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渡轮，我立刻向车站冲去。我得赶在这班船的乘客排成长蛇阵之前买到票，接连和几个挑着行李的人相撞，招来了一阵咒骂之后，我终于站到了售票处的窗前。售票员告诉我当天去蚌埠的只有棚车！我犹豫片刻，还是把钱塞了进去，棚车就棚车吧，总比在火车站熬一夜强。
“一张蚌埠。棚车？棚车也行。”
声音真好听，银铃似的，我不由得瞧了瞧声音的主人：一个苗条的长辫子姑娘。她转过身来，大大方方地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又大又亮。
候车室已经有了一支几十个人的队伍，我从头走到尾，一个同学也没有。我只得把行李放在地上，老老实实地排队等候上车。候车室是一个很大的芦席棚，除了一些躺满了人的长椅之外，什么设备都没有。昏暗的灯光投射在那些形容枯槁、神情淡漠的旅客脸上，让我觉得自己似乎在一个破庙里和一群土偶做伴。
我发现长辫子姑娘就挨在我后面，她抱着双膝坐在旅行包上，无聊地盯着自己的白跑鞋，身上的白衬衫和米黄色长裤挺干净，不像个出远门的人。她抬起了头，默默地打量我。
本人从中学到大学，和女生很少说话，更不知道如何和女生打交道。但这一回，也许是受到了她眼神的鼓励，我竟然有了和一位陌生女孩攀谈的勇气。
“你，你是上海人吧？”我怯生生地问她。
“对。侬也是？”
“我也是上海人。我到合肥，侬呢？”
“真巧，我也到合肥。”她笑了笑，露出了一排贝齿，神情很可爱。
她告诉我，她是合肥二中的高三学生，父母是前几年从上海调到合肥的，她每年寒暑假都回上海外婆家。我也作了一番自我介绍。
“大学生活有劲吗？”
我告诉她，大学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尤其是我所在的综合性大学，更是一个科学文化中心。我们这些学物理的大学生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就是要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人。我滔滔不绝说了许多这一类的话，大概从9岁到19岁和女生说话的总量也没有那天晚上多。
她睁大了双眼，嘴微微张开，直到我停住了，她才轻轻地说了一句：“大学生可真会说。”
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一位漂亮姑娘的夸奖，今天我可真走运。
“你贵姓？”我表示出一种大学生的礼貌。
“我不告诉你。”
我有些窘，打听一位陌生女孩的姓名可能太冒昧了。
“你呢？你贵姓？”
我说了自己的姓名。
“侬名字蛮灵额，蛮文雅额。”
“名字有啥啦，都是长辈取的。”
“我的姓可难听了，我姓刁，叫刁超华。你叫我超华好了，不要叫我刁超华！”
我刚要说人的品格与姓名无关之类的话，她忽然敏捷地蹦了起来。
“车来了。快！”
候车室的灯光似乎亮多了，原先那些半死不活的乘客瞬间变得生龙活虎，争先恐后地朝站台上涌去。超华走得很快，我几乎跟不上她。她建议我们上前面的车厢，那里的人少。
我们上了车，车厢里黑黝黝的，散发着刺鼻的霉味，地上横七竖八铺着一些破草席。这儿人果然不多，我们找到一个角落，拉了一张草席过来，背靠着行李坐了下来。
整个车厢只有一盏壁灯，幽暗的灯光犹如鬼火，乘客们仿佛是从地狱里放出来的孤魂野鬼。我站起来伸展一下身子，我的影子又瘦又长。突然，火车猛烈震动了一下，我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超华伸手把我扶住，火车开了。
“你大概不喜欢运动吧？”她的眼睛在黑暗里闪着光。
“你怎么知道？”
她微微一笑，并不回答。过了一会，她告诉我她是一个短跑三级运动员，参加过省中学生运动会，得过名次。我觉得自己矮了半截。
“打！打！打死你这个小偷！”一阵粗野的叫喊从车厢的一头传来，接着是一个人讨饶的声音，好些个影子朝那里涌去。在叫骂声中，有个女人嘟嘟囔囔地说：
“别打了，别打了，到站交给警察算了。”
那是一个穿裙子的年轻妇女，就坐在我们旁边。
超华一声不吭，也不往那里看，也许她害怕？我不由自主地靠近了她，肩碰到了她的肩，她并不让开。
喧闹终于平息下来，小偷不知道钻到什么地方去了。在火车的隆隆声中，大家打起瞌睡来，有一个人的鼾声特别响，简直到了地动山摇的程度。
超华竟然睡着了。她信任地靠在我身上，我闻到了她的发香，听见了她有节奏的呼吸：我的全身都感觉到了她美妙的体温和温柔的压力。一向能睡的我再也睡不了，我一点一点地挪开身子，想让她躺得舒服一些。不料她翻过身去，把头枕在行李包上，仍然睡得很香甜，我却若有所失。
穿裙子的青年妇女毫无顾忌地仰卧在草席上，裸露在外的大腿依稀可辨。两个汉子你推我我推你，开起了玩笑：
“敢不敢摸？”
“狗日的，有什么不敢！”
我有点紧张，危险要降临到青年妇女身上了，会不会波及更年轻的超华呢？手无缚鸡之力的我该怎么保护她呢？
毕竟在火车上，两个家伙仅仅说说而已，并没有什么举动。不一会儿，他们也睡了。我放松了戒备，渐渐打起盹来。
我醒来的时候，灯已经灭了，深蓝色的天空和清晨的凉风从窗洞涌了进来。超华告诉我蚌埠要到了，赶快准备换车。
火车一到站，超华把行李扔给我，自己跑在人流的头里抢先上了去合肥的车，等我来到车厢，她已经占好了座位。我把行李从窗口递给她，然后挤上了车厢。
我俩面对面坐着，望着窗外向后退去的小树和田野，好久都不说话。这里比起棚车可算得上是窗明几净，但是昨晚那种亲昵却和黑夜一道消失了。超华似乎没有昨晚那么漂亮，脸上沾了点草屑、脑门也显得窄了些。我想起了老托尔斯泰说过，在月光下看女人和在阳光下看女人是不一样的。
超华找出一条毛巾离开了座位，过了好久才回来。她的脸被仔细地洗过，头发也梳过了，又成了个干净、俏丽的姑娘。她打开旅行包拿出一些糕饼之类的吃食，自己吃，也请我吃。我赶忙也找出上海带来的食物和她分享，我们边吃边议论合肥的用糕点票买的饼，硬的可以砸死人，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我问超华为什么不在上海读高中？安徽比上海要苦多了。她却说这两年没吃什么苦，她父母工作单位还可以，再说子女总是和父母一起过好。我忍不住又问她：你父母什么单位？可以不吃苦？
“是省军区吗？”我想起了老是到哥哥那里去“改善伙食”的大李。
“不是。”
“你父亲是省委的高干吧？”
超华咯咯地笑，摇头否认。她就是不肯说她父母的工作单位。
“我知道了，你父母是什么饭店或者食堂的大师傅。对伐？”
超华白了我一眼：“要么侬爷娘是饭店大师傅，我没有介好福气。”
关于她父母工作单位的话题就此结束。我想她可能有点不高兴，便讲了发生在我们学校的一件真事：有一天在学校食堂贴出一张小字报，内容是坚决要求到食堂工作。小字报作者说自己家庭出身贫农，当过兵，受到过嘉奖，复员后到学校校办厂工作，工作表现良好，作风正派，现因婚后有3个子女，负担重，自己饭量大，家里粮食不够吃，所以要求到食堂工作！请领导照顾云云。
我的故事不仅让超华笑了，也让我们的邻座笑了，他们一直在听我们说话。
我们还聊了她毕业的事，超华说她打算考医学院，还讲了不少要上医学院的理由。她还说她一个最要好的女同学也要考医学院，这个同学的家就在我们学校的教工住宅区，所以她会来我们学校和要好同学一道看电影。我请超华顺便到我住处来玩，她爽快地答应了。
我和超华在合肥火车站分了手，我高高兴兴回到了学校。从那时起，日子变得好过了。笫一是伙食开始好转。早餐的稀粥注入了红薯粉变稠了，午饭的菜吃上了冬瓜、生瓜，再也不吃红薯叶子之类的冒牌蔬菜，后来还供应南瓜、胡萝卜这些营养丰富的菜。第二是公布了暑假之前的考试结果，许多同学不及格要补考。据说要动真格的，主课补考不及格要留级。但没我什么事，我这个最不用功的学生竟然全部通过。有时我想，从南京浦口碰到那位高中女孩开始，也许我就交上好运啦。
学校那时还没有专门放电影的场所，周末晚上只能在大礼堂看电影，还得自己带凳子。返校后第一个周末学校放什么没有劲的国产片，有几位同学拉我到市区电影院看了一场苏联片子，大概是“心儿在歌唱”吧，感觉十分美好，在回校的路上还议论得很热烈。当我走进寝室时，同宿舍的老王笑眯眯地告诉我：
“有两个姑娘来找过你了。她们借了凳子去看电影，来还的时候你人仍旧不在。你小子哪里去了？”
真糟糕，超华来过了，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约定给忘了。我对老王支吾了两句，就上床睡觉，好半天没有睡着。
同寝室的同学都知道了借凳子的事，我只得对他们说了一个大概，有的同学不发表意见，有的同学像许广伟认为我交了“桃花运”。
以后的两个周末我都老老实实待在寝室里，恭候超华的再次光临。她却不来了。
周末晚上待在寝室里的还有老王，他是快要转正的中共预备党员。不幸的老王有几门主课不及格，正准备补考，所以他很努力地在寝室里复习功课。但复习经常被打断，老是有学生干部来找他汇报工作，此时老蔡已经休学，老王代替老蔡负责全年级的思想政治工作。让他羡慕不已的是：当他复习“热力学”和“微分方程”这类深奥、枯燥的功课时，我却在读有趣的《警世通言》和《莫泊桑短篇小说集》。
同寝室的刘听泉老是要调侃我：“今天晚上兔子又没有来？”
“啥意思？”
“你不是在‘守株待兔’吗？”
第3个周末，我决定不等了，超华不会来了，再说我也不想成为寝室的打趣对象。我又和几个要好同学到市里去玩了。没想到回到宿舍，许广伟告诉我：一个长辫子的女孩来过了，这回没有借凳子，只是说明天早上再来（在教工宿舍区过夜），叫你不要走开。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来了，星期天早上大家睡得正香，我轻手轻脚地打开衣箱，拿了一件毛背心套在自己的旧衬衫上，又悄无声息地到洗脸间用水梳了梳头，心里懊悔昨天忘了理发，头发太长了。再拿了一本英语课本，来到了宿舍门口通往教工住宅区那条林荫路上，一边走来走去，一边煞有介事地背英语单词。
一片淡淡的晨雾笼罩着教工住宅区，随着阳光的加强，水气渐渐退去，树叶上的露珠映着金光更加晶莹可爱，红砖绿瓦的教工住宅楼掩映在绿荫中，显得格外漂亮（以前一直没发现）。
但是超华始终没有露面。
食常传来了呼唤大家用早餐的音乐（用餐音乐3顿都不一样），当然早饭是不能放弃的。我快步回到宿舍拿好餐具，急匆匆赶到食堂，又端着一大碗粥三步并两步回到寝室，房间里就我一个人。后来广伟说大家存心不回寝室，为我提供方便。
我刚刚喝了第一口粥，超华和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就进来了，我的心跳莫名其妙地加快了，两条腿仿佛成了生铁铸的，竟然站不起来。
“你来了。”我听见了自己似乎从远处飘来的声音。“我来过两次了。嗳，你星期六晚上总不在家哦。”
我觉得我应该请她们坐，再说些欢迎之类的话，但嗓子似乎被什么人掐住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今天真是见鬼了！
超华拉那个女孩在我对面坐了下来，4只眼睛注视着我，等我说点什么。可我就是什么也没说，今天清晨在林荫路上精心准备的甜言蜜语全忘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至今我都记得超华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眼神的变化：从笑意变成了疑惑，又从疑惑变成了寒意。
沉默了好久，鬼使神差地，我喝了第二口粥。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我终于迸出两个字：“走了？”
她们已经走到门口，超华头也不回说了一句：
“再见！”
过了片刻，我忽然清醒了：至少我得送送她们。我跳起来，追到宿舍楼的门口，她们已经走远了，我望着她们的背影喊了一声：“再见！”也不知道她们听见没有？
一连几天我都很沮丧，同寝室的同学从我的神情中都猜出事情不妙，他们聪敏地再也不提女孩来访的话题，只有刘听泉好心地安慰我：“侬想开点。这种小姑娘十三点来西，呒啥搭头额。”刘听泉是上海同学，他不知道他的话反而让我更加沮丧。
我打算亡羊补牢，也许事情还可以挽回。我写了一封信给超华，信上我称她超华同学，叫超华怕引起反感，在那个倒霉的早晨以后可不敢表示得太亲热。接下来写了许多道歉的话，还说那天早晨我病了，所以显得很没有礼貌（并非假话，当时大脑肯定严重缺氧），在信的结尾我请她来玩：“如果你在方便的时候再次大驾光临，我将感到无比高兴！”
过了1星期，我收到了她的回信，信封上娟秀的字迹：合肥二中华寄。这两个字“华寄”多么美妙！信并不长，我看了好多遍，因此都背得下来了。
礼士：（我见了这个称呼很开心）
你好！那天我应你的邀请到你宿舍来玩，我是第一次来，而且是和我最好的朋友一道来！你这样的态度，对吗？既然你生病了，也应该说一声呀。
谢谢你的邀请，但是从现在起我要大忙了，准备迎接明年的高考，没有空来。我平时总在学校里，星期天才回家。
超华
我明白超华不会再来了，要见她只有我去合肥二中。一想到要独自去女生宿舍，心里直发毛，我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学校的女生宿舍。在那个年代，如果有男生有事无事老往女生宿舍跑，就会被认为是心术不正或者别有用心。
拖了好久，终于在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出发了。二中在市中心，附近有一个公园。由于时间还早，我到公园去消磨时光。我在一个荷花池旁逗留了片刻。花早已谢了，池内尽是些残荷败藕，枯萎的荷叶上有一些水珠，像是滚动的泪水。我不喜欢这种凄凉的景象，不大吉利，就走到一棵高大的银杏树下，在长椅上躺了下来，盘算着这回来看她最好有一个借口。就说是来帮助她复习物理的，对！这个理由站得住脚。
合肥二中很大，找了半天才找到女生宿舍楼，门口有一个女生坐在椅子上看书，我向她打听：“请问，高三（1）班的同学在几楼？”
她把我从头看到脚，半晌才回答：“二楼西头。”
我在房间外犹豫了一会，终于敲了门，听到“进来！”便推开了门。
屋里有3个女生，她们惊讶地看着我。糟了，超华不在！她的好朋友眼镜女孩倒在，她一见是我，立刻低下头去，作出一副专心读书的样子。
“你找谁？”
“找刁超华。”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我是……”我说不下去了。
“她有事回家了。”眼镜女孩终于开了口，“今天、明天都不在学校。”她的眼光仍然落在书上。
我急忙退出房间，一脚踏翻了门边浸着衣裳的脸盆，什么话都顾不上说，狼狈地跑到走廊上，还听到了背后女孩子们的笑声。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超华。她不来，我也没有勇气再去。信是通过两封，她始终没提过我去二中拜访她的事。日子一天天过去，邂逅也就被淡忘了。
“邂逅”发生在1961年暑假结束从上海返回合肥学校的途中。当时上海到合肥没有直达车，必须中途转车。到南京下关火车站后，可以坐马车到渡口，接着坐摆渡船过长江到对岸的浦口车站（若是乘上海到北京的火车则不必下车，由专门的火车轮渡船把车厢一节一节地送过长江），再由浦口坐向北的火车到蚌埠，再转乘向南到合肥的火车，所以十分麻烦。也就是在麻烦地转车中，我认识了刁超华。
邂逅就是邂逅，是青春的萌动！还不能称之为初恋！没有刻骨铭心，也就不能说是“恋”。我真正的初恋发生在1965年初，结束于“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