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9日
今年夏天，要想碰上许多可以探听消息的交际场合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因为很多人走了，应酬接待也几乎没有了，无法获得与消息灵通的日本人接触的机会。初期的良好基础，看来已经奠定，问题在于怎样好好地利用它。前几天有个外国的外交官告诉我，他的日本牙医曾对他说，美国新大使“开了好头”，牧野伯爵也曾对李顿调查团的美国代表弗兰克·麦科伊将军说，我们在这里将会有巨大影响力，可以做很多工作。问题是：怎样做工作呢？
日本政府完全清楚美国的观点，在公众舆论极难把握的现状下，反复强调这种观点，我相信只会得不偿失。任何传闻，只要意味着美国大使正企图阻止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就会导致舆论一片哗然，这又反倒会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其初衷而提早承认，报刊现在都充斥着代表军部的观点。刚开过一个群众大会，有高级将校参加，其中还有一两个陆军中将，该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立即承认“满洲国”。
今天我写了一封信给牧野伯爵，询问我可否去看他，向他表示敬意。我希望能跟他进行一次很坦率的交谈，他也许能给我一些有用的建议。我希望按照最近史汀生先生和新渡户谈话的精神来与他详细讨论时局，希望他能把我们所谈的内容上奏天皇；我要间接地弄清楚，牧野对麦科伊讲话的意思，究竟只是他认为我们可以在向华盛顿解释日本的观点方面多做工作呢，还是他认为我们可以更明确地向东京阐明美国的观点，进而影响当前的局势。这两种意思是大不相同的。现在我正找不到开展有益工作的途径，深望在这次和牧野的谈话中可以得到启发。从上面记的这些可以推知，日记既有记事之用，亦有厘清思路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