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13日
上午11点，如约拜访牧野伯爵，他穿着和服在他的和式房间里接见了我，与我亲切长谈。我引用了条约并按照史汀生先生最近和新渡户博士谈话的精神，详述了美国对满洲问题态度的根据何在，并表示我恳切希望日本在经过深思熟虑前不要轻率地承认“满洲国”。他以极谦和的态度听我陈述，然后说现在已经是年青一代在管事了。他追溯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说如今左右国策的元老多已亡故，年青的一代又还没有培养出他们自己的政治家，目前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但年青的政治家早晚是会培养出来的。他说，对于前途，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他的这种新旧交替论，跟我在伦敦听见松平大使讲的很相似。
后来我们讨论到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和大学在美国国民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告诉他我国的大学毕业生是怎样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事务。他描述了他自己在赴巴黎和会途中访问美国时的情况，那次距他上次访问恰恰相隔半个世纪。谈话中牧野伯爵提到我在美日协会演讲中的几段话，大加赞赏，说演讲稿已被译成日文，呈天皇御览。他谈到比尔·卡斯尔及其在此期间所做的建设性工作。最后我说，只要牧野伯爵认为有什么具体办法可以帮助我发挥作用，就希望他以非正式的、私人的方式向我提出，不必拘礼，因为我非常重视他的意见。
每个民族都会有大人物出现。这次会谈无疑是我到这里后最愉快的一次，在谈话的整个过程中，牧野伯爵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真是一个大人物。他是天皇近臣，可惜如今军人当道，他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几乎和这里的每个人一样，他也谈到日本人对艾丽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把她当作佩里家族的一员。他跟弗兰克·麦科伊也谈到过这点，讲得更多一些。这次和牧野谈话到底有什么收获呢？的确，我并没有听到多少具体的东西，他当然不能向美国大使明确表露他对日本国策的态度。不过，我多少可以体会他的言外之意，我相信他将会成为一个同情我们的、可能还会提供帮助的朋友。
还有另一件完全不相关的小事：独立纪念日招待会以后，我忽然发现我们餐桌上所有的糖果都带有“莫斯科，苏联制造”的标记，不禁大吃一惊。听说苏联人正在远东倾销这种糖果，售价比粗糖还低，味道居然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