诉我说，同时他弯腰拾起地上的纸袋，“里面是什么来着？好痛啊。”他把手伸到袋子里面，皱起眉头，“最好别是尸体碎片。”他抽出那个巨大的肉桂卷儿，斜着眼看了一会儿，“呵，天哪。我们村今年可不会闹饥荒了。徒弟，我们都得感谢你呀。”他鞠了一躬，举起肉桂卷儿，“乖孩子，说是还债，其实呀，也是给大伙儿送来了福气。”
“既然是这样，”我说，“昨天晚上老刀匠路附近发现的那个案子，卷宗在你这儿吗？”
文斯咬了一大口肉桂卷儿，嘴唇上沾满了糖霜，慢吞吞地嚼着。“嗯，”他说着，咽下一口，“咱们是不是觉得受到了冷落啊？”
“如果‘咱们’指的是德博拉，那你就说对了，”我说，“我答应帮她瞧瞧这个案子的卷宗。”
“嗯，”他说着，嘴里塞满了肉桂卷儿，“这—次—的—血—迹—可—多—了。”
“请原谅，师父，”我说，“您的话我没听明白。”
他嚼着，又吞下一口：“我是说，至少这次的血迹很多。不过，你照样只能作壁上观。这次报案的电话是布拉德利接的。”
“我能看看卷宗吗？”
他又咬了一口：“他—还—活—着。”
“不错，这我可以肯定。你说外语似的，能不能把话说清楚点儿？”
文斯把那一口肉桂卷儿吞了下去：“我说，受害者的腿被砍下来的时候，人还是活的。”
“人类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是不是？”
文斯把油煎饼一股脑儿塞进嘴里，抓起卷宗，递给我，与此同时还咬了一大口肉桂卷儿。
我一把接过文件夹。
“我得走了，”我说，“免得你说话又要费那么大劲儿。”
他把肉桂卷儿从嘴里抽出来。“太晚了。”他说。
我慢慢地走回自己那个舒适的小天地，瞥了一眼文件夹里头的东西。死尸是赫瓦西奥·塞萨尔·马特兹发现的。他的口供放在文件夹的最上面。他是一名保安，受聘于萨戈保安公司，干这个工作已经有十四个月了，没有犯罪前科。马特兹发现尸体的时间大约是晚上十点十七分，他立刻在现场进行了搜查，然后才报警。他开始想当场逮住那个作案的傻帽儿，因为在他赫瓦西奥值班的时候是不允许任何人干这种事的，可是偏偏有人不信他这个邪。于是他觉得凶手是在跟他较劲儿，他得亲手逮住暴徒。结果他落空了。凶手没有在任何地方留下痕迹。
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把整个案件看作他个人的事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愤慨之情，这样的暴行是无法容忍的。另外，我也暗自庆幸，因为他的荣誉感给了我足够的时间逃离现场。这又一次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从来都认为道德观念是一钱不值的。
我拐了一道弯走进自己那间黑乎乎的办公室，刚好迎面碰上拉戈塔探长。“哈，”她说，“你看上去脸色不是很好哇。”不过说这话时她的身子没有动弹。
“我不是那种上午精神特别好的人，”我告诉她，“我的生物钟在中午之前都是停止的。”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这时我跟她之间的距离只有两厘米。“我觉得你的生物钟还可以嘛。”她说。
我从她的身边绕过去，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今天早上，我可以为法律的尊严做一点儿小小的贡献吗？”我问她。
她瞪着我。“你有一条信息，”她说，“在留言机上。”
我看了一眼电话留言机。果然，信号灯在闪烁。这个女人真不愧是个名副其实的侦探。
“是个女的，”拉戈塔说，“听上去好像没睡醒似的，不过说话的口气好像很开心。德克斯特，你有女朋友了吗？”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挑衅的味道。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说，“如今的女人都那么野。你要是像我这样的帅哥，她们绝对会一头栽进你的怀里。”也许我的措辞有点儿问题，话刚出口，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不久前这个女人一头扎进我怀里的情形。
“小心点儿，”拉戈塔说，“迟早有一个会黏住你的。”我不知道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乍一听让人很不安。
“你这话不错，”我说，“不过趁她还没得手，咱们还是carpediem吧。”
“什么？”
“是一句拉丁语，”我说，“意思是说‘在白天抱怨’。”
“昨儿晚上的事，你知道了些什么？”她突然说。
我举起卷宗。“我这不是在看吗？”我说。
“我说的不是这个，”她说着皱起眉头，“不管他妈的那些记者怎么说，麦克黑尔是有罪的。他供认了。而这个案子跟那不是一回事。”
“依我看，好像完全是巧合，”我说，“同时出现了两个残暴的杀手。”
拉戈塔耸了一下肩膀：“这里是迈阿密，你说呢？那些家伙都到这儿来度假。坏人也太多了，我不可能把他们都一网打尽。”
说真格的，除非那些坏蛋自己一头撞进这栋楼里来，或者钻进她的汽车前座，否则她一个也抓不到。不过，眼下还不是把这些都抖搂出来的时候。拉戈塔朝我靠近一步，用一个暗红色的手指甲轻轻弹了一下文件夹：“德克斯特，我想请你帮我在这里面找一样东西，证明这两个案子不是一回事。”
我的心里豁然开朗：她受到了压力，心里很不是滋味。她的压力很可能来自马修斯局长。马修斯这个人哪，只要别人不写错他的名字，他对报纸上的消息就深信不疑，而拉戈塔需要一点儿火力进行回击。“当然不是一回事喽，”我说，“可你干吗找我呀？”
她眯着眼瞪了我一会儿，神情很古怪。记得有一次，丽塔硬是拽着我去看了一场电影，电影里头有一个人物就是这副模样。这会儿拉戈塔探长为什么要用那样的目光看我，我就说不准了。“我让你参加案发后七十二小时案情通报会，”她说，“尽管多克斯恨不得要了你的命，我还是让你留下了。”
“那就谢谢了。”
“因为有时候你对这种事情很有感觉，对这些连环谋杀案，大伙儿都说德克斯特有时候很有感觉。”
“哦，是吗，”我说，“那只不过是我运气好，有那么一两次猜对了。”
“再说，我需要实验室里有那么一个能找出些蛛丝马迹的人。”
“那你干吗不去找文斯呀？”
“他脑子没你灵，”她说，“你能找到我需要的东西。”
她仍然紧挨着我，近得我都能闻到她身上洗发香波的气味，我感到很不自在。“你需要的东西我一定会找到的。”我说。
她朝留言机点了点头：“要给她回电话吗？你可没时间去追女人哪。”
她没有做任何解释，过了好大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原来她是说留言机上的那条信息。我朝她露出最有风度的微笑：“探长，是女人在追我呀。”
“哈，这下给你说对了。”她久久地注视着我，然后转身走开了。
我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走开的背影，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就在她拐过墙角身影即将消失的一刹那，她抚了一下屁股上的裙子，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然后她走出了我的视线，走进了凶案组的重重迷雾中。
我呢？可怜、可爱、惶惑的德克斯特呢？我还能做点儿什么？我一屁股坐到办公椅上，按了一下留言机的按钮。“喂，德克斯特。是我呀。”当然是你喽。我一听那个古怪、缓慢、有点儿刺耳的“是我呀”，就知道是丽塔。“嗯……我在想昨天晚上的事情。给我回话，先生。”正像拉戈塔所说的那样，丽塔的声音听上去很疲倦，但是很开心。看来，我现在真的有女朋友了。
这种疯狂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这么坐着，思索着人生中一些残酷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经过这么多年孤寂、独立自主的生活，我突然被一群饥饿的女人团团包围了。德博拉、丽塔、拉戈塔——她们没有了我都无法生活下去。可是我想的是花上一点儿时间好好地与那位凶手交谈交谈，而他却是那样害羞，偷偷摸摸地把芭比娃娃扔到我的冰箱里。难道这样公平吗？
我把一只手放进口袋里，摸着那块小小的载玻片，而它正稳稳当当地躺在密封塑料袋里。有那么一阵子，我感到心里好受了点儿。不管怎么说，我从事着一项事业。人生唯一的义务就是找乐，而此刻我心里就是乐呵呵的。光一个“找乐”还不能说明一切。关于那个捉摸不透的虚幻人物，我宁愿拿出自己寿命中一年的时间作为代价，对他进行更多的了解。他用自己高超的手段毫不留情地逗我玩儿。事实上，我几乎把自己生命中一年的光阴作为代价用在贾沃斯基这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上了。
是的，有些事的确很有意思。警察局的人真的说我对连环谋杀案有感觉吗？这可是一件伤脑筋的事。那就意味着我精心穿上的伪装差不多就要被揭开了。有好多次我显得过于聪明，这样是会惹上麻烦的。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暂时装傻？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细心的观察，我仍然不知道怎样装傻。
我打开贾沃斯基案件的卷宗，经过一个小时的研究，我得出了两条结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尽管我是马马虎虎地凭着一时的冲动去作案的，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过失，但是我已经成功地逃离了法网。其次，可能有某种方法让德博拉从这个案子里捞到好处。如果她能证明这个案子也是原来那位艺术家的作品，而拉戈塔又死死地抱着她那个模仿杀人的理论不放，那么德博拉可以突然从一个连给警察局煮咖啡都不让人放心的角色，摇身一变成为一道本月的风味佳肴。当然，这几个案子实际上并不是同一个人做的，但在这种时候提出不同的看法是难能可贵的。再说了，既然我可以断言很快将会发现更多的尸体，那么我也就不值得去为这个伤脑筋。
与此同时，我要给那位讨厌的拉戈塔探长提供一条长长的绳索让她自己去上吊。就我个人的利益而言，这根绳子也是派得上用场的。一旦拉戈塔被逼到无路可走的境地，成了众人眼里的白痴，她一定会豁出去，把过错全推到一个实验室技术员的头上，因为是这个傻乎乎的技术员给她提供了错误的结论——而这个技术员就是呆头呆脑、默默无闻的德克斯特。这样一来我就名声扫地了，在大伙儿的心中变回原来那个智力平平的庸人。退一步说，我也不会因此而丢掉饭碗，因为我的工作是分析血迹图案，而不是给案件定性。这样一来，拉戈塔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傻帽儿，而德博拉会声名鹊起。
事情竟然进行得这么顺利，真是太妙了。我给德博拉打了个电话。
第二天中午一点半，我在机场北边的闪电餐馆里见到了德博拉。这家餐馆位于一条狭长的商业街上，离机场只有几个街区。餐馆的一边是一个卖汽车零部件的小铺子，另一边是一家枪支商店。这个地方离戴德县警察局总部不是很远，我们俩都很熟悉。闪电餐馆的古巴三明治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也许这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但我可以向你打包票，如果有一天半夜你肚子饿了，只需要一个“午夜三明治”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你只能到闪电餐馆来。自1974年以来，咱们摩根一家就经常到这儿来吃饭。
我感到内心有些激动——如果不是庆祝的话，那么至少是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情况正在一步步地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我之所以开心，大概是因为我干掉了可爱的贾沃斯基老兄之后，紧张的情绪得到了缓解。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的心情好极了。我点了一杯麻梅，这是一种具有古巴风味的牛奶混合饮料，味道很像是用西瓜、桃子和杧果汁混合而成的。
当然，我这种非理性的情绪是无法与德博拉分享的。瞧她那脸色，极度的阴郁、消沉，好像她在一边观察一边模仿大鱼的面部表情似的。
“别这样，德博拉，”我请求她说，“如果老这样，你的脸会定形，别人就会说你像一条石斑鱼。”
“反正没人说我像警察，”她说，“因为我很快就不是警察了。”
“别瞎说，”我说，“我不是答应了你吗？”
“是呀。你还说这个法子会起作用。可你没说马修斯局长会给我瞧什么样的脸色。”
“哦，德博拉，”我说，“他给你脸色看了？太遗憾了。”
“去你的吧，德克斯特。你又不在场，再说那也要不了你的小命。”
“我告诉过你，暂时是得受点儿委屈，德博拉。”
“嗯，这一点倒是给你说对了。按照马修斯的意思，差不多快要暂停我参与破案的资格了。”
“可他允许你在业余时间继续调查这个案子，是吗？”
她嗤之以鼻：“他说：‘摩根，我没法儿阻拦你。不过，我很失望。我不知道你父亲要是活着的话，会说什么。’”
“你说了吗，‘我父亲绝对不会把一个无辜的人关起来就结案的’？”
她露出惊讶的神色。“没有，”她说，“可我是这么想的。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心思的？”
“可你并没有说出来，对吧，德博拉？”
“没有。”她说。
我把玻璃杯推到她面前：“来点儿麻梅吧，妹妹。事情开始有转机了。”
她瞅着我：“你敢肯定你这么干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
“绝对不是的，德博拉。我哪有那个本事啊？”
“不费吹灰之力。”
“说真格的，妹妹。你得相信我。”
她盯着我的眼睛，然后她的眼皮垂了下去。她仍然没有碰那杯麻梅。“我相信你。不过我敢向上帝发誓，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抬起头来看着我，一种奇异的表情在她的脸上忽隐忽现，“德克斯特，有时候我真觉得不应该相信你。”
作为哥哥，我朝她露出了安慰的微笑：“我敢打包票，两三天之内又会出现新情况。”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她说。
“我知道我没那个本事，德博拉。可我敢断定，我真的敢断定。”
“那你说话的口气干吗那么开心哪？”
我想说是这种想法让我开心：想到又能看见无血尸体的奇迹，我比什么都开心。当然，那种兴奋德博拉是无法与我共享的，于是我这话到了嘴边却没有说出来。“这很自然嘛，我只是替你高兴。”
她哼了一声。“那就对了，我把这茬儿给忘了。”她说。不过，她终于呷了一口那杯混合饮料。
“听着，”我说，“要么拉戈塔是对的——”
“那就是说我没命了，被人耍了。”
“要么拉戈塔错了，你依然还活着，还是那么聪明。眼下你不是好端端地跟我在一起吗，妹妹？”
“嗯。”她说着，显得很生气，而我还是那么有耐心。
“如果你喜欢赌博，你会把赌注压在拉戈塔身上吗？不管什么事情她说的都是对的？”
“也许在穿着时髦这个问题上她总是对的，”德博拉说，“她的穿着打扮的确很酷。”
服务员送来了三明治，很不耐烦地把盘子扔到桌子中间，然后不声不响，一阵风似的转身回到柜台后面去了。不过，三明治很好吃，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这里的三明治比城里哪一家的“午夜三明治”都好吃。面包的外皮很脆，里头却很酥软，猪肉和酸黄瓜搭配得恰到好处，奶酪也融化得很充分——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啊。我咬了一大口。德博拉拨弄着杯子里的吸管。
我吞下那口三明治：“德博拉，如果我那条完美无缺的逻辑推理无法让你打起精神来，闪电餐馆的三明治也不能让你打起精神来，那你就无可救药了，那就说明你已经死了。”
她那石斑鱼似的脸对着我，吃了一口三明治。“那好哇，”她面无表情地说，“想瞧瞧我打起精神来？”
可怜的德博拉仍然不信我的话，这对我的自尊心是莫大的打击。不过我还能做一件小事，我可以喂一喂拉戈塔——用来喂她的食品不像闪电餐馆的三明治那样可口，但也算得上美味佳肴。于是当天下午，我到那位探长大人的办公室去拜访她，她的小隔间位于一个大房间的角落，大房间里还有五六个这样的小隔间。当然她的小隔间是最豪华的，隔板上挂着好几张格调高雅的照片，有她自己的，也有名人的。我认得其中的葛洛丽娅·艾丝特凡、麦当娜和豪尔赫·马斯·卡诺萨。办公桌上有一只翡翠绿的吸墨台，外面套着一个皮套子，吸墨台的另一边是一个高级的绿色玛瑙笔筒，笔筒的正中间镶嵌着一个石英钟。我进来的时候，拉戈塔正在连珠炮似的讲着西班牙语。她抬头瞥了我一眼，但还没有看见我，目光就游移开了。过了片刻，她的目光又回到我的身上。这一次她可把我看了个彻底，皱了皱眉头，说：“好了，好了。Ta luo。”最后那句话是古巴的西班牙语，意思是“回头见”。她挂上电话，继续盯着我看。
“给我带来了什么？”她过了好久才说。
“大大的福音哪。”我告诉她。
“如果你是说好消息，那我倒想听听。”
我用脚把一把折叠椅钩了过来，挪到她的小隔间里。“毫无疑问，”我说着在折叠椅上坐下来，“你关到牢里去的就是真凶。老刀匠路那起谋杀案是另外一个凶手干的。”
她端详着我。我简直不能相信她的大脑需要花那么长时间来处理这个信息。“你能够证实吗？”她过了很长时间才问，“可以肯定吗？”
我当然可以证实，可以肯定。不过，我并不打算去证实。相反，我只是把文件夹撂在她的办公桌上。“事实本身会说话，”我说，“关于这一点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一点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明白。我说着拉出一页纸来，这是我经过精心筛选然后打印出来的资料，内容是对最近几件案件进行的详细比较。“首先，最近这位受害者是男性，而前面那几个受害者都是女性。这位受害者的尸体是在老刀匠路附近发现的，而麦克黑尔的受害者都是在塔迈阿密胡同发现的。这位受害者的尸体相对完整，而且放在被害现场没有动。而麦克黑尔的受害者完全被肢解了，尸体是被运到别的地方然后抛下来的。”
我滔滔不绝地说，她全神贯注地听。这份清单开得可够绝的。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把最显眼的细节进行了最荒唐可笑、最愚蠢的比较，我得说，这件事干得很漂亮，而拉戈塔自个儿扮演的角色也很到位。她对我的资料深信不疑。不过话说回来，她只是听进了自己想听的东西。
“总而言之，”我说，“这起新的谋杀案从指纹上看是仇杀，很可能与吸毒有关。关在牢里的那个家伙是前几起谋杀案的凶手，而那几起谋杀事件已经绝对地、毫无疑问地、百分之百地了结了，永远地终止了。”我把那份清单递了过去。
她接过清单，看了很长时间，皱了皱眉，眼睛把那张纸上上下下扫了几个来回。她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接着她把清单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把一个翡翠绿的订书机压在上面。
“好的，”她说着，把那个沉甸甸的订书机掉了一个方向，现在订书机跟吸墨台对齐了，“好的。很好。这很有用。”她瞅着我，同时她仍然是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脸上的皱纹仍然没有动，然后她突然笑了，“好的。谢谢你，德克斯特。”
这是一种出乎意料的、发自内心的微笑。如果我有灵魂的话，看到她这种微笑，我一定会内疚不已的。
她站在那里，仍然露出笑脸，我正准备走开，她的双手猛地搂住我的脖子，拥抱起我来。“我真的得谢谢你，”她说，“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她摩擦着我的身体，那意思只能是挑逗了。即使是在银行保险库那样隐秘的地方，我对她身体的摩擦也不会感兴趣的，更何况我刚刚给了她一根绳子，希望她用这根绳子去上吊呢？
我觉得有点儿恐慌，连忙寻求解脱：“别，拉戈塔探长……”
“就叫我米格迪娅吧。”她说，身体跟我贴得更近，摩擦的力量也更大。她把一只手伸到我的小腹下面，我一下子跳了起来。从有利的方面说，我这一跳吓退了这位含情脉脉的探长。从不利的方面说，我这一跳使她侧过身去，屁股碰了一下办公桌，从椅子上翻过去，仰着倒在了地板上。
“我……我真得回去干活儿了，”我结结巴巴地说，“有一件重要的……”然而，我想不出有什么事情比逃命更重要了。于是，我退出小隔间，让她独自在里面看着我。
她看我的眼神并不是特别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