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4日
中午12点10分，加濑来访，传达外相的话：外相要派来栖赴美协助野村将军进行会谈，但美国的航班定于明晨从香港起飞，他要是赶不上这一班而搭下一班，须等两周，那就太晚了。“出于技术性原因”，他必须在13日以前——这当然是指必须在15日日本国会开会以前——到达华盛顿。如果航班不能停两天等来栖，而是先飞往香港，那么就只能让来栖先飞塞班岛，然后乘驱逐舰至关岛，在那里赶上班机。我很清楚，我国政府是不会欢迎第二个计划的。
杜曼打电话到华盛顿给马克斯·汉密尔顿（Max Hamilton）。一定是汉密尔顿工作得力，因为几小时后他就来电话说，一切都安排好了，航班飞离香港的时间将从5日延至7日。我立刻用电话告知东乡，他似乎高兴极了。
晚上9点，来栖因为将于明日清晨动身，前来辞行。他说，昨天下午东乡才把使命交给他，当时他感到惊讶。此后他一直在研究有关会谈的文件，这才明白自己碰到了一个难题。他说，自己此行只是要为会谈增加一个新观点，并尽量设法达成协议。看样子他口袋里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新方案。假如飞机上能多找到一个座位，他还想把外务省美洲局的结城带去当秘书。
以前与石油公司进行长期谈判时，来栖曾任外务省通商局局长，后来先后在罗马和柏林当过大使，签订三国条约的就是他，但我没有理由认为他现在对纳粹德国比对美国还好。他的妻子是美国人，女儿弥惠是埃尔西的好朋友。我们进行了坦率的长谈，听我讲美国的立场时，他没有激动，只是平心静气地阐述日本的立场。追溯到币原外交时代以及币原外交失败的原因时，他提到中国人皆把这种外交看作软弱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