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猪”事件发生后，连排领导可能觉得把养猪大业交给两个“牛鬼蛇神”太缺乏阶级斗争观念，于是派老龚来猪棚担任负责人。老龚也是教师，在“文革”中没受过冲击，属革命群众。
老龚走马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在堆放饲料的小间内贴上一张语录：最高指示——要大养其猪！语录是老龚自己写的，字很大，在墙上很醒目；又找来一张破桌两条长凳，弄得小间像个“办公室”。老龚向前来“视察”的工宣队师傅说明搞来桌椅是为了学习，工宣队师傅对贴养猪语录很满意，认为是突出了政治。
老龚的“新政”到此为止，其他一切照旧。我们“学习”还是和班排一道，并未增多，小房间成了休息室，打理完猪圈之后可以坐坐聊天喝水，感觉颇好。老龚对我们挺和善，也和我们一起干活。自从下乡来干校之后，“革命群众”对我们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过去他们批斗过我们，平时也划清界线对我们不加理睬，现在大家都在一道劳动，过干校生活，我们要改造世界观他们也要改造世界观，都是臭知识分子都得接受再教育。即使并非教师而是干部职工也一样，同属修正主义教育阵营中人物，同样得接受再教育。只有工宣队是来教育大家的。所以被教育的芸芸众生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我们这些另类处境有了改善。
在聊天中得知老龚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在青岛由外婆照看，老龚的青岛妻子却在长春工作，老龚说他三口之家分布三地，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两个星期，去探了老婆就见不到女儿，所以十分郁闷。老龚还告诫我：千万不要找外地女朋友，将来夫妻分居两地成“牛郎织女”有得苦。
当时夫妻分居两地相当普遍，我们学校很多，光在我们基础教研室就有好些。数学教师老谢，老婆在新疆，有人和他开玩笑：古有孟姜女万里寻夫，今有谢老师万里访妻；外语教师杨明馨，老公在湖北二汽工地；物理教师老楼，妻子在宁波算近了；小胡也是物理教师，老婆在安徽农村老家，小胡说要让老婆到上海团圆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所以他最后调回了老家安徽一个小县城。那个年头调进上海比登天还难。几个老家在福建的教师“文革”后期为了和老婆团聚都回了福建。还有一位女英语教师程燕，丈夫在北京，正巧她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北外同学老公在我们学校，于是她们两人对调，程燕去了北京，北外同学调到了我们学校，由于她们都是学英语的、专业相同，北京上海又都是大城市，对调才得以实现。即便如此也折腾了好几年才成功。
大官（过去叫高级干部）决无此类烦恼，他们到哪儿都能带家属。“文革”期间南京军区一位军级干部转业到上海，后来当交大党委书记，他的一家老小都从南京到了上海。
夫妻分居两地带来的种种问题之一便是“生活上犯错误”。干校批斗过两个人，均是老婆不在上海却和别的女性“有事情”的男士。据说因同样原因“红杏出墙”的女士也有，为顾及她们颜面没有公开批判。他们在“检查”中都有一句话：“由于夫妻分居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