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我们去江湾体育场开大会。没进入会场就下起雨来。场地聚集了几万人，全上海高校师生都来了。有部分学生穿军装戴红卫兵袖章显得很威风，他们是第一批红卫兵，只有家庭出身红五类的才能参加。（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称“红五类”，一般干部还轮不上；第一批红卫兵又称老红卫兵，他们最革命！只有他们敢把老师活活打死。）
主席台突然灯光大亮，扩音器响起了“东方红”，雨中的人们傻瓜似地欢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也伸长脖子向主席台张望：出现在主席台上的仍然是曹荻秋、马天水等一些上海市委的领导，大家很失望——毛主席没来！之后凡开重要大会，开场必放“东方红”，江湾体育场是第一次，所以人们会有上当的感觉。
曹荻秋市长在讲话中除“文革”套话外，还提到了在各个学校中都出现了少数派的现象，说对少数派应该保护一下，但少数派同学也应该认真思考：为什么你们是少数？曹市长明显支持多数派。当时的多数派是拥护校党委拥护市委的，矛头始终对着“牛鬼蛇神”或党委抛出来的“当权派”；而少数派属不听话的一些人，会把矛头对准党委甚至市委。有些党团员积极分子（多数派）放出狠话：目前相当于反右斗争“引蛇出洞”阶段，让这些反党分子跳出来，以后算总账！老红卫兵是多数派的核心。
我们学校有点特殊，教职员工大多数是紧跟校党委的，和其他学校的多数派一样。学员则不然。我校学员来自上海各工厂，尽管他们在自己单位里属培养对象因此不会去找单位领导麻烦，但在学校里大多数人不买校党委的账，成了誓把业余工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力军。
此时各个学校涌现了许多“战斗组”、“战斗队”甚至“战斗兵团”。这的确是“新生事物”。过去大字报上都具真名；几个人合写便以单位具名，如：总务科部分革命群众；后来用笔名代表这几个人，如：“千钧棒”；最后便成了“千钧棒战斗队”。
我所在的物理教研组有部分教师成立了“红旗战斗组”，这些教师都是党团员，一贯的革命左派。“红旗战斗组”的头是教研室党支部副书记老蔡，一位干练的中年妇女。在校党委的领导下，“红旗战斗组”联合学校其他左派组织了一次批斗庄校长的大会，他们称之为“首斗庄格”。大会上多人发言批判，从批判发言中我们知道了庄校长曲折的过去：他生长在大别山下的湖北英山县，1929年参加革命，许多高官如南京军区副司令林维先当年还是他部下。1930年代初，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时他生病留下了，后来找不到党组织便辗转去了安徽（批判者说他开小差当逃兵），抗日战争开始后庄格才和新四军接上头，但党龄从1938年开始，红军时代的党龄不算了——据称庄格对此相当不满。1950年代，庄校长在安徽省委当办公厅主任时和他的顶头上司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闹翻了，又把他纳入“刘秀山反党集团”开除了党籍，直到1962年才平反到我们学校当副校长。批斗大会上，庄格对他受到的指摘全部否认，态度异常强硬。几个充满“革命义愤”的人冲上台去打算“教训”他一番，不料庄校长脱去外衣叫大家看他身上战争留下的伤疤！这一手镇住了打算动手的左派，台下很多学员闹了起来，表示声援庄格，批斗会开不下去了。
接着几个学员找庄格了解校党委内部状况，并把庄格谈话内容写成大字报。庄校长只对江校长一个人进行了反击！他“揭发”江竞帆历史上犯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错误，对市委派他到业余工大来当党委书记更是心怀不满，说这是把他“放到仓库里”。诸如此类，披露了许多。于是学员们把火力从李书记扩大到江校长身上。江校长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
庄校长不是省油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