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系在明朝迁到宁河西关，初祖叫李荣，当时宁河还没有建县。旧时以“堂”来称呼人家，我家是“务本堂”，民间说宁河几大户的俏皮话是“酸谈、臭杜、腥于、嘎子廉，外带常不要脸和老实李”，我家就是“老实李”。
我母亲的太爷是王锡鹏，官居总兵，于鸦片战争时期阵亡，浙江定海有纪念他的“三忠堂”。王照（王小航）是我姥爷的弟弟，我叫他“二姥爷”，官居三品，他后来发明了“官话合音字母”（汉语拼音的前身），据说某些地区的海外华人仍在使用。
清末时，天津的教官（市教育局局长）叫李作（字云章）是我家大爷，我父亲叫李逊之，考上天津法政学堂后，自己剪了辫子，被认为是革命党，李作保不住他，因而肄业。他有大学生架子，高不成低不就，整日喝酒，他的朋友说他中了“酒劫”，他的诗文好，但没能成就。
唐维禄是宁河的大武师，他的师傅是李存义，绰号“单刀李”。刀刃叫天，刀背叫地，刀锷叫君，刀把叫亲，因为刀是张扬的形状，所以刀鞘叫师，接受老师管束之意，刀头三寸的地方才叫刀，人使刀一般用天地，大劈大砍，而李存义的刀法用刀尖。
唐师是个农民，早年练燕青拳，到天津找李存义拜师，李存义不收，唐维禄就说：“那我给您打长工吧。”留在国术馆做了杂役，呆了八九年，结果李存义发现正式学员没练出来他却练出来了，就将唐维禄列为弟子，说：“我的东西你有了，不用再跟着我，可以活你自己去了。”
我仰慕唐师，就把家里的老鼻烟壶、玉碟找出一包，给了唐维禄的大弟子袁斌，他拿着鼻烟壶喜欢得不得了，在大街上溜达时说：“瞧，老李家把箱子底的东西都给我了。”是袁斌将我引荐给唐师的。
唐师有个徒弟叫丁志涛，被称为“津东大侠”。天津东边两个村子争水，即将演变成武斗，丁志涛去了。动手的人过来，他一发劲打得人直愣愣站住，几秒钟都抬不了脚，这是形意的劈拳劲，一掌兜下去，能把人“钉”在地上。
他“钉”了十几个人，就制止了这场武斗，也因此成名。丁志涛有三个妹妹，后来我娶了他二妹丁志兰为妻。
宁河附近的潘庄有李存义师弟张子兰的传人，叫张鸿庆。唐师让我多去拜访这位同门师叔，并对张鸿庆说：“我徒弟去找你，你多鼓励。”张鸿庆脑子非常聪明，令我有受益。
他精于赌术，一次作弊时被人捉住了手，说他手里有牌，他说：“你去拿刀，我手里有牌，就把手剁了。”刀拿来，他一张手，牌就没了——可想而知他的手有多快，手快脑子就快。
我行二，大哥是李辕（字捷轩），随唐师习武后，宁河人管我叫“二先生”。有一个人叫李允田，练单刀拐子，对我师弟周锡坤说：“二先生有什么本事，见面我就把他敲了。”
周锡坤就跟他动起手来，用横拳把他甩出去了。李允田回去约了东黄庄一个姓侯的人来报复，周锡坤听到消息就避开了。
他俩四处找周锡坤时，有人告诉我说：“周锡坤打李允田是因你而起，他们找不着周锡坤就该找你了。”我当时正和父亲闹矛盾，心情非常恶劣，从家里搬出来，住在母亲家的祠堂里，我说：“我正别扭呢，谁找麻烦，我就揍他。”
那两人最终也没来找我，周锡坤回来后，也没再找他。
宁河附近唐师有个师兄弟叫张景富，绰号“果子张”，我们一班唐师的徒弟都喜欢呆在他家，他为人随和，也愿意指点我们。一天我带了一个朋友去果子张家，正赶上午饭，就在果子张家吃了饭。
我跟这位朋友说过，按照武林规矩，只要来访的是武林朋友，要管吃管住，临走还要送路费。
没想到这朋友后来自己跑到果子张家吃饭去了，一去多次，还带了别人。果子张有点不高兴了，我就去找那朋友，不要他再去，他说：“你不是说练武术的，来人就管饭吗？”
他是借着听错了去吃饭。当时宁河发大水，闹了饥荒，红枪会趁机招会众，参加就管饭。唐师的徒弟廉若增亦因饥饿参加了红枪会，他的爷爷和我奶奶是亲姐弟。
唐师、丁志涛都对红枪会反感，说：“不能信那个，一信就倒霉。”我劝过廉若增：“义和团也说刀枪不入，结果枪也入了刀也入了，过多少年了，红枪会还玩这套，你怎么能信呢？”他说：“我就是去吃饭。”
红枪会头目杨三是治安军督办齐燮元的表弟，他知道我收藏刀枪，就让我捐给红枪会，我认为他们是骗人去送死，所以把刀枪藏在神龛上面，对他说：“我放在四十里外了。”
杨三说：“快给我取去。”我说：“现在发大水，过不去。”他又冲我吆喝，那时是我心情很不好的一段时期，我一下就发了火，说：“二先生说在四十里外，是给你面子下台，现在告诉你，就在这神龛上头，离你五步远，你敢拿就拿。”——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自称是二先生。
杨三没拿，转身走了。后来别人告诉我，有人问杨三：“杨三爷怎么吃这瘪，一个毛孩子都弄不动？”杨三说：“他六叔李牧之十九岁就当了同知（比知府低一级），现在的官比我表哥大。”
红枪会和日本人开了仗，几乎全部阵亡，河里都是死尸，宁河话叫“河漂子”。只有一个人生还，叫李锐的十四岁小孩，也是为吃饭进的红枪会，算起来还是我本家的弟弟。日本人拿机关枪对着他，他吓得直摆手，那日本兵也摆摆手，意思让他快走，他就从死尸堆里走出来了。
可能还有一个。红枪会的服装是一身黑，一个生还者躲进我住的祠堂，求我救他。当时日本人开着快艇在河道转，见到人就扫机关枪。日本人要上岸搜查，祠堂临街，是躲不过。
我说：“你呆在这儿必死，翻墙吧，一直向北翻，北边河面上没日本人，过了河就安全了。”我教给他做水裤：将棉裤脱下来，吹足气，扎上裤脚就成了气囊，浮着过河。也许他活下来了。
因我与父亲闹矛盾，唐师说他有个徒弟叫郭振声，住在海边，让我去散散心，并给我一块药做见面凭证，这块药就是李存义传下的“五行丹”。我拿着药到了渤海边的大神堂村，然而郭振声不在。
他是此地的请愿警，户籍、治安都是他一个人，当时有一家大户被匪徒绑票，索要两千大洋，郭振声让朋友凑了十八块大洋，留了九块给母亲，一个人去捉匪徒了。
他在黑鱼籽村的旅馆里空手夺枪，捉住了两个劫匪。其中一个竟然是大土匪头子刘黑七，不远就是他的老巢，郭振声知道凭自己一个人，没法将他押走，就把枪还给了刘黑七，说：“绑票我得带走，你要不仗义，就给我一枪。”
刘黑七连忙说：“那我成什么了？”拉着郭振声讲：“你知道我以前什么人吗？”
原来这刘黑七是天津有名的大饭庄——登瀛楼的少东家，因为打死了客人，才逃到海边做了土匪。他向郭振声保证，只要他活着，大神堂村再不会受土匪骚扰，还要给郭振声三十块大洋，郭振声为不扫他面子，拿了两块。郭振声之举，保了大神堂村以及附近地区十余年太平。
郭振声带着人票回来，全村人庆祝，我就跟着大吃大喝。那时我已经在大神堂村住了十多天，我把药一拿出来，郭振声就认了我这师弟，给了我五块大洋。
从大神堂村回来后，唐师就带我去北京找他的师兄尚云祥（尚升，字云翔）。
尚云祥年轻时求李存义指点，练了趟拳，李存义就笑了：“你练的是挨打的拳呀。”一比试，李存义没用手，一个跨步就把尚云祥跨倒了。尚云祥要拜师，李存义说：“学，很容易，一会就学会了，能练下去就难了，你能练下去吗？”尚云祥说：“能。”李存义只传了劈、崩二法。
隔了十一二年，李存义再来北京，一试尚云祥功夫，感到很意外，说：“你练得纯。”对别人说：“我捡了个宝。”从此正式教尚云祥。
唐师与尚师交情深，每年到了季节，唐师都从宁河来京给尚师送螃蟹。尚师属马，家住观音庵，以前是住尼姑的地方，当时已没尼姑了，住了几家人，尚师家是东厢房三间，院子很小。
尚师早年是做帽子的，晚年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是徒弟单广钦的资助，单广钦做水果、糕点生意，送钱时常说：“做我这生意的，现钱多。”单广钦比我大三十岁。尚师开始不收我，唐师好话说尽。
我的姥爷叫王燮，是掌门长子，在清末任左营游击，官居五品，先守北京东直门后守永定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因抵抗被杀害，他在北京市民中有声誉。唐师把这情况也讲了，尚师说：“噢，王大人的外孙子。”
尚师对我好奇，但他从来不问我家里的事。清末民国的人，由于社会贫穷，大部分是文盲，尚师只是粗通文化，但他很有修养。
我进入尚门后，师兄们跟我说，在北京一座大庙（忘记名字）院子里有尚师年轻时踩裂的一片砖，因为庙没钱换砖，这么多年还在，要带我去看看。尚师说：“去了也就是瞅个稀罕，有什么意思？”没让我去。
天津没有尚师的徒弟。我开始住在北京学拳，后来住回天津，早晨出发，中午到了北京，吃完午饭后去尚师家，所以我跟尚师习武的近两年时间里，大部分是在中午学的。
尚师一天到晚总是那么精神，没有一丝疲劳或是稍微神志懈怠的时候。对于这一点，越跟他相处越觉得神奇。
孙禄堂的《八卦拳学》上写道：“……近于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之境矣。近日深得斯理者，吾友尚云祥。其庶几乎。”说拳术可以练到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的境地，当时得此三昧的，是他的朋友尚云祥，找不出别人。
我们这一支的师祖是刘奇兰，他的师弟是郭云深。孙禄堂是郭云深的传人，他曾施展腿功，惊吓了民国总理段祺瑞，被多家报纸报道，有盛名。
我想找国术馆馆长薛颠比武，被唐师、尚师制止了。后来唐师跟我说：“别比了，你跟他学吧。”听了薛颠的事迹，我对这个人很佩服，觉得能跟他学东西也很好，唐师对尚师说：“我让他去见见薛颠？”尚师也同意了。
去见薛颠前，唐师怕薛颠不教我，说：“见了薛颠，你就给他磕一个头。”在武林规矩里磕三个头已经是大礼了，而磕一个头比磕三个头还大，因为三个头是用脑门磕的，这一个头是用脑顶磕的，“杀人不过头点地”的“头点地”指的就是这个，要磕得带响，是武林里最重的礼节。
我见了薛颠，一个头磕下去，薛颠就教我了。薛颠非常爱面子，他高瘦，骨架大眼睛大，一双龙眼盼顾生神。他第一次手把手教了蛇形、燕形、鸡形。
他是结合着古传八打歌诀教的，蛇行是肩打，鸡形是头打，燕形是足打，不是李存义传的，是他从山西学来的。其中的蛇行歌诀是“后手只在胯下藏”，后手要兜到臀后胯下，开始时，只有这样才能练出肩打的劲。简略一谈，希望有读者能体会。
薛颠管龙形叫“大形”，武林里讲薛颠“能把自己练没了”，指的是他的猴形。他身法快，比武时照面一晃，就看不住他了，眼里有他，但确定不了他的角度。这次一连教了几天，我离去时，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名《象形术》，其中的晃法巧妙，他跟我作试手，一晃就倒。回来后，尚师问：“薛颠教了你什么？”我都一一说了。
第二次见薛颠是在1946年的天津，我在他那里练了一天武，他看了后没指点，说：“走，跟我吃饭去。”吃饭时对我说：“我的东西你有了。”——这是我和薛颠的最后一面，薛颠没有得善终，我对此十分难过。
我二十四岁时父亲死了，我却不能回家。二十五岁时，天津财政局局长李鹏图叫我到财政局工作，也不给我安排事情做，只让我陪他去看戏、吃饭，我一看这情况，等于做了保镖。他也叫我“二先生”，其实他是我按照李家各房大排名算的三叔，他知道我练武。
我以前是个少爷，练武后穿着就不讲究了。一天到捐物处去办事，我戴个美国鸭舌帽，上下身都是灰布，上身还破了个洞，漏着棉花。当时天津的捐警名声不好，干什么都是白拿白占。捐物处门口是个斜坡，我蹬着自行车直接上去了，到岗亭，一个捐警一脚揣在我的自行车上，我摔倒后，他跑上来抽了我一个耳光，还骂：“打你个××，谁叫你上来的。”
我起来后，说：“你会打人，我也会打人。”拎住他抽了四个耳光，他就叫唤开了。捐物处有四十个捐警，平时总有二十个人在，一下都出来了。我考虑这场架怎么打，我现在是财政局人员，如果打重了，财政局和捐物处都不好收场。形意拳有个练身法的训练叫“转七星”，我跟他们转七星，手上像狗熊掰棒子似的，抓了帽子就往腋下一别。
我想：“我能摘帽子，也能摘脑袋——只要他们想到这点，就会住手。”但他们想不到，掉了帽子还追我。捐警小队长，他拎着枪下来，看那架势要崩了我，但他认出了我，就把那帮捐警轰跑了，对我说：“您没在我们这打人，您给面子了。”我摘了十几顶帽子，随抓随掉，还剩下四个，就把这四个帽子递给了他。
捐物处处长叫齐体元，李鹏图给他打了电话，说：“二先生没打坏你们一个人，这是给你齐五爷维住了体面，你也得给二先生个体面吧？”齐体元说：“行，二先生还给我们四个帽子，我们就开除四个捐警吧。”捐警外快多，被开除的四个人非常恨我。
这件事出在我身上，我觉得不自在，李鹏图也看出我不愿做保镖。我喜欢武术，但我做不来武师，我开始绝口不提我练武了，后来到天津北站当了海运牙行税的卡长，离开了财政局大楼，更是没人知道我练武。
我三十出头时，到宏顺煤窑住过一段时间，矿工中有个五十多岁的通背拳武师叫赵万祥，能把石碑打得“嗡嗡”响，不是脆响，能打出这种声音，通背的功夫是练到了家。
他带着徒弟在煤窑门市部后的空场里练，矿工们吃饭也多蹲在那吃，我有时出门能碰上，我从未表露过自己的武林身份，不看他们练拳。他们都叫我李先生，非常客气。我大半辈子都是旁观者，这位赵拳师和我算是个擦肩而过的缘份。
只是在我大约37岁时，有一件武林纠纷找上了我。燕青拳名家张克功年老后，从东丰台迁到了卢台，收了几个小徒弟，他是唐师的朋友。当地的大拳师是傅昌荣的传人王乃发，他的徒弟把张克功的匾给偷跑了。
唐师去世的时候，嘱咐我照顾他的老朋友们，我就找王乃发要匾。王乃发说：“你来，我要给面子。你提唐师傅，我更得给面子。摘匾的事我不知道，但摘了匾再送回去，我也下不来台呀。”我说：“要不这样——”我就给王乃发鞠了一躬，把匾取走了。
解放前夕，我来北京找到了会计师的工作，那时尚师早已逝世，当年旧景只能令人徒生感伤，无心与同门相叙，从此彻底与武林断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