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6日
我觉得，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评价日本政府在7月2日御前会议上重新决定的立场和政策了，评价自不免含有几分推测的性质，但仍然可以体现我见解的大概倾向。
由于德国进攻苏联，日本决策层及各派皆不知所措。在十天的商讨和审议中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即使这种混乱还不能被称为内部危机，但从我们得到的证据来看，这种混乱现象也越来越明显了。按我们的估计，局势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松冈和平沼男爵之间的冲突已多少有点公开化了。现正闹得满城风雨，有人还说，平沼男爵曾发出威胁，要倚仗他内务大臣的地位逮捕几个极端派的头面人物。不过，该命令还没有执行，因为他接到警告称如果真的这么做了，他就会遭到刺杀（据我对平沼的了解来判断，这个传说不像是真的）。但至少可以说，这些谣言，不管真与不真，都可能反映出在日本领导人当中存在尖锐的意见分歧。我们认为，在没有统一的思想，也没有哪一派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日本不会有积极有为的政策，以免卷入新的纠纷或承担新的义务。
在结束上次大战的过程中，日本取得了大国地位，踌躇满志。此后，直到日本入侵满洲的问题被提交国际联盟的时候，人们才对日本在多大程度上涉足纯属欧洲的、与它关系不大的问题有了充分的了解。记得1932年日本退出国联后便马上宣称，它要结束它对欧洲承担的义务，要立足东亚。这次大战爆发后，它又正式确认这个政策，并称之为“自由独立的政策”。这个政策执行了八年，表现得相当坚决，但到三国同盟缔结时，却来了一个急转弯。这个同盟再次使它卷入欧洲事务，在德国进攻苏俄以前已有一种看法在滋长，认为日本既与德意结盟，便承担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风险。
关于德国集团和日本集团，特别是关于日本在新联盟体系中预期将居于次等地位的问题，德国和日本在概念上其实有很大分歧。实际上，日本也开始明白德国希望在中国取得特权地位而无视“东亚新秩序”。日本已开始怀疑：德国的诺言是否靠得住；是否德国真打赢了，就什么都对日本有利了。松冈多次遇到挑战：据说他在柏林时，希特勒曾劝告日本与苏联订约，以改善苏日关系，可是话音未落，德国就进攻苏联，这不是蓄意欺骗日本吗？对此松冈不得不一再反驳。这并不是说，日本对德国的诚意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我不想夸大其词，但也不认为，这种信心如今还是那么坚定，以至于他们可以赞成任何倡议，即便到了为德国的利益效力比为日本自身谋利还周到时，还觉得这个联盟有理。
因此我认为，在德苏已经开战的形势下，若不考虑上面说到的三个因素，就无法重新制定我们的日本政策。这三个因素是：⑴日本国内没有一致的意见；⑵希望在日本已经承担的义务所能许可的范围内，尽量降低卷入欧战的风险；⑶日本对德国的诚意的信任程度已在减弱。
据在东京的外国观察家说，御前会议已决定，在攻打苏联沿海州以前，先持观望态度，一面注视德苏战争的总趋势，一面推动“南进”。据说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以印度支那为目标，要在金兰湾及其他―些地方取得基地，但要逐步推进，以免和美国发生公开冲突。他们还说，这个推动“南进”的决定是针对德国的，其用意是要赶在德囯获得全胜而能遏制日本的野心以前，把日本在南方的地位巩固下来。
一般认为，德国最希望的是日本采取措施，转移美国对欧洲的注意，而非催逼日本参加对苏俄的进攻。如果德国的愿望真是这样，那就可以说，上述所谓御前会议的计划倒正好与之相符。
但是，所谓御前会议的“重大决定”，也可以说是日本下决心要实行一种伺机而动的政策，静待苏联的崩溃。要证实这种估计，也可以举出几点：⑴近卫公爵曾对派拉蒙影片公司的门肯（Menken）说，对德国和苏俄承担的义务日本都要履行；⑵松冈先生曾向苏联大使发表声明；⑶外相7月4日还与某某某谈过话，想通过这次谈话造成一种印象：日本国内意见普遍一致，三国同盟各成员国之间完全相互信任。这就显然和实际情况相反，使我们对他的话不得不持保留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