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我整个人仍处在兴奋之中，一点不想午睡。我坐在窗座上，透过半透明的窗帘朝外看。白色的睡裙。窗子和往常一样微微开启，徐风吹进，带着阳光的热气，白色的窗纱吹拂着我的脸颊。我的脸这样包裹着，只能看到凸起的鼻子、蒙着的嘴巴和眼睛的轮廓，从外面看过来，一定像只蚕茧，一个幽灵。但我喜欢这种感觉，这种轻纱拂过皮肤的感觉。这种感觉宛若置身云端。
他们给我安了一个小小的电扇，多少驱走了一些闷热。它在地板上的一个角落里转动着，叶片包在格子盖里。假如我是莫伊拉，我就会知道怎么拆开，使它成为锋利的刀口。我没有螺丝刀，不过假如我是莫伊拉，没有螺丝刀我也一样能办到。可我不是莫伊拉。
如果是她在这儿，她会怎么对我谈论大主教？很可能她会不喜欢他。过去她也不喜欢卢克。不是讨厌卢克本人，而是讨厌他有家室这个事实。她说我是在侵占另一个女人的地盘。我说卢克不是一条鱼也不是一根草，他是一个人，有权自己决定干什么。她说我是在强词夺理，自我辩解，我说我是在恋爱。她说那算不上什么借口。莫伊拉向来比我有逻辑头脑。
我说她当然不会有这类问题，因为她更喜欢女人，而且就我所见，只要她喜欢，把她们偷过来或借过来她是从来没有任何顾忌的。她说这可不同，女人之间的权利对比是相等的，因此性是一种机会均等的交易。我说“机会均等”是一个性别歧视词汇，假如她要坚持这个观点，那么整个论点根本就是陈旧过时的。她说我把问题庸俗化了，如果我认为这个观点陈旧过时，那我就是把头埋进沙子，逃避现实的人。
这场谈话是在我住所的厨房里进行的。我们坐在桌子旁，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激烈地低声争论，这个习惯是从大学里带来的，当时我们二十刚出头，争论起什么来总是这样，声音不大，但锋芒毕露。厨房在一间破旧的公寓里，这是一座有护墙板的房子，靠近河边，三层结构，房子背后朝外有一座摇摇欲坠的楼梯。我租用的是第二层，也就是说，我得忍受楼上楼下吵闹声的上下夹攻，两台讨厌的音响天天闹到深夜。他们是学生，我知道。我当时还在干第一份工作，在一家保险公司操作电脑，收入不多。因此和卢克在酒店里的幽会，对我来说并不仅仅意味着爱或只是性。它们还意味着能够暂时逃离蟑螂，逃离一天到晚滴个不停的水槽，逃离一块块不断掀起的防油地毯，甚至逃离我为了把房间打扮得漂亮些、而钉到墙上的海报和挂在窗户上的刻花玻璃饰物。我也种一些室内植物，可它们不是爬满红蜘蛛就是因为没有浇水而干枯死掉。我总是忙不迭地赶去和卢克幽会，将它们统统抛到脑后。
我说把头埋进沙子、逃避现实的生活态度远不止一种，如果莫伊拉以为她可以靠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只有女人的小团体里而建造一个乌托邦，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能只是简单让男人走开，我说。不能只是对他们置之不理。
这简直好比说就因为有梅毒存在，人们便理所当然要染上它，莫伊拉说。
你是说卢克是一个社会痼疾吗？我反问道。
莫伊拉笑起来。听听，我们都在说些什么，她说。简直是一派胡言。听起来就像你妈妈的口气。
于是两人一起笑起来，她告别时，我们像往常一样相互拥抱。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停止了这一举动，那是在她告诉我她是同性恋之后。可随后她又说我不会使她兴奋，让我放心，于是我们重拾旧习。我们可能会打架、会较劲、会拌嘴，但它不会改变任何深层的东西。她仍然是我最要好的老朋友。
至今依旧。
那之后，我又换了一间好一点的公寓，我在那里住了两年，这两年里，卢克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总算从那桩婚姻中解放出来。我新找到了一份工作，用赚的钱自己付租金。新工作是在图书馆，不是那家有“死神”和“胜利女神”壁画的大图书馆，是一家比它小的。
我负责把书里的内容转换到电脑磁盘上，据说这是为了减少库存空间和图书更新费用。磁盘工，我们这么称自己。我们把这家图书馆叫迪斯科舞厅，当然这是同事之间的玩笑。转换工作完成后，那些书照理得进碎纸机。但有时我会把它们带回家。我喜欢书的感觉，喜欢书的外观。卢克说我有古文物收藏癖。对此他十分欣赏，他自己也喜欢旧物。
真奇怪，现在怎么还会想到拥有一份工作。工作，大便。真是一个可笑的词语。这是男人干的工作。大便便，大人训练小孩坐马桶时常用这个词。或者用来说家里养的狗：它把大便拉在地毯上了。你应该用卷起的报纸揍它一顿，母亲说。我还记得有报纸是在什么时候，不过我只养过猫，从未养过狗。
《约伯记》。
所有那些妇女都曾有过工作：这在如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但确确实实，成千上万甚至亿万个妇女曾经有过工作。这在从前再正常不过。可如今就像人们曾经用过的纸币一样成了遥远的回忆。我母亲收藏了一些，和早年的相片一起贴在剪贴簿里。那时候纸币已经不再流通，用它们什么也买不到。那一张张厚厚的很有质感的纸头，摸上去滑溜溜的，绿颜色，两面各有一张图案，一面是一位戴着假发的老人肖像，另一面是一座顶端有只眼睛的金字塔。上书我们信奉上帝的字样。母亲说人们过去常常在现金出纳机旁边开玩笑地写上这样的话：我们只信上帝，其他人请付现金。放到现在，这可是亵渎的言词。
买东西时你得带上这些纸头，不错，在我九岁或是十岁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在用信用卡。但杂货店没那么快，用信用卡是后来的事。现在看来纸币是那么的原始，甚至带有图腾崇拜的性质，就像古时候在亚非一带充当钱币的宝贝贝壳一样。在一切通过电子银行交易之前，那种纸币我自己一定也用过一些。
我想他们之所以顺利得手，这是很大的因素，它使得他们能够在人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一夜之间更改乾坤。假如还是使用可以携带的钱币，难度就要大得多。
一切发生在那场大劫难之后，他们枪杀了总统，用机枪扫平了整个国会，军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时他们把这场劫难归咎于伊斯兰教狂热信徒。
保持镇定，他们在电视上说。一切都在控制中。
我整个人都惊呆了。所有人也都和我一样，我知道的。难以置信。整个政府居然就这么消失了。他们是怎么进入的，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
宪法被冻结时这一切便发生了。他们说这是暂时的。街头上甚至见不到丝毫暴乱迹象。人们晚上呆在家里，收看电视，关注事态走向。甚至不知道该去对付谁。
小心，莫伊拉在电话上对我说。就要来了。
什么要来了？我问。
你等着好了，她说。这一切早有预谋。宝贝，你我都要大难临头了。她引用了我母亲的一句话，可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接下去几个星期，一切继续处于暂停状态，虽然这期间也还是发生了一些事。报纸受到审查，其中一些停业关闭，据说，是为了保密的理由。接着道路开始设卡，并使用个人通行证。所有人都对此表示赞同，因为明摆着再怎么谨慎小心也不为过。照他们的说法，将举行新的大选，但准备工作需要一些时间。他们说，大家只管照常生活就好了。
然而，还是有所不同。色情商场关了门，那些绕着市中心广场四周转圈的性服务流动车再也不见了踪影。可我一点也不感到难过。我们都知道那些流动妓院是多么令人恶心生厌。
该是有人出来采取措施的时候了，柜台后面的女店员说，我常来这家店买烟。它坐落在街的拐角处，是一家卖报亭连锁店，只出售报纸、糖果和香烟。这个女人的年纪已经不轻，头发灰白，属于我母亲那一代。
他们只是关闭那些色情商场，还是别的什么？我问。
她耸耸肩。谁知道，又有谁会在乎呢？她说。或许他们只是把那些商场搬到其他地方去也难说。知道吗？想完全清除这些场所就好比企图消灭耗子一样谈何容易。她把我的卡号打进电脑钱箱，几乎瞧都不瞧一下屏幕。那时我已经是那里的老顾客。人们都在议论纷纷，她说。
第二天清晨，我去图书馆上班，途中又在那家店门外停下，因为烟抽完了，打算再买一包。最近我烟抽得比以前多了。周围的一切虽然表面上似乎风平浪静，但其中暗含的紧张气氛谁都能感觉到，就像地底下的嗡嗡声令人心神不宁。咖啡我也喝得比以前多了，并开始失眠。大家皆有如惊弓之鸟。与以往相比，收音机里音乐多了许多，话语则少了许多。
那是在我们结婚似乎有好些年以后。女儿大约三四岁，正上日托。
我们和往常一样全家起床，我记得，早餐吃的是格兰诺拉麦片，卢克开车送她上学。那天她穿着几星期前我刚给她买的小衣服，格子的工装裤和蓝色的T恤衫。那是在几月份？一定是九月。学校是有一辆校车专门接送孩子，但不知怎的我希望让卢克送，就连校车我也开始放心不下。没有哪个小孩走去上学，失踪事件实在太多太多。
我走进那家街头小店，平日那位妇女不在。换上的是一个男人，一个年轻人，恐怕连二十岁都不到。
她病了吗？我把卡递给他时问。
谁？他反问道，听起来口气咄咄逼人。
平日在这里的那个女的，我说。
我怎么知道，他说。接着他把我的卡号打进去，仔细查看每个数字，再用一根指头一个一个地打进去，显然他是个新手。我用手指在柜台上敲打着，恨不得立刻就抽上烟。同时我禁不住纳闷，不知是否有人告诉过他脖子上的小脓包是可以治愈的。他的长相我记得清清楚楚：高高的个子，微微有些驼，黑发剪得短短的，棕色的眼睛似乎盯在我鼻梁后面二英尺远的地方；再有就是那些青春痘。我想他之所以在我记忆中如此清晰是因为他接下去说的话。
对不起，他说。这个卡号无效。
这太荒唐了，我说。绝不可能，我户头上还有几千块钱。两天前刚通知我的。再试试看。
确实是个无效卡，他固执地坚持道。看见红灯了吗？这说明你的卡号已经无效了。
你一定是弄错了，我说。再试试看。
他耸耸肩，脸上的笑容极不耐烦，但还是重新敲了一遍。这回我仔细看了他手指敲击的数字，再核对屏幕上出现的数字。没错，是我的卡号，但红灯还是亮了。
看到了吗？他重复道，还是那副笑容，仿佛他心知肚明什么可笑之处，却不打算告诉我。
我会到办公室与他们联系，我说。银行的电话系统常常出现紊乱，但耐心打几个后通常都能接通。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比愤怒，就好像被人无端指控了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罪名。好像这个错是我自己造成的。
去联系吧，他口气冷淡地说。因为没付钱，我只好把烟留在柜台上，心想上班时可以向同事借几根抽。
在办公室我真的打了电话，但连着几次，听到的都是录音。它不断重复着：线路忙。请稍后再打。
整个上午线路都忙得不可开交，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我又打了几次，都没能接通。但即便如此也还不算太反常。
午饭后，两点左右，主任走进磁盘室。
我有事要通知你们，他说。他看上去一副落魄模样；头发乱七八糟，双眼发红，目光游移不定，像喝醉了酒一般。
我们全都抬起头，关掉电脑。屋里大约有八到十个人。
对不起，但这是法律规定。真是十分抱歉。
怎么啦？有人问。
我不能留你们在这儿了，他说。这是法律，我不得不照办。我得让你们离开。他说话的声音近乎温柔，就好像我们是一群野生动物，被他捉到关在坛子里的一群青蛙，似乎他想显得人道些。
这么说我们全都被辞掉了？我说着，站起身。什么原因？
不是辞掉，他说。是让你们走。你们不能再在这里工作了，这是法律。他用手一遍遍来回梳理着头发，我心想，他一定是疯了。工作太紧张，紧绷的弦终于断了。
你不能这么说说就算了，坐在我边上的女同事说。你这话听起来太荒谬可笑，一点真实感也没有，就像电视人物说的话。
这不是我的话，他说。你们不明白。请你们走吧，马上离开。他提高了嗓音。我不想惹麻烦。如果有了麻烦，书会损失，设备会瘫痪……他扭头越过肩膀朝外看了一眼。他们在外面，他说，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假如你们现在不走，只好等他们亲自进来赶你们走。他们只给了我十分钟的时间。此时他听起来越发癫狂了。
他是疯了，有人大声开口道；大家心里一定都这么想。
可我这里看得到走廊外面，那里站着两个男人，身穿军装，扛着机枪。这简直太戏剧化了，令人难以置信。可他们确确实实站在那儿：就像火星人，自天而降，忽然显形。他们身上有一种似梦似幻的气质；过于抢眼，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别管电脑了，见大家忙着收拾、整理东西，主任又说。好像我们想把它们拿走似的。
我们聚集在馆外的石阶上，相互间无言以对。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谁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相互看着别人的脸，每个人脸上除了不安就是有些羞惭，仿佛我们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被人逮着了一样。
这简直令人不可容忍，一个女同事说，但语气并不那么肯定。这件事中到底有什么令我们觉得该当如此？
我回到家时家里没人。卢克还在上班，女儿在学校里。我感觉很累，腰酸背痛。可刚坐下，又忍不住站起来，似乎没有办法安安静静坐着。我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从一间屋到另一间屋。我记得自己不断触摸家里的东西，这个举动也是无意识的，只是把手指头放在那些东西上面而已。烤面包炉，餐桌上双柄有盖的糖缸，还有客厅里的烟灰缸。过了一会儿，我抱起猫，搂着它继续走。我盼望卢克快点回家。我想我应该做点什么，采取一些行动，可又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
我试着继续给银行打电话，但还是同样的录音。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牛奶——对自己说神经已经过分紧张，不能再喝咖啡——然后来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把一口未喝的牛奶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我把猫贴到胸前，感觉它在我喉咙边呼噜作响。
又过了一会儿，我往母亲的住所打电话，但无人应答。那时她已经基本安顿下来，不像过去那样频频搬家，隔几年就搬一次，如今住在河对岸的波士顿。我等了一会儿，又给莫伊拉打。她也不在。半小时后再试，终于通了。在不断打电话的空当里，我就在沙发上坐着。头脑里想的是女儿在学校里的午餐。心想也许花生酱三明治让她吃得太多了。
我被解雇了，在电话里一听到莫伊拉的声音我便忙不迭地告诉她。她说她呆会儿过来。那时她在一家妇女团体的出版部门工作。专门出版有关控制生育、预防强奸及诸如此类的读物，虽然那时对这类东西的需求量不再像早先那么大了。
我待会儿过来，她说。她一定是从我的声音中听出来我对此求之不得。
一会儿后她到了。好了，她说，一边脱下夹克，懒散地一屁股坐到那张特大号椅子里。把经过说给我听听。等等，还是先来杯喝的。
她站起身，到厨房去倒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酒，回来坐下。我则试着把事情经过告诉她。听我说完，她问，今天用电子信用卡买东西了吗？
是的，我说。我把卡失效的事也跟她说了。
他们把那些卡冻结了，她说。我的也一样。团体里的也是。所有卡上性别标明是F（女）而不是M（男）的户头都被冻结了。他们只需按几个按键就成了。我们现在已是一文不名。
可我银行户头上还有两千多块钱呢，我说，仿佛唯有我个人的户头最重要。
女人不能再拥有财产，她说。这是一项新颁布的法律。今天看电视了吗？
没有，我说。
是电视上播的，她说。到处都在播放这条消息。她不像我，脸上没有丝毫惊恐之色。而且不可思议地还挺高兴的样子，似乎她早就猜到会发生这一切，现在事实终于印证了她的预测。她甚至显得更加精力充沛，沉着坚定。卢克可以用你那笔钱，她说。你的电子账户会转给他用，起码他们是这么说的。由丈夫或最近的男性亲属接管。
可你怎么办？我问。她什么男性亲属也没有。
我只好来暗的了，她说。一些同性恋伙伴会接管我们的户头，替我们买所需的东西。
可这是为什么？我问。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我们没有理由问为什么，莫伊拉说。他们只能那么干。取消电子账户和开除工作同时进行，双管齐下。不然你可以设想一下机场会发生什么情形？他们不想让我们投奔别处。这一点可以肯定。
我去学校接女儿，一路上车开得格外小心。卢克到家时，我已经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女儿正在冰箱旁边角落里的小桌子上画画，用的是毡制粗头笔。她的作品全都用胶带张贴在那。
卢克在我身旁跪下，拥抱我。回家途中我从车里的收音机上听到了。别担心。这肯定只是暂时的。
他们说了为什么吗？我问。
他没有回答。我们会渡过这一关的，他说着，用力抱紧我。
你无法了解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有多大，我说。我感觉就好比被人砍掉了双脚。我没有哭。同时也抬不起双臂去拥抱他。
不过是一份工作罢了，他说，试图用此话来安慰我。
我想你会继承我的所有财产，我说。而我分明还活着。我想开个玩笑，但话说出口，听起来却是那么的不祥，令人毛骨悚然。
别这么说，他阻止我。他仍跪在地板上。你知道我永远不会丢下你的。
看看，我心想，这么快他就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派头了。紧接着我又自责：你开始患多疑症了。
我知道，我说。我爱你。
后来，把女儿安顿睡下，我俩坐下吃晚饭时，我觉得好过了些。我把下午发生的事原原本本说给他听。包括主任怎么进来突如其来地宣布了这个消息。要不是这个消息太可怕，整个过程本来是很滑稽可笑的，我说。我以为他喝醉了。或许真是这样。我还告诉他那里出现了军人，还有其他的一切。
随后我想起当时看到却没有在意的一件事。他们不是普通军人。他们是与以往不同的另一类军人。
当然，是有人上街游行，参加者大部分是妇女，也有一些男人。但人数比预想的少。我想大家都被吓坏了。而且，当人们得知只要见到游行队伍，警察或军队或随便什么人就会开枪扫射，格杀勿论，游行活动便自生自灭了。接着发生了一系列的爆炸事件，邮局、地铁纷纷被炸。但究竟谁干的谁也不能肯定。也许就是军队自己干的，这样他们便有充足理由调查个人电脑档案资料和进行其他官方调查，比如挨门逐户进行搜查。
我没有参加那些游行。卢克说那种事徒劳无益。说我要替他们着想，替家人着想，替他和女儿着想。这一点我确实做到了。我开始忙于家务，经常自己动手烘烤食品。我强忍泪水，不让自己在饭桌上哭出声来。可是此刻，我坐在卧室窗旁朝外看时，突然之间便涕泗横流。周围邻居我认识的不多，外出见面时，除了一般的寒暄，什么也不敢多说。谁也不想以不忠的罪名被人举报。
想到这里，我又想起母亲，好多年前的母亲。我当时想必只有十四五岁，这个年纪的女儿们最受不了她们的母亲。我记得有一天她回到家来——我们时常搬迁，这是其中的一个住处，她带了一帮女伴，她们是她频频变换的朋友圈中的一部分。那天她们刚参加完游行，当时正逢色情骚乱时期，抑或是堕胎骚乱？反正这两者如影随形。时有爆炸事件发生：堕胎诊所被炸，音像店被炸。令人应接不暇。
母亲脸上有一块伤痕，还流了些血。要想把手穿过玻璃窗，就别想不被割伤，对此母亲这样评论。去他妈的蠢猪。
去他妈的吸血鬼，她的一个女伴说。她们把反对者称为吸血鬼，因为那些人高举的标语上写着：让她们流血吧。那么一定是堕胎骚乱时期了。
为了躲开她们，我走进自己的卧室。她们说话声太大了，而且哇啦哇啦没完没了。她们没理我，我也打心眼里讨厌她们。讨厌母亲以及她放荡不羁、无赖粗野的朋友。我实在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打扮成那样，穿工装裤，好像自己还是小姑娘。而且满口粗言秽语。
你真是个乖乖女，她常这么对我说，语气总的来说还算和悦。她对自己能够比女儿更离经叛道，更无法无天颇为自得。小姑娘都是这么乖的。
我很明白，我之所以讨厌她，一方面是因为她对我敷衍塞责、例行公事的态度。但同时我又希望她能给我一份规规矩矩的、永久安定的生活，不要像现在这样居无定所，成天处于动荡之中。
你是我想要才生的，天晓得，在另一些时候她会这么说，一边说一边慢慢翻动着装着我照片的相册。这些相册里婴孩时期的照片特别多，可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照片渐渐少了，似乎是某种瘟疫使我的复制品总数锐减。她说话的口气带有一些悔意，似乎我没有完全如她所愿成长，有些辜负了她的期望。天下没有一个母亲完全符合孩子心目中的母亲形象，我想反过来也一样。但尽管如此，我们俩待对方都还不坏，我们像大多数母女一样和睦相处。
我希望母亲能在这儿，那样我就能告诉她我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有人出了门。我听到远处传来关门声，在侧门那个方向，还有脚步声。是尼克，现在我可以看见他了。他从小路上走下来，踏上草坪，呼吸着潮湿的空气，那中间弥漫着各种气味：鲜花，肉质植物，以及一团团随风飘舞的花粉，如同牡蛎卵倾入海中。哦，这些动植物的繁殖是如此丰茂多产。他在阳光中舒展身体，我能感觉到他全身一块块肌肉层叠凸现，就像猫的脊背拱起。他没穿外衣，只穿衬衫，袖子卷起，手臂大胆地裸露出来。那阳光晒出的棕褐色会延伸到哪里？自从那晚在洒满月光的起居室里经历了那一幕幻景之后，我还没有和他说过话。他只是我的信号旗，我的旗语。肢体语言。
这会儿他斜戴着帽子。这么说又要召我去了。
扮演这样一个小听差的角色，他可以得到什么？用这种暧昧不清的方式为大主教拉皮条，他究竟有何感受？这件事是令他深恶痛绝，还是令他对我愈加想入非非，愈加渴望得到我？因为他对在那些书堆中真正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他所能想到的，不外乎就是性变态的种种勾当。比如大主教和我互相在对方身上涂满墨汁，再用嘴将其舔掉；或者在叠得高高的禁止使用的新闻纸上做爱。至多如此，他不可能想得再远了。
不过放心好了，他做这件事决不会白干。人人都会以不同方式从中获益。多得几条烟？或是比常人多几分自由？不管怎么说，他能证明什么？光有口头指证是没有用的，大主教轻易就能将其否认推翻，除非他准备率领一帮得力干将尾随而去。一脚踢进门来，我先前是怎么说的？当场抓获，罪大恶极，居然在玩拼字游戏。快，把这些单词吞下去。
也许他仅以知晓某个秘密为快。把柄在我手里，人们过去常这么说。这是一种只能使用一次的权利。
我愿意把他往好处想。
我失去工作之后的那天晚上，卢克想跟我做爱。为何我兴致索然？单单是绝望就应该让我有此冲动。可我整个人仍然感觉麻木。就连他的手放在我身上我也几乎没有知觉。
怎么啦？他问。
不知道，我说。
毕竟我们还有……他说着又住了口，没有提我们还有什么。我忽然想到他不该说我们，因为就我所知，他并未被人剥夺走什么东西。
毕竟我们还彼此拥有，我说。这是实话。可为什么我的语气听起来，连我自己都感觉到，如此淡然冷漠？
于是他开始吻我，好像我这么一说，一切便回到正常轨道。可是某些东西还是改变了，某种平衡。我觉得整个人在缩小，当他搂住我，拥我入怀时，我缩成了玩具娃娃那么大。我觉得爱正抛弃我独自前行。
对此他并不在乎，我心想。他根本就不在乎。甚至或许他还更喜欢这样。我们不再彼此相属。相反，如今我属于他。
卑鄙可耻，毫无道理，虚假不实。但那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实。
因此，卢克，此刻我想问你，并急需知道的是，过去我究竟是对是错？我们从未涉及这个问题。在我有机会问的时候，我不敢启口。我舍不得因此失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