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广式春卷哪能弄法的老朋友是锡贵阿哥，他对老上海的衣食住行无所不知，一开口就是：“早年我在卡德路一家饭店……”。听口气你会以为他至少有八九十岁了，他嘴里尽是1930年代上海各处的老地名，其实他也不过74岁，是1955年的高中毕业生。
锡贵一生未婚，据说也从未恋爱过。然而他一点没有老光棍惯常的不修边幅邋遢样子，出门总是衣着整洁、皮鞋发亮、头发仿佛吹过风似的服服帖帖，（每天梳头时用湿毛巾压头发）若是应邀做客，则更是西装笔挺，手里吊一根司的克，派头十足。1980年代我和他一道去商店购物，营业员无不以为他是港商华侨（那时的势利鬼眼皮子浅），对他十二万分的客气，我跟着沾光不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锡贵阿哥挺括的鼻子显酒糟色，那是他多年喝酒之故。想想也是，无妻无后的锡贵若不喝酒，如何打发晚上的时光？自打50多岁从厂里退休以后，每天老酒从黄昏吃到深夜，然后一觉睡到中午。
那年我女儿出嫁，锡贵来出席婚礼。他的衣着举止很引人注目，有的亲友说一看就知道这位老先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这位亲友说得一点不错，虽然锡贵阿哥一生坎坷，最后作为普通工人退休，但他的确是“大户人家出来的”。
锡贵的祖上是当官的。祖父是清军的统领，父亲也是清末的武官，年轻时就是蓝顶花翎，十分风光。他父亲驻防在太湖一带，专门清剿太湖水盗。当年太湖流域河网密布，既是全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也是土匪水盗纵横之场所，这些盗匪依靠太湖发财而被称作湖匪，很难对付，打湖匪就成了锡贵父亲一生的专业。锡父（以后就这样称呼他）从清末一直到1949年都是以清剿湖匪专业户而被各朝倚重：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他带兵驻守太湖；南京政府时期他也以江苏省水上警察厅的名义驻防太湖；抗战以后他撤退未果，就在苏、沪、杭三地“瞎混”，一面接受南京汪精卫伪政府的委任当上一个没有兵的空头军长，一面和重庆方面暗中来往，抗战胜利后当上了挂名的陆军中将参议；1949年解放军华东军区又来找他，要他协助太湖剿匪，这是锡父这位太湖剿匪专业户最后一次参加的军事行动，不久就只身一人去了香港，总算在境外得以善终。
锡贵的生母是锡父的五太太。锡父有名分的太太有五六位，没有名分的妻子多得只有锡父才清楚，一律称小姐。锡贵出生时，他那几个大他30岁左右的哥姐已经结婚独立门户，年幼的他倒是和父亲及几个太太生活在一起。此时锡父已无实权，没什么进账，但排场仍很大，客厅里等候接见的人每天不断，来的人不是求职便是告帮，锡父总是拿点钱打发，不让他们空手回去。
锡贵经常讲，他父亲所作所为对小辈并不避讳，不像有的家长在外头花天酒地，在家里却对儿女宣扬“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的道理。锡父有时会带小锡贵去他几个外室家去白相，锡贵印象最深的是两家。一家在跑马厅附近的新式里弄内，这位小姐是出身中医世家的大家闺秀，人很文静，一手娟秀的毛笔字，对锡贵非常好，俨然一副继母身份（锡贵讲，伊哪亨会得跟我尼老太爷咯？真弄不懂。）；另一家在西爱咸思路一小洋房里，这是锡父多所藏娇金屋中最好的一所，女主人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京剧花旦演员。锡父在沪、苏、杭的金屋，开销惊人：每一处必须配备娘姨佣人，每一处吃饭的除了女主人还有她娘家人。渐渐地锡贵家就有点捉襟见肘了。
锡父为人很开放（锡贵原话），他会和儿子讲心里话：“我迪格人呵，就是欢喜女人。改变是改变不了，老了再变就是老扁细（变死）哉。”
抗战时期长三堂子生意清淡，会得打电话给锡父，要将军大人这位当年风月场中的盟主去捧场。锡父立刻答应摆两桌花酒，把妻儿老小开到堂子里去吃酒（妓院里从来不曾碰到过，嫖客带全家老小来吃酒捧场的），所以锡贵小时候在妓院里多次吃过饭。
锡父一走，他的众多妻子自然是“飞鸟各投林”，锡贵和他母亲及一位没有子女的三太太住到了余庆坊。此前锡贵在上海南京西路安登别墅住过，在美琪电影院附近的大华新村也住过，余庆坊是石库门住宅，算是锡贵住过的最差的房子，但却是他一生待得最久的地方，足足待了61年。看来仍将待下去。
此时锡贵家的生活跌入谷底，吃饭的人不少：锡贵母子加上锡贵母亲的妹妹，三太太和三太太的老母亲。但没有收入，就靠变卖金银细软红木家具为生。应该说苏州的那所花园豪宅是值点钱的，可又充公了，成了苏州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因此日子过得越来越紧，比如平时吃饭荤菜就是螺丝当家，鱼肉不大进门了。锡贵在余庆坊的6年完成了学业，先在前进中学后在华华中学，锡贵阿哥讲都是些“缩货学堂”。后来前进中学、华华中学、江淮中学3所学校合并叫作“三缩并一缩”，最后成了第五十三中学。于是以“缩”自居的锡贵1955年高中毕业就去淮南煤矿工作了。
锡贵在淮南矿区的一所子弟学校当数学教师，所挣微薄工资中的大部分都寄回上海养家，自己只留点活命钱。不久躬逢“反右”，由于他一心养家糊口，对国家大事、学校小事一概沉默，所以逃过一劫。但他看到不少热心同事落入万丈深渊，从此深知祸从口出的古训，尤其自己这类出身不好的人更要火烛小心。
尽管锡贵小心翼翼做人，仍然逃脱不了“干部下放”的命运。1958年大跃进一来他就作为干部下放到矿井去挖煤了。虽然锡贵想不通，真正的干部（领导）只是偶尔下矿转几分钟，而他这种只不过编制算干部的底层教师却要和矿工一样天天下井。后来一个政工干部一句话让他茅塞顿开：你们这种知识分子就是要多劳动，通过劳动改造世界观。原来教师算知识分子哉，原先锡贵以为自己只是高中毕业生，算不上知识分子。
1959年下半年开始，淮南和安徽省其他地方一样，食品供应日趋困难，即使矿区个人定粮比一般老百姓高，但矿工仍然挨饿。没有油荤、没有瓜菜光吃饭，而且号称干饭的成了稀饭，使得劳动强度很大的矿工一个个都干不动了。锡贵和许多人一样得了浮肿。屋漏偏逢下雨！在井下干活时一块矿石掉下来砸在他背上，没几天背疼得直不起来。总算领导开恩，批准锡贵回上海探亲治病，就此告别了淮南煤矿。
锡贵讲，1960年他回上海时亲人见到他都吓一跳。原本的帅小伙变成了弯腰曲背的小老头，人从脚肿到肚子上。锡贵母亲焦急万分，一面想尽法子给儿子弄吃的，一面陪儿子到处看病，在吃了中医伤科多帖药之后锡贵的病渐渐好转。假期早过，淮南方面来信催他回去。于是，回去还是留在上海，这个问题就摆在了眼前。回淮南肯定苦，但有正式工作；留上海和亲人在一起，但工资没有了，户口也没有了。难以决断的锡贵母子就去找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名鼎鼎的算命先生姚文周（此时可不敢公开算命），想不到姚先生一算就斩钉截铁地对锡贵言道：今年是庚子年，对你而言是大凶之年！最好在家养病，若去外地有杀身之祸！锡贵母亲听了坚决不让锡贵回淮南，锡贵就留在上海待业了。
姚先生的命算得太准！就在1960年锡贵决定不回淮南后一个月，他天天干活的矿井瓦斯爆炸，下井之人无一幸免。
户口制度是天下最严厉最奇怪的人口管理办法。奇怪之处在于当年锡贵去淮南要办户口迁出上海，派出所只花了不到10分钟统统办完，效率之高态度之好着实让人感动。现在锡贵拿着户籍资料要迁回上海则比登天还难。派出所还是当年的派出所，办户口的民警依旧是当年的民警，这些都没变，但“面孔”变了：当年侬去外地是参加革命建设，革命光荣；现在侬回来是“自动离职”（淮南的户籍材料如此写），实际上就是当逃兵。逃兵可耻！想报户口吗？呒没介便当！等着吧！
这一等就是两三年，这期间锡贵是“袋袋户口”。问题是那年头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一切！工作当然想也不要想，然而饭总要吃吧？当时什么都要票证：糖要糖票、肉要肉票、油要油票……这些倒也罢了，最人命关天的是没有户口就没有粮食供应。靠亲人支援是杯水车薪，“三年困难时期”谁家有余粮？总算出台一个政策：对原本上海出去的“袋袋户口”适当发一点粮票。于是锡贵每隔半个月拿好家里购粮证去粮管所排队领救济粮票。据锡贵讲发多发少没有标准，要以粮管所老爷的心情而定，高兴了给你10斤粮票，不开心了（昨晚和老婆吵架）就给你3斤粮票。
1960年代在上海有一批人被称为社会青年。凡是种种原因没能上高中、上大学的失学学生以及从外地、本地高校退学在家的学生，甚至像锡贵那样已经在外地工作过又回来的人，年龄从十四五岁到30岁不等，统统归入这个群体。因为这批数量庞大的青年既不属于学校也不属于任何单位，既无学上也无工作，因此为他们想出一个名词：社会青年。不是失业青年、不是失学青年（新社会没有失业和失学），而是社会青年。若干年后又发明了知识青年这一名词。
社会青年归街道里弄管。和这些小阿弟小阿妹一道开会劳动，有时一道去造纸厂捡废纸一天得3毛钱，锡贵阿哥心里总感到不是个滋味。“上头”为解决“社会青年”问题可谓煞费苦心：先是动员大家去崇明开垦，可惜崇明能容纳的人有限；后来“上头”欣喜若狂地找到了新疆这块大地方，于是乎红旗满天、歌声飞扬（“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大会报告、上门动员，讲来讲去无非是到新疆去是青年最正确的选择，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去了社会青年从此变成革命青年了云云。锡贵就这么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小阿弟小阿妹被送上了西去的列车，他心里难过的是自己不能也不敢对他们说些什么。
街道也有人尝试劝锡贵去新疆革命，锡贵阿哥恭顺地表示：自己曾在矿上革命过，目前想在上海革命。想来上海和新疆一样也是共产党的天下，待在上海不至于都会不革命反革命的，侬讲阿对？
1964年锡贵终于报上了户口。不久，街道发善心介绍他去做临时工，到了1965年锡贵得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去杨浦区一所业余中学代课，教代数几何。这期间锡贵会在领工资时带母亲和小妹妹去饭店吃一顿，有时也会到老大昌一个人喝咖啡，过过“老早的日子”。尽管平时过的是萝卜干过泡饭的生活。
这个小妹妹生于1950年代初，是锡贵母亲一段露水姻缘的结果。原来锡父1949年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音信全无，作为五太太的锡母心情苦闷之余去接了一些手工活来做，从而结识了发收活计的小老板“老宁波”，一来二去两人好上了。老宁波还信誓旦旦要娶锡母为妻，等到锡母怀孕几个月后，老宁波却溜之大吉。锡贵小阿姨一调查，原来老宁波是有老婆的，还有一大群儿女。小阿姨代表锡母把老宁波告上法院，判下来老宁波每月出8元钱给锡母抚养这个非婚生女儿。然而没过几年老宁波吃官司了，8元钱也没人出了，实际上小妹妹还是母亲和锡贵养大的。红颜薄命的小阿姨去世后（以后专门讲一讲这位对锡贵影响一生的美人），在一段相当长的岁月中，锡贵和母亲、妹妹3人相依为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浦区的这所业余中学停课搞阶级斗争了，代课教师全部辞退，锡贵又一次丢了饭碗。
天无绝人之路，有家玻璃厂需要临时工，街道把锡贵以及几个从外地回沪和锡贵相同命运的难兄难弟都派了进去。工作很辛苦，属于高温工种。不过对锡贵这样当过“煤黑子”的人来说还真不算苦。他干活又卖力又仔细，尤其在服从调配这一点上既肯吃亏又无怨言，给车间领导和同事们的印象极佳。过了几个月，厂里称不需要临时工了，难兄难弟全部回家，只留下了锡贵。厂部的理由是锡贵正巧出了点工伤。有政策：临时工出工伤期间不能辞退。没过几天锡贵伤好了，厂里从此不提辞退的事，锡贵就在这家玻璃厂一直“临时”下去，总算捏牢了饭碗。难兄难弟们都说锡贵是因祸得福。
文化大革命也来到了玻璃厂，什么大字报、批判会、战斗队热闹非常。锡贵和以往一样，对运动只带耳朵和眼睛不带嘴巴，既不参加“保皇派”也不参加“造反队”，要是有革命群众问起他为何不“关心国家大事”？（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他就回答自己是临时工，尚未有“关心”的资格，再说对厂里情况也不了解。
由于锡贵家穷得叮当响是全弄堂出名的，实在没有一点油水，所以在大抄家的浪潮中竟然没有一个红卫兵队伍或者革命群众组织来抄锡贵家，所以“文革”初期他家还算太平。
上山下乡运动来了。锡贵的妹妹是六八届初中，赶上了“一片红”，而锡贵母子居然支持她不去上山下乡。这一下，暴风雨终于来了。
起初是锡贵妹妹（简称锡妹吧）在学校里参加“学习班”，接受同学老师的帮助，锡妹索性不去学校了，横竖去不去学校都一样不发毕业文凭，文凭被“文革”取消啦。于是学校工宣队、革委会、红卫兵轮流登门做动员工作，要锡妹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去安徽淮北插队落户。顺便也做锡贵母子的工作，要他们坚决支持。
锡妹从小就知道：出去容易回来难，阿哥回来报户口报了近4年，吃了多少苦头。上海户口多珍贵，绝对不能放弃！所以锡妹的态度空前“顽固”，坚持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去。而锡贵则表示完全响应伟大领袖号召，但妹子身体不好这两年不好去。
锡贵家成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绊脚石、钉子户。这还了得！学校把动员锡妹上山下乡的光荣任务移交到街道里弄。于是从某一天开始，每天上午9点钟有十来个人敲锣打鼓来到锡贵家，先是喊口号：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好！
然后一帮人拥到锡贵家这所亭子间，挤不进的人就在楼梯过道上站满（有时来近30个人）。在齐声恭读了毛主席语录之后，有的人大讲特讲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有的人拍桌子：你们什么家庭出身？反动军人反动官僚！去插队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去就是要做反动家庭的孝子贤孙、做殉葬品；有的人和颜悦色地劝锡妹：侬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全靠侬阿哥，侬应该下乡去，好减轻阿哥负担，《人民日报》文章看过伐？“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总之硬的也来、软的也来，但仍旧没用。锡贵家真是“顽固透顶”。
依旧是敲锣打鼓，依旧是喊口号，但口号的内容变了：
谁破坏上山下乡就砸烂他的狗头！
对抗上山下乡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不听毛主席话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依旧恭读毛主席语录：“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接下来等于开批斗会，要锡母锡妹站着接受革命群众的“帮助”。（锡贵去厂里上班了）有人对她们发狠话：再对抗不去，把你们全家3人统统赶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来锡母害怕了。
锡贵下班回来知道了锡母的想法就安慰她：侬放心！还没有这样全家插队的政策。一面关照锡妹抽空（革命队伍下午不来动员）去医院体检——身体不好要给人一个说法。
革命群众心明眼亮，知道锡贵是全家的主心骨，于是街道派人到锡贵厂里去。厂部一个专抓革命的领导命令锡贵回家，等动员好阿妹下乡再来上班，锡贵只得回家和家人一道挨斗。可回去没两天，一个抓生产的领导特地来锡贵家命令他回厂上班。厂里许多人都去当工宣队搞大批判了，厂里缺人“促生产”，所以锡贵得以回厂保住了饭碗。
有好心人告诉锡贵：明天要对你家采取行动了，要来抄家抄户口簿，然后把户口簿送到派出所迁出上海迁到淮北，侬妹妹不去也只好去。
这个星期锡贵是中班，白天在家（厂里做中班是下午3点上班）。因此动员队伍来抄家时锡贵全家都在恭候，一帮人冲进来翻箱倒柜毫无所获，既无“变天账”、反动日记也无来往信件，连一张有文字的纸张也没有。顶顶要紧的户口本——不见了！革命群众厉声责问锡母：户口簿呢？交出来！锡母吃惊地回答：不是在抽屉里吗？还挤过去在拉出来的抽斗里翻了个遍——没有。
革命群众怒不可遏地高呼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破坏上山下乡决没有好下场！……带队领导制止了个别出自革命义愤要打人的群众，显示了掌握政策的高水平。要打人的群众心情可以理解：家里两个子女全部插队。免于被打的锡贵全家被带队头头命令学习《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一文，学完后向人民投降，把户口本交出来。然而学来学去仍然交不出户口本。锡母锡妹的确不知道户口本去哪里了，唯一知道下落的锡贵却是眼观鼻鼻观心地坐着一声不吭。僵了大半天，一帮人终于悻悻地走了。
多年以后，锡贵笑着告诉我：他是在深夜等家人都睡着后悄悄把户口簿藏到了墙上挂着的毛泽东画像画框背面。人们是不会也不敢查毛主席像框的，你再革命，如果在翻弄毛主席像框时不小心跌坏了玻璃框，立刻就会成反革命。伊拉呒拔介大胆子！
锡妹的医院诊断结果和化验单来了：肝炎，GPT高（当时对肝炎所知甚少）。锡贵家把这些都给街道里弄看了，他们还特地去医院调查：医生是否锡贵家熟人？是否反动学术权威？最后承认了医院的结论。锡贵家的暴风雨总算停了。
几年过后，锡贵从临时工变成了正式工；锡妹被安排进了街道生产组；锡母帮人家带孩子贴补一点家用。1977年初春我女儿满月后，因大人上班女儿就托锡母照看，我太太上班前把孩子送到锡贵家，下班后再去抱回来。所以我们家和锡贵家成了朋友。直到今天我女儿对“锡贵老伯伯”还是很亲的，有什么好酒好茶会要我带给老伯伯。锡母（我女儿称作阿婆的）则已去世多年了。
1980年代初，民革中央发来通知，称早已在海外病故的锡父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秘密加入民革，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乃一民主人士并非反动军人云云。锡贵对此持无所谓态度。据说锡贵的兄弟姐妹侄子侄女们很高兴，有的侄子辈十分起劲地要求“落实政策”。毕竟苏州的花园豪宅值几个钱的。锡贵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譬如，原来晓得自己是父亲第4个儿子，忽然又冒出个四阿哥叫锡驹，是老太爷一位没有名分的情人生的，自己变老五了。如果能落实政策了不知还要冒出多少个兄弟姐妹来。
锡贵对落实政策一点都不起劲，引来了母亲、妹妹大大的不满，她们希望锡贵去苏州活动活动，总能“搞落两钿”。锡贵却认为毫无必要。去要求归还房产等于去从老虎嘴里夺块肉出来，苏州市政府会得为阿拉搬场？即使发点钞票，介许多兄弟姐妹侄子外甥也摆不平。算了，只要有饭吃过得去就算了。
不出锡贵所料，即使不久以前苏州市政府乔迁新址，花园豪宅也不归还而变成了苏州市图书馆。苏州一帮亲人的努力无非是让一个侄子当上了民革干部和市政协委员。
1980年代初锡妹要结婚了，男方没有房子。恰好街道把1950年代占用的锡贵家底楼客堂间（办生产组）还给了他们，锡贵做主把这间面积大的房间让给妹妹结婚，自己和母亲仍住亭子间。当知道这件事时大家都有疑问：锡贵自己怎么办？难道真的一辈子不结婚了？他那时还没到50岁呢。
面对大家的关心锡贵总是笑呵呵地说明道理：自己是和尚命。出生时脐带绕在头颈正好一圈，当年就有高人言道他是和尚投胎。但这个和尚是个酒肉和尚，别的都戒了只有荤酒未戒。再说自己一生坎坷，年近不惑才当上了正式工人，算了。
曾几何时，追忆老上海成为时尚，经历过旧上海奢华的“老克勒”开始“吃香”了。锡贵的老同事、老朋友的子女中有做生意发财，也有当官当高级白领的，他们会请锡贵参加各种喜宴生日派对饭局什么的。在这种场合锡贵阿哥十分“扎台型”，也会让主人很有面子。
一次宴会中上了一道价格不菲的菜：鱼翅。经不住大家一定要锡贵品评品评，他只好讲了几句：首先肯定这只菜味道不错，蛮入味咯——这道鱼翅是碎翅，容易入味；上档次的鱼翅是排翅，不易入味（鱼翅全靠鸡之类的东西吊味道）；我早年倒不欢喜排翅，因为吃一口马上要喝汤，否则牙齿黏牢。好在现在连大饭店也拿不出排翅哉，所以吃鱼翅没有黏牙齿的麻烦哉。
又有一回在饭局中一个年纪比锡贵大的老克勒大吹过去如何吃大菜（西餐），红房子如何如何、德大又如何如何。锡贵熬不牢开口：1940年代红房子不能算法国大菜最好的饭店，法式西餐最好最贵的饭店叫“菲耶克”，在霞飞路（淮海路）上，亚尔路（陕西南路）过去、拉都路（襄阳路）不到，我小辰光吃过几次。另外一家开在亚尔培路上的西餐馆叫“碧萝”也不错的。至于德大饭店早年也不是顶好的德式西餐店，开在平安电影院附近的“来喜”饭店德式大菜最好。因为当年这家饭店的厨师是一个德国老太。那位老克勒就此闷声不响，为此锡贵挺过意不去，后来连连和他打招呼。
锡贵是个孝子，经常陪锡母听书看京戏。有一次，领母亲去陕西路美心酒家吃广帮菜蚝油牛肉算午饭，然后沿淮海路荡过去到襄阳公园坐坐。听说新利查西菜社又在广元路重新营业，于是又跑到广元路新利查吃夜饭，主菜是葡国鸡。朋友们讲伊胃口着实不错。
锡母后来得重病在家躺了1年多，全靠锡贵服侍。陪看病按时给锡母服药、煎中药、揩洗端尿。锡妹忙于自己的女儿及小家庭。锡母去世后锡贵就在亭子间独自一人住到今天。对旁人劝他考虑结婚找个老伴的话，他只是一笑置之。他常说“少年夫妻老来伴”的关键是：少年必须是夫妻老了才能做伴！既然我少年时代无缘婚姻，老了根本寻不到伴，只会寻到烦恼。
锡贵退休那年，退休金还不到400元。过了一个月，厂里打招呼说：算错了，应为400元出头，工龄淮南那几年不能算但临时工的几年是要算的。锡贵都无所谓。他最小的弟弟在一个区的房管局当头，就介绍他去达安广场当保安。（这是一家外资物业，保安工资高）不料锡贵穿上制服显得特别神气，成了达安广场一道风景线。以貌取人的台湾老板立刻委以重任，要他当保安班长。当了班长后麻烦事来了：从来被人管的锡贵阿哥不会管人，做了一阵子吃力不讨好的小头头后，锡贵辞职不干了。仍旧回家吃老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我太太常说锡贵阿哥原本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的。他对人细心、体贴又大度；说是老光棍吧脾气一点都不怪，家里老是高朋满座；锡贵擅长烹饪，他经常下厨烧菜给大家吃；他对孩子很慈爱，对女士很尊重，极有绅士派头。这种派头大概与生俱来，学也学不像的。
也许是酒吃得多了，锡贵阿哥有点“背”。讲话重复多，近年来的事记不清楚而很久之前的人和事却“杀拉司清”。他很喜欢和我谈京戏，免不了总要提到小阿姨，此时的锡贵眼神变得无比柔和。我明白：小阿姨是他心中永远的女性偶像，不知道锡贵一辈子不谈恋爱是否与此有关？
小阿姨是锡母的小妹，年纪比锡贵大不了多少。锡母家穷，所以锡母做了锡父的五太太；而比锡母更漂亮的小阿姨走的是另一条路。她很小就去学戏了，进了上海一所科班学京剧（民国科班也改良称戏校），由于色艺俱佳，就成了戏校高材生。有一天校长老师众星捧月似的陪着一位老人来看学生彩排，每个学生都要上场表演一小段，老人始终不为所动一声不吭，等到小阿姨上场表演以后老人才有了笑容，演完后老人大声对众人说：这个孩子不错！老人走后，校长高兴地告诉小阿姨：你知道夸你的人是谁？他是梨园界号称“通天教主”的旦角祖师爷王瑶卿，梅兰芳等四大名旦的老师，凡全国各地走红的青衣花旦刀马旦无一不是他的学生。他夸你了，你今后会红了！从此小阿姨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拜在王老爷子的门下，成为一个京剧名伶。
抗战后期戏校维持不下去，关了，小阿姨没出科（毕业）就很难找到好的剧团唱戏。锡母叫小阿姨过来一道住，小阿姨不肯，硬要参加南京一个京剧团到处跑码头演出。在小阿姨的粉丝中有钱有势者不少，肯花钱捧场的人更多。但由于小阿姨不喜应酬，对那些不怀好意的捧场者更是冷若冰霜，因此没能马上走红。在辗转各地的演出中因为太劳累病倒吐血，患上了肺病。锡母把小阿姨接回上海养病，当时肺病药雷米风要从国外进口，十分昂贵，一贯怜香惜玉的锡父用金条买来给小阿姨治病。自那时起小阿姨就和锡贵家一道过日子。曾有有钱有势者想纳她为妾，遭到拒绝：小阿姨坚决不走她姐姐走过的路！在身体好一些时，会找机会过戏瘾，譬如一次救灾义演，小阿姨去唱了全本“六月雪”，是压轴大戏。让她高兴了几天。
1949年后锡贵家每况愈下，小阿姨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当然，登台唱戏的可能性也越加渺茫。终于，在30岁的年龄郁郁而终。据说临终时还念念不忘王瑶卿先生对她的夸奖：这个孩子不错。
我的老朋友锡贵在工厂干了几十年，连小组长之类的职务都未担任过，是一个标准的普通工人。他退休已有10多年，每天黄昏的必修课是饮酒：或边喝酒边看电视；或边喝酒边读“苏州杂志”；或边喝酒边和来访者聊天说古。
话说这天晚上，正当锡贵酒过三巡、醺醺然到了饮酒的最佳状态时，忽然来一长途电话，是他一位在外地的老同学打来的。先是问他去看过世博会没有？锡贵如实奉告因怕排队怕“轧闹猛”不曾去过，老同学说明天要飞来上海看世博会，一定要锡贵同去。还让锡贵放宽心，大概不必排队。
这位老同学比锡贵小两岁，本来是大学教授，近年官星高照，当上了某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而且一做就是两届，今年刚刚退下。每次来沪必请锡贵吃饭叙旧，同学情谊60年不变。其他在沪、在外地、在国外，无论发财没发财、当官没当官的老同学，都和锡贵极好，锡贵的人缘真是没得说。
第二天下午锡贵走出余庆坊，果然有辆小车等着。（这条马路竟然可以停车！）他入车和老同学及夫人寒暄了几句，小车畅通无阻来到世博会入口，一无排队二无安检，长驱直入园内贵宾停车区，早有接待官员在此恭候。官员和老同学握手，表示对某主任（官场上称呼必去“副”字，列位切记）和夫人热烈欢迎，还不忘请某主任介绍锡贵：
“这位领导同志是……”
“徐老，我们陪他来的。”（老同学句句实话）
官员眼睛一亮：结棍！副省级干部陪来的老人，可能是某退休大员吧？加上锡贵与生俱来的派头风度，1980年代总被人以为是华侨港商。他立即满面春风地和徐老握手，并搀扶徐老上了世博贵宾小车，其他接待人员也热情而恭敬地提醒徐老：徐老当心、徐老走好……
贵宾车在园区当然畅通无阻，一连去了几个馆都根本不用排队，走的还不是绿色通道而是贵宾通道。比如在中国馆，要看“清明上河图”的人人山人海，锡贵一行乘贵宾专用电梯立刻就去了陈列厅看了。馆内接待人员无需全程陪同的接待官员打招呼，一上来就明白“徐老”是主要贵宾，所以边扶着他参观边解说，还时不时关照：领导当心、领导走好……
晚餐是在世博园内不对外的餐厅用的，是豪华自助餐。“徐老”不必“自助”，接待人员问清徐老口味后都给他端来，还说了招待不周之类的客气话。
老同学的车（车是上海某机构的专车）把锡贵送回四川路后就走了。虽然都是以车代步，也不排队，锡贵还是因为多走了几个馆而感到吃力，过后竟病了几天，睡了一个礼拜才好。锡贵阿哥讲：不当官的平民百姓享受了高官待遇，是要“折福”的，今后再有这种“好事”不能去。
锡贵阿哥的故事差不多了。前两天我去看他，有一些问题问他，他打开话匣子讲了许多。
抗战时期静安寺路（南京西路）十分繁华，原因是汪伪政府的高官多住在从愚园路静安寺到静安寺路一带。拿跳舞厅来说吧：有百乐门（静安寺附近）、新仙林、大都会（戈登路即今天的江宁路），再朝东有仙乐司、高士满、大沪，到虞洽卿路（西藏路）有米高美、维也纳。咖啡馆也多：沿静安寺路由西向东，有飞达咖啡馆（珠江饭店前身）、凯司令（也吃西餐）、皇家咖啡馆、康逊咖啡馆、沙利文咖啡厅（亦供应西餐），第第斯（DDS）在霞飞路（淮海路）有一家、在静安寺路也有一家，不同之处在于霞飞路一家除了吃咖啡还可以跳舞。
锡贵阿哥讲，来喜饭店最有名的菜是“咸猪脚”，实际上是一只小蹄髈，德国烧法。碧萝西餐馆在凡尔赛花园，和美新不搭界，碧萝有一道芦笋鲍鱼汤味道不错，食材全是进口罐头。上海西餐最昂贵最有气派当推华懋饭店（和平饭店），侬西装穿得“推板”一点根本不敢跑进去。
锡贵感慨道：过去饭店好菜的味道再也吃不到了！譬如“梅龙镇”老早一只名菜贵妃鸡，又香又嫩，现在没有厨师烧得出。又比如一只很普通的菜宫保鸡丁，过去是不放花生米的，相当好吃。别的不谈，就拿小笼馒头这种大众化点心来讲吧，随便哪家店凡小笼端出来，必送蛋皮汤（还蛮鲜咯），醋碟子还放好生姜丝。
锡贵阿哥的故事告一段落。各位啥辰光想听听锡贵讲讲老上海的事情，我陪奈到四川北路余庆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