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冰上运动虽然长期不济，但嘴上的吃冰运动却一直是如火如荼的。在“31种”及“哈根达斯”进入中国之前的一个世纪，广州就有了中国人自己的雪糕专卖店，粤语称“冰室”。
不过广州的冰室现在也所余无几了，除了西关的老字号“美都冰室”，生意兴隆的还有一家“阳光冰室”——不好意思的是，广州人虽然首创了“雪糕”这个浪漫的词，不过吃起来却一点都不浪漫，论情趣，甚至还不如北方街头叫卖的冰糖葫芦——雪糕如今并不是“阳光冰 室”的主业，它是以卖“开煲狗肉”著称。雪糕店卖狗肉，其实是广州冰室业的一种特殊传统。过去，由于冬天无人前往“吃冰”，故冰室一到秋冬就改卖狗肉——就算是夏天，现在大概也不大会有人相约到“阳光冰室”去吃冰了吧。
我刚到广州的时候，一直把“冰室”附会于广东新会人士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当我得知后者其实是得自于《庄子》的时候，冰室已经作为一种老土的事物逐渐从广州消失，而梁任公在天津的饮冰室故居，据闻亦难逃拆迁的命运。
在一座地处亚热带的城市里，“冰室”里的浪漫还是次要的，主要的功能还是降温，驱除内热，“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吾其内热欤？”然而梁任公也只是意思意思罢了，相比之下，苏曼殊的行为就要“身体”得多。据章太炎《曼殊遗画弁言》所记，苏曼殊在日本“一日饮 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把对孤独和冷静的精神追求量化为“饮冰五六斤”的实践，怎么看也是酷毙。
除了广州，专门“吃冰”的场所过去在中国各地并不多见。二十年前，有一位医学院的女同学请我在王府井东安市场吃过一次“雪人”，那堆人形雪糕虽然记忆犹新，却已经把女同学的容貌忘了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与此同时，东安市场的那家店是不是专门卖“冰”的 现在也不好考证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光明牌”系列雪糕曾经是“住在上海的一百个理由”之一，不过四分钱一支的赤豆棒冰和八分钱一支的奶油雪糕，也多是当街吃掉，唯有那四毛四分的中冰砖——事实能称得上“雪糕”的也只有此“砖”——才会兴高采烈地捧 回家中慢慢享用。
冰砖虽然美味，解暑还得依靠另一种真正的“冰砖”，高温持续不退，上海的食品店里就开始出售此物，那可是如假包换的“冰砖”，就像在肉联厂冷冻房里所见到的那样，其尺寸和后来上海出品的飞跃牌九寸黑白电视机相若。一大早，大家就捧着脸盆或提着铅桶前往抢购 ，回来以后先把“冰砖”小心翼翼地密藏在各家各户的土制“冰室”、即平时用来将饭锅保温的“草窑”之中，饮用时，以菜刀或斧头将冰砖乒乒乓乓地一再穿凿肢解，再一小块一小块地投入到桔子粉、百合绿豆汤或者白开水里面……这有意义的一天，就像是过了一回冰雕 节。
冰室随着冰箱的普及而式微。在缺乏冰箱的年代，冰或者需要低温保存的食品都处在温度的资源性垄断之下。冰箱的普及使大多数人得以自建冰室，只是重提菜刀和斧头，今天的上海人多少会有点脸红，不过这也没有什么，许多年以后，谁不是在获悉了契卡在墨西哥以及莎 朗·斯通在床上所使用的共同凶器之后，才知道对付冰块还有一种比较专业一点的工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