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鲍也贴出了大字报，“揭发”了“反革命分子”汪初人一些“资产阶级”言行，我顿时怒不可遏。因为阿鲍和孟德不同，不论过去在安大作为同学，还是现在在工大作为同事，我们3人都是很亲密的朋友，他的举动让我有一种背后被人捅一刀的感觉。于是我立刻写了一份揭露阿鲍“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字报，大字报还引来了其他同事对阿鲍的攻击大字报，阿鲍一下子蔫了。
有次周围无人，老袁批评我不应该写反击阿鲍的大字报：“你们这样自己咬来咬去，正好上了‘上头’的当”。此时老袁本人也正被大字报“围剿”。大字报说他“喜好游山玩水的‘隐士’背后居心险恶”，又说他“自恃出身好一贯目无党组织”，等等，大字报全是党员积极分子写的，一看就知道是党支部的授意。老袁每逢暑寒假必定到外地游山玩水，他还爱好摄影，在那个年头，几乎没人会去旅游，所以老袁的兴趣爱好显得有点怪；最主要的是老袁对领导一直犟头倔脑，又爱打抱不平“管闲事”，所以领导想借此“运动”整治一下老袁。不过老袁的反应很让领导失望：他对这些大字报似乎视而不见，既不辩解也不写任何大字报，仿佛什么事没有。这点让我很钦佩，所以我对他的批评口服心服。
运动初期的大字报斗争会，有的是党委党支部组织的，这是主流；也有是群众之间的“混战”。例如同住一间集体宿舍的两个同事，平时有点小疙瘩，此刻就在大字报中“刀光剑影”了。先是老何贴出大字报说老谢不讲个人卫生：不理发不洗澡、袜子不换，换了也不洗，屋里一股臭袜子味，老何“上线上纲”成老谢有“颓废没落的剥削阶级世界观”；于是老谢不顾不得打击报复的禁令，马上写大字报讲老何常常勾搭青年女性、居心不良，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何谢二人当时均为光棍）。之后这两位变成“冤家”，互不理睬。
上头明白，光是批判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这些教授学者或者巴金、赵丹那些文艺界名人是不行的——中央不是揪出了彭罗陆杨一大批党内大佬了吗。所以此时消息传来了：同济大学的党委书记王涛落马了，高教局局长、原复旦大学的第二号人物陈传纲被揪出来了。总之大火开始烧到了党内。我们学校当然紧跟市委，党委也必须抛出一些党员干部。落实到我们基础教研室，便是教研室主任、党支部委员黄林。
黄林是1940年代就加入地下党的老党员，那时还是圣约翰大学学生。也许是书生气太足，解放之后黄林官越当越小：1949年当过某区副区长，不久调往杨浦区任区委办公室主任，后来被派到控江中学当校长，1960年创建业余工大时来任杨浦区分校负责人，几年后总算当上了学校教务处副处长，可是没当多久，就贬到教研室当主任（名义上还是副主任，正主任是一位老教师，党外人士，实际上不管事）。显然黄主任属于那种非主流、吃不开的党员干部。
一时之间，针对黄林的大字报蜂拥而至：有的揭发他“一贯右倾”；有的说他热中于“推广教学法”、实际上是热中搞资产阶级教育那一套；还有大字报揭露黄林在一次会后发牢骚，说1959年反右倾过后，“党内还有谁敢讲话！”大字报给黄林戴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于是黄林成为教研室第3个牛鬼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