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两三年，“娱乐”这个词汇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消失。
看电影看戏听书听广播（听收音机）等文娱活动统统是“受教育”，而且是受“革命”教育。“革命”教育即“阶级斗争”教育，参观“阶级斗争”展览会啦、“忆苦思甜”啦、政治学习啦……都是受教育。有一回我和同事去香烟厂劳动，同一生产线上有一位老工人，据说是本厂童工出身，有几十年工龄，是“货真价实”的产业工人。同事灵机一动请她讲讲在“旧社会”如何受老板残酷剥削的故事（今后可作为政治学习发言的“受教育”素材），想不到老工人言道：“老早老板待我伲勿错咯……”她还举了一些例子：年底有得加钞票（分红），天热嘛有得冰冻绿豆汤吃……我们听了有点“响勿落”。同事的打算落了空，而且回到单位去还不能提一个字。在当时，凡提到1949年之前必定用“在万恶的旧社会”开头。
既然没有了任何娱乐，朋友在一起聊天、上餐馆吃顿饭弄点“小老酒咪咪”便成了唯一的开心日子。大致上月初发工资上一两次饭店，月底过穷日子坐在朋友家里“清谈”：佐谈者、清茶一杯也。我和初人、阿鲍、孟德等几个大学同学都在业余工大任教，彼此在安大同学期间就很熟，现在成了同事（同在物理教研组），自然往来较多。我和初人、孟德一道去拜访丰子恺先生（实际上是打扰），应该也属打发日子的娱乐活动。
和阿鲍、孟德他们聊天是聊不深的——他们不读专业之外的书。我和初人、老高更谈得来，老高通过我和初人兄也成了朋友。有时田振义从安徽回来，我们会在一起聊聊哲学之类。在毕业前一年我们几个人：王朝诚、汪初人和我是以老田为中心形成一个爱好自然辩证法圈子，所以和老田聊天便有点形而上的味道。我多次对朋友讲：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现在是被颠倒了，现在是过分强调了精神的反作用。这个观点朋友都很赞同。不料老田听了却认为我的话还是跳不出物质精神此类“矛盾论”定下的框架，应该跳出去。振义兄早已读过维特根斯坦等近代现代哲学家的著作，眼界当然宽多了。
大家很怀念1962年。虽然还在安徽，生活艰苦，但文化生活丰富：能看到许多外国电影、能听轻音乐、能观赏老京剧——我在上海看过童祥苓演的“乌盆计”（这可是1950年代就被禁演的鬼戏）。而现在报刊上在大肆批判1962年“出笼”的一切：戏剧、电影、音乐、文学作品——包括巴金和丰子恺在文代会上的发言。不光是1962年，甚至1964年宣传党的阶级斗争理念的一部电影、长影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也受到批判。因为这部电影里有一个青年妇女（秦怡的妹妹秦文演的）传授一个姑娘“恋爱经”，这是犯忌的。从此革命电影中不许有恋爱出现，只能出现阶级敌人。印象里在批判电影“不夜城”的众多声音中，有一篇奇文特地指出：电影里有一个女儿坐在父亲腿上的镜头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令人作呕。我想这位作者大概认为无产阶级的父亲永远不抱自己的孩子。
只有孩子还有娱乐：打弹子、“造房子”、跳橡皮筋。但有人在报刊上讲：无产阶级要占领儿歌领域（否则会被资产阶级占领），所以“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之类的革命童谣放到小学低年级课本里，而在中小学教育中则天天教导学生“阶级斗争”，要学生仇恨美帝苏修、仇恨阶级敌人；学习被阶级敌人害死的刘文学，学习雷锋对敌人“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这类“仇恨教育”的结果就是不久之后出现的红卫兵。
没有娱乐的日子异常沉闷。我们这些学过哲学的物理专业毕业生深信“物极必反”的道理，忘了我们中谁先讲的：“弦绷得太紧，总有一天要断掉！”总之大家都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