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夏的一天晚上，已经入睡的同学们被老蔡叫起，说是紧急集合。过一会广播喇叭响了，宣布省委要求我们立即下乡抢收抢种，保证夏粮丰收。于是大家匆匆准备，把被子打成包，还得带上餐具什么的。不多久全校学生加上一部分教工集合在校门旁，没有领导讲话动员之类，马上就走。有的人是卡车送，有的人步行。到了火车站，发现等待上车的黑压压一片全是各个高校的学生，可能去的是不同地方，调度要花时间，等到我们一批人上车时，天已经亮了。
我们坐的是露天的运货的车皮，亏得是夏天，不然得冻个半死。那也不叫坐车，我是站着的，有的人坐在被包上；夏风吹过我的脸，吹走了睡意，令人神清气爽。但时间稍长，脸上蒙上了从火车头飘过来的黑煤灰，刺得脸发痛，我赶紧蹲下来。小猴露出难得的笑容：
俺叫你不要站着！你看！
火车开了1个多小时后在一个小站停了，我们学校的人都下了车。食堂的大师傅给我们发了馒头，还烧好了热开水给我们喝。心里很感动：平时我们老是埋怨食堂，把气都出在大师傅们头上，真是不应该呀。
在喝水的时候，我去看了这个小站的站牌，这个小站的站名叫罗集。
按系分成几支队伍后我们出发了，走着走着在一个小土岗边又分成几支队伍朝不同的方向走，当绕过一个水池以后，我发现只剩下我们班级的人。这里地处江淮平原，没什么山，只有长满杂草的小土岗和泥土路边的灌木带来了绿色，其余的只有土黄色的凹凸不平的土地，小水坑很多，但再渴也没人敢喝里边的水。
走啊走，老是走不到头。已经没有路了，我们时而跳过水坑，时而绕过小土墩，队伍也稀稀拉拉，三三两两分散走。天下起了毛毛细雨，我的被包又散了架，只能抱着走，这个样子可真够狼狈的。生活委员老徐老是给大家打气：快到了，快到了……
终于到了。我们在几所草房落脚，老徐带了几个同学找来了稻草铺在泥地上，大家把有点湿的被子放好，立刻躺了上去，从早上走到下午，实在累坏了。有同学找到灶间，打算烧点热水喝，甚至想用热水泡脚，脚疼得都起了泡，可有灶没有锅，只得作罢。后来的几天，热水成了奢侈品，始终没出现过。
还是老徐、老曹几个人到队部扛了两大桶麦粥回来，还有1桶咸菜。麦粥也可以称之为麦糊，还比较稠，喝了既填饱了肚子，又解了渴；咸菜又咸又带点酸，后来有人说咸菜里有蛆，不过我没有发现过。以后几天顿顿麦糊咸菜，老蔡说这还是学校自己搞的伙食，与当地社员食堂毫无关系，我们绝不会给当地公社增加负担。我们系指挥部就在队部，那里有厨房和医务室——都是我们学校的。
临睡之前，一直沉默的青华忽然对我和景西悄悄地说：
你们注意了没有？这一路上都没有人！！
对啊，我们从早上走到下午，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见到。就连我们到了这所草屋，也没有见到人。这所草屋的主人呢？
农村的夜晚应该听得见狗叫，可这里没有；草屋边有池塘，可听不见蛙鸣；屋外是死一般地寂静，只有繁星满天的夜空。
早晨，老徐叫醒了大家。我们这才发现，这里没有鸡叫。我1958年高三时在上海郊区下乡，天没亮就被鸡叫吵醒。同学们在池塘边漱洗，昨天也是用池塘水洗的碗。我觉得用池塘水洗碗不卫生，决定不洗碗，用草纸擦干净就行了。
一个老头和老徐、老蔡捧着镰刀领着大家去了麦地。总算见到了当地的社员！说是老头也许年龄并不老，至多50来岁吧。麦地种的是小麦？还是大麦、元麦？反正我是弄不清楚的，麦子长得稀稀拉拉，绝没有歌中唱的麦浪滚滚的气势。
老曹割得最快，他是在山东农村长大的；小猴等几个淮北同学紧随其后；皖南的同学稍差一些，但后来在水田插秧中大显身手；只有我们几个上海同学农活是样样不行。我不是割麦是砍麦，后来干脆用手拔，搞得浑身大汗，手还痛。老曹过来指导我们怎么用镰刀，景西立刻有长进，只有我仍然割得最慢。
收工的时候，腰好像断了。我们一部分体弱年龄小的同学先回去，一部分同学在老曹、老徐带领下把收下来的麦子挑走。小猴一定要加入送麦行列。
第二个工作日仍然割麦。麦地东一块西一块，麦子越来越稀，只要把两根麦子拿着用刀这么一拉就行了。
听老曹他们讲，这些麦子最后是要送到公社去的。一部分是交公粮，一部分作为余粮国家收购。余粮？天知道！最后，余的麦子作为社员口粮交到队部食堂。农民自己种的麦子却不能拿回自己家。
据说收麦时，有社员一边割麦一边把麦粒往嘴里送，被队干部训斥为偷集体的粮食。农民偷自己种的粮食！
接下来就是插秧。前一个晚上下了雨，早上变成晴天了，我们走在田埂上，望着这一片片镜子似的水田，呼吸着带着水土味的清新空气，心情好多了。
仍然是那个老头站在田头上，把一捆捆秧苗抛到水田里。我们纷纷赤脚下田。不远处有三四个妇女弯着腰插秧，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和她们不同，同学们的情绪很高，王能静一边教我怎么插秧，一边唱：
“白米（牙子）好吃秧难栽——哪个嗨！”
我唱起了小时候的歌“快乐的小队”，受到传染的同学各自唱各自的歌。有的唱“九九艳阳天”、有的唱“老黄牛肥又大”，在我身后的朱文熙大概认为我们品位太低，哼起了“土耳其进行曲”。朱文熙是一位欧洲古典音乐的爱好者，也是上海同学。
女生曹奇真直起身来，惊讶地看着我们，她的潜台词很明显：“拿哪能胃口介好？”
下乡这几天的生活可把爱干净的女同学搞惨了：没有热水、没有厕所、生蛆的咸菜。尤其是曹奇真。她来自上海一所女中，上学期还是班级的团支部宣传委员，反右倾时还代表组织找青华谈话，这学期却被免职了。曹奇真是1950年代初从香港到上海来读书的，到大学以后外语成绩尤其出色——是俄语，并非英语。
差不多40年以后的一天晚上，我在电视上又见到了曹奇真。身为澳门立法议会主席的她领着一帮议员宣誓就职，用了国语、粤语和葡萄牙语。在佩服老同学的语言天赋之余，还想起了她在罗集农村时的满脸愁容。
老蔡高兴地喊：“大家比一比，看看哪个小组插得快！”他割麦比不过老曹，插秧比老曹快。老蔡自称出身宁国农村“三代贫农”，宁国是长江以南的一个县。
也在一道插秧的妇女社员有点被学生的“干劲”所感动，一个看起来还算年轻的农村妇女突然站起来喊：
“我们有信心！有干劲——”
她一下子又停住了，低下身子又无精打采地干了起来。
插秧后第二天早晨，我向老曹请病假：今天人不舒服，出不了工。老蔡满脸不高兴，要我坚持坚持，老曹却说小张是干不动了。两个人竟然为了我争执起来。正巧老韩进来听见了，老韩不住在我们班，他是来叫老蔡去开会的。他批评老蔡对小同学、女同学都关心不够，还对我说：好好休息，最好去医务室看看。
老韩的话就是最后结论。老蔡一声不吭地跟他去开会了，老曹率领大伙去出工了，我在草堆上躺了一会就到队部去了。队部离住处不算远。
到队部去要经过一些草屋，算是一个小村落吧，小村静悄悄的，没有人也没有炊烟，泥土路边草丛中没有散放的鸡或者羊。经过一处废弃的猪栏，我把头伸进去张望了一会，当然也没有猪。奇怪的是，这里飞鸟也不经过，是一个死村。
总算找到了设在队部的医务室，碰见曹奇真从里边出来，她朝我笑笑，说：“侬也生毛病啦。”
医务室里只有一个医生。我们学校所有的医生都来自部队，转业前不是上尉中尉也至少是少尉，连学校医院也按部队编制，叫卫生科。这位医生挺和气，给了我一些药片，还从暖瓶中倒了一杯热开水给我服药。热开水！平时劳动中喝的可都是凉水，幸亏现在是初夏。
进来了两个壮年男社员，这是我下乡以来唯一一次见到的比较年轻的男农民。一个瘦点的指着一个长得很壮实的小个子对医生说：“这是我们生产队长，全队的生产全靠他啦，他受了一点伤，医生你给点药擦擦。”
那位医生正眼也不看，冷冷地回答：“没有，这点药连学生都不够。”
两个人悻悻地走了，医生这才抬头冷冷地看着他们的背影，仿佛这两个人是《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和穆仁智。
回到住处后，我坐在草堆上想今天看到的一切：没有人烟的小村、医生、生产队长……
我从这一间草屋走到另一间草屋，发现在土墙上贴着一张已经发黄的奖状，借着门外射入的阳光我看清楚了，是××人民武装部奖给××同志“模范民兵”的奖状。这里的屋子都没有窗，大白天也是黑洞洞的，所以平时走来走去看不见。
存涛、老徐几个人把麦糊抬进来，是吃饭的时候了。我把奖状指给存涛看，我们从未出现过的房东是个民兵模范。存涛在墙前站了好久好久，让人有点害怕，老徐也注意到了：
“刘存涛！吃饭了，吃饭了。”
刘存涛转过脸来，他的眼中充满了哀伤。我猜他不久前死去的父亲也是个民兵吧？
黄昏时分吃第二顿麦糊时，老蔡宣布了双抢结束、明天一早返校的大好消息，大家立即活跃起来。有的说还是学校好啊，有的说吃这个麦糊好几天拉不出屎，似乎在会上歌颂农村人民公社的豪言壮语全给忘了。
“小姐”笑着问我一个人在空屋里待一天怕不怕？我说我怕什么？又没有鬼。“小姐”说我背一段伟人诗词中的两句给你听你就会怕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这不是“送瘟神”中的两句吗？这不正是几天来大家的感受吗？
返校的那天早上，老徐叫上我和景西、“小姐”去食堂拿全班的伙食。因为我们没有为大家扛过麦糊，现在应该出点力。老徐说抬粥桶的事不会叫你们，你们是去拿面饼。一听这话我们步履如飞——面饼！
没到食堂门口就闻到了香味，是麦香？油香？反正我这一辈子没有闻过这样令人馋涎欲滴的香味！有的班级代表已经出来了，饼子用口袋装着、脸盆盛着，一阵风似地走了。我们进了灶间，两三个学校食堂的大师傅有的在烙饼、有的和面，大师傅说饼子是用油烙的，带上了10天的油全用上了——你们这几天不是没有见到油吗？总不见得咸菜里放油吧？我们连连说对。大师傅还说找不到葱，不然放点葱花更香。有一位师傅的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说这个鬼地方——伙房里——没有老鼠！
香味引来了一个老头，手里拿着一根短旱烟管，他走进伙房高兴地嚷了一句：
“今天吃饼子啦！”
我们惊异地望着这位老农民，谁也不搭话。老头一下子全明白了：
“哦，是学生吃的！”
他回过身走了，边走边摇头叹气。
我们把油饼带回了住处，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饼子数量不少，出发前的早餐和返校途中的午餐都吃饼子。但在享受油饼美味的同时，我却想起了那位摇头叹气的老头。