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先说明本书的写作手法与写作目的。
首先是写作手法。我确信，若要准确地记载历史，必须依靠当时的直率评述。有鉴于此，我在为美国外交界服务的三十九年里，都保持了一个习惯，即每天都会把当时的情报、观感和想法记录下来。如此形成的记录，也决定了其性质及优劣。我辈的决断与行为所依赖的信念及假设，唯有在诚实坦率的日记中才能寻得踪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奢求绝对正确，但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把他的真实见解记录下来。这些见解当然会有变化，有时是因为情况变了，有时则是因为我们不断获得新资料，遂使我们修正了过往的看法。
我在日本十年间所写的日记，当然带有这类记录所共有的缺点。尽管我的部分判断因情况改变而随之修正，但当时的实际情况仍被逐日认真记录下来。此外，我还认为这类严格按照当时实情记录下来的东西，自有其价值。这与记录中的主观判断明智与否并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某些我日后因注意到新事实而会修改的见解还是留在了这本书里。不少观点和语言后来也被证明是错的，但同样照旧直录不讳收入书中，亦如那些经过时间证明是正确的部分一样。我保存日记时，绝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公开发表。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艰难岁月中，尤其是任职于东京，我们不可能像身处华盛顿那样总览全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可能与在华盛顿所产生的观点完全一致。任何观点都来自一个人的知识，更多的知识又会扩展和加深一个人的认知，使其理解力变得更敏锐。
我遭遇过很多挫折，特别是有过那么一段时间：我与心存和平、有意推进建设性工作的日本政府的合作刚取得一点成就，就因为该政府倒台后被反动内阁取而代之，希望全部落空，如同遇到台风一样，成果瞬息之间就被一扫而光。尽管如此，我还是为和平奋斗到底。毕竟一个大使刚到外国上任，马上就攘臂大呼“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等于是卷起铺盖回家了。我们的外交是我们国防的第一道防线。只要尚存可能，就必须守住这第一道防线；想要守住，就得去做工作。就日本的情况而言，伴随着欧战爆发，德国初期的胜利就像烈酒一样，灌进了日本军国主义头头们的脑袋，局势马上就露出了凶兆。当时我就向美国政府提出警示，日本可能会采取行动，并且可能会是那种危险的、戏剧性的、突如其来的行动。不过，我当时从未彻底放弃希望，也没有彻底放弃为和平做工作。因为若不如此，我在外交界的名声势必受损，而本人正是外交界的一员。
在此还要提请注意的一点是，本书收录的只是日记原稿的一小部分。过去十年的日记原稿是用打字机打的，足有十三大本之多。此外，我的书信、讲稿、会谈记录、相关剪报还有若干册。日记原稿中有不少内容并没有什么值得永久保存的历史价值，重复之处也不少。有许多内容则不适宜现在发表。况且日记毕竟是私人的、不供发表的记录，所以我还得为许多在世的同僚及其他人的身份保密。若透露了他们的姓名，有可能会让他们为难或是给他们带来不测的后果。不过，以上这些并不损害主旨。为避免搅乱正文，我没有使用星号和脚注，只是把日记原稿的一些条目和同时段的其他材料摘编在了一起，使之能成为流畅的编年体叙述。要把所有与书中故事有关的官方文件纳入日记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些文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公开了。美国政府印刷局于1943年出版了一部上下两卷的文件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日本部分（1931～194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因此大家也都能读到。
接着想谈一下这部记录的写作目的。此书的写作目的是希望向美国人民及联合国的其他各国人民，提供一个比当下大部分见解更准确的、关于日本问题的看法，只有对日本及其国民有正确认知，才能明智地去处理一些难题。我们在军事上夺取全面胜利后，这些难题总得解决。此前，我写《东京报告》（Report from Tokyo）一书时，主要是想要让美国人民意识到日本的军事机器不容小觑，并希望纠正一些错误的想法。这些错误的想法一度泛滥全国，它们低估了日本这个敌人的生命力、战斗力与耐久力。经过长达十年的近距离观察，我了解这个敌人。因此我担心，我们可能要走上一段漫长而艰苦的路后，才能最终获得胜利。想当然的臆想与自满情绪都是危险的。要获得胜利，要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必须不断增强、加快我们举国一致的备战工作，容不得片刻懈怠。
这些年来，我们已经见识了大量有关日本军阀和军事机器极端阴险、狡诈、残忍的行为，以及自私自利的背信弃义之行径。我的故事为之提供了新的证据，足证日本军队的心理和气质仍处在中世纪。军事家都说要“了解你的敌人”。我的前一本书收录了我在全国各地发表的演说和广播，试图讲述日本军队骇人的战力、疯狂的决心以及极端的残酷与野蛮。
此外，本书若不能使读者认识到另一个事实，那么其目的也就未能达成。即使在当下的日本，仍有不少人并不想要战争。他们认识到攻击美国、英国及联合国的其他国家是愚蠢的。由于战时激愤的情绪与偏见，不少人或许会否认在日本国民中还有好人。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绝大部分对日本人没有亲身的、直接的认知。他们也不知道，有些日本人曾坚决反对与美国进行战争。这些日本人也曾试图逆转潮流，希望抵抗军方的自大狂妄与扩张野心。尽管最终徒劳无功，但他们英勇地奉献了一切，甘冒被监禁甚至被刺杀的严重危险（事实上也确实有数位被刺杀）。
在战争中，日本人必须而且必定会忠实拥护他们的领袖，必须参加战斗的人也必定会战斗到底。但是，在处理战后的困难问题时，我们必须了解和权衡一切因素。我希望这些私人日记能为将来提供一幅更广阔、更有助益的图景，让人们将这些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整体来理解。
当然，首先还是要全部摧毁日本进行战争的力量。为了使我们的下一代不必再打这样的仗，就必须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决不能让日本和德国再来威胁世界和平。必须永远根除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
在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我必须向三位同事的帮助表示感激。第一位是尤金·H.杜曼（Eugene H. Dooman），在珍珠港事件前最关键的那几年中，他在东京的美国驻日大使馆任参赞，他是我的挚友，拥有久居日本的经验、成熟的意见和对政治情势敏锐的判断力。许多书中形成的观点，都有赖于他的帮助。另外两位是我的秘书：玛丽昂·阿诺德小姐［Miss Marion Arnold，现在是达纳·W.约翰斯顿夫人（Mrs. Dana W. Johnston）］和纳尔逊·牛顿（Nelson Newton）。为协助我准备撰写本书所依据的日记，他们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并对此事关怀备至。
约瑟夫·C.格鲁
华盛顿
194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