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死亡之屋，门一打开弗雷彻就知道。地板上铺着灰色粗糙的地砖，墙都褪了色，露出白色的石头。墙上到处都是暗淡的色块，可能是血——一定是血溅上去的。头顶的灯泡用铁丝笼子罩着，一张长长的木头桌横过半个房间，桌子边上坐着三个人，前端放着一张空椅子等弗雷彻来坐。椅子边是一架小轮手推车，车上放的东西被一块布盖着，像一个雕刻家用布盖着未完成的作品。
弗雷彻被半拽走向那张为他准备的椅子。他在警卫的抓扯下蹒跚地走着，他就这样摇摇摆摆地走。如果他看起来比他实际上更晕眩，更茫然不知所措，那就可以了。他认为自己从情报部的这个地下室逃出去的机会还是有的，当然也许这只是乐观的想法而已。无论他们是谁，他都不想以哪怕些微警醒的样子使他们提高警觉。他发肿的眼睛和鼻子、流血的下唇都有助于表现这漠然的表情，嘴边的血痂像暗红的山羊胡子。有一点弗雷彻很肯定，那警卫和三个坐在审判席上的人都死了，他才能离开这里。他是一个报社记者，从没杀过比黄蜂大的东西。但如果他必须杀了他们才能逃走，他愿意干。他想到他妹妹的死，想到他妹妹在一条有西班牙语名字的河里游泳，中午的阳光照在水面上，明晃晃的，很刺眼。他走到桌前的椅子边，警卫重重地把他按到椅子上，弗雷彻差点摔倒。
“轻点，别那么重，别伤了他。”坐在桌子边上的一个男人说。
他叫埃斯科巴，他是用西班牙语对警卫说的。埃斯科巴左边坐着另一个男人，右边坐着一个60岁左右的女人。那男人和女人都很瘦，而埃斯科巴却肥得流油，像廉价的蜡烛。他看起来像电影里的墨西哥人，看起来像会用西班牙口音说：“微（徽）章？微章，我们不要什么微章。”他是情报部的负责人，有时他用英语在电视里报气象情况。作为气象节目的主持人，他常收到观众的来信。他穿着西装则不显得油头肥脑，只是看起来又矮又胖，弗雷彻对此很了解。
他曾经为埃斯科巴作了三四次报道。在幽默而非常有难度的采访中，他答得精彩，他问得也精彩。弗雷彻认为，这个中美洲的希姆勒会令人惊奇地把他的幽默，部分地转化为对他的恐惧感。
“手铐？”警卫也用西班牙语问，并拿出副塑料的手铐。弗雷彻努力装出迷茫的样子。如果他们铐住他，一切都完了，别指望还有一线机会，一点都没了。
埃斯科巴稍稍转向他右边的女人，那女人的脸很暗，黑色的头发里夹杂着几缕白发，头发从前额开始向上向后立着，好像被大风吹过。她的发型让弗雷彻想起电影《法兰肯斯坦新娘》里的爱尔莎·朗彻斯特，这熟悉的情景一下子让他感到痛苦，就像他想起明晃晃的河面或想起他妹妹和朋友笑着走进河里。他要回忆，不要主意。回忆现在变得奢侈了，在这地方想不出好主意，你只能想到馊主意。
那女人向埃斯科巴微微点点头。弗雷彻早已在情报部的大楼里见过她。她总是穿着不成样式的衣服，就像她现在穿的一样。她常和埃斯科巴在一起，这使他猜她是埃斯科巴的私人助理或秘书，甚至是他的传记作家也不一定。天知道像埃斯科巴这么自大的人要不要这些随员。而此时弗雷彻想知道，如果他一直表现得不自信，她就可能是他的上司。
这点头还是让埃斯科巴感到满意。他转向弗雷彻时面带笑容，他开口说话了，用英语：“别傻了，把手铐拿开，弗雷彻先生只是到这里帮我们解决点事，他很快就会回国。”埃斯科巴深深地叹了口气，做出非常抱歉的样子，“而这时候他是尊贵的客人。”
我们不要没人情味的手铐，弗雷彻心想。
像《法兰肯斯坦新娘》的褐色皮肤的女人向埃斯科巴倾过身去，用手挡着嘴和他低语。埃斯科巴点头微笑着。
“当然了，拉蒙，如果我们尊贵的客人想做出什么傻事，或有攻击性的动作，你可以开枪。”他放声大笑——矮胖的电视主持人的笑声。然后他用西班牙语重复一次，使拉蒙和弗雷彻都一样明白。拉蒙严肃地点点头，把手铐系回腰带里，退出了弗雷彻的视野。
埃斯科巴把注意力转回到弗雷彻身上。他从绣着鹦鹉和花叶图案的运动衫口袋里，掏出了红白两色的盒子——万宝路的烟盒，第三世界的人都爱抽的烟。“抽烟吗？弗雷彻先生。”
弗雷彻把手伸向埃斯科巴放在桌沿的烟盒，随后又缩了回去，三年前他就戒了。他心想如果能逃出这地方，很可能要破戒，还要恢复喝高度酒的习惯。但此刻他没有要抽烟的渴求。他只是要他们看见他的手指在颤抖，这样就可以了。
“等等，现在抽可能会——”
可能会什么？埃斯科巴不在意，他只是点点头，把红白两色的烟盒留在原处——桌沿上。弗雷彻突然产生了一个痛苦的幻象，看见自己在第43大街的报摊上买一包万宝路，一个自由的人在纽约的大街上买一包快乐的毒品。他告诉自己，如果能出去他会这么做，就如一些人在治愈癌症或恢复视觉后去罗马或耶路撒冷朝圣一样。
“那个打了你的人，”埃斯科巴用不十分干净的手指着弗雷彻脸上的伤，“已经受到纪律处分。你知道这不是很严重，我就不再向你道歉了。这些人都是爱国者，就像我们，也像你，对吗？弗雷彻先生。”
“我想是的。”他要做的是装出害怕并迎合他们，为了逃出这里，他说什么都可以。而埃斯科巴的工作就是安抚坐在椅子上鼻青脸肿的人，使他相信这没什么，一切只是一场误会，很快就会冰释的，那时就可以放他走了。即使在这死亡之屋里，他们双方都想骗对方。
埃斯科巴转向警卫拉蒙，用西班牙语很快地说着什么。弗雷彻的西班牙语不够好，不能完全听懂。但在这小国的首都呆了近5年，不可能一点都听不懂，何况西班牙语并不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埃斯科巴和他那“法兰肯斯坦新娘”无疑都知道这一点。
埃斯科巴问弗雷彻的行李是否收拾好了，是否把堂皇酒店的账结了，拉蒙回答是；他还问是否准备了车，停在情报部的大门外，审问结束后送弗雷彻去机场，回答说是，停在附近5月5大街上。
埃斯科巴转向弗雷彻问道：“你听懂我问他的话了吗？”他把“听懂”说成了“听中”，弗雷彻又想起埃斯科巴的电视形象，低压，什么低压？我们不要什么臭低压。
“我问你是否退了房——尽管现在那房间更像是你的公寓，是吗？还问了在我们的谈话结束后是否有车送你到机场。”除了谈话这个词不是他刚才用的外，其他都一样。
“是——吗？”听起来好像他不敢相信有这么幸运，或者弗雷彻希望达到这种效果。
“你将坐第一班三角洲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回迈阿密。”法兰肯斯坦新娘说，没有西班牙口音。“弗雷彻先生，如果你肯合作，回答我们的询问，一旦飞机在美国的土地上着陆，就把护照还给你，在这里，你不会被拘留或伤害。但你要被驱逐出境。这一点我们先要搞清楚，就是踢出去，用你们美国人的话说是扫地出门。”
她的英语比埃斯科巴流利。弗雷彻暗笑自己一直误认为她是埃斯科巴的助手，他想，就像你认为自己是记者一样。当然，如果他只是《时代》杂志驻中美洲的记者，他就不会在这个墙上的污迹看起来很像血迹的情报部地下室里了。大约在6个月前，他第一次遇见努内斯，就停止了记者的工作。
“我听懂了。”弗雷彻说。
埃斯科巴抽出一支烟，用镀金的Zippo打火机点着，打火机的一侧装饰着一颗假红宝石。他问：“你打算帮助我们，回答一些问题，是吗？”
“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你当然有选择的余地。但我认为你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住了很久，是你自己说的，对吗？”
“够久了。”弗雷彻说。他想：应该防止自己相信他们。想相信他们是很正常的，也许想说出实情也是正常的，特别在你被满身焦豆子味的男人扯出你喜爱的餐馆并被饱打一顿后。供出他们想要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好处，这一点要记住，在这房间里只有这个想法是对的——他们说的不能信。重要的是手推车上的东西，那布下面的东西，重要的是那还没开口的家伙，当然，还有墙上的污迹。
埃斯科巴身子向前倾，面带严肃地问：“你否认在过去14个月里你一直提供某些情报给一个叫托马斯·赫尔拉的人吗？他把情报传给一个叫培德罗·努内斯的共产党暴动者。”
“是。”弗雷彻说，“我不否认。”为能继续玩这个猜字游戏——这猜字游戏说来就是“谈话”和“审问”之间的不同，他现在要证明自己说真话并努力解释。在这样的房间里的人好像在世界历史上都曾在政治争论中胜出过。但他没想要这么做。“虽然有点久了，我想有一年半时间。”
“抽一根吧，弗雷彻先生。”埃斯科巴打开抽屉拿出一个薄薄的文件夹。
“不想抽，谢谢。”
“好吧。”当然埃斯科巴说成的是“搞吧”。当他在主持气象节目时，控制室的小伙子有时会在天气地图上添加一个穿比基尼的女人，看到这个，他就会笑起来，挥着手拍打胸脯，观众喜欢他这样，这有喜剧的味道，就像“搞吧”的口音——“臭微章”的口音。
埃斯科巴打开文件夹，卷烟直直地插在嘴唇正中，烟冲入他的眼里，样子就像在街头抽烟的老人——戴着草帽，穿着松松垮垮的短裤和拖鞋。此时他正笑着，闭着双唇，这样烟就不会掉下来，但仍然微笑如故。他从那薄薄的文件夹中拿出一张崭新的黑白照片，把它推向弗雷彻，“这是你的朋友托马斯，不怎么好看了，是吗？”
这是张对比度很高的人头照，使弗雷彻想起四五十年代不怎么出名的新闻摄影师威吉。这是张死人的照片。死者双眼睁着，拍照时闪光灯反射回来，使双眼有了一点生气。死者没有流血，只有一个伤痕，但还是一看就知道是死人的照片。死者的头发整齐地梳着，仍能看见梳子的齿痕；眼中有闪光，但这是反射光，一看就知道照片上的人死了。
伤痕在左边太阳穴上，像彗星的形状，看起来像烫伤的，但没有弹孔，没有血，头骨没有变形。即使是像点22的小口径手枪，在能留下烫伤的距离开枪，也会使头骨变形。
埃斯科巴把照片拿回去放入文件夹里合上，耸了耸肩，好像在说，你看，你看会有什么结果。他耸肩时，烟灰掉到了桌面上。他用他的胖手把烟灰扫到灰色的亚麻油布地毯上。
“其实我们不想打扰你。”埃斯科巴说，“我们干吗要打扰你。我们是小国，我们只是小国里的小人物。我们有自己的自尊，当然我们也有，”埃斯科巴用一只手指点点太阳穴，“你明白吗？”
弗雷彻点点头，他还在想着托马斯，甚至照片已放回文件夹里他仍能想像到他，他黑色头发上的梳齿痕。他吃过他妻子煮的饭，和他最小可能才五岁的女儿，一起坐在地板上看卡通片，是《猫和老鼠》的卡通片，几乎没有什么对话。
“我们不想打扰你，”埃斯科巴说这话时烟冒上来，在他脸上散开到他耳朵那里，“但我们观察了你很久，你没有发现我们，也许因为你是大人物，我们只是小人物。但我们一直在观察，了解到你知道托马斯的活动，于是我们找到他，想让他说出他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就不必打扰你。但他不说，最后我们只好叫这位海因斯先生让他开口，那时托马斯先生正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
“我能让他开口。”海因斯说，他的英语带着有鼻音的纽约腔。
他是个秃头，除了耳朵附近还有些头发之外。他戴着一副小眼镜。
埃斯科巴像电影里的墨西哥人，那女人像电影《法兰肯斯坦新娘》里的爱尔莎·朗彻斯特，海因斯像电视广告里的演员，向观众解释为什么埃克色得林片是治头痛最好的药。他绕过桌子走向手推车，凶恶而阴险地看了弗雷彻一眼，扯下了那块盖着的布。
布下面是一台机器，有几个表盘和指示灯，还没启动。弗雷彻刚开始想到的是测谎仪——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简单的控制盘前有一根黑色的粗线连到机器上，粗线的另一端是一个带橡皮手柄的东西，看起来像日晷针或是某种钢笔——虽然没有笔尖。那东西的顶端逐渐变细成为一个钢的圆头。
机器下面有个架子，架子上放着标有DELCO的汽车电池。电池的电极上套着橡皮，线从橡皮套连到机器背后。不，不是测谎仪！不过也许对这些人来讲也是测谎仪。
海因斯神采奕奕地介绍它，带着汇报工作的兴奋。“非常简单，真的，从神经学家用的设备改装过来的，用它来调节电击程度，治疗患有神经衰弱症的人。只不过这个设备能调节大幅度的电击强度，我发现使人痛苦是不重要的，大部分人甚至会忘记痛苦。对他们来说可怕的是过程。这也许可以叫做返祖现象。我希望哪天能写一篇论文。”
海因斯抓住那绝缘橡皮手柄，放在眼前。
“可以用这个接到四肢、躯干、生殖器，当然，它也能插到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请原谅我的粗野，一个人的大便被电击，他一定会记住的，弗雷彻先生。”
“你对托马斯那么做了吗？”
“没。”海因斯回答，小心地把那日晷针放在电击器前面，“用一半的功率电击他的手，就是告诉他，和他紧密接触的东西是什么。当他仍不肯说出爱尔·康多——”
“不提那些了！”法兰肯斯坦新娘说。
“请原谅，他仍不想说我们想要的。这时我把这杆放在他太阳穴上，小心地调节强度，调到一半的功率，一点也不多。他一阵哆嗦就死了。我想他可能是癫痫发作。他有癫痫病史吗？弗雷彻先生，你知道吗？”
弗雷彻摇摇头。
“不管怎样，我相信是这样，验尸说明他的心脏没问题。”海因斯抱着拳站在他前面看着埃斯科巴。
埃斯科巴从嘴唇上取下卷烟，看看烟头，把它扔在灰色的地砖上，踩灭。他微笑地看着弗雷彻。“当然这很不幸。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我坦白地告诉你，弗雷彻先生，很多问题都是托马斯拒绝回答的。我希望你不要拒绝。我喜欢你的为人，弗雷彻先生。你带着尊严坐在那里，没有哭泣、求饶或尿裤子，我喜欢你，我知道你只做你相信的事。你有爱国精神，所以我要告诉你，我的朋友，如果你能又快又真实地回答我的问题，这是好事。你不会想海因斯用这个机器的。”
“我说过我会帮你。”弗雷彻说。死亡距离他比那罩着铁笼的灯泡还近，更不幸的是痛苦离他更近。努内斯和爱尔·康多离他有多近？比他们三个人猜想的还近，但还没近到能帮助他。如果埃斯科巴和法兰肯斯坦新娘等两天，也许只要24小时。但他们不会等，他已在这死亡之屋，现在他已经明白了他要干什么。
“你说过，最好做到，我们不是傻瓜，外国佬。”那女人说得很清楚。
“我知道你们不是。”弗雷彻用悲叹而发抖的声音说。
“我想你现在要抽烟？”弗雷彻摇摇头，埃斯科巴自己拿了一根点燃，好像在沉思。然后他抬起头，烟像上一根一样插在他脸中间。“努内斯很快就来？”他问，“像电影里的佐罗？”
弗雷彻点点头。
“多快？”
“我不知道。”弗雷彻很清楚地知道，海因斯双手交叉在胸前站在那可恶的机器旁，随时准备大刑伺候。他也很清楚地知道拉蒙站在他右边，在他视野的边缘，他看不见他，但猜想他的手可能已经放在枪柄上。第二个问题出来了。
“他来时，会攻打驻扎在爱尔卡迪多山区的卫戍部队，还是在圣特雷色的卫戍部队，或是直接攻打城市？”
“在圣特雷色的卫戍部队。”
他会进城，托马斯在家里对他说。他的妻子和女儿并排坐在地板上看卡通片，还吃着用边缘有蓝条的碗装的爆米花。弗雷彻记得那蓝条，他看得很清楚，记得一切。他将进攻心脏地带，不会傻干，他将为那城市而战斗，像杀吸血鬼的人。
“他不占领电视台，或是政府的广播电台？”埃斯科巴问。
首先占领在西吻山上的广播电台。卡通片还没完时托马斯对他说，此时卡通片在放《跑路者》，那跑路者一溜烟地跑没了，它赶上了山狗在开的车，哗哗两声不见了。
“不，”弗雷彻说，“我听说爱尔·康多说：‘让它们播！’”
“他们有火箭炮吗？空对地的？有战斗机吗？”
“有。”这是真话。
“很多？”
“不多。”这不是真话。努内斯有60多架。而这个国家整个狗屎般的空军只有12架直升机很烂，俄国产的，飞不了多久。
法兰肯斯坦新娘拍拍埃斯科巴的肩膀，他倾过身去。她没掩住嘴，她不必掩，因为她的唇几乎没动。
弗雷彻把这个技巧和监狱联想在一起，他从没进过监狱，但在电影里见过。当埃斯科巴向她低语时，他抬手遮住了自己的嘴。
弗雷彻观察着，等着。知道那女人正告诉埃斯科巴他在撒谎。
海因斯很快就有写论文的新数据了，论文题目是《关于电击不愿开口的受审对象粪便的电功率调节与结果的基本可靠的观察》。弗雷彻发现恐惧在他的内心产生两个新的想法，至少两个。这两个想法各代表一个弗雷彻，每个想法的弗雷彻对当前情况的进展都有崭新的观点。一个弗雷彻非常乐观，一个悲观。那乐观的弗雷彻叫做“也许他们愿意”先生，也许他们真的愿意放我走，也许真的有辆车停在5月5大街等我，就在不远处，也许他们真的只想把我踢出他们国家，也许我明天早上真的在迈阿密着陆，饱受惊吓但仍活着，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噩梦。
另一个，就是悲伤的那个，叫做“如果我动手”先生。弗雷彻或许能发动突然袭击使他们感到惊讶——他已经被打了一顿了，而他们又很自大，对，或许能让他们吃惊。
但如果我动手，拉蒙将会开枪。
但如果他直扑拉蒙竭力夺下他的枪会如何？不可能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那家伙很胖，至少比埃斯科巴重十几公斤。他呼吸时都会喘气。
如果我动手，海因斯和埃斯科巴会在我抢到枪之前扑过来。
那女人或许也会。她不用动嘴唇就能说话，她可能会柔道或空手道，或跆拳道。如果他开枪把他们全部打死，逃出这间房呢？
四处会有很多警卫——他们听到枪声会跑进来。
当然，像这样的房间一般是隔音的，原因很明显。但即使他登上台阶出了门到了街上，那仅仅是逃跑的开始。“如果我动手”先生可能会一路上伴随他，因为还有很长的路。
可事实是“也许他们愿意”先生和“如果我动手”先生都帮不了他。他们只会分散注意力，把不断增长的疯狂想法告诉自己，出了这个房间，像他这样的人就不会这么想。他不妨产生第三个先生，“也许我能做到”先生来实现这个想法。他没反映出来。他得让他们无法了解到他所知道的。
埃斯科巴和法兰肯斯坦新娘分开了。埃斯科巴重新叼上烟，对着弗雷彻冷笑，“外国佬，你在说谎。”
“不，我为什么说谎，难道你认为我不想从这里出去吗？”他辩解道。
“我们不知道你为什么说谎，”那瘦长脸的女人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你要选择帮助努内斯。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人的纯真，我相信这起了部分的作用，但并不是全部。这没关系。我想示范工作已就绪了，是吗，海因斯？”
海因斯微笑着，转向机器打开开关。顿时传出嗡嗡声，像老式收音机预热时发出的声音，三个绿灯发出了光。
“不！”弗雷彻叫起来，想站起来，认为一定很可怕，怎么会不可怕？他已经惊恐了，或是差不多到惊恐的程度了。海因斯用那小小的不锈钢假阳具电击他身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做法都是非常可怕的。但他脑中还有一部分还是冷静的，有心计的，知道自己至少会受一次电击。他不很清楚他们怎么用刑，但他至少会受一次电击。
“也许我能”先生坚持这么认为。
埃斯科巴朝海因斯点点头。
“你不能这么做，我是美国公民，我为《纽约时报》工作，人们都知道我的下落。”
一只手重重地压住他的左肩，把他按回椅子里，同时手枪的枪口深深地插入他右耳里。这突如其来的痛让他眼冒金星，他尖叫起来，那声音似乎很低沉，因为一只耳被堵着，的确是被堵上了。
“伸出手，弗雷彻先生！”埃斯科巴说，他叼着烟笑着。
“右手！”海因斯命令。他像握铅笔一样握着黑色的橡胶手柄。
他的机器嗡嗡地响着。
弗雷彻右手紧紧抓着椅子的扶手。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抓住扶手——紧张和疼痛之间的界限消失了。
“伸出来！”那女人说。她的手交叉着放在桌上，身子向前倾，瞳孔里闪着两个光点，黑色的眼睛看起来像钉头，“伸出来，否则我会不顾后果的。”
弗雷彻松开抓在扶手上的手指，但在他抬手之前，海因斯就扯着日晷针把那钢圆头捅到了弗雷彻的左手背上。左手背可能就是他的目标——离他最近。
劈啪声，非常小，像嫩枝折断的声音。弗雷彻的右手握成拳，指甲陷进手掌的肉里，一种起伏不定的恶心感从腰间向上冲，冲过上臂、肘部，最后到肩膀，后颈，然后到齿龈。他甚至感觉到右边牙齿的振动。假齿也在振。他哼了一声，咬到了自己的舌头，瘫倒在椅子边上。枪从耳朵里拔了出来，但拉蒙又按着他。如果没按，弗雷彻可能会滚到地板上去。
日晷针收了回去。它电击的地方是左手中指的第二和第三个指关节之间，那里有个小灼点，真正痛的地方是那里。手臂仍有麻刺感，肌肉仍在跳，被那样电击仍让人觉得恐怖。弗雷彻决定真的要考虑夺枪干掉他们，不再受那小小的钢阳具的电击。返祖现象，海因斯这么叫它，他希望有天能写一篇论文。
海因斯的脸凑近了，双唇向后咧，露出白痴般的笑容，眼睛放着光。“怎么描述你的感受？”他叫嚷着，“刚才的体验还记忆犹新吧，怎么描述？”
“像死一样。”弗雷彻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自己的。
海因斯显得很满足：“对！你看，他尿裤子了，不多，只是一点。但弗雷彻先生——”
“站到一边去。”法兰肯斯坦新娘说，“别胡闹，我们要谈事。”
“这只用了1／4功率。”海因斯用敬畏而神秘的语气说，然后再叉着手站到一边去了。
“弗雷彻先生，你不听话。”埃斯科巴责备地说。他从嘴上拿下烟蒂，看了一下，扔到地板上。
香烟，弗雷彻想，对，用香烟。那电击严重地伤害到他的手臂，肌肉仍在痉挛。他看到手掌上有血痕，但这使他的头脑清醒过来，恢复了活力。当然在电击之后肯定会这样。
“唉，我本想帮”但埃斯科巴摇摇头，“我知道努内斯会攻打这个城市，我们知道他占领电台的方式，如果他能占领的话……也许他能。”
“等一下，稍微等一下。”法兰肯斯坦新娘说。
埃斯科巴点点头：“就等一下吧。只是时间的问题，也许几天，也许几小时，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给你一段绳子，看你是否会做一个圈套你做了。”
拉蒙后退了一两步，弗雷彻又坐直起来，他看看左手，发现那电击处有个烙印，就像照片上托马斯脸上的那个。海因斯杀了他的朋友！此刻他正站在机器旁，双手交叉在胸前，微笑着，可能还想着他要写的论文、用词、段落和标着图1、图2的图例，弗雷彻大概会被标到图994。
“弗雷彻先生？”
弗雷彻看着埃斯科巴并伸直他左手的手指。手臂的肌肉仍在痉挛，但程度在减弱，他想等时机成熟时就能用这手臂了。如果拉蒙朝他开枪会怎样？让海因斯看看这机器是否能激活死人？
“恢复注意力了吗？”
弗雷彻先生点点头。
“你为什么要保护努内斯？”埃斯科巴问，“为什么要因此而受罪？他经营可卡因，如果他革命成功他就会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把可卡因卖到你们国家。他只会在星期天接近群众，其他时候都在淫乐。最后谁赢？也许是共产党，也许是联合果品公司这样的资本家，但绝不是人民。”埃斯科巴低沉地说，目光变得温柔。“帮我们吧，弗雷彻先生，以你的意愿，不要迫使我们要你帮我们。不要让我们对你用刑。”他猎狗般的眼睛从浓密的眉头下抬起来看着弗雷彻，用那温柔、溺爱的目光。“你还能坐上飞往迈阿密的飞机，在飞机上你喜欢喝一点酒，是吗？”
“是的，我愿帮你。”弗雷彻说。
“啊，好极了。”埃斯科巴微笑着，然后看了看那女人。
“他有火箭炮吗？”他问。
“有。”
“很多？”
“至少60枚。”
“俄国造的？”
“部分是，其他装在箱里的是从以色列市场上买来的。但弹筒上的文字看起来像日文。”
她点点头，似乎对他的回答感到满意，埃斯科巴笑了。
“它们放在哪里？”
“到处都有，你无法一下子把它们全部搜获。在奥第斯可能还有一打。”弗雷彻知道实际并非如此。
“那努内斯呢？”那女人问。“爱尔·康多在奥第斯吗？”
她知道得更多。“他在丛林里。我最后一次知道他的行踪是说他在贝仁省。”这是假话，努内斯早已到了克里斯托巴尔，这个国家首都的一个郊区，弗雷彻就是在那里见到他的，他可能仍在那里。但如果那女人和埃斯科巴已经知道，可能就没有必要审问他了。为什么他们认为努内斯会信任弗雷彻，告诉他自己的藏身处呢？努内斯无论如何都不会的。在一个像这样的国家里，他的敌人不只是埃斯科巴、海因斯和法兰肯斯坦三个人，为什么他要信任一个只知道他住址的美国记者？疯子才会。为什么是美国记者卷入这事件里？但他们不想深入了解，至少目前是这样。
“他在这个城市里和谁联系？”女人问，“不是和他胡搞的，是和他接头的。”
这是发动袭击的时候，如果他继续说，真实的情况难免会被说出去，而且他们可能会发现破绽。
“有个人”他开口，又停了下来，“我现在能抽一根吗？”
“当然可以。”埃斯科巴此刻像宴会的主人，弗雷彻认为这不是在演戏。埃斯科巴拿起红白两色的烟盒，这种香烟是任何一个自由的男人或女人都可以在任何一个报摊上买到的，像弗雷彻在第四十三大街上见过的一样。他抖出一支烟，弗雷彻接过来，知道在抽完这支烟之前他就可能死去，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现在没有什么痛感，只有渐渐退去的左臂肌肉痉挛和口中左边假牙边上的古怪的焦味。
他叼起烟，埃斯科巴向前倾身，啪的一声打开镀金的打火机盖，飞快拨动打火齿轮，打火机冒出了火。弗雷彻知道海因斯的可怕的机器正在嗡嗡响，像过去用电子管做的老式收音机；也懂得那女人，他慢慢知道了她没有什么幽默感，像法兰肯斯坦新娘，她看他的样子就像卡通片里山狗看跑路者的那副恶狠狠的样子。他感觉到心脏在跳，回忆起了嘴上叼着烟的感觉——“单纯快乐的管子”，有个剧作家曾这么称呼香烟——感觉到心跳在不可思议地变慢。上个月他被请到一个国际会所里做午餐演讲，所有的资深外国记者都出席，他的心跳得比现在还快。
心跳现在变慢了，又会怎样？瞎子平静下来甚至能找得到路。
他妹妹在河里平静下来，也能活着。
弗雷彻凑近火焰，万宝路烟点着了，开始变红。他深吸了一口，马上开始咳嗽，三年没有抽烟后再抽烟，很难不咳。他坐回到椅子上，加剧呼吸和干咳，全身开始摆动，张开双肘，向左边甩，跺着双脚，最妙的是他又用起小时候的表演才能——双眼翻白，在做这些动作时他没有把烟丢掉。
弗雷彻从没见过真正的癫痫发作，尽管他依稀记得在电影《神奇的工人》中见过帕蒂·杜克发作过一次。他无法知道自己是否做得像真正癫痫患者的发作，但希望托马斯的意外死亡能使他们忽略他动作中的假象。
“妈的，别咳了！”海因斯用近乎尖锐的声音嚷着，那样子在电影里可能很有趣。
“按住他，拉蒙！”埃斯科巴用西班牙语喊。他想站起来，可肉乎乎的大腿起来时重重地撞在桌子上使他又砰地坐了回去。那女人没动。弗雷彻心想她起疑了。不知道她意识到了没有，她比埃斯科巴聪明得多，所以她会怀疑。
判断正确吗？他的双眼上翻只能看见她一点点，无法确定是不是这样，但他心里有底。她的怀疑碍事吗？他已经开始行动了，现在他们得把这场戏演完，很快就会演完的。
“拉蒙！别让他摔到地板上，别让他吞下他的舌你这白痴！”埃斯科巴冲着拉蒙嚷。
拉蒙弯腰抓住弗雷彻摇晃的肩，也许等着他的头摆回来，也许要确定他的舌头完好无缺（一个人不会吞下自己的舌头，除非被切下，拉蒙显然不知道）。他要什么并不重要。当他的脸到了弗雷彻能攻击得到的范围时，弗雷彻把万宝路燃烧着的烟头插入了他的眼睛。
拉蒙厉声尖叫着向后猛地一退。他的右手朝脸上摸去，灼热的卷烟斜插在他的眼窝里，但左手仍在弗雷彻肩膀上，像钳子一样紧夹着。当拉蒙后退时，他拉倒了弗雷彻的椅子，弗雷彻从椅子里弹了出来，一转身站稳了脚跟。
海因斯尖声叫着什么，也许只是一两个字，但在弗雷彻听来像是一个女孩看到偶像歌星——比如汉森乐队的一个成员时发出的尖叫。埃斯科巴根本没做声，这不妙。
弗雷彻不再回头看桌子那边，不看埃斯科巴是否冲过来，而是马上伸出双手抓住拉蒙的左轮手枪的枪柄，把它从枪套里拨了出来。他认为拉蒙不知道枪被抢走。拉蒙发出一连串西班牙语的尖叫并拼命地扒脸，他还把卷烟往里压，而不是取下折断。那燃着的烟头还在眼上。
弗雷彻转身看见埃斯科巴已经绕过长长的桌子，伸着胖手冲了过来，他不再像在电视上谈论高气压时的样子了。
“抓住这狗崽子美国佬！”那女人拍着桌子叫道。
弗雷彻把翻倒的椅子踢到埃斯科巴前，他绊到了椅子上，在他摔到地上时，弗雷彻伸出了枪，仍用双手抓着，向他的头顶开枪。
埃斯科巴的头发炸开了，血从他鼻子和口中喷出来，也从下巴下面涌出，子弹穿透脑袋从下巴下面钻了出来。埃斯科巴满脸是血地平平地躺了下来。他的双脚在灰色地板上蹬了几下，垂死的身体上发出粪便的臭气。
那女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未冲着弗雷彻来，她冲门跑去，穿着不成形的衣服像鹿一样飞快地跑。拉蒙仍在嚎叫，正站在弗雷彻和那女人之间，他朝弗雷彻的脖子伸手，想掐死他。
弗雷彻朝他开了两枪，一枪打胸，一枪打脸。打脸那枪打烂了拉蒙的鼻子的大部分和右边脸颊，但这穿着棕色制服的胖子依旧吼着扑倒，烟仍粘在他脸上。他粗肥的手指张开又握起来，有一个手指还戴着银戒指。
拉蒙倒在埃斯科巴上面，埃斯科巴倒在椅子上。弗雷彻想起了一个著名的卡通片，里面有连成一条线的鱼，每条都张嘴去吃一条比它小的鱼，那幅图叫“食物链”。
拉蒙中了两枪，脸朝下趴着，却伸手钳住了弗雷彻的脚踝。弗雷彻一甩脚，趔趄了一下，手中的枪走火，朝天花板开了第四枪，尘土纷纷落下，这个房间里此刻充满了浓浓的硝烟味。弗雷彻朝门口一看，那女人还在那儿，一只手猛拉门把，另一只手慌慌张张地扳着转锁，但她无法打开。如果能打开，她早就打开，尖叫着跑出去了。
“嘿，嘿，你这婊子，看着我！”他说，像一个周六晚上去打保龄球得了300分的家伙。
她转身用巴掌压着门，好像要把它举起似的。她的双眼仍有点放光。她告诉他不准伤害她，开始时用西班牙语，后来顿了一下，改用英语说：“你不准用任何方式伤害我，弗雷彻先生。我是惟一能保证你安全离开这儿的人，我庄严地发誓这是真的，但你不准伤害我。”
在他们的背后，海因斯像一个撒娇或受惊的孩子一样跪在地上。于是弗雷彻走近那女人——她背靠门站着，手掌平平地压在门的金属表面，他闻到一丝苦甜各半的香水味。她的眼睁得像杏仁，头发全伏在头顶上。我们不是傻瓜——她刚才曾这么说过，弗雷彻想我也不是。
女人从他的眼里看出了要杀她的意思，开始提高语速。说话时她的屁股、背部和手掌越来越紧地压着金属门，似乎相信自己压得够紧就能透过铁门，从另一边出来。她说她有文件，上面是他的名字，她愿意给他。她也有一大笔钱，还有金子，从她家的电脑上可以进入瑞士银行的账户。这些对弗雷彻来讲可能就是区分暴徒和爱国者的一个方法。当他面临死亡时，爱国者发表演讲号召人们继续革命，而暴徒却告诉你他们在瑞士银行的账号并让你上网进入。
“闭嘴！”弗雷彻喝住她。除非这个房间隔音非常好，否则可能有一队卫兵已朝这里走来了。他对付不了那些卫兵，但眼前这个绝不会放过。
那女人闭上了嘴，仍靠着门，手掌紧贴着，双眼还发着光。弗雷彻想知道她多少岁，65？她在这房间里杀了多少人？或者说在像这样的房间里有多少人她准备要杀？
“听着，”弗雷彻说，“你在听吗？”
毫无疑问，她想听的是救命的脚步声。做梦！弗雷彻心想。
“那个天气预报员说爱尔·康多用可卡因敛财，说他是共产党的献身者，是联合果品公司的娼妓，谁知道还是什么，也许他是，也许不是，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要知道和关心的是1994年夏天他没有掌管巡逻队，巡逻卡雅河。努内斯在纽约，在纽约大学。所以他不是那些从卡雅撤走时杀害修女的那帮东西中的一个。那帮东西把三个修女的头放在河边的杆顶上，中间那个是我妹妹。”
弗雷彻朝她开了两枪，拉蒙的枪没子弹了，两枪已足够。那女人顺门滑下，睁大的眼睛没有离开过弗雷彻的脸，那眼睛在说：应该是你被干掉，我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应该是你被干掉。她的手抓了喉咙一两次，随后就不动了。眼光仍在弗雷彻的脸上停了好长一会儿，睁大的眼睛像想讲捕鲸故事的古代水手那样。然后，她的头向下一垂就死了。
弗雷彻转身举着枪朝海因斯走去，这才发现自己右脚的鞋子不见了。他看看拉蒙，见他趴在一摊血中，仍握着自己的一只拖鞋，像一只不想让小鸡全部逃走的垂死的黄鼠狼。弗雷彻停下来，花好长时间才把鞋穿上。
海因斯转身好像要跑，弗雷彻用枪朝他指了指，枪没子弹了，但他好像还不知道。他或许记起来了，但这里无处可逃，这是死亡之屋。他不跑了，只是哭着盯着逼近的枪口和人。“后退一步！”弗雷彻命令。他仍在哭，但还是退了一步。
弗雷彻在海因斯的机器边停了下来，海因斯曾用过什么词？返祖现象？不是吗？
那机器对像海因斯这样智力的人来讲是太简单了。三个表盘，一个开关（此刻是在关的位置），一个可变电阻器，已被转动过，上面的白线指在11点的位置，表盘上的指针都在零的位置上。
弗雷彻拿起日晷针递给海因斯，他含糊地咕哝一声，摇摇头，而后退了一步。他的脸皱了起来，像是悲伤的嘲笑，然后又恢复了正常，前额被汗浸湿了，脸上都是泪水。再次后退使他几乎站在那罩着铁笼的灯泡的正下方，他的影子遮住了双脚。
“拿着，否则就干掉你。”弗雷彻说，“如果再后退一步就干掉你。”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时间去考虑这要求，想想是否有什么不对。
但弗雷彻忍不住回忆起托马斯的照片，他睁着眼，太阳穴上有像烫过的小焦痕。
海因斯抽泣着，接过那像钢笔一样圆头的物体，小心翼翼地提着那橡胶外套。
“塞到嘴里，像棒棒糖那样吮着。”弗雷彻命令他。
“不！”海因斯泪汪汪地哀求，摇头时泪水从脸上甩出来。他的脸仍在变，痉挛和放松交替着。他的鼻孔前有个绿色的鼻涕泡泡，那泡泡在他快速的呼吸下膨胀缩小，但没有破。弗雷彻从没有看到过像这样的情景。“现在你可不能命令我。”
但海因斯知道弗雷彻可以命令他。法兰肯斯坦新娘可能不信，埃斯科巴没时间去信，但海因斯知道不能拒绝他，他现在正处于托马斯的境地，处于弗雷彻刚才的境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报仇，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不是。相信是一种想法，在这里，想法没有用，这里眼见为真。
“塞到嘴里，不然就崩掉你的脑袋，”弗雷彻说，把没子弹的枪捅到海因斯脸上。海因斯惊恐地哭了一声向后退缩。此时弗雷彻的声音温柔起来，变得自信和真诚，某种形式上让他想起埃斯科巴的声音——“我们有一个地区位于低气压中，我们正需要下臭雨”，他又想起他的声音。“你塞进去我不会电你，快点，但我要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海因斯盯着弗雷彻，他的眼是蓝色的，边缘变红，充满了泪水。他当然不信弗雷彻说的，他说得没道理。但海因斯很显然不管怎么样都要信，因为不管有没有道理，弗雷彻手里捏着自己的性命，只要上前一步他就能结果了自己。
弗雷彻笑着说：“塞进去自己研究一下。”
海因斯不完全确信，但已足够相信弗雷彻可能是“也许他愿意”先生。他把那钢棒放进嘴里，鼓出的眼瞪着弗雷彻，从嘴里突出的日晷针，不像棒棒糖，更像是老式的温度计。那绿色的鼻涕泡涨起来，缩下去，涨起来又缩下去。弗雷彻仍把枪顶着海因斯，他飞快地把开关拨到开的位置，狠狠地转动电阻器，电阻器的指示白线从11点的位置转到5点的位置。
海因斯其实还有时间把那日晷针吐出来，但电击反而使他双唇抽搐抿着不锈钢棒，劈啪声这次更响，像是小树枝而不是嫩枝折断。海因斯的双唇抿得更紧了，那绿色的鼻涕泡鼓了出来，他的一只眼睛也鼓了出来。海因斯的整个身体好像在衣服里振动。他的手勾着，长长的手指张开着，脸色从白到灰白再到暗紫，烟从鼻孔里冒出来，另一只眼也从眼窝里鼓出来，错位的眼珠在眼眶上面惊讶地抬起来，海因斯的一边脸裂开陷了下去。烤肉的焦味和烟从那裂开的洞里冒出来，弗雷彻看到里面有一小团火焰，先是橘红色，然后变成蓝色，他的嘴着火了，舌头像地毯一样烧了起来。
弗雷彻的手指仍拧在电阻器上。他往逆时针方向一直转，然后把开关拨到关的位置。那表盘上刚才打到＋50位置的指针立刻摆了回来。断电的那一刻，海因斯砰然倒下，血从嘴里淌出来，日晷针掉了出来，弗雷彻看见日晷针上还带着一小片他的唇肉。弗雷彻的喉咙里打了一个咸咸的嗝，他强压了下去。他没有时间对海因斯受刑的惨状呕吐，也许晚些时候再吐。他凑上前去看看海因斯冒烟的嘴和鼓出的眼珠，他问海因斯的尸体：“怎么描述你的感受？刚才的体验还记忆犹新？什么，无话可说？”
弗雷彻转身快速离开，他绕过拉蒙时他还没死，在呻吟着，像在做噩梦的人。
他记得那门被锁上了，是拉蒙锁的，钥匙可能还挂在他的皮带上。弗雷彻转身回到他旁边，跪下扯断了钥匙链。在扯的时候，拉蒙的一只手又伸出来抓住了他的脚踝。弗雷彻还拿着枪。他用枪柄重重地砸了一下拉蒙的头，脚踝上的手紧了一下，然后松开了。
弗雷彻站起来，又想起了子弹，一定得要子弹，枪里没有子弹了，随后他想到不需要那些臭子弹，拉蒙的枪已完成任务了。在外面开枪只会招来像苍蝇一样聚过来的卫兵。
即使这样，弗雷彻还是摸索着拉蒙的皮带，打开一个小皮囊，发现了子弹，他把弹匣填满。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忍心向那些像托马斯一样的卫兵开枪。他们有家小要养，但他会向长官开枪，至少可留一颗子弹给自己。他很可能将无法走出这座大楼，就如要再打一个300分的保龄球局，但永远不会再被带回到这个房间里，坐在海因斯的机器旁边。
他用脚把法兰肯斯坦新娘拨开，她的双眼木然地瞪着天花板。
弗雷彻越来越意识到他幸存下来了而其他这些人没有。他们的身体变冷了，他们皮肤上的细菌群已经开始死亡了。这些都是在情报部地下室产生的坏念头，这些坏念头存在于一个人的头脑中，他是“受政府迫害的失踪者”——也许只是暂时失踪，也许是永远。他仍然忍不住这么想。
第三把钥匙能打开门。弗雷彻探出头观察大厅，煤渣砖砌成的墙，下半部是绿的，上半部是脏兮兮的雪白色，像破旧学校的走廊的墙。大厅里没人，大约向左9米处躺着一只小棕毛狗。他的脚在抽搐，弗雷彻不知道那只狗是在做梦追捕猎物，还是被当成猎物追。但他想如果隔音不好，狗不可能不被枪声，或海因斯的尖叫声吵醒。他心想：如果逃回去，我会写隔音墙是独裁者伟大的成功之处，我要告诉全世界。当然也可能逃不回去。右边向下的台阶可能直接通向第43大街，我走这条路，但——但“也许我能”先生又冒出来了。
弗雷彻关上死亡之屋的门，走进大厅。那只小棕毛狗抬起头看了看他，张嘴低吠一声，声音小得很，接着就伏下头继续睡。
弗雷彻蹲下来，双手放在地板上（手里仍握着拉蒙的枪）弯下腰吻了吻亚麻油布地毯，这时他想起了他妹妹——她死前8年上大学时的样子。她上大学时穿着格子呢的裙子，裙子上格子里的红色不完全像这褪了色的地毯的颜色，但很接近，正如他们所说的：近得引起政府干涉。
弗雷彻站起来，穿过大厅走向台阶，那里通往一楼、市区、4号高速公路、巡逻队、路障、边境检查站、河流。中国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看看我能走多远，当弗雷彻踩到台阶上时这么想。我也许会让自己吃惊，他已感到惊奇了——活着，他微微一笑，握着拉蒙的枪，开始走下台阶。
一个月后，一个男人走到位于第43大街的卡罗·阿古兹的报刊亭。卡罗几乎认为这个男人会拿枪顶在他脸上进行枪劫，他紧张了一阵。此时才8点，街上还有灯，有很多人，但街上那些人谁能阻止一个疯子呢？这男人很像是疯子，他的白衬衫这么薄，灰色的裤子似乎在飘，双眼陷在又大又圆的眼窝里，看起来像从集中营里或（因很大的冤情）从疯人院里放出来的。当他的手伸进裤袋时，卡罗·阿古兹心想他会拨出枪来。
但拨出的不是枪，而是劳德·布克斯顿公司制造的钱包，他从钱包里抽出10美元的纸钞，然后这穿白衫灰裤的人用非常理智的声音要了一包万宝路。卡罗拿出一包万宝路外加了一盒火柴，从柜台上推给他。那男人打开万宝路盒子时，卡罗正找零钱给他。
“不要。”看见他找零钱，那男人说，他抽出一支卷烟叼在嘴上。
“不要，不要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不要找零钱。”那男人说，他把烟盒递给卡罗，“你抽烟吗？喜欢就来一根。”
卡罗怀疑地看着这位穿白衬衫灰裤子的男人，“我不抽，抽烟是坏习惯。”
“很坏的习惯。”那男人同意他的说法，点着烟，愉快地吸了一口，他站在那儿抽着烟看着街对面的行人。街对面有几个女孩，男人喜欢看穿着夏天服装的女孩，这是人类的天性。卡罗不再认为这个顾客是疯子，尽管他不要找的零钱，它们仍在狭窄的柜台上。
那男人一直把烟抽完，转身趔趄了一下，好像他不习惯抽烟，烟让他头晕。
“美好的夜晚。”那男人对卡罗说。
卡罗点点头，是不错的夜晚。“我们很幸运能活在这世界上。”
卡罗说。
那男人点点头说：“我们所有的人，一辈子都很幸运。”
他朝路边走去，那里有个小垃圾筒，他把那包烟丢了进去，“所有的人，一辈子！”他重复，走开了。卡罗看着他走远，心想也许他就是疯子，也许不是，发疯很难界定。
这是关于拉丁美洲审问室的地狱版的故事，有点卡夫卡式。在这样的故事里，受审者通常供出一切然后被杀害（或是失去心智）。我想要写一个更圆满的结局，但这可能不现实。这就是写这个故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