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高的结识颇有点戏剧性。刚到杨浦分校上课不久，同是物理教师的老沙说有个教机械的教师长得挺像我，不过他上课的日子和我不同，又不在同一个教研室，因此无法当面比较。老沙比我早来3年，又一直在杨浦上课，认识的人多。过了一阵子老沙笑着告诉我：那位机械教师在他没有课的日子特地跑来在我上课的教室门外打量我，以验证众人说我们相像是否正确，打量了一会就走了。沙老师说：“这个人蛮有趣的！”
两个长得相像的人终于见了面，发现我们并不像：老高比我高，嘴老是抿着显得紧张，背略有点佝偻但下巴永远高高扬起，年龄也比我大。老高说话很坦率，一点没有如他们经历过风雨那辈人的世故，他提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正巧这是我很熟悉的一部书，就这样，罗曼·罗兰这位法国作家让我们成了朋友。
老高住在麦丰里，离我家很近，这也是我们交往甚多的原因。我常常坐在他家朝南阳台窗下，沐浴着冬日的阳光，听他讲他的“右派”经历。
大概在1955、1956年吧，中央要把交通大学从上海迁到西安，只留一个造船系在沪并成立造船学院（西安在内陆没法造海船总算领导还明白）。号令一出，全校一片哗然，一所在上海几十年的名牌大学和平时期要西迁实在没有道理。然而领导解释正是为了安全需要，这也说明中央对交大的重视。给人印象似乎美帝国主义一旦进攻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炸平交大。经过校党委说服压服，交大陆续搬入了在西安的新造教学楼区，并打算两三年内全部搬迁完毕。不料1957年搞鸣放整风，广大师生又贴大字报又开座谈会反对交大西迁，理由是上海作为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理应有综合性工科大学，而交大在上海几十年和上海各工厂企业有深厚的鱼水之情，交大学生在上海实习或工作是很受欢迎的，交大各个专业完全是和上海工业配套的等等，而赞成西迁的人只是干部积极分子极少数（哪怕搬到西藏他们也赞成——只要是上级决定）。这样一来，学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辩论，并惊动了国务院。最终中央决定：交大一分为二，搬过去的不动了，就是现在的西安交大；没搬过去的停止西迁，就是现在的上海交大，争论结束。
然而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反对交大西迁就变成了反党，反党就是右派。在交大抓右派实在太容易了：百分之九十的师生都是反对西迁的，随便挑挑便行了。那年老高流年不利，他在大学一年级糊里糊涂站到了反对西迁的人流中，刚升入大学二年级不久就被划为右派受到批判，而批判他的人不少当时也是反对西迁的。所以老高认为那年他肯定走背运，不然为什么偏偏挑他呢？不过后来他领悟到是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总之当年才19岁的老高糊里糊涂当了右派，现在摘了帽子称摘帽右派。
类似老高的摘帽右派我们学校还真不少，他们有个共同特点：课上得好，很受学生欢迎。
有一回4楼大厅五六个青年教师在排练诗朗诵，据说准备在全校庆祝什么节日会上演出，领头并担任“导演”的是一个长得浓眉大眼的“帅哥”，他的朗诵字正腔圆铿锵有力，而且在排练时说话挺幽默，逗得围观者直发笑，此人给我的印象很深。奇怪的是在全校大会的正式演出中，帅哥不见了，在诗朗诵一班人中只少了他一个。我把疑问对老高说了，老高笑着回答：
“你说的是老蒋啊，他怎么能上台？他是摘帽右派。”
老高告诉我：老蒋是复旦大学的右派学生，读的是无线电电子学专业，当过复旦学生话剧团团长，大概在高中毕业时差一点被电影厂招去当见习演员（他放弃，仍选择了考大学），所以被称为复旦的“电影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