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16日（摘自杜曼的日记）
今天还算平静无事。不过，有件事值得一记，因为它正暴露了日本人的优柔寡断、易变以及幼稚。现在我们的值日官已在使馆大厅里支起一张办公桌，工作了两天，效果甚好。除了能充作一个极有用的信息中心，兼顾传达室的职能并办其他事而外，还立刻起到了加强大家的秩序纪律观念的作用。因为我们每二十四小时才能匀出够开两小时暖气的燃料，所以正门必须经常关上，为此还特意贴了一张用英日文字写的大纸条。值日官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提醒未随手关门者，记得回身去关门。今天白天来了一个穿制服的日本警官，军刀在腰间当啷作响，砰地把门打开，阔步穿过门廊，朝外务省联络官增尾的办公室走去。值日官很客气地对他讲，请把门关上。警官停在原地，显然踌躇了一会儿，才转回去关门。当时我们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但约六小时后，我们却不得不又再记起这件事了。晚上10点，大使馆译员藤本跑来找我，有点慌张，说首席警官叫他来告诉我，必须取消值日官的设置，撤掉办公桌，理由是日本政府已下令停止大使馆的职能，因此任何馆员均不得执行任何职务、不得公然行使任何权力。那位被请回去关门的警官当时是吃了一惊，无法做出拒不听从的决定，所以去把门关了。可回到办公室一思量，另一个想法便浮上心头：他居然被一个馆员指挥，这岂能容忍？他很可能又想到布告板上的通告，上面列有值日官的任务，其中之一是：“监督整理（Policing）馆舍的内务。”熟悉美国军队习语的人都知道，“policing”一词，不过是指打扫、整理内务而已。但这个日本人必然认为我们授权给值日官，要他监督日本警察的任务，这简直是无法容忍的侮辱。还有一种可能，晚上10时以前，这个警官自己左思右想，想必还跟气愤的同事们谈过，折腾了六小时，大概又喝了两杯，这才把心一横，一定要废掉这个值日官制度。但他行动时又不通过正当途径，即通过外务省联络员给大使一份书面文件。真要这样办，就必须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他又不想这样做。于是，他就耍了一套非常典型的日式把戏：施以威吓，再看是否奏效。
无论是什么手段，内德·克罗克都请藤本去回答，在请示大使以前，什么也办不到。我们的打算是置之不理，静观其变。不过，克罗克还是把布告板上的通告取下来重新写过，把“policing”改为“cleaning”（打扫），改了措辞以免再有会引起日本人反感的字眼。
结果值日官还是没有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