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敲响他的房门，听到回答，调整了一下表情，进门。他站在壁炉旁，手里举着已快见底的酒杯。通常他要等我来之后才喝点烈性酒，虽然我知道他们在晚饭时已经喝了葡萄酒。他的脸微微有些发红。我努力猜测他到底喝了多少杯。
“嗨，”他招呼道，“小美人儿今晚好吗？”
有几杯，但不太多，因为他的笑容是装出来的，经过精心设计。而且举止不失礼貌。
“很好。”我说。
“来点小小的刺激如何？”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问。在他这个行为后面，我意识到一种局促不安，一种拿不定能带我走多远、沿什么方向走的疑惑。
“今晚我想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他说完笑起来，那副样子更像是窃笑。我注意到今晚他说的所有话里都带着“小”字。他想把一切都缩小，包括我这个人。“一件包你喜欢的东西。”
“是什么？”我问，“是中国跳棋吗？”诸如此类的随便话我尽说无妨；他似乎乐于看我这样，尤其是喝了几杯之后。他喜欢我举止轻浮。
“比那强多了。”他说，故意吊我胃口。
“我真等不及了。”
“太好了。”说着，他走到桌子旁，在抽屉里摸索了一阵。然后把手藏在身子后面，走到我跟前。
“猜猜看。”他说。
“动物、植物还是矿物？”我说。
“嗯，动物。”他故作严肃地说，“我得说，毫无疑问是动物。”他把手从背后拿出来，乍一看，那上面抓的似乎是一把淡紫和粉红的羽毛。接着他一下抖开。原来是一件衣裳，显然是女装：胸前为乳罩式，上面覆盖着紫色的星状闪光饰片。短及大腿根部的裙边布满网眼，周围缀着羽毛，上半身也是。看来我前面说的送腰带的话多少也猜对了些。
我奇怪他从哪里弄来这东西。所有类似的“奇装异服”照理都已被彻底销毁。我记得曾在电视上看到销毁场面，是在不同城市拍摄的新闻镜头剪辑，一个个城市依次报道过去。在纽约，这项活动被称为“曼哈顿大扫除”。时代广场上燃起熊熊大火，周围聚满密集的人群，个个嘴里念念有词。女人们每当感觉到摄像机镜头对准自己，便立刻高举双臂，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脸上轮廓分明、面无表情的青年男子不断往火堆里扔着无数暗黄绿色、红色和紫色的丝绸、尼龙和仿皮以及黑色、金色和闪闪发亮的银色绸缎；还有比基尼内裤和透明乳罩，上面用粉红缎子做的心形图案遮住乳头。制造商、进口商和推销员跪在地上向公众谢罪。他们头上戴着笨蛋高帽似的圆锥形纸帽，上面是红墨水写的“厚颜无耻”。
不过肯定会有一些漏网之鱼，不可能清除得那么彻底。这东西一定和那些杂志一样：是通过非法途径搞到的。它散发着浓重的黑市气味。它不是崭新的，已被人穿过，腋窝下有点起皱，还有些汗渍，其他女人的汗渍。
“我只能目测一下大小，”他说，“希望能合身。”
“你想让我穿那个东西？”我说。我知道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一本正经，很不情愿，但这个主意还是不无诱人之处。我从未穿过和这东西有一点点类似的衣服，那么耀眼炫目，夸张显眼，像演戏似的，是了，它一定本来就是戏装，要么就是从某个不复存在的夜总会里弄来的演出服。我穿过的服饰中最接近这东西的便是泳衣，还有一套粉色蕾丝背心式内衣，是从前卢克买给我的。尽管如此，这东西还是让人内心发痒，充满孩子气的盛装打扮的诱惑。再有，它是那样的招摇抢眼，对嬷嬷们该是多大的讥讽，罪孽深重，却又是那么的随心所欲，自由自在。自由，如同其他所有东西，纯属相对而言。
“好吧。”我说，不想表现得太迫不及待。我希望让他觉得我是在给他面子。现在也许就要接触实质了，他的深藏不露的真正欲望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他是不是在门后藏着一根马鞭？会不会拿出“铁靴子”，把他自己或我弓身夹在桌子上？
“这是用来掩人耳目的，”他说，“你还得在脸上化化妆。我这里有那些玩艺儿。不这样根本进不去。”
“去哪里？”我问。
“今晚我要带你出去。”
“出去？”这个词汇早已过时，不用说，现在再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男人带女人出去了。
“出这个家门。”他说。
不用说我也知道这个提议太冒险，对他如此，对我更是如此。可无论如何我还是想去。任何事情，只要能打破这单调划一的生活，搅乱被众人认为高尚体面、理所当然应该遵守的常规秩序，我都想干。
我告诉他不想当着他的面穿这件东西。我仍然羞于在他面前展现身体。他说他把身子转过去，并真的这么做了。于是我脱去鞋子、袜子和棉衬裤，在宽大的裙子里套上那件羽衣。然后把裙子脱掉，把两根细细的缀满闪光饰片的带子攀上双肩。还有鞋子，淡紫色的，跟高得出奇。整个行头都不是太合身，鞋子偏大了些，腰有点紧，但还算能穿。
“好了。”我说。他转过身。我自我感觉蠢极了，真想有面镜子瞧瞧自己的模样。
“很迷人，”他说，“现在来弄脸。”
他所有的不过是一支唇膏，放得很久了，软塌塌快要融化的样子，散发着一股人造葡萄酒的味道，还有就是一些眼线膏和睫毛膏。没有眼影，也没有胭脂。有那么一瞬间，我好像忘了该如何使用这些东西。我先是试了试眼线膏，一下就把眼皮弄得乌黑一团，好像刚和人打过架。我用植物油做的润手液将它擦去，重新来。又在颧骨上抹了些唇膏，揉进皮肤。我这么做时，他则为我举一面银背面的镜子。我认出它是赛丽娜·乔伊的。一定是从她屋里拿来的。
至于头发就无计可施了。
“太棒了。”他说。此时他已开始兴奋起来，好像我们正精心打扮，准备去参加一个聚会。
他走到柜子前，拿出一件带帽子的披风。淡蓝色的，属于夫人们的颜色。这一定也是赛丽娜·乔伊的。
“把帽子拉下来遮住脸，”他说，“注意，别把妆弄花了。这是为了应付检查站。”
“可通行证怎么办？”我说。
“放心，”他说，“我为你弄到了一张。”
就这样我们出发了。
车子轻快地驶过黑下来的街道。大主教拉着我的手，活像电影院里的一对少男少女。我紧紧抓着裹在身上的淡蓝色披风，像一位守规矩的夫人理应做的那样。从帽子的缝隙中，我可以望见尼克的后脑勺。此刻他帽子戴得端端正正，身子坐得端端正正，脖子挺得端端正正，整个人都端端正正。他的姿势在对我的行为表示非难，或者这只是我的想象？他知道我在这件披风下面穿着什么吗？是他弄来的吗？假如真是这样，他是对此感到愤怒、冲动、嫉妒还是没有任何感觉？我俩确实有相似之处：都是被人视若无物的小人物，都有任在身。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这一点。当他为大主教，顺便也为我打开车门时，我试图捕捉他的眼神，让他朝我看。可他的举动仿佛根本没看到我。为什么不呢？因为这份工作轻松简单，只需跑跑腿、讨讨好，他当然舍不得失去它。
检查站根本不成问题，尽管我心跳得厉害，头脑里血压骤然升高，一切还是如大主教所料，平安无事，顺利通过。胆小鬼，莫伊拉会这么说。
过了第二个检查站，尼克说：“先生，是这里吗？”大主教说：“是的。”
车子驶到路边，大主教说：“现在我得请你趴到车底上。”
“趴到车底上？”我说。
“我们得进大门。”他说，似乎这话对我有某种意义。我想问他究竟准备去哪里，可他说想给我个惊喜，现在暂且保密。“那地方夫人们可去不了。”
于是我贴着车厢平躺下来，车子重又上路。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披风下面闷热无比。这是一件冬天用的厚披风，不是夏天用的薄棉布披风，闻起来一股樟脑丸味。他一定是从储藏的衣物中找出来的，知道这样才不至于被她发现。尽管他已经很体贴地移开了脚让我躺的地方大些，我的前额还是碰到了他的鞋子。从前我从未如此靠近过他的鞋子。这双鞋硬邦邦的纹丝不动，像甲壳虫的外壳：漆黑发亮，神秘莫测。它们似乎和脚风马牛不相及。
又经过另外一个检查站。我听到说话声，公事公办、毕恭毕敬的口吻，电动车窗拉下来又升上去，显然是在出示通行证。这回他不会出示那张被认为是我的通行证。此刻的我在众人前已经不复存在。
车再次启动，然后再次停下，大主教扶我起来。
“动作得快点，”他说，“这是后门。把披风给尼克。照老时间来接。”他对尼克说。这么说他不是第一回干这种事。
他帮我脱下披风。车门打开了。我感觉凉风吹过我几乎裸露的皮肤，这才意识到身上已是大汗淋漓。转身关车门时，我望见尼克正透过车窗注视着我。这会儿他肯正眼瞧我了。从他目光中我读到的是轻蔑，还是无动于衷？在他心目中我是否就是这个模样？
我们走在一座大楼后面狭窄的走道上，这是一座式样颇为新潮的红砖大楼。一排排垃圾筒立在大门旁，散发出炸鸡变质后的味道。大主教有开门钥匙，门是灰色的，式样普通，和墙在同一平面上。我想是钢制的。门里面是一条混凝土空心砖筑成的走廊，顶上有许多盏日光灯照明。这是一条出于某种实用目的而设计的地下通道。
“到了。”大主教说。接着把一个标签套在我手腕上，紫色的，系在橡皮圈上，就像机场用的行李标签。他吩咐我：“要是有人问起，就说你是夜女郎。”然后挽起我裸露的上臂往前走。这时我真希望有面镜子，看口红是否完好，羽衣是否过于滑稽可笑，过于纷乱不整。在这么亮堂的灯光下，我这一身看起来一定花枝招展，绚丽耀眼。但一切都已为时过晚。
白痴，莫伊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