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下旬我从安徽回到了上海。
在外地上学，竟然能分配到上海，在当年有点像今天买彩票中了大奖。不仅家人，左邻右舍都为我高兴，楼下的翁先生对我母亲说：“伍诺（你们）国庆额角头津津（真正）碰着天花板啦！上海大学生还要分配到外地啦！”（翁先生是宁波人）
第一件事就是去报到。学校开出的分配报到证指定到上海市人委人事处报到（市人委即市政府），当时的市委市人委在外滩原汇丰银行。我坐了当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到四川路桥，从车窗望着熟悉的马路、商店，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回家的感觉真不错，要是父亲能见到我回家那就更好了。
人事处一个中年干部接待了我，他立即开了一张介绍信给我，关照我不必走远，就去四川中路270号市业余工业大学报到，在开介绍信时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对新工作没什么想法吧？我当然说没有。他告诉我刚才报到的一个女同学，南京工学院毕业的，一听说要去业余工大头马上低了下去，很不高兴的样子。我拿了有关资料离开时得到一次体验：党的一些人事组织干部不只是忘了怎样笑，其他表情也忘了。那位政府官员的脸似乎戴了面具，始终什么表情也没有。
四川中路270号是业余工大的党政机关所在地，我必须先到校人事科交介绍信，所以再次体验了人事干部面无表情的接待，这回是一女同志。她简单地介绍了学校概况，还着重指出社会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我校是什么“弄堂大学”、“野鸡大学”。而我校是柯老创办的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一所新型大学！学生都是来自全市各工厂企业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党团骨干，你们这些大学生在这里当教师应该很光荣。说完她屈尊陪我去了九江路41号（就在附近、一转弯到了）即过去的花旗银行。41号的底层和4楼是学校，2楼3楼是一家工厂，虽然只有4个楼面，却很高，所以有电梯。我随着女同志出了电梯，发觉楼面很大，四周有不少房间，中间有一大厅。进入一处房间，女同志向我介绍两位中年男女：男的是基础教研室党支部刘书记，女的是基础教研室胡主任，介绍完她就走了。胡主任是位老教师，她和颜悦色地和我聊了几句，问我毕业于什么学校？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和刘书记商量了一下，就告诉我开学之后到杨浦区分校上物理课，现在是暑假期间，可以回家准备。刘书记关照教研室秘书给我发了教材、备课笔记，就让我回家了，还说过两天来领工资。此时我完全明白真正的领导是刘书记。
第二件事是报户口。经过大饥荒之后上海的户口无比金贵——因为上海城乡无人饿死，我的几个从外地回沪老同学户口老是报不进，一直拿“袋袋户口”（临时户口）。我去派出所报户口时正巧有一个外地回沪多年的上海人在搞“户口转正”的事，只听见户籍民警大声训斥他，叫他回去。民警拿过我的户口本和户籍资料时火气未消，脸仍板着，但他看了资料后屁也不放一个马上把我的姓名写上了户口本，一言不发把户口本还给我。给我的感觉是户籍警让我报进户口是出于无奈，他最乐意做的是替人把户口迁出上海。
第三件事是带着户口本和家里的购粮证、工业品购买证上粮管所。粮管所工作人员也是权力极大的官，他在两本证上增加了一人，还发给我若干粮票油票肉票豆制品票布票纺织品专用券等许多票证，并说目前形势大好——鱼票已经不需要了！
沉闷的日子
你们要拣什么人？
你们要拣什么人？
我们要拣小珍珍，
我们要拣小珍珍。
什么人来拖她去？
什么人来拖她去？
张小妹来拖她去！
张小妹来拖她去！
我的午睡就被这帮小孩的弄堂游戏弄醒了，“拣人”的歌小孩反复唱，不断地“拖”，直到我睡意全无，起身拉到。话又说回来，能睡午觉的福气不是人人有的。我们学校的教师不必天天朝八暮五地上班，只是上课或者开会才到学校去，平时可以待在家里，或者在学校的宿舍里——对非上海籍的教师而言。这点很让学校的职工干部羡慕，当然干部是有权的，所以他们规定了每周至少开两次会：一次是业务会（教研活动）；一次是政治学习会，有时开大会听政治报告。后来又规定每周1—2天下工厂劳动，这样一来教师在家里备课的日子少多了，干部们的心态也就平衡了。为什么不干脆让大家每天上班呢？原因是没有那么多办公桌（写字台），更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教研室有几十个教师但办公室只有一间，挤不下。还有一个原因：既然号称大学而据说大学教师有不坐班的传统，尽管我们上的课比如物理课只相当于中专程度。
从1963年开始，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有了很大好转：一度消失的大饼油条豆浆肉包子小笼包生煎馒头到处买得到了，当然粮票还是要的。大饼每只3分钱1两粮票，油条1根4分钱半两粮票，肉包1只5分钱1两粮票；有钱的可上饭店“打牙祭”，什么炒肉片炒猪肝炒鱼片炒鸡丁应有尽有，吃饭只需交粮票不像前两年还必定得有“就餐券”；学校食堂甚至街道办的居民食堂天天有荤菜供应，尤其我们学校总部就在外滩市总工会食堂搭伙，食堂里红烧大排是顿顿有的。
物资上的匮乏好一些了，比起大饥饿那些日子可以说好多了，但“精神食粮”的匮乏却越来越严重。不幸我是一个对文化、对“精神食粮”敏感的人。
我是一个电影迷（那时没有电视），现在拿工资了，看电影肯定“不差钱”——1张电影票才2毛人民币，然而却无电影可看，严格地讲无好片子可看。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电影不让进，我看的最后一部苏联电影是“运虎记”，是部喜剧片。好的苏联电影都成了修正主义反面教材。1965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放过一些老掉牙的苏联战争片，什么“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之后只有2部苏联电影成为长映不衰的保留节目，一部是“列宁在十月”，另一部是“列宁在1918”，据称唯有这2部苏联电影是革命的。连苏联电影都看不到了，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想也不用想了，外国电影只能看朝鲜片和阿尔巴尼亚片子，没啥看头！国产片亦是每况愈下，上海市民喜欢的香港片——尽管是香港“左派”电影，也消失了。我对电影的兴趣从此消失，除了单位组织看电影，再也不去电影院。
我也是一个京剧迷，但回上海之后没有掏钱去剧场看戏。好演员还在，好戏不在了。舞台上演的全部是现代戏：“南海长城”、“审椅子”、“海港”、“智取威虎山”。有回学校发票子看北京来演出的“红灯记”，感觉是剧中英雄人物全都不食人间烟火，坏人（汉奸日本鬼子）全都愚蠢无比。常年看此类戏，大脑必定变得比戏中的坏人还要愚蠢。这个结论使我到今天还是厌恶“革命现代京剧”。
听听收音机吧，音乐节目不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雷锋山歌”，便是“红梅赞”。以前有一档外国轻音乐节目，早已停播。交响乐节目总是播“红旗颂”，偶尔有些相声滑稽播出，听了半天，一点都笑不出来，与听报告差不多。我的几个爱听欧洲古典音乐的同事，通过短波听音乐，后来在“文革”中落下一个罪名，称作“偷听敌台”。
所以回到上海的这几年，生活虽说有了很大改善，然而日子过得很沉闷，人毕竟不是动物——只要不挨饿就满足了。
只能看看书，书还没有禁掉——“文革”还未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