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1日
最近有个日本人说，日本当前最需要的是出一个像伊藤公爵那样的政治家。然而这种人物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将要出现的样子，由于缺乏优秀的治国人才，日本注定要倒霉。政府软弱，在挣扎中胡乱地进行战争。而在今天的日本，要控制住五花八门的各派势力并把它们联合起来，却又非得有一个特具超凡之才的政治家不可。
日美关系的症结在于，政府可以给我们安慰性的保证，可是全国就没有一个力量够大的个人或集团能确保那些保证得到充分的履行。几乎毫无疑问，稍了解外交的日本人，不论在朝在野，绝大多数都想对美国友好，但是他们忙于巩固自己的权力，之后才谈得上掌握决策权并采取有效措施。然而，若非如此，也就无法获致友好的邦交。邦交的增进，不能单靠表达善良意愿的言辞。这点我已经告诉过他们，而且一直在说，但收效甚微。现在看来美日关系的前景并不美好。
前景究竟如何，正是我们此刻需要好好研究和关心的问题。
两大任务
在进一步申述意见之前，我想先讲明以下几点。我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驻日大使的职责，也就是大使馆的职责，包含两个基本任务：第一，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发展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第二，保持和增进美日之间的良好关系。即使在遇到这两个任务互相抵触时，也不能推卸对二者所负的责任。我们必须做到的是尽可能将这两大任务结合起来。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时，必须经常把这两个主要任务放在心上。今后我国政府应奉行什么方针，当然不能由大使馆决定，而是要由政府根据更宏观的政治去决定。
在制定今后美国在远东的方针时，我认为我们政府应当经常清楚地考虑到两点：首先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我国外交政策是以自己尊重法定的义务，也希望别国同样尊重为基础的；其次是现实感，即注意客观实情。当原则与现实冲突而又无法协调时，必然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以让步求协调，我们能够或应该妥协到什么程度？我们究竟是否应该在原则和现实之间谋求妥协？我国自身是一个统一的实体，现在我们充沛的国力都已达到了预期中的巅峰。国际道义，包括尊重法定义务和永远不以武力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对我们来说既是口号也已成信仰。
美国曾庄严地（借用威尔逊有些夸张的说法）承担义务，要维护《九国公约》的原则，即主旨是要维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及“门户开放”。这就是前面说的原则问题。
而情况的另一面是，日本并不想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毫无此意，只有将它彻底打败，才能使它这样做：在国际事务中，没有比此点更确定无疑的了（假如说国际事务中有什么东西可以确定的话）。使“门户开放”在实际上得到遵守，现在和将来都面临一个遵守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这就要靠施展手段，而不能靠原则。这就是前面说的现实问题。
能打败日本吗？
欧洲的现状不变，现在就看不到打败日本的可能性。无论哪个国家，无论置日本于何种境地，军事、社会、经济、财政无论哪方面的困难，都无法打垮日本。日本在军事上也许会遇到暂时挫折或出现僵持局面，由于中国人增加向日本施加的压力，在一定时期内日本甚至会如军事家所说“在战略上撤退到预定阵地”。换言之，即退回华北、控制华北，这本来就是所谓中国事变的首要目标。日本也许会遇到财政困难和经济萧条：要勒紧裤带，或许会困苦不堪；国内还可能发生日益高涨的社会动乱。现在还看不到日本会全面崩溃的前景。
我早已指出过，日本已开始出现通货膨胀，以后我还要谈到公债消化率下降、纸币发行量大增、物价高涨，以及随之而来的广泛的物价管制措施，等等，这些现象都反映了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发展。试图管制大米供求的措施正在激起广大农民的骚动。然而我的意见仍是，即使局面坏到不能再坏，日本人还是会固执己见：在大陆上的冒险事业不能半途而废，既然已经豁出去了，就得坚决干到底。使馆中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不相信美国一实行禁运，日本就会衰弱到不得不放弃其侵华计划的地步，禁运即使扩大到断绝美日之间的全部出口和进口，也不会收到这种效果。
统计学家为了使自己满意，曾经证明并且还会继续证明，外来的经济压力可以击败日本，但统计学家一般未能把心理因素估计在内。日本人是一个耐苦尚武的民族，至今仍在接受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武士道教育，这种精神世代相传，早已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内核。自古以来，日本人就一直在应付层出不穷的天灾人祸：地震、飓风、洪水、瘟疫、农作物病虫害和几乎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由于饱经风霜，他们惯于吃苦，对严密的组织纪律亦习以为常。每次都克服了困难。单凭统计数字来下判断，很容易使人迷误。
“东亚新秩序”
由美归来后这几个月，我仔细全面地研究了日本的舆论，包括政府、陆军、有影响的非军界人士、实业界和民众等各方面的意见，可以肯定地说，有一点是各方一致同意的，那就是所谓“东亚新秩序”已经形成。这个词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它也有个最基本的概念，即中国的满洲、内蒙古和华北永远归日本控制。在陆军中，在政府和国民的某些人当中，这个词的含义还要广得多：这些人是要控制中国全境，或者说，要保住但凡现在或将来能够夺占的地方，包括过去条约所规定的通商口岸和各国租界在内。对满洲的控制，因有了“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已经实现了；控制内蒙古，是留待将来解决的问题；扶植王克敏和汪精卫两个政权，以控制华北和华中，则是其所希望和期待的。这些计划当然含有日本长期甚至永久驻军的设想，这样才能强迫这些地区屈从日本。很少有日本人认为“东亚新秩序”的含义比上述最基本的概念还要狭窄。
苦药丸需要包上精心制作的糖衣，日本人正是给他们的欲望和企图裹饰糖衣的高手。他们说，有许多日本人居然也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旨在给中国带来持久和平，是在为中国人着想。他们的战争是一场“圣战”。他们还说，也有许多人相信，那样做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到日本本土。这又未免太贬低了公认的日本警察管制和根除国内“危险思想”的能力了。他们会告诉你，也确是这样说的，一旦汪精卫政权完全稳固下来，好斗的、无法安分守己的中国人不再闹乱子，美国的利益就自然会得到充分的尊重，“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都将得到履行，天下也就太平了。这一切美梦据说都一定能实现。等着瞧吧，只要稍微耐心一点就行了。但我们可不吃这一套，我们没有必要受这个骗。
日本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自己能够概括，也许比许多日本人还要概括得好一些。他们要的是：
（1）战略上的缓冲地带，以防备苏俄来袭，特别是后者对满洲的进攻；
（2）控制日本缺乏但中国出产的原料，以保障经济上的安全，日本在经济上是脆弱的；
（3）根除中国特别是华北境内的抗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活动、宣传。
当然日本极端分子向往的远不止这些，但上述要求可以说是1931年满洲之战以来日本进行侵略的基本的和最低限度的目标。
等着日本陆军和军事体制有朝一日会在国内信誉扫地，就等于期待“千禧年”降临。日本陆军可不像狗尾巴，别以为砍掉这部分就可以防止狗摇尾巴了；它是和整个国家的结构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的，它盘根错节，既切不断，也不会因丧失信誉就萎缩。诚然，有很多日本人并不喜欢陆军的行事方法并因此感到不安：强征大批健壮的青年前往中国作战，造成大量伤亡；军费日增又给日常生活带来种种恶果和不便。但是，如果说可以把陆军诋毁到某个地步，使其权力和威望就此一蹶不振，以致不再能掌控国策，或至少失去对决策的强大影响，那就是一种臆断。我相信任何熟悉日本和日本人的人都断不会有这种想法。这使人不禁感到主观愿望往往会变成信念，持这种臆说则不幸确是一个实例。在日本，如因社会动乱而发生政变，任何政变都会立即导致无情的军事独裁，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便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个问题——从目前所有的迹象来看，这个问题是永远回避不了的——那就是：当原则与现实彼此对立时，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首先，我不认为我国政府能够或者应当或者将要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也难以想象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会这样做。而且我推断，对政府和绝大多数美国人民来说，这也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无须这样做。除非《九国公约》的条款经“正当手续”进行了修改，否则我们就应当而且必须尊重和履行我们自己在那个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
是否需要把日本孤立起来？
常有这样的论调：应该而且可以把日本孤立起来，这样它就会屈服。由此又推论出，除非在经济和财政上损耗它、孤立它，把它降格为二三流国家，否则它就会在大陆和海外继续扩张，席卷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西方在远东的其他属地，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现在正是遏制它扩张的时候了。
对这个论点，我提出下述意见。凡是要对违法国家采取某些孤立它们的办法时，都必须预计到最终还是得使用武力。如果制裁开始后不贯彻到底，就会使宣布制裁的国家丧失威信和影响力。制裁若贯彻到底，又可能导致战争。这点我觉得是不证自明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争论的。在我看来，除保卫国家主权外，动用武力，就无异于自认：第一，缺乏善意；第二，缺乏富于智谋和想象力的、建设性的治国之才。谈到我们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有人会说，只有单方面的善意和才略是不够的。对此我的回答是，日本也有这些因素，尽管它们到目前为止仍处于潜伏状态，但总是存在的。外交的职能之一就是促使这些因素茁壮成长。币原外交曾经出现过，也可以再度出现。
到外交上无计可施之时，再谈制裁也还不迟。在我写这篇日记的时候，外交谋略还没有用尽。我生性不是个失败主义者。我相信外交手段仍然可以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