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在十年“文革”中是相对宽松的一年。厂里广播喇叭传出的样板戏音乐少了一些，“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革命劲歌消失了，一些比较轻快的旋律冒出来了，如“阿瓦人民唱新歌”、“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虽然也是颂歌，味道却有点不一样。
厂里传遍了要加工资的特大喜讯，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特大喜讯。那年头毛主席发布最新指示或者毛主席送芒果给首都工宣队这种事都称为特大喜讯，还必须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加工资的事却是悄悄进行的，报纸上一字不提。
等到厂里开大会大家才明白：加工资此等好事并非人人有份，只有那些在1958年以后进厂、工资拿40多元的职工才是幸运儿，工资在60元以上的人就算高工资了，不属于加钱对象；而“文革”期间进厂的“老三届”及其他人目前每月只拿36元，应该是低工资了，但因工龄短也不具备加工资的资格。老蒋在大会上还“教育”他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比比你们那些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同学，你们钞票“好好交”多来。
加工资的幅度并不一样，有3元、5元、6元三等，对属于范围的人既要看工龄又要看工作表现、政治表现。所以接下来一个月厂部忙得焦头烂额，找老蒋谈问题的人川流不息，老蒋上食堂吃饭有人陪着、老蒋上厕所也有人跟着，群众明白只有找第一把手才管用，而老蒋是厂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本厂第一把手。
结果终于公布了：属于调资范围的职工绝大多数加5元，没有加6元的（谁都知道多加1元的人会成为全民公敌），“大头”和“摆勿平”加3元。紧张的小顾松了一口气，前几天他扬言：要是少加他工资他就要写信给王洪文，向洪文同志反映本厂当权派打击报复老造反派的事实，现在就算了。“大头”到老蒋那里据理力争：说某某人轧姘头、某某人出工作事故，为啥他们可以加5元？“摆勿平”站在厂门口大叫：“少加吾钞票，吾厂休时只好再去爆炒米花，是领导存心要我再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咯！”
后来才知道：尽管上海只是在工厂企业加了一部分人的工资，却在全国尤其是邻近的苏浙两省引来了强烈不满。因为据说全国只有上海一地在“文革”期间加过工资。那时传说过上海某企业有一人去苏州出差和人打架的故事，两个苏州人边打边骂：上海人阿是钞票加好哉、骨头轻哉？其实迪个上海人又没有加着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