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学校，毕竟有那么多青年人在一起，校园内仍然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仍然有无忧无虑的欢笑。
每到下午3点半以后就是“社团活动”时间。学校的各运动队如排球队、篮球队集训，场地边总有不少同学“观众”；各文艺队如话剧队、舞蹈队排练，也会让人在边上看一会儿；乐队也十分热闹，民乐队的二胡、西乐队的小提琴统统被军乐队响亮的大喇叭盖住了，但依稀听得见叮叮咚咚的钢琴声音。
朱文熙告诉我，他在学生会布告栏上“各文艺团体”扩大人员的名单上见到了我的名字，是合唱队，全年级就我一个人。真是奇怪了？我没有报过名呀，参加文艺队不光要报名，还要经过面试，譬如参加话剧队就得朗诵一段诗、报名舞蹈队的就跳一段“鄂尔多斯”舞什么的，难道合唱队招人会是“乱点鸳鸯谱”？
文熙说去白相相也好，总可以提高提高你的音乐修养。在他眼中我们这些同学全是音乐门外汉。他意味深长地说：“懂音乐的人和不懂音乐的人是不一样的人！”
入学以后的第一个寒假，朱文熙邀请同寝室的一个皖南同学程金涛到上海来玩。文熙的父亲是华东纺织学院一位名教授，家住登云公寓，住房在当时上海算相当好的。按理说金涛吃在他家、住在他家应该心满意足了，却不料开学返校后对我们大诉其苦：
“住在他家天天陪他听交响乐，什么贝多芬、巴哈、柴什么斯基。求他领我到南京路去逛逛，他就是不肯，我一个人又不认路。最后一天总算肯了，从他家里出发，经过一段很冷落的西淮海路走到音乐学院，不肯走了！又他娘的给我上音乐课了。我到大上海不是去玩，是去上课了。”
朱文熙后来对我说过：他的梦想是能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哪怕扫地也行！”
在文熙的鼓励下，我去了合唱队，结果闹出了不少笑话。
那天下午我去教学大楼的一间大教室参加合唱队的活动，因为是第一次，我去得比较早。教室里已经有几个男生女生了，他们都是刚加入合唱队的。一位高年级男生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话——他是合唱队长，然后就发给每人一份歌谱，边发边问：以前参加过合唱队吗？在什么声部？没等我回答——我也回答不出，队长说你就高音部吧。
我捧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歌谱，心里有点发憷。简谱中“哆来咪”我是识的，但谱中一些弧线、直线、什么休止符、什么渐弱渐强我从来搞不清楚。想当年上音乐课的时候，乐理没考及格，亏得还有唱歌考试，我还考得挺好，音乐课总评及格。同学中也有相反的：乐理满分，唱歌却让老师笑得伴奏伴不下去。
身边一位化学系女同学正对着谱低声吟唱，长得慈眉善目的，好像也是上海人，我轻轻地请教她：
“等一歇会得有人教唱伐？或者有人示范唱唱？”
“勿会伐？等一歇大家自介唱来。”她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又问我：“侬不会‘视唱’？”
“啥叫‘是窗’？”
知道我确实不懂，她就示范了两遍，我总算有点会唱了，老队员们也到齐了，合唱队指挥最后一个进来，教室变得很安静。
指挥人长得白白净净，中等身材，脸上一副怀才不遇、自命不凡的神情。后来知道他是物理系1957级学生，姓端木名淳，（咱们物理系怪才就是多！）端木不仅指挥在合肥各高校出了名，他还会作曲作词，今天要排的大学生之歌就是他的作品。此外他绘画、写字样样都行。
端木指挥要新队员先不唱，坐着听。（谢天谢地）就开始排练了。
刚开个头，端木就叫停。他用放在讲台上的一根类似教鞭的东西猛敲讲台，然后开始训话。在整个排练过程中一直保持这样的模式：唱歌、敲讲台、训话，唱歌、敲讲台、训话……
1960年8月我回上海过暑假。上海的食品供给也比过去糟多了，除了粮、油、肉、蛋要凭票购买以外，还发了豆制品票、鱼票等，鸡鸭之类据说只有春节才会出现。到饭店去吃饭必须趁早，比如中午11点供应午餐，客人10点之前就坐满了，因为在餐馆还能吃到不要票证的荤菜。后来，上餐馆要凭“就餐券”。
尽管如此，对于我们这些外地回沪的人而言，上海仍然是天堂。上海的食品是少与多的苦恼，我们那里是有与无的绝望。举一个例子，在上海能吃到雪糕这种美味冷饮，在当时咱们合肥想也不要想。连在北大上学的高中老同学也说：北京不要说雪糕，棒冰都做不好。
我收到一份邮寄通知，学校合唱队在上海青年宫集训，在上海的队员务必参加，集训内容是请专业声乐老师上课。
当时的青年宫在四川中路附近，过去大概是银行，有着大理石的圆柱和华丽的陈设。在一个明亮的大厅里，我见到了合唱队大部分队员、队长和专业老师。家不在上海的合唱队员只来了两个——住在上海的亲戚家。端木没有来，他不是上海同学，父母不知道是在芜湖还是南京？有同学说端木家是一个大家族，北京、上海都有亲人，而且端木就出生在上海。即使上海有亲戚，心高气傲的端木大指挥也不想麻烦人家。
专业老师是上海红霞歌舞团的，给大家上了有关歌唱技巧方面的课。（旁边一个同学在我耳边说：不是什么高档次老师）接下来他弹钢琴，要大家一个一个地发音给他听。
轮到我了，我跟着老师的琴“啊——啊——啊”，啊不上去了，旁边一个男高音声部的同学为我着急，代我啊了上去——他学过美声唱法的。老师点点头，说我音色还可以，但要好好练习发声，学会呼吸、学会运气等等。（不会呼吸？不会呼吸岂不要死人吗——没敢追问）
集训结束以后，队长把我安排到男低音声部，我在低音声部一直唱到我离开合唱队去学校京剧团。
合唱队的“首席男高音”曹抱平没有来参加集训。
曹抱平长得黑黑瘦瘦，眼镜有时戴有时不戴。他是安庆人，说自己“能唱一台黄梅大戏”，天生一副好嗓子，唱歌大概属于民族唱法。他也是物理系1957级的，班级同学叫他曹抱（草包）。曹抱通常不参加合唱队的活动，只有需要独唱领唱时他才来。端木对他无可奈何，他是全队唯一不怕端木的人。
端木创作了一部反映本校教育改革成果的组歌：有合唱、男声小组唱、女声小组唱等等，我记得有一个男声小组唱是说数学系师生成功地制造了拉普拉斯计算机。为什么叫拉普拉斯计算机？是用了拉普拉斯方程还是这个计算机能解拉普拉斯方程？歌里没有说。我们反复地唱：“拉普拉斯诞生了！拉普拉斯诞生了！”
演出以后，一个数学系的同学笑着对我们说：初听这首歌还以为合唱队为拉普拉斯——18世纪伟大的法国数学家、力学家——唱庆生歌呢，“想不到合唱队这么崇拜拉普拉斯”。
组歌中有一首歌是讲中文系学生到安徽的民歌之乡——司集乡去采风的，端木尽可能用抒情的风格：先让曹抱领唱，再由女声合唱接上。有一次彩排，当曹抱唱这段：“司集乡啊——好风光啊——”（后边几句忘了）由于曹抱唱得太动人，女声部同学听得太出神，忘记接上了。端木大发脾气：
“马上就要演出了，怎么这个样子！”
合唱队的伴奏多数用钢琴，有时也用乐队，和乐队合常常让端木火气冲天，乐队队长兼第一小提琴手为此十分苦恼。
乐队有八九把小提琴，似乎没有中提琴，大提琴更没有，小提琴的演奏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端木很想用乐队伴奏，乐队的谱包括前奏的谱都是他写的，他甚至想把管乐也放进去，无奈学校管乐队至多一个三流军乐队的水准，实在“搭僵”，端木只好作罢。
乐队队长是一个跛脚，住在上海四川北路一带，和我有点“面熟陌生”。他有一次问我：“端木老是讲阿拉乐队拉得不齐，声音轻得台下听不见。侬讲讲看，你们合唱队听得见伐？”
“听得老清爽！”我安慰他。
“端木讲要拿阿拉撤了，换钢琴！阿拉排了介许多辰光——侬讲气人伐？”
学校的西乐队包括两名钢琴师，八九名小提琴手全是上海同学。这个道理很简单：本地同学家中有钢琴、小提琴的可能性很小，尤其是钢琴。
学校“各文艺团体”都是由团委“管”的，团委刘书记也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代表团委来审查节目的是一个复员之前在什么军区文工团跳群舞的干事（审查文艺演出的制度始终没变过），按理说他到校舞蹈队去才能得心应手地审查一通。不然！他对话剧队、合唱队都能发表一通指导性意见，对各乐队也是经常指示——跳舞不是要音乐伴奏吗？他当然也是内行啰。
干事要合唱队唱当时流行的一些革命歌曲，都是直接歌颂党、歌颂某人的，端木都以大家太熟了或者不能反映大学生特点婉拒；而端木想让合唱队唱外国歌曲，哪怕是苏联歌曲“丰收之歌”，也被跳舞干事“枪毙”。最后只好演出“教育改革成果组曲”了，原来这是双方妥协的产物。
乐队没有换下去，大家也准备好了，终于演出了。合唱总是第一个节目，我们站在台上，等待大幕拉起，却没想到跳舞干事又走上台讲了一大通：演出时精神要集中、情绪要高涨，自己虽然是舞蹈演员，不大会唱歌，但是“歌舞歌舞”可见歌与舞本是一家，自己在部队文工团当演员，有许多舞台经验可以告诉大家……
怒容满脸的刘书记走了上来。
刘书记训斥跳舞干事：“你怎么搞的？孙校长和贵宾等着，演出马上开始！”
我等草民都知道：只有你等领导，绝不能让领导等你。这两天有一个华东师大的代表团来学校考察访问，晚上孙校长就陪率团的华师大党委书记来看演出。孙校长就是从华东师大调过来的。
干事屁滚尿流地下了台，大幕终于拉起。合唱队和乐队在端木的指挥下，顺利地完成了“组歌”的演出。大概是因为有乐队，端木指挥用上了指挥棒，而平时他只是徒手指挥。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次排练。那是为了迎接1961年7月1日中共建党40周年准备的四部合唱，端木千挑万选找来的还算好听的曲子。一开始是女高音声部：“你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接下来女低音声部：什么青松……男高音声部：什么江河……到了男低音声部就是大海了，然后是合唱……
曹抱说：“海燕怎么就变成大海了？再变鸟也不会变成水呀？太不符合进化论了。”
端木毕业后留校搞宣传工作，不是因为他的音乐才能，而是他会画宣传画、会写大字标语。他很想当教师，系里却不让。也不让他来合唱队了——他已经不是学生。
曹抱被分配到一个小县城去当中学教师，走的时候很感伤地和大家告别。
自1961年秋天端木、曹抱离开以后，合唱队的日子变得没有劲了，我就不大去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