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15日
看了最近放映的关于帕德雷夫斯基的影片。其中，有个情节使我想起了我自己和这位音乐大师的交往中也有件与此极为相似的事。我在童年时代就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在当时的美国，他的名字（当然读音是错误的）已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其为当代首屈一指的钢琴家。艾丽斯记得，她是在波士顿的布伦斯威克饭店见到他的，对他那光亮的金发印象很深。我第一次和他接触是在1917～1918年大战期间，那时我是国务院西欧司司长，兼管美国人捐助给敌占区朋友或教友的救济金。这种救济金的数目当然要限制在最小限度内，以免“援助和慰劳”了敌人。
帕德雷夫斯基常常捐款给德占区的波兰人，通常是五六万美元。相对来说，数目是不大的；他总是在其所处位置上以合适的方式为波兰人抗辩，常泪流满面。他出来抗辩，波兰人便有了理想的代言人。
我第二次碰见帕德雷夫斯基是在巴黎和会上，又听到他在为波兰人发声。不过，这次是为了他们国家的独立，结果也很好。后来他当了波兰的第一任总理，是这个新建国家最理想的名义首脑，但这一角色他当得并不成功，因为他那慷慨无私的心肠不适于政治舞台：他跟毕苏斯基合不来，1919年年底便辞职了。
1924年我任驻瑞士公使时，又曾偕艾丽斯赴莫尔日参加一年一度为帕德雷夫斯基举行的生日宴会。通常他会放烟火，但那晚下雨，晚餐就在屋内。饮香槟酒时，我提议为他的生日敬酒，讲了几句话，提到这位大师在美国深受爱戴，又说我一向知道他是个伟大的爱国者、大慈善家、大演说家，但他作为音乐家的一面我们就无所知了，因为他主要是在美国演奏，而我们却是在国外生活，所以他的演奏会我总是未能躬逢其盛。帕德雷夫斯基起来致答词，对我那点颂词也照例激动得老泪纵横；他把夫人叫过来，对她说：“最近哪天晚上有空，就专请格鲁先生和太太来同我们在一起，我将为他们弹上一整晚！”
这是个绝妙的好主意，我相信他当时是真心实意的。但不久后，我就奉调回华盛顿任副国务卿，还未实现莫尔日之约就走了。后来我们的长女伊迪丝去世，艾丽斯在关闭伯尔尼的公馆后，带着其余的女儿乘船回国，一路上伤心极了。在她们到来的前一晚，我赶往纽约，看报知道帕德雷夫斯基也到了这里，而且那晚就要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便独自去听了。奏完后，我又像《月光曲》影片中那对夫妇那样走到钢琴下面去听他重奏。帕德雷夫斯基看见我在那里；他一定已经得知我们的丧女之痛，大概也还记得他曾经约过我们。总之，他重奏了大半个钟头，而且是弹给我听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